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4月中旬开始，得到补充和休整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再次南下，二攻台儿庄；第5师团也蠢蠢欲动，再次与张自忠的部队交火。后者打电话给第2集团军司令部，说：“板垣征四郎来势凶猛，你要作好他们突破我的防线南下与矶谷廉介会合的准备。”
台儿庄战后，孙连仲陷入忧虑中，取胜对中国军队来说只是暂时的，接下来怎么办？
几天下来，在濑谷支队二攻台儿庄的事态下，池峰城是真的受不住了。
4月14日晚，池峰城打电话给孙连仲的参谋：“我们的部队伤亡实在太大了！我要撤退！我一定要撤退！我找孙司令讲话！”
电话还是上次那个参谋接的，这一次他没敢顶撞池峰城，急忙去报告孙连仲。后者正躺在床上对着屋顶愣神。报告完了，孙连仲一骨碌下了床，说：“什么？他要撤？敢！”
孙连仲大步来到参谋的办公室，拿起电话，说：“台儿庄得失直接关系徐州战局，你马上带着师部人员到庄内增援，你打完了，我带着总部的人员顶上去！”
挂了电话，孙连仲说：“都给我准备，司令部所有人员都给我准备到一线去！”
但就在黄昏时，池峰城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意地告诉参谋说：“你报告总司令，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啦！”
孙连仲得报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池峰城这小子，不从后面踢他屁股就不行！”
当然有玩笑的意思。
日军二打台儿庄，已经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了。实际上，直到濑谷支队在4月6日被打出台儿庄后，东京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徐州会战的计划。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在南下，第13师团也在北上，但对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来说，具体打到哪一步，并没有一个定案。一线的战斗，看上去只是寺内寿一说的追击战。在日军的词典里，追击战相当于主战役的收尾战。但在日军的另一个词典里，追击战往往又会成为一次新会战的序幕战。
在1938年3月底，也就是台儿庄大战趋于激烈时，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发现：中国方面仍不断地向徐州集结军队，随后发现汤恩伯部队番号的情报也被送了上来。
下山的第一反应，是给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发电报，要求在徐州四野打一次大会战。
从这个细节处可以看到中日战争前期汤恩伯军团在日本人心里的分量。
下山的理由是，如果不打徐州会战，那么集结在徐州四面的中国军队就有可能自由施展，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各个击破，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经不能用遇到麻烦来形容了，在中国军队的血拼下，两个支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而且，3月中旬时，第2军的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中国第5战区的电报，电报中，李宗仁已显示出在徐州附近与日军来一次大战的动向。
所以下山希望东京立即批准打徐州会战，歼灭徐州周边以汤恩伯军团为主的中国军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当然拍手认可。担任第2军司令官的西尾寿造没表示反对。东京的稻田正纯自接替河边虎四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还没什么大手笔，所以接到下山的建议后立即来了精神。
稻田是个有身份的人，哥哥是后面露面的坂西一良（因入赘而改姓坂西，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战湖南雪峰山会战的日军主帅），岳父是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后出任首相）。在稻田的牵头下，徐州会战成为定案，对此他有一段回忆，顺便谈到那两个支队的溃退，并为其进行了辩护：
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后退问题，从战况上看是当然的。当时，方面军也好，第2军也好，都焦虑地感到，为什么不更早一些后退呢？台儿庄的后退，并非败退，这是从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所以不成问题。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2军那一部分，如果不及早收住，就很危险了。这是因为汤恩伯军的出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由于濑谷、坂本两支队已脱险后退，所以安心了，但同时由于让敌人主力靠近了身边，这样就形成一个决策：那就来一场徐州会战吧！
