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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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武汉珞珈山,冷云密布,清寒异常。

南京陷落前,蒋介石飞往庐山,再从那里来到武汉。平时办公,在交通银行的大楼里。寓所则在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下。紧挨着寓所的,是一处不大的防空洞。因为离日机密集空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必须作好随时钻防空洞的准备。

这一天,在寓所里,蒋介石习惯性地踱着步。他喜欢突然转过身审视来者的那种感觉,只是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黄埔学生,而是垂头丧气的唐生智。

但蒋介石依旧对唐很客气。

唐生智坐在一旁,与其说不安地喝着茶水,倒不如说沮丧地嚼着茶叶的苦。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所以唐生智见了蒋介石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我对不起首都的市民,对不起守城的部队,我是有罪之人。”

唐生智叫蒋介石发落自己,后者长久地缄默。

当初守南京,没人愿意站出来,最后担子落在唐生智身上,对此蒋介石心里有数。南京城破是迟早的事,蒋也是照样清楚的,他只是低估了日军的残暴。至于南京战撤退时的混乱,蒋介石此时只知一二。

蒋介石问唐生智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弃用他了。唐说想回湖南老家打发以后的日子。蒋当即批准。

一场南京战,叫唐生智在国人面前体无完肤。

老唐并非无识之人。当初“七七事变”骤发,蒋介石还在庐山,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对日决策会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战端不可轻开,如果日本真的想局部解决,那南京就可以给宋哲元一个妥协标准。当时参谋总长程潜也持相同意见。但唐生智反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宋明轩(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果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多少年后去看唐生智这个观点,仍是很有见地的,至少是在徐永昌和程潜之上的。现在好啦,对于老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就这样,唐生智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告别了蒋介石,踏上了回湖南东安之路。一个人的背影,就这样彻底消失在抗战的烽烟中。

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又过了一些天,在给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将领颁发勋章时,蒋介石得知了更多南京撤退时的详情。

国民政府的军人勋章有国光、青天白日、宝鼎、云麾等多种。

国光勋章于1937年11月设立,级别是最高的。在大陆时期,只有蒋介石和傅作义获得过。其次才是很多人熟悉的青天白日勋章,其颁授对象是卫国抗敌的军人。这个勋章不是随便就给人的。陈诚算蒋介石身边第一人吧?但直到1943年因鄂西会战才获得该勋章;后来一直在湖南跟日本人打的薛岳,也是到了1941年底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才拿到一枚。

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66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七七事变”之后,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获得过这一勋章。第3枚则颁发给从南京太平门突围的林伟俦(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林时任第66军第159师第475旅旅长。

林伟俦在上海战时腿部受伤,随后跟随叶肇参加南京战。万众突围之夜,引部队出太平门,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的正面撕开一个口子,突破多重防线后,把部队带到了安全地带。后林伟俦到武汉治疗腿伤,事迹被上报军委会,感其奋然决绝,终授青天白日勋章。

颁发完勋章后,蒋介石问林伟俦南京战的情况,林向蒋抱怨陷城前夜撤退时的混乱。

当时蒋介石还召见了第66军另一名旅长喻英奇(西江讲武堂,湖南保靖人)。喻跟张灵甫性格极像,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相貌也同样英气逼人。当时喻率部在南京外围汤山与日军接战,膝盖受伤,后背亦被炮弹炸伤,但坚持不下火线。蒋介石在召见喻英奇时,后者也道出撤退时的进退维谷,下关江边用作转移部队的船只奇缺。

随后的汇报陆续到了蒋介石那里。联想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蒋开始大骂已经回乡的唐生智。

但已经没用了。

丢了南京的唐生智走了,在山东一退再退的韩复榘来了。

开战后,韩复榘的官职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韩复榘,时常在相声里听到他的名字。在逗哏的口中,他是个被嘲笑的对象,粗俗而没文化。

