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过血肉滕县，矶谷廉介第10师团濑谷支队顺着津浦线南下，于1938年3月18日深夜攻陷临城，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南下，主力则沿津浦线台枣铁路支线攻占位于滕县和临沂之间且更靠南的枣庄，随即又陷落了鲁南重镇峄县（台儿庄所在县）。
此时最紧张的未必是徐州的李宗仁，而有可能是武汉的刘斐。
面对日军在鲁南的攻势，已升任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刘斐，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拿出自己的判断和计划，然后经军令部长徐永昌签字呈献蒋介石。
刘斐深得蒋介石信赖，其作战计划在蒋那里往往“一稿过”。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刘斐的作用实际上要大过何应钦、白崇禧。当然，这不是降低何、白乃至于陈诚等人的作用，而只是说刘斐这个中枢位置太重要了。
矶谷、板垣两师团在山东的南下和荻洲师团在安徽的北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例行的战役扫尾，还是想发动一个新的大会战？无论东京怎么想的，地图上的实际情况是：南北两个箭头，都在向徐州方向撞去。
在鲁南战场，面对两股日军的夹击，中国军队是主动跳到外线，还是继续在内线作战？刘斐倾向于后者。前面说过，内线作战有利有弊，弊端是容易被敌人合围，好处是部队可以在内部穿插调动，对外围敌人各个击破。进行内线作战有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以便随时机动使用。
蒋介石同意刘斐的观点，叫他立即到第5战区走一遭，根据这个思路协助李宗仁拟定作战计划。
从3月中旬起，中国军队调动频繁，源源不断地向第5战区转进。刘斐赶到徐州时，滕县已经失守，汤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刚刚开过来。
经上一年的南口大战，汤恩伯确实声名日隆，当时最著名的《大公报》发回多篇战地报道，一时间使汤成为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中名气最大的将领，此时已升任为第20军团长，统辖关麟征第52军和王仲廉（黄埔军校1期，安徽萧县人）第85军，分别辖郑洞国第2师、张耀明（黄埔军校1期，陕西临潼人）第25师、陈大庆（黄埔军校1期，江西崇义人）第4师、张雪中（黄埔军校1期，江西乐平人）第89师，以及临时拨调的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110师和一个独立的德式重炮营。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汤恩伯的起家部队是第13军，这个军所辖的两个师，一个是第4师，一个是第89师。但在汤升任第20军团长后，军委会给了他一个“第85军”的番号，汤恩伯没把这个番号给新部队，而是给了第13军的部队。而第13军这个番号呢，后来给了张轸的部队，而老汤自己还兼任着第13军军长，所谓“新部队老番号，老部队新番号”，这被认为是老汤扩充自己军力的一个隐秘做法。当时，汤军团士兵（不包括张轸的部队）的左臂章上，都写有一个“伯”字，用以区别其他部队。
在河南休整了几个月，此时整个部队战力更加强劲。在王耀武第74军还没冒出来之前，在第18军和第5军没有更多战绩的时候，在胡宗南第1军名大于实的情况下，汤恩伯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央军的首席。至少抗战前两年日本人是这样认为的。汤恩伯本来就心高气傲，性格里又有执拗的东西，用后来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话说，汤恩伯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不放在眼里，地方军和杂牌军的将领见了汤恩伯都噤若寒蝉，怕得要死。
早在1936年，汤恩伯就主动向蒋介石请命把部队开往绥远前线，去协助傅作义，当时他的表态让蒋介石很动容，原话是：“凡是人家所不敢打的难仗，都交给我打；凡是人家所不敢去的危险地方，都让我去。”面对这样的表态，很难说蒋介石不对汤恩伯青眼相加。于是汤的部队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到塞北布防的中央军。在当年秋冬之季傅作义打百灵庙之役时，汤恩伯率军策应出击。
“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次中日大战南口之役，汤恩伯的部队率先与敌接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发给部下王仲廉的电报中，老汤说：“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又说，“我们是中央军，假如士兵和下级官兵有畏缩不前的，由各直属长官把他们就地枪决。如有营、团以上的长官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开往鲁南战场前，老汤在许昌驻地宴请部队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们，希望团员们多对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和报道。谈到南口之役时，汤恩伯说：“南口作战中，有两件事叫我最伤脑筋，一是无论我的指挥部在哪儿，都有汉奸放信号给日军炮兵和轰战机；二是部下任意枪杀日军战俘，始终没能给我交上一个活的！”
宴席间，服务团的一名教员或是奉承或是无意地说：“都讲湖南出军事长才，我看浙江也是名将辈出啊。”
教员提了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名字。
汤恩伯喝到痛快处，见有人提到胡宗南，便说自己经过南口之役后，在全国的声望和在蒋介石的眼里，已经跟胡宗南不相上下啦。
关于这两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个辈分老点的刘峙，对比起抗战时的作为，是有点意思的。
刘峙“运气”不好，在1937年的河北战场上一败涂地。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河北是大平原，在这样的地形下，说句公道话，就算是换了薛岳，换了王耀武，换了孙立人，当时也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力推进，所以刘峙当是“有苦难言”的。除了地形外，刘峙当时还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抱怨地方军队战力太差，请求再调两支中央军到河北作战。但当时中央军都在上海打，根本不可能抽出部队支援河北。