稻田说濑谷支队的溃退“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自可一笑了之。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可能吗？难道濑谷支队进抵台儿庄前就电报东京大本营，说自己几天后要撤退那么一下？
所谓信口雌黄，说的就是稻田正纯这样的家伙。
4月7日，台儿庄大战结束后的转天，东京向现地日军下达了进行徐州会战的命令。
会战主要由西尾寿造的第2军担纲。
按这个计划，刚刚打完南京战的隶属于第1军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和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暂时划归第2军，加上原本所辖的板垣第5师团、矶谷第10师团，这样就至少有4个师团成为会战的主力部队。
这几支部队领的任务是，占领河南兰封（今兰考）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捕捉中国野战军主力。由土肥原贤二任师团长的第14师团（隶属第1军）领的任务是强渡黄河，迂回到兰封至归德（今商丘）一线进行包抄，类似于南京战时国崎支队的角色。至于华中派遣军，任务是协助第2军作战，拿出第9和第13两个强力师团，攻占徐州南面津浦线地带，以一个师团控制合肥周边（后来出动的是第6师团），切断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国军队的退路。
这个作战计划是稻田拟定的，随后上报作战部长桥本群。
1938年4月15日，桥本群带领部下组成大本营派遣班，从东京直飞济南，现地商讨徐州会战计划。
两天后，徐州作战会议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部召开。
会议由司令官西尾寿造主持，参加者除桥本等人外，还有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第1军参谋友近美晴、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第2军作战参谋冈本清福等人。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作战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徐州，还是围歼中国的野战部队？
再次露面的武藤章代表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发言，认为徐州会战的首要目的在于歼灭上海和南京战后的中国野战力量，为进一步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增加砝码。至于占领徐州，只是一个顺带的副产品。
冈本清福则认为：徐州虽然不大，但处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占领徐州仍具有重大意义，是作战的首要目标，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只能是占领徐州过程中的一个事。
深谙中国文化的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不住点头，认为冈本说得不错，徐州位置太重要了，他甚至举了《三国演义》里各路诸侯争夺徐州的例子。
武藤章大笑，说：“铃木参谋长，您是不是有些迂腐了！”
武藤安静下来后，一字一字地说：“主攻任务分给了华北方面军第2军，按计划，第2军开始攻击后，我们华中派遣军的两个师团才可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很有可能担心自己被歼灭而跑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华中派遣军的观点是，先用第2军吸引住中国军的主力，在第1军的部队和华中派遣军的部队完成对中国军的合围后，第2军再开始攻击，这样才会取得最大的战果。”
说实话，武藤章讲的比铃木率道靠谱多了，以致华北方面军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有力挺自己的兄弟部队第2军，而是转向支持武藤章。
下山琢磨则认为，中国集结在徐州的部队不可能撤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占领徐州为目标，即使最小规模的包围，歼灭周围中国军的成果也不会小。
显然，下山站在了第2军的立场上。
就看作战部长桥本群的意见了。
事实证明，桥本虽然持重，但也确实不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他开始骑墙。大本营确定的徐州主攻部队是第2军，他担心得罪第2军而影响战局，所以最终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支持铃木率道等人的。
武藤章为此极不客气地说：“桥本作战部长还是去年‘中国事变’之夜那个桥本吗？”
桥本群的回答倒也坚定：“一直是那个桥本。”