实际情况小有差别。

辛亥革命前,韩复榘入伍到了冯玉祥部下。没多久,就被冯提升为营部司书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来,韩还是有一定文化的。但后来有人为了在这方面给他平反,又将其塑造成一个军阀中的文化大师的形象,这就有点过了。

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的时候,是冯部最能打的干将之一,后因不堪忍受冯玉祥家长制的管法(曾被冯玉祥罚跪),反戈一击,归顺了蒋介石,此后长期主政山东(1930年9月出任山东省主席)。

这7年,韩复榘确实做了一些事,比如吸引梁漱溟到山东搞乡村建设,也拨了一些教育经费。但其本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带有旧文化背景、旧军阀与新军人相结合的“混不吝”。这7年,跟南京国民政府,韩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比如,他曾抵触中央军进入山东,一度还解散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弄死了党部负责人,如此等等。但他也没接受日本人的拉拢,拒绝在山东搞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一句话,韩复榘的原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日本人,都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

中日开战后,韩复榘负责守备津浦铁路山东北段。

此时华北的战局因多个月前宋哲元的踌躇不定而迅速恶化。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命令何应钦调拨给宋哲元300万发子弹,但宋无意大战。后来,陈诚在总结第一期抗战(“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时说:“……首先开辟的就是北战场,但这个开始实在不够良好,以致半年之间,随着平津的失陷,冀、察、晋、鲁,以及豫省北部的许多名城都相继沦入敌手。身当冀、察军政之冲的宋哲元氏,对此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所以,一时间,整个华北战场在看山西和山东。山西那边的正面战场,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已经跟日军打了不短的时间。山东这边,就看韩复榘的了。

但韩复榘不想打。

日军进入山东地界后,除了在德州敲打了一下、在济阳有过短暂的交火外,韩复榘没组织起任何抵抗。日军凌厉的攻势叫韩复榘胆战心惊,仅有的一次到前线视察,差点被日军俘虏。于是炸毁黄河大桥后,他带着部队完全退到黄河南岸。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后两次飞赴济南找韩复榘“谈心”,但作用不大。韩复榘认准了一个理儿:日军太强大,跟人家打,只能叫自己的部队白白损失掉。上海和南京都守不住,叫我守济南,开玩笑么?

所以尽管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叫韩复榘守济南,一旦城破就带人到沂蒙山打游击,但还是被韩复榘拒绝了。他只在济南留了一点人,自己带着主力先弃城而逃了。

先不提这是一场卫国战争,仅就在战场上违抗军令这件事,就够韩复榘喝一壶的了。作为军人之大忌,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杀无赦的。但韩复榘不怕。为什么?一是习惯了,军阀习气那么多年了,打蒋介石他都打了好几次,李宗仁的命令算什么?再者是,后退有什么关系呢?首都南京不都丢了吗?唐生智不也没事吗?

此时的韩复榘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他还不想倒戈当汉奸,但又觉得血拼日军没意义。

还有一点,抗战开始后,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将领认为,自己被推到第一线,是蒋介石的计谋,要借日本人之手将其消灭或削弱。韩复榘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他要保存实力。用他的话说,要能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边,也能有吃有喝,谁也不敢轻视我们!

于是韩复榘从济南退到泰安,把自己的物资全部转移到平汉线上的漯河车站,军委会叫他在泰安构筑阵地,韩置若罔闻,又准备退出泰安。李宗仁劝说,韩很不客气地回应:首都尚且不守,区区泰安如何守得着?

韩复榘又从泰安退到济宁,李宗仁打电话给韩,后者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李宗仁也没办法了,将原话转述给蒋介石,蒋立马被气了个倒栽葱。

韩复榘的意思是:既然是全面抗战,在哪儿都是打,何必要守着一个地方?从逻辑上说,似乎没错。但问题在于,自从德州和济宁撤下来,他韩复榘撤到哪儿都没打过。至此津浦线洞开,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也暴露在日军面前。

有人问韩复榘对山东战局的看法,韩答:“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线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淞沪在打,南京在打,山西在打,河北平原虽然打得不好,但也在打,到了山东这儿,韩复榘轻易地就跑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这是蒋介石和武汉的军委会没法容忍的。严重的事情还不止于此。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通过戴笠的情报部门,拿到韩复榘和刘湘往来的密电。