至于汤恩伯和胡宗南，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胡宗南只参加过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兰封之役、信阳之役，再打就是后期的灵宝之役、豫西之役了，一共跟日军打了5仗，直接指挥的只有前3仗，其余的时间一直在陕西警戒。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从战略上讲那里可以确保四川的安全。不提战绩，只说指挥风格，汤恩伯是压胡宗南一筹的。按冈村宁次的说法，他与汤恩伯交战多次，对汤在一翼被击时敢于直插日军腰腹的战法颇为心悸，这指的是汤恩伯最擅长的侧击运动战。
大宴完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汤恩伯一声令下，率大军即行开拔：由许昌乘火车到漯河，然后走公路，步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休息了3天，突接李宗仁命令，说矶谷师团正从津浦线南下，叫汤恩伯立即北进。
一路行军，战地服务团的青年们刷了一路的抗战标语。
汤恩伯乘汽车，见服务团的青年实在辛苦，过亳县时，叫副官购买了10辆自行车，发给小伙子和姑娘们。
汤军团3月中旬在徐州利国驿车站下车。
很多人说，老汤下车后，就主动让开了津浦线正面，向位于台儿庄北面枣庄附近的抱犊崮山区隐伏。因为与其层层拦截，不如张开一个口子，把日军第10师团放过去，当他们在正面受阻而精疲力竭时，再叫一支有生力量适时地在其侧背横刀一切。其实，这都是后来“想当然”的猜测。因为汤军团下车时，日军还没南下台儿庄，虽然可能性很大，但毕竟没有完全明朗化。所以，汤恩伯最初的计划，仍是拦截枣庄的日军。
这也是李宗仁许可的。
当然，在怎么使用汤军团上，李宗仁和到达战场的刘斐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此时的有生力量显然非汤军团莫属，灵活使用该军团也符合刘“内线作战必须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的思路。
此时，按李宗仁的参谋长徐祖贻的判断：日军第10师团打下滕县后，有可能不等在临沂受阻的第5师团板垣支队，而孤军向南冒进。
李宗仁和刘斐都同意这种敌情判断。徐祖贻的观点是，如果汤军团上来就跟日军硬碰硬，不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而且汤军团也还没厉害到那种地步。所以，希望汤军团不要过早暴露番号，主力伺机而动。其实这也是当滕县被围时，汤恩伯只派出了少量部队的原因。
对于不要过早暴露汤军团番号，徐祖贻是有他的作战逻辑的：汤军团是进入鲁南地区的唯一一支中央军，也是此时中央军的首席部队，如果过早地暴露番号和行踪，必然会引来大量的日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第10师团就不再构成孤军冒进的可能性，对第5战区围歼一支日军以扭转开战后颓势的计划大不利。
3月22日晚10点，汤军团关麟征第52军向枣庄东面迂回，计划跟集结到北面抱犊崮山区的王仲廉第85军合围枣庄。关部张耀明第25师为先头部队，后面是郑洞国第2师和关麟征的军部。先头部队进抵了一个叫郭里集的地方。村子离枣庄不是太远，四周有几座楼形碉堡。该旅连日行军，比较困乏，进了村就休息。
大意了。
因为此时，在村口一个碉楼里，日军第10师团第10联队第2大队的小队长山口明二中尉正拎着战刀，闭着眼屏住呼吸。本来他们是作为搜索部队从已经占领的枣庄出来的，但没想到一下子遭遇大批中国军队。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在派出一人向枣庄送信后，其余五十多人都钻进碉楼。
张耀明这个旅进抵郭里集，一时大意，偏偏没有搜索这个碉楼。
山口和士兵伏在碉楼里，整整等了一夜，但外面没有任何动静。这一夜对他们来说是难熬的，因为鬼子们都明白：死亡已开始倒计时，中国军队早晚会发现他们，否则那就真的是战场上的奇迹了。而一旦发现他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战死，除非援军能够及时到来。
转天清晨，一名中国士兵在村口撒尿，无意间看了一眼旁边的碉楼。开始的时候，他怀疑自己看错了，揉了一下睡眼。这一次，他确认自己看到的确实是黑漆漆的枪口，藏在射击孔里。
士兵撒腿就跑，日军的枪随之响了。
开始时，该旅还以为在村口碰到日军便衣队，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碉楼里有敌人！
随后一下子就把碉楼围住了，用轻重机枪和苏罗通机关炮压制了日军火力。
虽然火力被压制了，但日军顽守的本事确实可以，打了一个多小时，居然没把这个碉楼打下来。最后开始用挖地道的方式，用炸药进行爆破。但日军枪法精准，这边牺牲了多名战士后，仍没能进入日军的射击死角。
说时迟那时快，枣庄方向派过来的两个中队的日军已经到了，幸好被张耀明的手下，戴安澜（黄埔军校3期，安徽无为人）的部队拦住了。但碉楼内的日军还没有被端掉。情况被后面的关麟征所知后，暴脾气的关麟征大怒，把张耀明大骂了一番，随即派过来一个野炮连，一炮就把碉楼的上层削去。盖子没了，里面的日军犹如一窝地老鼠，慌了神。
实际上，山口一直都在慌神。他知道这个小队已经完蛋了，能熬到援兵来就是奇迹了。但奇迹之所以称为奇迹，就在于通常情况下它不会发生。
日军开始往碉楼外面跳。
土黄色的军服在阳光下显得很刺眼。
有不少日军成了中国士兵的靶子，大多数被歼灭，包括山口，他中了七弹。也有没被击中而一路狂奔的。
第2师师长郑洞国也带人赶到了，在望远镜里，4名侥幸逃脱的日军跑得极快。郑洞国看到，中日士兵相距不到50米，但后面的中国士兵就是追不上前面的日军。日军士兵虽个头不高，但身体素质确实强于中国士兵。本来抓几个活的，但结果只抓了一个负伤的中士小田原俊夫。
小田原随即被提审。
小田原死撑了半天，最后交代了两点：一是他所在的是第10师团的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他的小队归属这个联队的第2大队，主力正在枣庄，最初准备向临沂转进，支援那里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但后来又叫待命；二是第10师团濑谷支队攻陷滕县后，沿着津浦路南下，攻占了临城火车站，一部继续向南，另一部则向东，目标好像是峄县的台儿庄。
关麟征马上把敌情报告汤恩伯。
汤恩伯需要琢磨一下了。按部就班的计划是：率领王仲廉、关麟征两部潜入抱犊崮山区，警戒并待机攻击枣庄之敌。反身关门合围南下日军不是计划内的，而且汤恩伯觉得，此时日军刚刚南下，他马上就掉头合围，时机远远未到，顶多跟日军陷入胶着状态，从战术上讲，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他没搭理南下台儿庄的日军，而是继续向枣庄而去。
小田原说的他所在的大队开始被要求支援临沂，后来又叫原地待命，一点也不假。3月19日的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参谋冈本清福由济南来到矶谷廉介设在兖州的师团司令部，要求矶谷派出一部分兵力支援在临沂苦战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矶谷当即答应，通知濑谷启，把支队所属的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转向临沂方向。