西尾寿造资历极深，他和畑俊六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毕业时畑俊六是首席，他居第二位。西尾为人刻板，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但此时他沉默不语，因为他认为桥本群带来的会议议题有些莫名其妙。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一个首要目标的问题。他相信在中国第5战区司令部徐州附近会集结大量的中国军队，而且中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那里，这样一来打徐州和围歼中国野战军就是一回事。
西尾关心的是作战时间。他的参谋认为第2军5月10日就可以发起进攻。但第1军的参谋认为，自己所在部队担负迂回任务，至少需要到5月15日才能完成合围。华中派遣军一直强调他们距徐州的路途要比第2军远，所以不管别人几号进军，反正他们4月底就会行动。
会议最后也没明确徐州会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在吵吵闹闹中众参谋不欢而散。桥本群把派遣班的几个参谋留在济南，自己先行飞回东京，武藤章则飞回南京向畑俊六复命。
就这样，1938年4月8日，矶谷廉介给在台儿庄受重创的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临时配属第10师团）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
为了鼓舞士气，矶谷廉介于10日深夜由兖州抵达枣庄。
在台儿庄退却后，两个支队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虽然没让中国军队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毕竟有差不多10个中国师在自己的正面。换句话说，矶谷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对正面的这些中国师进行反击。
这一打，第10师团伤亡又不小。
西尾寿造被迫把第16师团的一个大队和第114师团的4个大队临时编入第10师团。
矶谷又把在后方警备的师团长濑支队（支队长长濑武平）抽到一线，警备任务转交给第114师团。
就这样，形成了长濑支队、濑谷支队、坂本支队三个攻击箭头。
4月18日凌晨，开始向正面以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
台儿庄一战确实把濑谷支队打残了，从新的进攻中能看出端倪。
进攻开始后，三个支队齐头并进，但打着打着，在右翼的濑谷支队就被甩在了后面，没办法，矶谷廉介只好叫濑谷启带着部队跟在长濑支队后面转进。打到獐山，濑谷支队遭到不久前赶到战场的周嵒第75军第6师的猛烈攻击。第6师曾血战淞沪，部队里有不少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打了两天两夜，濑谷支队才前进了3公里不到，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左翼的坂本支队情况同样糟糕。
矶谷廉介一筹莫展。
几天后，矶谷跟随长濑支队进入峄县兰陵镇，开始在一线进行指挥。
矶谷一面着急于怎么向徐州推进，一边还得分神应对不时出现在后方的袭扰，一时间焦头烂额。
矶谷廉介深通政略，在对华问题上头脑清醒，但在战场上并非一个随机应变的指挥官。在台儿庄败退前，他的部队只在滕县打了一个硬仗。其他时间前路畅通，只是得益于韩复榘的弃逃。跟板垣一样，会战结束后他也高升，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所依赖的并非战功，而是仰仗跟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关系。
由于第10师团进展缓慢，第2军司令部不得不把作为军总预备队的第16师团的草场辰巳旅团编成支队配属给矶谷，并派作战参谋冈本清福到第10师团参与指挥，后者一到军中就制定了横渡微山湖，从西面近逼徐州的计划。
至于草场支队，在南京虽然屠戮甚重，但在徐州战场上却成了一条虫。本来矶谷琢磨着他们是有生力量，得露两手吧，但没想到一周后，就被中国军队拦截于峄县白山西，不但没能往前进攻，而且被打得由攻转守。加上这时候第16师团也在济宁开始了行动，所以第2军司令部又把草场支队踢给了中岛今朝吾。
相比之下，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板垣以国崎支队为前锋，攻克临沂后进展顺畅。不过，到4月29日，打到一个叫北劳沟的地方时，再次受到张自忠部队的拦截。作战经验愈加丰富的张自忠，上来就切断了国崎支队的后方补给线。日军粮秣弹药供给不足，火力顿时弱下来，在张部的猛攻下损失惨重，伤亡率超过70%，一个联队的兵力还不足一个大队。从日军的伤亡数字上看，这是一次被忽略的大捷。
在徐州战场，张自忠表现得确实可圈可点。后来白崇禧说过这样一席话：“孙连仲能守，汤恩伯善打运动战，张自忠则是能攻能守。”
至于板垣征四郎，当师团司令部过了临沂，推进到郯城时，遭到于学忠的拦截，在这里血战了整整9天。于学忠手下的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以下部队长和士兵的伤亡数字自可估算。
