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迷失东京

魏风华Ctrl+D 收藏本站

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中国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首相近卫文麿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入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没什么人应和他。

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

一向没什么棱角的米内也站在了广田一边。最后近卫首相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按照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的意见办。”

多田没办法,回到陆军参谋本部,连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向内阁服软。

这是陆军最为奇异的一次服软。

多田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往往是明智的,但就是缺乏坚持观点的勇气和力量。

1月16日正午,东京电台广播员播发了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

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

这个声明很难说充满了近卫的意志。

不以其为对手,相当于在不宣战的情况下,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启程回国,随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返回东京。

从政略上讲,东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仓促和愚蠢的。

陆军参谋本部虽然有个战争指导课,但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稳健的战争指导机构。即使开战后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仍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略是分开的。此时,中国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但国家战略却一步未失;而日本,尽管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但军事的胜利没法转为政治的胜利,而是随着军事胜利的继续,使局势陷入日本根本没法解决的复杂状态中。

当然,现在日本人还没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不靠谱。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东京作出这个决定后,随即出台了一个“不扩大”方针,计划最迟到1938年7月,把驻中国的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在华中方面,把第9、11、101师团撤回国,留下第3、13、18和台湾混成旅;在华北方面,调回第10、16、20、108、109、114师团,只留下一个第5师团。

但计划如果不实施的话只能是计划,前线的战事还在一步步推进着。

早在南京陷落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就想把华北和华东两片地区连起来,也就是进行打通津浦线的作战。但被多田骏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拒绝,河边发电报给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大佐,说:“部队只能在胶济线(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警戒,不可南下作战。”

下山在回复中说:“陇海线(连云港到宝鸡的铁路)北面和胶济线南面之间的地域,还有十多万没受打击的中国军队,给予痛击是极有必要的。”

河边的回复是:“如果要打,顶多也是将敌人一时击退,或使其阵地南移,结果对我们来说,只是扩大了占领区,牵制了更多兵力而已。”

在这种观点的对峙下,折中出台了一个占领青岛的计划。

青岛历来被日本人看做是自己的地盘。仗打了几个月,青岛还没拿下,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多田与河边,也赞成攻取青岛,连接起胶济线。

按参谋本部的计划,以华北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也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广岛第5师团为主力进行青岛攻略。

此时板垣的参谋长是樱田武大佐,下辖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辖长野佑一郎第11联队和山田铁二郎第41联队;第21旅团(旅团长坂本顺),辖片野定见第21联队和大场四平第42联队;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联队。

但这时候海军想插一腿,搞来搞去东京最后的决策是,两面合击青岛,把登陆任务交给海军陆战队,第5师团则沿胶济线东进。

问题出现了。

此时第5师团正在保定集结,赶到青岛需要多日。在这种情况下,病了一阵刚来上班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担心海军陆战队独自完成对青岛的占领,于是命令刚参加完南京迂回战的国崎支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但日本海军先发制人,提前了行动时间,最后还是跑到陆军前头了:1月10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青岛。国崎支队登陆已是4天后了。又过了几天,老板垣才气喘吁吁地带着师团司令部甩开后面的大部队赶到青岛。

青岛陷落后,下村定的职位被桥本群接替。

指挥杭州湾登陆是下村个人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他的另一个记忆点则是1945年秋天作为日本帝国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下村和桥本交班时,提了一个建议:不等中国喘息,在华东日军的策应下,华北日军沿平汉线直下,穿越中国第1战区而直下武汉。这个作战计划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徐州周边中国第5战区的野战军还没被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武汉,即使可以击破正面的中国军队,自己的左侧背也会暴露(华北的主攻部队是否够用也是个问题)。兵行诡道,作战的本质就是冒险,三国时邓艾走阴平小道,穿越险山直下成都是最好的例子。

但桥本群也属于稳健派,对下村的提议表现出犹疑,他认为现在部队最需要干的事儿就是休整,最好大家都抱着枪睡上两个月。由于自己已经走人,下村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冒险但有极大价值的直攻武汉的谋略被搁置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历史:1938年的春天,日军没有直下武汉,而是步步为营地打徐州。当然,即使按下村的计划,也不可能迫降中国,但却可以给正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

这叫人联想到战争末期,1944年底,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出任在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后,很快就制定了以两支最强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为主力合击重庆的计划,1945年的湖南雪峰山会战实际上是其中一部分。假如冈村早一年上任的话,后来的局面未尝可知。但偏偏过于求稳的畑俊六长期担任最高司令官,使历史在这里出现一丝神秘的模样。

所以说历史的改变很多时候都来自于细枝末节上。而决定细枝末节的,则是相关位置上的那个人。

桥本上任第二天,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崛场一雄)搞了个昭和13年(1938年)陆军用兵指导大纲。按给出的计划,最晚在1941年结束战争。

随后桥本带着大纲去参加内阁的碰头会。

在会上,话多的还是内相末次信正,他跟桥本说了两点,一是内阁拿不到陆军确切的有关国民政府想法的情报,二是要求立即进攻武汉和广州(末次倒是意识到马上攻占武汉的价值)。

桥本在日本军中属于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位本应负责国内事务的大臣实在是喧宾夺主了。

桥本告诉末次,无论打哪儿,前线的军队都要休整一段时间。

说完居然就走人了。

回去后,桥本把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喊来,叫他把这个意见通知陆军大臣杉山和次官梅津美治郎。请注意,桥本用的措辞是“通知”,而不是“征求”。

桥本随即在参谋本部召开整军会议,先是把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从南京调出来,回归华北方面军建制。然后对华东日军进行了布置:

牛岛贞雄第18师团驻杭州;

伊东政喜第101师团驻湖州;