濑谷随即派兵，同时叫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派一个大队直指台儿庄，自己则带余部坐镇峄县，作好随时支援两支部队的准备。但就在这时候，一份来自空中侦察的情报摆在濑谷面前，说在跟津浦线平行的微山湖发现大量中国军队用于运兵的船只。有多少呢？情报显示是上千艘。这叫濑谷启不得不三思，于是擅作主张取消了向临沂派援兵的计划。
此时，第63联队第2大队的一千多名日军，沿津浦线枣庄到台儿庄的铁路支线，一点点搜索前进。
台儿庄，位于鲁南与苏北交界处，徐州西北面的门户，打下台儿庄，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兵临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
整个台儿庄背靠运河，有一千多户人家，听上去是个镇子，实际上是座小城，四周有砖石城墙。庄内的街道亦多用青石铺成，非常狭窄，民居密集，多为砖石建筑。这实际上决定了几天后血战的残酷性，那是真正的砖石横飞，而非一般的暴土扬长。
为在台儿庄拦截日军，第2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也带着田镇南（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南项城人）第30军和冯安邦（行伍出身，山东无棣人）第42军于3月22日经徐州开抵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车辐山车站。
这两个军，一共只有3个师：黄樵松（行伍出身，河南尉氏人）第27师、张金照（行伍出身，河南郾城人）第30师、池峰城（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第31师，外加吴鹏举的独立第44旅，其中冯安邦的部队在山西娘子关损失殆尽。
按李宗仁对老西北军的印象，觉得进攻非其所长，所以孙连仲的部队一到，就被拉去进行台儿庄的守备。
此时集结在鲁南的中国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西北军，又有川军，后来又来了滇军。如果换了别人，指挥起来确实成问题，但李宗仁到底有魄力，尽管后来他还是认为汤恩伯不太服从命令，但总的来说在令行禁止方面没出现什么问题。
3月23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最先与池峰城第31师的骑兵接触了。
日军的这支部队也是骑兵。
骑兵是人类留下的战争化石。现代日军成军后，非常重视骑兵战术，日俄战争中骑兵的表现是他们的骄傲。如今在齐鲁平原上，中日两国骑兵挥舞着马刀，向对方冲去。
骑兵战斗，从某个角度来说，才是最残酷的战斗。因为你的脸所面对的，是最原始的冷兵器，你不是把敌人斜劈下马，就是被砍过来的钢刀划开面颊。日军骑兵到底是强大的，战术也灵活，几个冲锋下来，第31师的骑兵开始拨马后退。
日骑风卷残云般追赶，1938年春日午后的台儿庄，已经遥遥在望了。
池峰城第31师时是前一天进驻台儿庄的。开战前，已经叫庄里的居民全部撤出。
孙连仲到达前线后，把司令部推进到庄外西向5公里处的一个村子。当时，军委会的规定是，集团军一级的司令部距一线只要不远于20公里就行。
孙连仲想拼。他叫张金照第30师守备台儿庄右翼，黄樵松第27师守备台儿庄左翼，池峰城第30师一分为二，部署在庄内外。吴鹏举独立第44旅一部扼住庄后运河上游，一部作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台儿庄最初由第31师王冠五的一个加强团守备，王镇久部守备庄东，王祖献部（后胡金山代理）守备庄西，师长池峰城的师部在庄外火车站附近。此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台儿庄需要守几天？打到什么程度？王冠五不知道，池峰城不知道，甚至孙连仲也不知道。
黄昏时分，日军进行了一阵炮击。转天清晨，进攻正式开始了。
一上来，日军攻势还是非常凌厉的，而且也颇见效果，半天下来，台儿庄外的前进阵地就被攻陷，一个小队的日军还顺势冲到台儿庄城下，从炮弹轰开的豁口处攻入庄东北角。虽然他们在第二个回合中被打了出来，但仍有15名日军残留城中。此时战斗虽然紧张，但还不算激烈。不算城里的15个人，日军打了一上午，伤亡只有132人，其中战死也就20个人。
台儿庄战打响的时候，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新任侍从室主任林蔚直飞徐州。
随后蒋介石在李宗仁的陪同下，到车辐山火车站，视察了前线。他叫李宗仁不要担心部队的问题，杜聿明机械师第200师的3个战车营和1个师直属炮兵营都交给李宗仁调遣；更不用担心弹药的问题，军需部门会把弹药准备得足足的。
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将拼尽全力打好这一仗，挽回淞沪和南京战后中国军队的颓势，给困境中的国人鼓把劲。
蒋介石说：“德邻（李宗仁字）兄也不必担心中央军的问题，对汤恩伯军团的指挥，你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这样推心置腹的话让李宗仁吃了定心丸。
李宗仁说：“我必当全力以赴，不辜负委员长、国民和全军的期望。现在前线危险，委员长还是早些返回后方为好。”
蒋介石走前，把白崇禧和林蔚留下，跟先期到达的刘斐组成参谋团，共同协助李宗仁。等于说，蒋介石把他的高参都放在了徐州。李、白原本就是老搭档，合作起来当是言无不尽，顺风顺水；林蔚稳当，刘斐睿智，再加上徐祖贻，这样的参谋阵容当是非常强大的。
3月25日，在峄县的濑谷启给台儿庄前线的日军添加了两门野战重炮。在兖州的矶谷廉介告诉濑谷启，要求他在台儿庄采取“果敢的攻势”。濑谷遂命令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亲自带一个大队去增援台儿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战东南亚最终在新加坡被处死的福荣真平，此时还不知道，他的“成名战”正式开始了。
虽然台儿庄内的15名日军还在顽抗中，但庄外的进攻一时减弱下来。这好像是激战前的短暂宁静。为防不测，池峰城把在城外的禹功魁的一个营调进庄里。
果然，从3月27日开始，战斗一下猛烈起来。日军从凌晨5点就发起袭击。3个多小时后，福荣真平率领的一个大队赶到了。日军援军到后，又有两个中队冲进庄内，一部盘踞西北角，与东北角的日军遥相呼应；另一部直扑位于庄内正中的大庙。
大庙是庄内的显著建筑物。
守军第8连连长裴克先急了，率全连士兵逆袭，与日军展开肉搏。在搏杀了大量日军后，裴克先全连战士殉国。
日军仍控制着大庙，以此为基地，像章鱼的触须一样，开始向左右和正前伸去。
庄外师指挥部里气氛异常紧张。显然不能坐视庄内日军如毒瘤一样越来越大。但池峰城苦于手里机动部队寥寥。副师长屈伸建议把城外的工兵营顶上去。就在这时候，接到团长王冠五的电话，说：“鬼子正在亡命突击，已潜进离我团部十五六米远的房子里！”
屈伸倒吸了口凉气，敌我之间相距十五六米是什么概念？
但屈伸能说什么呢？他语气一下子平静下来：“王团长！就是只剩下半米了，你也要给我顶住！不是给我顶住，是给师长顶住!”