抗战爆发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四川整军,想叫川军国军化,但“七七事变”突发,何应钦回南京主持对策,整军暂时停止。刘湘认为这事到此也就打住了,所以到南京开军事峰会时表示将出人出粮。但随后跟蒋介石一谈,后者说整军还会继续下去。刘湘自此又开始嘀咕。加上后来南京陷落,政府机关将全部西迁四川,刘湘作为一方割据诸侯气数将尽。

同样不得志的韩复榘的身影,在此时出现在刘湘绝望的窗户外。两个人互相招了招手。

最初的时候,韩复榘听从了幕僚的建议,计划带着手里的四五万军队转移到陕西汉中,在蒋、日之间来一个自保。在跟刘湘联系上后,又表示支持刘湘“拒蒋入川”:先促使四川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外,再跟日本谈判,倒蒋使其下台。韩复榘甚至讲到他可兵进襄樊,率军偷袭武汉,生擒蒋介石。

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通天计划,他韩复榘有那么大胆子,敢动蒋介石?

其实,对那一代军阀来说,这样的计划还真不算什么。具体到韩复榘,他追随冯玉祥多年,一会儿拥蒋,一会儿打蒋,从背后捅蒋一刀常见得很。虽然蒋也习惯了地方军阀对他明里暗里的抵触,但在抗战之初就出现这样的事,还是震惊不小。

不处理刘湘和韩复榘,很难说不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韩复榘代表一线将领,不严惩的话,以后军令没法下达;刘湘代表大后方的将领,不解决的话,四川以及云南的龙云那边都会陷入巨大的动荡。

相比之下,蒋介石对刘湘的愤怒远在韩复榘之上。道理很明显。这还不算完,在戴笠报上来的密电中,还看到了宋哲元的名字。但戴笠告诉蒋介石,宋哲元是否真的参与了,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候,宋哲元主动联系蒋介石,告诉蒋韩复榘和刘湘正在密谋,欲策动事变,要他加入反蒋集团,但被他拒绝了。

宋哲元提供的情报太及时了。

本来蒋介石对宋并无好感,但此时宋提供的消息叫蒋对宋另眼相看,后来宋入选人数寥寥的军委会委员,很难说不是因为在此时立功。

刘湘因胃病正在武汉的医院疗养,蒋介石决定先解决韩复榘。

为此特意跟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陈诚要求严厉制裁韩复榘。白崇禧则认为,如果不制裁的,全国180多个师、40多个旅就没法指挥了。一向温文尔雅、不急不慢的何应钦也恼火了,他跟蒋介石说了句话,原话是:“若让韩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民心士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应以军法严办,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还是沉得住气的。

对付旧军阀,他绝对有一套,而且一点也不憷头,属于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状态。

1938年1月初,蒋介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发了个通知:1月10日在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召开第1战区和第5战区联席会议,两个战区军以上没作战任务的将领都必须参加。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上一次李宗仁于徐州召集第5战区会议时,韩复榘已经推托过一次了。

随后,蒋介石把电话打到韩复榘那儿。

为避免韩的怀疑,蒋介石打电话时,还是走了下程序,先问山东的战况。韩一时间找不出应对的词儿,只是说形势不好,日军攻势太凶,他有负委员长的重托。蒋介石趁机对韩复榘说:“向方(韩复榘字)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开个会,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你说这样好不好?”