板垣此时手上兵力不多，坂本支队在受矶谷廉介节制，国崎支队被困北劳沟，后者已经连发了4封求救电报。第2军只能把在兰陵镇做预备队的第16师团片桐护郎联队派给板垣调遣，驰援北劳沟。国崎支队有援军了，但郯城的板垣自己还是缺人手，第2军的预备队已经没了，他唯一的办法是找矶谷廉介要人。后者还算够意思，把刚刚接收的一千多名补充兵划给了板垣。
两人完全称得上是鲁南战场上的难兄难弟。
此时中国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赴徐州战场。
蒋介石已亲自下令，把台儿庄内池峰城的部队拉下来休整。向孙连仲辞行时，池峰城摊了摊手，意思是：这可不是我要下来的。
孙连仲拍了拍池峰城的肩膀，说：“老池，以后有硬仗我还想着你。”
池峰城脑袋一大。
接替池峰城阵地的，是来自云南的卢汉（行伍出身，云南昭通人）第60军第184师张冲（行伍出身，云南泸西人）部。
滇军早在1937年秋就出滇北上了。当年11月底，在湖南常德待命的卢汉部队走浙赣线进入浙江，军委会有意将其调到南京参加保卫战，但南京战打了几天就结束了，卢汉随后接令转赴湖北。
矶谷廉介二打台儿庄时，孙连仲防线虽然还在硬撑，但李宗仁知道已是强弩之末，必须向蒋介石要兵，蒋找来陈诚，叫他联系在湖北钟祥的卢汉。很多人说，蒋介石喜欢越权指挥，实际上，对于非中央军系统的部队，蒋介石通常不直接下命令。
卢汉去武汉觐见蒋介石。
张冲则带着部队开向徐州，4月21日在车辐山车站下车。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这个车站（台儿庄外10公里）和徐州的利国驿车站，已经成为这个春天中国最繁忙的两个车站了，几乎每天都有军列停靠，士兵从这里下车转赴徐州四面战场。
第60军有3个师：第182师、183师、184师，40000多人，装备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士兵们都有钢盔，甚至还有专门的防毒队，属于徐州战场上的生力军。
当天上午，卢汉已提前到了徐州，拜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滇军与桂军，在军阀混战时代，是互相结了仇的，李、白二人就吃过滇军的亏。眼下的情境自然不一样了，李宗仁告诉卢汉，日军这次卷土重来，台儿庄东北前进阵地情况不好。
李宗仁命卢汉归属孙连仲节制，去接防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分防线。卢汉先去拜见孙连仲。此时孙仍在台儿庄外的司令部，问及敌情，孙对卢汉说：“敌军攻势虽猛，但我军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
卢汉又去车辐山车站附近的于学忠司令部，后者告诉卢汉：“台儿庄东北线战斗吃紧，你应快速集结，准备战斗。”
实际上此时台儿庄东北一线已出现了溃退。
按李宗仁的命令，卢汉拿出张冲的师接替池峰城在台儿庄的防务，另外两个师去接替台儿庄东北面汤恩伯和于学忠各一部分防线。后一个命令是有问题的，要么先把汤恩伯的部队换下来，要么先把于学忠的部队换下来，而在汤、于两部之间分别接防两边各一部分防线，是极易被日军抓住战机的。
事实比想象得还要糟。
就在卢汉的第182师和第183师往台儿庄东北线集结时，突然遭到日军的攻袭，打了卢汉一个措手不及。按照上面那几个人的说法，此时前面还有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队在顶着。实际上，汤恩伯的部队已经开始撤了，于学忠的部队也在转移阵地，就这样，日军的坦克一下子冲到滇军面前。
滇军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日军接了火，一天之内，第183师就伤亡了3000多人。
对这支滇军来说，徐州会战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随后的禹王山大战。这座海拔不到130米的小山，是云南子弟记忆中永远的一片血色。
禹王山位于徐州北部、台儿庄东南向的运河北岸，虽然山峰不高，但在鲁南平原上已经是巍峨了。巍峨到成为两军必争的制高点。
扼住禹王山，就可以给转进的中国军队以从容的时间；否则的话，日军可弃台儿庄而直下徐州，如果愿意的话，炮上山峰，还可以直接打到台儿庄内。
守备台儿庄的张冲最先注意到禹王山，他打电话给卢汉，认为必须控制住这座山峰。卢汉随即派第182师一部上山，但还没站稳，就在日军的强袭下被赶下来。危急时，张冲说：“叫我带人把它重新夺回。”
卢汉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如何做得到，你守着作为焦点的台儿庄，擅撤当是死罪。”
张冲说：“如果禹王山丢，台儿庄的守卫就毫无意义了。”
张冲又跟了一句，说：“现在禹王山的价值已大于台儿庄。”
其实，此前卢汉已向李宗仁、孙连仲请求从台儿庄抽兵再攻禹王山了，但两个人没同意，也没反对，只是强调守台儿庄是委员长的命令，那意思是，你看着办吧。
张冲还在坚持。
卢汉一咬牙，终于点了头，对张冲说：“你带人去吧！有什么事我担着。”
张冲随即留一个团守台儿庄，其他3个团尽皆出动，在他的带领下逆袭禹王山。
从最初坚守到最后从容撤退，滇军在禹王山与日军血战19天，战死3500多人，山下的十几亩麦田里埋满牺牲的士兵。
大战中，中日两军在山峰的左右两道棱形线上对峙，中国士兵在棱线上构建单人掩体，点点相连而形成鱼鳞形坑道，战士们环山把壕沟挖向日军。日军也在挖。最后两边的人都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