池峰城抢过电话，说：“王冠五，你听好了，不是给我顶住，是给孙总司令顶住，给李长官顶住！”
大庙外，第8连全连殉国后，徐运太第7连在庙外北街中段阻击日军的进攻。
临街的重机枪阵地上已先后倒下3名机枪手，最后徐连长亲自顶上去。每次扫射下来，都有五六名日军被毙杀。日军则使用掷弹筒加重机枪反制，徐连长身中9弹，但仍打出最后一串子弹。
前面说过，台儿庄宅院密集，多为砖石结构，而且街道狭窄，从作战角度来说，极其适合巷战。每个房子都是个天然碉堡。所以进入激战后，每个院子和屋里都有中日双方的士兵，一个屋一个屋地争夺，一条街一条街地死拼。有时候为争夺一个院子，两边要死几十人；争夺一条小巷，两边要死上百人。
几天后，再俯视台儿庄，已经是处处残垣断壁，满眼战斗工事。
除了沙袋外，庄里一切能用上的掩体材料，都用上了：家具、水缸、门板……墙壁上除了弹孔就是血迹乃至于脑浆。由于中日士兵隔墙而战，导致一面墙上既有中国士兵挖的枪眼，又有日军挖的枪眼。很多射击孔都伸有步枪，而战士已经阵亡。当往外拽殉国战士的身体时，他手里的枪突然响了。因为，战死的瞬间，他的手指还紧扣着扳机。
城内守军与日军死战时，城外的部队当然也没闲着。
黄樵松第27师的士兵发现阵地前一片寂静。正奇怪时，对面的开阔地带多了几条交通壕，日军工兵像鼹鼠一样挖掘，由于中国军队阻击猛烈，日军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一点点靠近。
台儿庄战事吃紧，李宗仁急电汤恩伯，叫他从后面“侧击南犯之敌”。
此时汤恩伯军团在哪儿？
3月27日，汤恩伯已分出两路攻击，关麟征部郑洞国第2师主攻枣庄，张轸第110师袭峄。就是在攻打峄县时，前一年在南口血战的罗芳珪团长，在与副团长李友益指挥作战时，为日军炮弹击中，两人双双殉国。
枣庄那边遭日军顽抗。汤恩伯叫部队保持对峄县的攻势，但收缩了枣庄方向王仲廉的部队，只派出了一个团协助第2师。关于这一点，关麟征很不高兴，在电话里冲汤发脾气：“到底还打不打枣庄？”
汤恩伯说：“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但关麟征气没消，放下电话后对部下说：“汤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对我们也玩弄这一手，实在太不应该。”
汤恩伯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是指李宗仁叫他立即全军南下台儿庄。此时，孙连仲也给他发了求援的电报。汤恩伯不为所动，最后做出的新计划是：保持对峄县的攻势，牵制一部分敌人，对枣庄方向采取警戒，王仲廉第85军主力仍在抱犊崮山区不动，关麟征第52军慢慢向峄县与台儿庄之间的兰陵镇转进。至于救援部队，他只从关麟征和王仲廉的部队里各抽出一个团，再加上炮兵和骑兵部队，先期赶赴台儿庄。
关于这一点，招来了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两个看法：一是汤恩伯避重就轻，怯于南下台儿庄；二是汤恩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作战节奏，不等台儿庄方向的日军陷入筋疲力尽时他是不会南下的。因为他认为，只有等日军消耗完最大战力后，他的率军合击才能取得最好效果，所以他等待的不是“一鼓作气”和“再而三”的日军，而是“三而竭”阶段的日军。
汤恩伯的这个想法，不跟李宗仁做任何解释，所以搞得李既愤怒又烦恼。
汤恩伯是傲慢的，但他手下的关麟征是暴脾气。老汤虽然是蒋介石嫡系，但不是黄埔出身，关麟征可是正儿八经的黄埔1期，蒋介石的学生，后来做到陆军总司令且继蒋之后成为第二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关有两个部下，他青睐张耀明，而对郑洞国态度一般，后者曾多次被其数落，有一次，郑干脆就不接关的电话了。
后来，再次接到李宗仁的电报，此时关麟征也主张全军南下。
汤恩伯终于没拧过关麟征，而且时机也差不多了，于是下令叫王仲廉的部队在左，关麟征的部队在右，又以右翼为主攻方向，挥师台儿庄外围。面对从后面扑来的汤军团，濑谷支队挤出一个大队进行拦截。但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第52军侧背突然遭到日军袭击，来者正是由临沂南下的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
濑谷支队当初没能支援临沂，尽管如此，板垣的第5师团还算够意思，暂时停止了对临沂的进攻，前来解救濑谷。当然是奉了第2军司令部的意思。面对新的敌情，关麟征只好下令叫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戴安澜的一个旅在峄县和台儿庄之间的兰陵镇御敌。
等于说濑谷支队背后出现汤军团，汤军团后面又出现坂本支队，台儿庄战场成了夹心饼干。这时候，对汤恩伯来说，前后都有敌人。日军的两个支队相距已经不到3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合击老汤的话，每个支队只需向前推进15公里。
汤恩伯没法不嘀咕一下。此时他不知道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到底打成了什么样子，是不是还有力量反扑一口。如果那样的话，处于两面夹击的就是他了。
怎么办？
而台儿庄军情又急，将成玉碎之势。
汤恩伯的军团司令部跟着关麟征的部队行动，他对关麟征说：“我们在两支日军之间，大兵团进行内线作战，可以有胜机，但几个师打内线战斗，则十分不利，必须快刀斩麻。最好的办法是跳出内线，然后对日军进行反包围，这样也可以集中使用火力。”
关麟征说：“这也就意味着台儿庄里的守军要再顶上两天。”
汤恩伯说：“给孙连仲一个成名的机会。如果现在按原计划立即打到台儿庄，前面不能保证全歼濑谷支队，后面同样不能保证堵住坂本支队。再推迟两三天，等濑谷支队筋疲力尽时，可一击而成，取得最大的战果。”