不好,我不开会,我不参加。韩复榘的胆子还没大到这种地步。他愣了一下,再也找不到推托的理由。

电话里,蒋介石叫韩复榘带上身边的主要将领。

韩复榘也不傻,他必须琢磨一下。但也没多太想,认为最严重的结果是被痛批一下。他相信这种事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乱局中,有部队就行,蒋介石真把他逼急了,他就把部队拉出去,他料蒋介石不敢对他怎么样。

尽管如此,韩复榘还是决定带一个特务营去开封。

韩复榘坐的是专列,手下两员大将孙桐萱(行伍出身,河北泊头人)、曹福林(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随行。

对于开封,韩复榘并不陌生,因为以前他做过河南省主席。但此时的开封如临大敌,军警宪特,戒备森严,韩复榘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多少有点后悔前来,但如果不来的话,就等于公开跟蒋介石闹掰了。

开封是河南省主席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他比韩复榘还紧张。

为防止日军空袭,会议定的是1月10日晚上召开。蒋介石当天下午飞来开封。在武汉机场,蒋对白崇禧说:“我们最好各自分乘一架飞机。”

白崇禧明白蒋的意思:一旦遭遇日军战机,不至于大家都遇险。就这样,白坐了一架运输机先走。下午3点多飞抵开封机场。没想到,刚到机场上空,就遭到高射机枪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机身四周滑过,吓得机组人员不知所以,白崇禧也晕了。高射机枪打了一会儿,不打了,飞机这才缓缓降落。白崇禧刚下飞机,刘峙就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第一句话就是:“白总长!实在是误会,误会啊!”

决定在开封开会后,刘峙就开始忙活,主要是得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当时街面人流混杂,刘峙晃了下脑袋,随后灵机一动,在蒋介石飞来前,叫防空司令部拉响警报,警报一响,街上的人自然躲起来。但是,忘记通知机场的防空部队了。就这样,警报一响,机场的高射机枪立即对空警戒。就在这时候,白崇禧的飞机到了……

刘峙说:“白总长,此事万不可报告委员长啊,就算我求你了。”

白崇禧说:“多亏了你的部队射术不精,否则飞机就中弹了。”

当然有挖苦的意思。但只要白崇禧不报告蒋介石,他刘峙就谢天谢地了。

白崇禧说:“如果我中弹了,当然没法报告委员长;现在没中弹,自然也就没有报告的必要。”

刘峙慌忙点头。没多久,蒋介石的飞机也到了。

在机场的一个屋子里,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刘峙四人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主题就是捉拿韩复榘。刘峙是在这个会上才知道要查办韩的。他一直在擦汗。蒋介石问他怎么了,至于如此紧张么?刘峙能说什么呢,他还在后怕刚才的事。如果他的部队真把白崇禧打死了,他抵一命是小,关键是叫人笑话。

刘峙调整了一下情绪,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何应钦、徐永昌等人随后也飞到了。陈诚留守武汉,没能过来。

夜幕降临后,会议开始了。其他将领提前一两天就到了。

在门口,韩复榘陆续看到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程潜、刘峙、汤恩伯、关麟征、孙连仲、李品仙、廖磊、孙震、商震、冯治安、张自忠……

大家表情严肃。

韩复榘跟孙连仲打招呼,当年他们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太保”。进门前,孙连仲拍了拍韩复榘的肩膀,没说什么。

长条会议桌,大家在两旁坐满,韩复榘坐在右侧靠后的位子,左边是张自忠,右边是关麟征。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钱大钧和刘峙的陪同下来了。

韩复榘以前打内战时是非常彪悍的,有一次在武汉蒋、韩会面,前者称其为“常胜将军”。而现在,“常胜将军”成了畏敌如虎的角色,要是他能把军阀互相攻掠的劲头拿到抗日战场上,倒也不负韩复榘“拼命三郎”的英名。但人世中多是迷路的灰鹤,韩复榘一方面内心顽强,另一方面又六神无主,此刻他望着蒋介石,后者脸色铁青。

按很多记载,会上蒋介石一开口就点了韩复榘。实际上并非如此。会议之初,蒋介石先叫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汇报各战区的情况。

随后蒋介石说,自“七七事变”到现在,全国抗战已经有半年了。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后,我们已迁都重庆,现在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武汉,保卫武汉是今年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怎么保卫武汉?不是说等敌人逼近了再保卫,而是要在外围扼住敌人的进攻。不要认为津浦线跟保卫武汉没什么关系,它是牵制日军的战略区域。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抗战是举国之事,顽童尤知,武汉街头卖报的孩子都在为抗战捐款,支持我们去购买和建造抗击敌寇所需的武器。但是,有些高级将领却不明此义,逆大局而动,违抗中央的命令,不战而退,造成恶劣影响,这个责任必须有人担负!