接下来便是近身肉搏。
在山下村子火石埠的激战中，由于电话线已断，轻机枪手杨正发奉命给团长送战报，此时他已受伤，子弹从肋前穿入，弹头半露在后背上。团长用简易的卫生工具帮他取子弹，问轻机枪手疼不疼，后者说：“不疼！死也划算了，火石埠的机枪掩体都被我用遍了，变换了几十个阵地，鬼子倒在我机枪下的多了！”
在卢汉的回忆中，特别提到杨正发。
在机枪阵地上，当时只剩下杨正发一个人了。虽然已经负伤，但就是不肯下火线，一挺轻机枪，反复转换掩体，阻击日军一个多小时。
此战是滇军抗战的一个传奇，用于学忠部下曹宗纯（副团长）的话说：台儿庄战后期，来自云南的第60军阻击最顽强，作战最勇猛，是任何友军所不能比的。
一名叫吕建国的排长，带着十几名战士在阵地上死战不退，最终连掩体带人被日军的重型坦克碾成肉饼，融入了徐州的大地。
鲁南一战，第60军战死5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这是该军的一半。
鲁南大地上是浴血的彩云，战死的亡灵也就真的化作了云彩，向南飞回红土高原上的故乡。
在第60军中，有个战地服务团，团员大多是在校中学生，她们跟随第60军离开七彩云南。路过平汉线湖北花园车站时，卢汉下令叫服务团停止前进，留在这里的后方医院工作。大多数人留下了，但不成想，以宋云飞为首的15名女中学生混进了开往徐州的军列。
上车后才被发现，报到卢汉那里，没办法，只好把她们带到前线，专门派了一名参谋照料。
到了禹王山前线，参谋说：“你们过来不是捣乱吗？还得看着你们！”
宋云飞说：“我们也能帮你们做事呀！”
参谋说：“能做什么？不扯我们后腿就万幸了！”
宋云飞说：“我们可以帮战士们写家书……”
参谋一时无语。
后来，美丽勇敢的少女们跟汤恩伯的战地服务团团员相遇，大家一见如故。汤军团的团员贡献之问她们怎么“混”到前线的，宋云飞一五一十地讲述，讲着讲着少女们开怀大笑。
此时的徐州战场，除了卢汉第60军外，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河西人）第92军到了，刘汝明第68军到了，冯治安第77军到了，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2军也到了……非常能打的董钊（黄埔军校1期，陕西长安人）第28师也过来了。董师曾在秦晋交界的风陵渡大战，拒日军于黄河渡口。在徐州战场，该部在郯城反攻战中光步枪就缴获了800支，同样是个被人忽视的胜利。
这些军队是怎么过来的？是蒋介石主动派来的，还是李宗仁要的？
按李宗仁的回忆，白崇禧给他打电话，说蒋介石还在继续向徐州派军队，然后两个人有这样的对话：
李宗仁：“委员长调来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崇禧：“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李宗仁：“现在已经太迟了！”
按李宗仁的说法，在4月20日左右，他就判断出日军合围徐州的新战略，认为不可重演上海战的覆辙，所以在5月初就安排大军撤退了。
情况是否如此？
话说台儿庄战后，作战厅长刘斐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
对于这次大捷，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毕竟振奋了民心士气，但同时他也保持着警惕。在4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骄矜，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
此时刘斐最担心的是派到徐州的各路部队怎么使用的问题。
中国在增兵，日军当然也在增兵，拿到的情报显示：集结在徐州南北的日军已接近20万人。而中国，放在徐州的部队已超过50万人。这已经是当时中国有战斗能力的野战部队的一半了。
刘斐认为台儿庄战后，日军必然会反攻，而中国军队是在内线作战，要想保持主动，正如前面说的，必须在一线的后面掌握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一些不重要的阵地应该主动放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运动中制敌的态势。所以在他看来，增援徐州的部队万不可全投在第一线。具体地说，是要在鲁南留出强大的机动兵团，在徐州西面放置足够的预备队，警备由皖北而来的日军和从鲁西迂回的日军，并时刻能对津浦线上的日军进行侧击。
刘斐回武汉不久，就给李宗仁打了个电话，提出在运河以北只留少数部队，主力完全抽回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
但李宗仁轻视了这个建议或者说命令。
李宗仁也不是反对刘斐，而是因为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暴中心，不能完全跳出来回望战局，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刘斐代表军令部，李宗仁代表战区。
蒋介石怎么想？
他当然想再在徐州战场上取得一次大胜，所以对李宗仁的思路没明确地表示反对。