就这样，在4月1日凌晨，汤军团主力没直下台儿庄，而是从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中间跳了出去，随后呈弧形，在外线反包围日军，一点点地收紧。
从战术上来讲，汤恩伯的做法没错，随机应变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须具备的素质。有问题的仅仅是，整个台儿庄地区，就他一支中央军，其他都是杂牌军，所以本来就谁都不服的汤恩伯更加“独立自由”，没把自己的作战想法和行动计划告诉李宗仁，导致后者认为汤恩伯畏敌不前，觉得自己指挥不动汤恩伯。
关于打仗时汤恩伯“独立自由”这一点，并非仅仅出现在鲁南战场。这几乎成了辨别他的一个标志。在外人看来，老汤打着打着就自己玩了，不管其他部队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上面说的老汤的部队是骄兵悍将外，还跟他喜欢打运动战有关。
汤恩伯痛快了，但李宗仁难受了。
战后汤恩伯军团参谋处处长苟吉堂说：“汤军团长敏捷的处置，我们从研究战史的眼光来看，是那样的切合时机……这一正确而快速的处置，是我们在台儿庄会战胜败的主要关键。”作为汤的部下，当然有美誉的成分，但这也是白崇禧的观点。对于在台儿庄战中汤恩伯的表现，白用了四个字：“灵活适宜”。
《扫荡报》记者胡定芬跟着汤军团采访了3天，在一篇战地采访中这样写道：“20天之内，他们（汤军团）在抱犊崮台儿庄百余方里的地区内来回走了八次。”具体地说，“最初渡过运河向山地（抱犊崮山区——作者注）迂回，进攻郭里集、峄县、枣庄，其次由山地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再次迂回到洪山、兰陵腰击沂河西岸向西增援之敌，最后依旧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
这是汤恩伯擅长和推崇的运动战。
但也有不少人对这种打法不认同，认为汤恩伯手里掌握着5个师，七八万人，光来回跑了，起到的作用不大。汤恩伯在接受《扫荡报》记者采访时解释：敌人装备较我占优，故不宜迎头顶，更不宜集中兵力来死守一地，而应在运动中争取主动攻势，不时打击日军的侧背。
不过，也不能指责李宗仁。因为台儿庄取得大捷之前最艰难的时刻，李宗仁并不知道孙连仲那边到底还能顶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汤恩伯的作战想法和行动计划。作为战场上的最高司令，他完全有理由郁闷，有理由抱怨汤恩伯。就这一点来说，认为李宗仁沉不住气，完全是事后诸葛的做法。
打到三四月之交，台儿庄内守军跟庄外池峰城师部的通信联络中断了。
在庄内情况不可知的情况下，孙连仲派第30师的一个团增援台儿庄。在庄外，这一天晚上，组织了敢死队，营长仵德厚（成都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陕西泾阳人）担任队长，手下40名死士，除了两名机枪手外，其余每人身上带8枚手榴弹，腋下再夹着一箱（每箱50枚）。部队是西北军的底子，所以每个士兵背后都有一把大砍刀。另一只手，则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仵德厚一声令下，队员由西门飞奔入台儿庄内。他领的任务是夺回日军占领的西北角阵地。
什么叫敢死队？首先当然是不怕死，在报名的那一刻，就必须有赴死的准备。但如果仅仅是去死，那还不是敢死队，敢死队的终极使命是完成任务。所以说到底，让每个队员拥有一种决死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种精神下，一个人会爆发出超人的力量，完成平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仵德厚和他的队员没有想这么多，也不可能想这么多，他们唯一想的就是：用这几十条命把那阵地换回来。
在进入台儿庄之前，仵德厚见到池峰城，后者只是告诉他日军控制了庄内西北角。
但是，当进了庄子后，仵德厚分兵两路向西北角搜索前进，倒下两名队员后，他才吃惊地发现：日军早就分散开了，几乎每个院子里都藏有他们幽灵般的身影。最少的藏着一个，通常是两三个。于是，整整一晚上，仵德厚带着敢死队员打起了逐屋战。好在日军兵力分散，可以各个击破，用仵德厚的话来说，“进一个屋子把敌人歼灭后再上另外一个屋子去”。
就这样，到天亮时，残余的几十名日军重新被压缩到西北角的土围子里。
在接下来相持的一天里，日军收集了不少家具，当然不是要卖废品，而是做战斗掩体。有人说了，这玩意儿管事吗？你还别说，到底管点事。因为那个年代的家具，都死沉死沉的，一个个的都是实木，没有什么三合板的。
又过了一天，在机枪没能压制住日军火力的情况下，虽然手榴弹照样发挥了作用，但仍不足以把阵地拿下。这时候，城外日军有增援的迹象。仵德厚叫队员潜上西面城墙，这是非常冒险的，因为这意味着要面对城外日军的子弹。日军好像在提醒：中国的敢死队员不要太气盛。但不气盛能叫敢死队员么？城墙上的十多名队员匍匐前进，用两挺机枪封锁住城外日军进攻的通道，随后把一桶汽油运了上来。
没错，仵德厚想用火攻。
面对龟缩在死角且用一堆家具做掩体的日军，似乎没有比火攻更适合的了。
蘸了汽油的棉絮被绑在木棒上，如一个个巨大的火柴，被点燃后由上而下扔了出去，一时间日军的那一小块阵地成了巨大的火海。仵德厚带敢死队员趁机强攻，日军被烧死二十多个，两名伤兵被俘，其他全部被击灭。
但也有多名敢死队员最终魂绕台儿庄。
多少年后，隐姓埋名在乡间的仵德厚老人在回想起这一幕时，仍不禁为牺牲的战友怆然落泪。
泪水中包含了一个民族全部的过去。
进入4月后，矶谷廉介开始训斥濑谷启，认为他犯了个错误，不该对台儿庄逐次增兵，而应该一次性压上。濑谷解释说他不是不想压上，但有一支中国军队正在围攻峄县，好像是汤恩伯的中央军，他没有更多的人手顶到台儿庄。
矶谷廉介一惊，立即上报。