韩复榘没想到蒋介石口气如此严厉。

有人曾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的场景,说韩复榘跟蒋介石吵起嘴来,所谓“济南丢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南京丢失了责任谁负”,蒋介石答:“现在追问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其实这只是想象而已,当时蒋介石并没点韩复榘的名字,只是在会议的最后宣读了作战奖惩办法,谈了对将士的四点要求:

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孙中山)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自己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族。

一时间大家沉默无语。

散会时,蒋介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韩复榘。

韩复榘想上前说点什么,但被钱大钧挡住了,语气不冷不热地说:“韩长官还是先休息吧,明天还有一天的会。”

刘峙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的职务。他凑上前,拉着韩复榘去他的寓所休息。韩复榘沮丧地跟着刘峙出了会议室。

在大院里,韩复榘看到何应钦。两者并不是很熟悉,几步之遥,何应钦只是冷冷地望着韩复榘。

韩复榘回头对刘峙说:“我在德州、济阳跟鬼子打过仗了。”

刘峙笑,并不说话,只是叫韩复榘上车。韩复榘发现面前停的不是他的车。刘峙说是自己的车,顺手把韩推了上去。韩复榘一上车就发现事情不对了,因为坐在前面副驾驶位子上的一名青年爬到了后座,然后向他出示了逮捕证。

韩复榘闭了一下眼。

他冲着车外大喊:“刘峙你他妈的混蛋,唐生智丢了南京,你丢了保定!你们一起算计老子!我要见蒋介石!”

当然没人理睬他。

喊完了,韩复榘冷静下来,按照他的盘算,蒋介石顶多收了他的兵权,还能如何?而且,能不能收了还不一定是蒋介石说了算。至于跟刘湘的电报,他坚信那仍是一个秘密。

韩复榘随后被押解到火车站,塞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当然,他带来的特务营早已经被缴械了。

当天深夜,蒋介石就下令于学忠(北洋武卫左军速成学堂,山东蓬莱人)由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升为总司令,韩复榘的大将孙桐萱为副总司令,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但当时于在前线,后改由孙桐萱任总司令。

再说韩复榘,到了武汉,被交至军法执行总监部,关在军委会的一座二层小楼。

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后,韩复榘再次见到何应钦,后者已经带着特别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身份了。

韩复榘要见蒋介石,当然不可能。

此时他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

他当然没有疯,但也很难说镇静从容。每次审讯中,他都紧闭双唇,有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最后,法庭给韩复榘定的罪名是: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这几个字,对军人来说,字字杀机。初援德州不力,后又擅弃济南,拒不在泰安布防,退至济宁又为敌所跟进,军委会一切命令均不尊奉。确实名副其实。

1月24日晚7点刚过,一名宪兵通知韩复榘,说何应钦找他谈话。韩复榘以为峰回路转,大约自己表个态,就可被宽恕?但快走到楼下时,韩复榘发现自己错了。

院中都是持枪的宪兵。

韩复榘说自己脚上的鞋不合适,要上楼换一双。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话。如果他将被执行死刑,上楼就能逃脱么?韩复榘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他太不甘心了。

就在韩复榘往楼上跑的时候,枪响了。

韩复榘后背中了第一枪。他转过身来时,胸口又中了六枪。韩复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打我……”

有人说,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对临阵脱逃的将领的处罚确实非常严厉,但他只枪毙杂牌军的将领。这样的说法未必公允。蒋介石确实有袒护嫡系的毛病,但这种偏差并非如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大,因为被他下令枪毙的黄埔系将领也不少,有的还来自王牌军,比如第74军的师长廖龄奇、第88师师长龙慕韩。

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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