第6师团在芜湖一线。师团长谷寿夫在1937年12月28日已经被调回国内,新师团长由稻叶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大阪人)担任;

第5师团国崎支队也回归华北方面军建制;

藤田进第3师团主力在镇江;

吉住良辅第9师团主力在苏州;

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主力开往安徽滁县警戒;

第11师团天谷支队接替第16师团警备南京(1938年1月16日达到,一周后最大的屠城恶魔第16师团启程离开南京)。

桥本随后又把末松茂治第114师团从华东调到华北待命。同时,把国内的旭川第7师团转调中国东北,加强对苏联的警备。

桥本最后一个动作,是直接“注销”了柳川平助第10军的番号。

这还不算完。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被叫回东京,实际上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引起公愤而被撤职。桥本不但将第10军番号取消,而且下令改华中方面军的番号为华中派遣军。此时,陆军教育总监畑俊六大将出任新司令官,参谋长则是河边虎四郎的哥哥——“七七事变”的主角之一河边正三,但武藤章依旧担任副参谋长。

畑俊六,日本帝国最后一位陆军元帅。

他与松井相似,说的是相貌、身高,都是个小老头的模样,矮小奇瘦。随后几年里,除了短时间做军事参议官和陆军大臣外,一直都担任日军在华最高司令官。

畑俊六上任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叫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向北扫清淮河一线的中国军队。

荻洲带领师团司令部进抵安徽滁县,随后把主力推进到池河(定远县东南)一线,然后迅速攻占了淮河南北岸的凤阳、蚌埠、怀远和临淮关。但任务也仅仅是这些。所以在2月10日,荻洲师团占领临淮关后,就计划把主力拉回滁县。

但不料此时风云突变!

北面原本在胶济线一带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津浦线迅速南下,荻洲师团于是被电令在原地待命,作好继续向北攻击的准备。

到底发生了什么?

展开1938年春天的日军作战地图,会发现华北方面军第1军主力还在山西转战;山东方向的第2军,占领济南后,前锋推到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按当初多田骏通过河边虎四郎传达给寺内寿一的命令,第2军的部队只能留在胶济线附近。桥本群上任后,虽然搁置了下村定快速奇袭武汉的计划,但这个方案并没在他脑子里完全消失。虽然保守如他,但毕竟坐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不得不考虑直接进攻武汉的作战价值,况且连内相末次信正都想到了这一点。

桥本跟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系不错,这一天下班后,在东京的一个酒馆里,两个人盘腿喝着酒,聊到这个问题。

梅津直截了当地告诉桥本,说现在最好的作战计划就是同意寺内寿一的要求,进行津浦线作战。

桥本问为什么?

梅津说:“现在北平和南京都成立了新政权,需要把这一区域连接起来,为此打通津浦线是难免的。”

桥本突然说:“直接进攻武汉对蒋介石政权更具威胁吧?”

梅津吓了一跳,想了想,说:“帝国已经不再视其为对手,他无足轻重。”

这话从梅津嘴里说出来,让桥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梅津又补充了一句:“进行津浦线作战,攻占徐州后,仍可以进攻武汉,那时候沿陇海线挥师中原,取郑州后再拐弯沿平汉线南下,依旧是不错的选择。”

喝完酒后,桥本没回家,而是重新回了参谋本部,叫值班人员给寺内寿一发了电报,问他进行津浦线作战的目的何在?

第二天,收到寺内的回电,答复居然跟梅津所说的一样。

寺内的解释是:鲁南、苏北仍有大量中国军队,必须对他们加以消灭。

桥本把寺内的电报给河边虎四郎看。

河边有点怪,他既否定了武汉作战,也否定了津浦线作战,认为日军的当务之急是稳固占领区。

桥本叫河边起草这一年的作战计划。随后叫河边带着计划飞往中国,华北方面军、蒙疆兵团、关东军、朝鲜军,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传达命令。河边没去华中派遣军那里。因为离开东京时,他哥哥河边正三在正好回东京公干,于是他把命令直接给了作为华中派遣军参谋长的哥哥。

在北平,河边虎四郎向寺内寿一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什么任务呢?保证现在占领区即胶济线和黄河北岸地区的治安。同时,叫寺内寿一解释第10师团位置越来越南移的原因。

这个蛛丝马迹被河边发现了。

寺内告诉河边,现在他手下的第1军刚刚完成平汉线中段和山西作战,已经把司令部推进到位于冀南的石家庄。第2军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自去年底占领济南后,沿津浦线追击中国军队,连克兖州、曲阜、邹县、济宁;第5师团正在配合其行动。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追击眼前之敌,绝非擅自深入南部进行作战。同时,还要求大本营批准往南部投放更多兵力,扫清这一带的中国军队。

回到东京后,河边把情况一说,桥本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节骨眼上,以谨慎保守著称的河边虎四郎另有任命,继任作战课长的是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

稻田一上任,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这是个激进的家伙,他立即批准了寺内要求增加南进兵力的要求,认为进抵鲁南滕县、临沂一线不成问题。在寺内寿一的要求下,完成淮河作战的第13师,也被命令继续北上,呼应南下扫荡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

实际上,这就等于下达了打通津浦线的命令,揭开了徐州会战的大幕。

寺内原本就是个平庸的军人,而稻田则属于愣头青式的角色,他们的合力无意间帮助了中国,因为置津浦线于不理而迅疾直下武汉的可能性已彻底没有了。这样一来,中国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时间就至少多出了5个月。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是足智多谋的冈部直三郎,他没有拦住寺内的欲望是件可悲的事。寺内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位有着贵公子背景的“官二代”只是希望南北对撞,享受一下跟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师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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