汤恩伯枣庄撤围后，濑谷启下令叫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投入到台儿庄。但就在这时候，又接到情报：张自忠的部队出现在峄县东面。濑谷启四顾不暇，只好派第10联队主力去警备张自忠部。这样的话，增援到台儿庄的第10联队实际上只是一部分，大约500人左右。
4月1日当晚，孙连仲命令在庄外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敢死队。
黄樵松以20人组成队伍，由外向内对日军发起逆袭。敢死队的带领者，就中国这边来说，多为连长一级的，由师长亲自带队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日军渐渐有些凌乱了。第30师的一个团也参与逆袭，傍晚5点多，冲进庄里时有500多人，转天早晨7点多出庄时，还有不到20人。
台儿庄已经成为一个大熔炉，而孙连仲和福荣真平仿佛两个工人，一下下地往这大熔炉里填人，填进一个连，死一个连；填进一个中队，死一个中队。日军在白昼强攻，中国军队在夜晚逆袭。一来二去，你来我往，上午日军把中国军队逼至庄内一角，下午中国军队把日军打得连退三舍。
打到最激烈时，池峰城下令把身后运河大桥拆除了，以求背水死战。此时濑谷支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他们弹药将绝，补给线又屡遭拦截。联队长福荣真平已经开始叫部下控制每天的弹药打出量了。此时中国军队的弹药仍非常充足，沿途铁路站点停靠着一列列火车，除了不断供给的黑压压的弹药外，就是来自大后方的慰问品，光来自四川的榨菜就堆积如山。
台儿庄内外的日军进退维谷时，突接矶谷廉介的电报：本师团第10联队解除了对张自忠军团的警戒，主力已撤回，现正与台儿庄外之敌接战。
矶谷说的“台儿庄外之敌”，正是黄樵松的第27师。
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有份战斗详报，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研究第27师第80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之气概，无愧于受到蒋介石之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海，非独日本军所有。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更应以此为慎戒！”
这是来自敌人的赞美。
庄内中日军队陷入胶着，庄外增援的日军和拦截的中国军队也已全面接火，台儿庄之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视察完前线，回徐州跟李宗仁商讨最后的反攻问题。
4月2日，日军再次突入庄内，并控制了东半部。此时，城内守军王冠五部和城外师部的通信得以恢复。
王冠五的第一句话就是：“师长，我快顶不住了。”
池峰城则给集团军的作战参谋打电话，说：“你的作战计划把我收拾得够呛，你不应该总是叫我打头阵，我的部队伤亡太大了，弹药也消耗太多，你不为我保实力，就太对不起朋友了！”
对方听后一愣，说：“池师长！你在说什么？好啦好啦，有人要求守核心据点，想多杀鬼子，为此还托人向我说情；你倒好，反而想下来？！好得很，我向孙总司令报告，把你换下来吧！”
池峰城一听这个，马上说：“别别别，我就是抱怨两句嘛，还不叫人说话了？千万别跟总司令说，否则他非吃了我不可。”
倒也可爱。
或者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战地对话。
没有完美无缺的形象，有的只是激战间最真实的人性流露。难道因为池峰城说过这样的话他就不是台儿庄的英雄吗？
没那回事儿。
参谋告诉池峰城，不要担心弹药不够用的，庄内有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弹药库，至少还存有8000颗手榴弹和20万发步枪子弹。
4月最残忍，从死了的泥土中滋生丁香。所以4月是生死交加的季节，既有死亡的气息，更有生命的怒放。
4月的战斗，由激烈转为惨烈。
为对付日军的坦克，蒋介石调来了杜聿明的机械化第200师，把该师的3个战车营和1个师直属炮兵营交给李宗仁调遣。这3个营，每个营有37辆战车；炮兵营则有18门当时最先进的战车防御炮。
不过，在战防炮的使用上稍有问题。
战区拿到这些硬家伙后没有集中使用，而是分散到各个部队，到了各个部队后，再一次被切分。比如，孙连仲这里领到了一个营，然后把这个营一分为五，像牛肉一样分给下面的部队，有的领到了一个连，有的领到了一个排。
当时，阵地上的中国军队看到日军的坦克冲过来就心慌，即使是师长也不例外。在左翼阵地，有一次，第30师师长张金照来到一线督战，远远望见十多辆日军坦克沿公路压了过来，但战车防御炮排长迟迟不开炮，认为坦克呈纵队而来，要等它们全部出现后再打，炮打首尾两辆，这样的话中间的就没法行动了，最后再群炮将之摧毁。
但张金照沉不住气，使劲催。排长没办法，只好开炮，结果只打中了前面的4辆坦克，其他的就跑回去了。
这个回忆来自于杜聿明。杜聿明虽然没到台儿庄，但挡不住第200师的先进通信设备，每个营都有无线电，可以直接向杜聿明汇报。但到了张金照的回忆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按张的说法，当时他确实催促排长开炮。但排长说：“打日军的坦克部队，要打中间几辆，这样的话，前面的坦克很难回去，后面的坦克又不易跟进。”在张金照的描述中，排长后来从容镇定地开炮，击毁了日军的4辆坦克。
当坦克一字长蛇阵出现后，到底怎么打？显然上面的第一种说法是靠谱的。
虽然因分散使用没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但台儿庄战中杜聿明部队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上海和南京战。从3月23日到4月6日，第200师的参战部队一共摧毁日军坦克和装甲车39辆。加上其他部队摧毁的，整个战役有66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消灭和俘获。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
从归德前进机场起飞的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7（驻孝感机场）、第8（驻信阳机场）驱逐机中队的22架战机也飞临台儿庄上空。
第7中队长吕天龙（广西航校1期，广西陆川人，南洋归国华侨）；
第8中队长陆光球（广东航校6期，广西田东人）；
大队长是吴汝鎏（广东航校3期，广东新会人）。
他们原属广西地方空军，李宗仁的老部下，其中不少飞行员都在日本明野陆军飞行学校留过学。抗战开始后，被整编入中央空军。
两个中队的任务，一是轰炸日军，二是激励中国部队，让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
但在这一天，轰炸完日军阵地后，吕天龙驾驶着“伊-15”意外发现一架为炮兵提供目标的日本侦察机。
在台儿庄上空，日本侦察机也发现了吕天龙的座机，慌忙下降。吕天龙一个掉头，俯冲攻击，一顿机枪扫射，先把驾驶员身后的机枪手射杀。
日军侦察机不时降低高度，以诱使吕天龙座机进入日军地面高炮的攻击领域。但吕天龙飞行技术高超，在日军地面炮火中左躲右藏，紧紧咬住那架日本侦察机不放。
就这样，中日阵地上空出现激烈的一幕：
日军侦察机在前面飞逃，中国的战机在后面紧追不舍，低空掠着树梢呼啸而过。最后，吕天龙驾驶战机进入日机身后的视线死角，呈难度非常大的一字线追逐。这下子日军飞行员傻了，慌乱中一头撞在自己的阵地上。
4月3日，庄外孙连仲司令部。
参谋们均无睡意，侧耳听着从庄内传出的枪声。
枪声不是非常密集，但这并不是说战斗不激烈。断断续续的枪声，恰恰道出双方打的是逐屋争夺的巷战。这才是最动人心魄的。打阵地战的话，顶多需要盯着正面，即使敌人侧击或从背后包抄，具体打起来时，面对的仍是正面。巷战就不一样了，你根本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会有枪口对准你。
孙连仲一直在抽烟，眼睛已熬得通红。
池峰城给他打电话，说：“敌人攻势过于猛烈，我军伤亡已十之七八，请准予暂时转移！”
孙连仲说：“转移？池峰城，你记住，即使你们31师只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顶在那里战斗！你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然后我拿头去徐州见司令长官！”
在此之前，孙连仲曾给李宗仁打过一次电话。
孙连仲说：“第2集团军伤亡达到了十分之七，敌人也被我们打死众多，可否叫我们到运河南岸休整一下再战？给我这个部队留点种子！”
李宗仁说：“我与倭寇血战一周，胜利决定于最后5分钟。汤恩伯军团明天中午就可到达庄外，你军必须坚守到明天。明天早晨，我也去台儿庄督战。这是我的命令，如有抗命，立即军法从事！”
听完后，孙连仲安静地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李宗仁说：“为配合内外夹击，你在今天还需组织部队进行逆袭，使其明天早晨不能进攻。”
孙连仲说：“我连预备队都顶上去了。”
李宗仁说：“我悬赏10万元，没预备队，你就把炊事兵、担架兵和你司令部的所有能拿枪的人都顶上去！”
孙连仲又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前几天，李宗仁一直发电报催汤恩伯军团南下，但汤并未立即执行。后来两边的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恢复后，李宗仁再次电报汤恩伯，叫汤军团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如贻误战机，按韩复榘前例问罪！
电报发出去后，李宗仁又给蒋介石去了一份，向蒋告状，说指挥不动汤恩伯。在武汉的蒋介石也着急了，亲自拟电汤恩伯，问他迟迟不南下是何道理，叫他一定要听从李宗仁的命令。在回电中，汤恩伯才作了一番解释，这番解释本来是应该说给李宗仁的。他说自己的部队一直在打运动战，牵制着南下支援的日军兵力，先打由峄县支援临沂的第10师团赤柴联队，后打由临沂支援台儿庄的坂本支队。所以当《扫荡报》记者看到他时，已经20多天没睡过一个完整觉了。当然，最后一句话老汤没跟蒋介石说。
汤军团全军南下。
一切优势都集中在中国军队这边。
几天前，在汤恩伯变阵后，坂本支队在距濑谷支队还有5公里时，怎么也打不过去了。他们被反包围了。
此时第5师团司令部已推进到临沂外围汤头镇，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以为坂本支队行动顺利，可以很快解濑谷支队之围，所以在4月4日、5日间，板垣发去一封电报，叫坂本顺返回临沂继续攻城。坂本顺遂电告濑谷启：支队为占临沂，奉命返回，预定6日日落后开始行动……
到了晚上，坂本顺觉得这样就溜掉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又给濑谷启发了一封电报：“支队虽奉命返回临沂，但拟定撤走前给敌一击，望贵支队攻击我支队当面之敌背后。”
身在台儿庄外一个破庙里的濑谷启和他的联队长福荣真平收到第一封电报后对视大怒，立即回电：“贵支队预定在怎样的时机下开始返回？马上告知！”
坂本收到这封电报时已是4月6日早晨8点55分。
此前，濑谷已把坂本的动向电告矶谷廉介。兖州的矶谷面色阴沉地叫手下给板垣征四郎发电报，质问板垣为什么坂本支队现在就撤退，而不与濑谷支队协同作战？
身在临沂汤头镇的板垣也有点晕，回电说：“原以为坂本支队已顺利击破当面之敌，没料到我军在台儿庄陷入苦战。”
矶谷没搭理板垣，直接给济南的第2军司令部发电报，说：“现在台儿庄大战，我军陷入敌优势和强劲兵力的包围中，只有联合阵前各部才可取胜，第5师团应协助我师团战斗，断不可自顾擅退！”
措辞非常严厉。
接到矶谷的电报后，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广岛县人）的第一反应是：两师团协助作战，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啊！他告诉矶谷：“板垣师团长那边我们会严厉警告，坂本支队立即配属给你，命令马上就会发布。”
再说坂本顺，接到濑谷启的电报质问后，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随后给板垣和濑谷发了相同的电报：“因当前急务是击败当面之敌，估计10日左右才可返回临沂。”
在4月5日的时候，濑谷支队的后方联络线被张金照第30师的一个团切断。
在台儿庄外的泥沟这个地方，中国的炮兵调来两门当时最先进的射程达20000米的德国卜福斯野战重炮，把濑谷支队的辎重弹药库打爆。至此濑谷支队已经处于弹药告罄、汽油奇缺的绝境。
被压至庄内一角的中国守军也开始反攻，经过一夜的浴血逆袭，恢复了四分之三的阵地，反而把日军逼到庄内北门。庄外，汤恩伯军团已切断濑谷支队的后路，台儿庄两翼的张金照和黄樵松的部队同时出击。
濑谷支队的战斗意志至此崩溃了。
武汉的军委会下了死命令：台儿庄诸部队，当于4月10日前击破面前之敌，奏凯奖励10万元；否则自师长以上全部军法论处！
这个命令太严格了，严格到残酷，为八年抗战中所仅有。
李宗仁接到电令后，以第5战区的名义又加了10万元。随后，已经赶到徐州协助指挥的程潜以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又加了10万元。
再说日本人那边。第2军司令部做出了保证，一定安排好第5师团坂本支队协同濑谷支队作战这件事。矶谷廉介的火于是才消了下去。但就在这时候，濑谷启发来一封电报：“师团长！支队将暂时撤离台儿庄，兵力集结于后方……”
矶谷差点晕倒。
在别人要继续帮忙的时候，自己的部队先顶不住了。
他的参谋长堤不夹贵表示反对，说：“应该立即叫濑谷支队长停止撤退！”
但濑谷死了心，尽管接到矶谷要其顶住的电报，但仍坚持了自己的想法：走人。这是日本现代陆军成军以来所罕见的。
4月6日下午3点30分，濑谷下令支队残余人马向北面“转进”，攻击坂本支队正面之敌的侧背，换句话说，开始突围了。同时下令，将战马集中在城北野外，全部射杀。重炮牵引车由于没了汽油，不得不扔在路边。
濑谷决定撤退时，由于电报联系中断，没能迅速通知坂本。看到濑谷撤退，已经决意再打一阵的坂本非常懊恼，也无心恋战，带部队跑回了临沂。
在濑谷支队决意逃跑的时候，孙连仲也下达了总攻命令。
池峰城叫部队向西关和北关猛击。庄内的日军，只有福荣联队第2大队的残部，最后剩下的三十多人困守在庄东北的一座教堂。不可能指望日军打白旗出来，围攻的部队长开始用火攻。
最后一锅端。
小队长太田荒二郎在被烧死前裹着军旗剖腹自杀。
但就在守军打扫战场时，发现庄东一个房子里，居然还藏着几名日军。守军也没费劲，最后掀开房顶，往里投掷了18捆手榴弹。
此时台儿庄街道上光手榴弹弹片就有三四寸厚了。
当天深夜，濑谷启和福荣真平带着残部拼死向身后的关麟征第52军逆袭，在丢下众多尸体后，撕开一条生路，向峄县方向仓皇而去。
李宗仁、程潜、白崇禧、林蔚、刘斐、徐祖贻等人都来到台儿庄督战。
台儿庄大战，日军第10和第5师团最终的伤亡是11000多人，其中战死2300多人。但这是来自日军的数字。很多人认为日军的数字是客观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夸大敌人死伤数字、缩小己方伤亡数字是战争中的惯例，日本也不能免俗。按战场上通常三比一的伤亡比例估算，日军战死人数要超过3000人。中国这边给出的数字是日军伤亡20000多人，未言及死亡人数。但缴获的轻重机枪达到900多挺，各类战炮130多门，击毁和俘获坦克、战车近百辆。
这确实是中国军队的胜利，以至于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后方城市的人认为战胜日本已指日可待，甚至不少人判定：年内就可以把日军赶出山海关，恢复“七七事变”前的事态。这显然就不靠谱了。不过，却也反衬了这次战役的鼓舞人心。
中国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
在武汉，4月8日晚，10万市民进行火炬祝捷游行。
但不能忘记一支部队，它虽然当时不在台儿庄战场，但又相当重要，那就是桂军大将韦云淞的第31军。台儿庄战前后，归属廖磊指挥的韦云淞带部队在淮河流域的安徽明光与日军血战长达一个月，在延缓了南路日军推进速度的同时，让李宗仁得以全身心地指挥台儿庄之役。
此时的台儿庄火车站基本上已被炸平，只剩下一个标牌，视察战场的李宗仁站在标牌前照了一张相。后来我们一次次看到这张照片，被凝固的时光总是令人感慨万千。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出现了自“七七事变”后第一次在进攻战中的崩溃。这是李宗仁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当两个月后他回到武汉时，上万人来迎接这位司令长官。
1938年5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布：孙连仲、汤恩伯、田镇南、冯安邦、黄樵松、张金照、池峰城、王仲廉等11人同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次给11人颁奖，这个规模在抗战中绝无仅有。老汤依旧高傲，在合影中可以看到，11个人，他站在了最中间，李宗仁在他的一边。但11个人里，没有关麟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