但刘斐的话又有道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又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必须考虑刘斐的意见。最后蒋介石表示，虽然应从一线抽些部队下来留作机动，但现阶段还无需把部队都调到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至于刘斐别的建议，他表示全部接受。
这就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4月21日，军令部把这个方案下达到第5战区。
命令发下去后，刘斐担心得不到贯彻，天天跟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联系，得到的消息是：预备队和机动部队不仅没抽下来，驰援徐州的一个个新部队，也都被顶到了一线。按徐的说法，李宗仁想通过包抄获得日军的侧背加以攻击，而这也是日军的想法，如此一来，中日军队的侧翼开始不断延长……
刘斐问到最近过去的一支部队的位置，徐祖贻告诉他也已经被顶到一线，正与敌苦战。刘斐又问：“汤军团呢？”
徐祖贻说：“在邳县以北陷入阵地战。”
刘斐轻易不发火，这一次勃然大怒，说：“李长官糊涂！燕谋（徐祖贻字），你应晓得当前战局的厉害，50万大军都顶到一线，西起微山湖，东到郯城，阵地正面达300多里地，漫无边际地占领阵地，跟日军在阵地延长上竞赛，意义何在？日军一旦迂回包围徐州战场，我们几十万大军如何转移？！”
就在这时，汤恩伯也跟着添乱。什么事呢？蒋介石转告刘斐，说汤恩伯直接给他打电话，想亲自带着6个师攻击向郯城南下的日军。蒋觉得汤恩伯精神可嘉，但计划太过冒险，所以没答应他。
到了5月上旬，津浦线南侧的日军荻洲立兵第13师团由蒙城攻占宿县后，没沿津浦线前进直下徐州，而是放弃了津浦线正面，向西往永城、萧县迂回。
这是个不妙的信号。
与此同时，第10师团横渡微山湖后，犹如百足之虫向鲁西南迂回；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则由菏泽南下，向豫东疾进。日军正在形成一个带有双保险的虎口……
5月10日，苏北的日军与郯城南下日军会师新安镇（距徐州100公里），也就是说徐州东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已经被捕捉到了。
蒋介石也发现事情不妙了。
面对骤然变化的战局，蒋介石亲自出席军令部的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5月11日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立即改变现在徐州战场上与日军的对峙线，把该撤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同时，孙连仲的部队对鲁南日军采取守势，汤恩伯的部队击破由淮河而来的日军。第1战区迅速组织豫东兵团，急调大将薛岳（时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打游击）到河南，在接应徐州战场的同时，拦截由鲁西向豫东进犯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蒋介石首肯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各路大军之间互相掩护转移的计划。但如果在地图上把兵力位置都标明的话，又会发现这是个反包围计划。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给刘斐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赶到机场，跟他一起飞郑州。刘斐到达机场时，林蔚已经在等他了。
自3月接替钱大钧出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以来，林蔚忙得有点四脚朝天，于是理解了钱大钧的诉苦。
侍从室是1936年1月成立的，下边设有两个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第二处的职务由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负责党政；第一处的职责是军事，主任通常也兼任侍卫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人没那么多旁逸斜出，属于老黄牛类型的，这一点为蒋介石所喜欢。
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大军处于危险中。
他对第5战区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昨天军令部的命令感到担忧。
三个人在飞机上聊了一路，刘斐谈到一点：苏北和淮北之敌加在一起不到万人，尤其是淮北的第13师团用在一线的只有5000多人，李品仙和廖磊的部队打得不好。汤恩伯军团此时能否拦截住这支日军？
蒋介石也在沉思。
对他来说，到郑州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落实5月11日的计划；二是现地查看黄河堤岸的情况。关于后一点的目的，接下来会写到。
5月12日黄昏，蒋介石一行飞抵郑州机场。
在机场，蒋介石对刘斐、林蔚说：“徐州的部队必须马上撤下来。”
蒋介石说自己想到徐州亲自向李宗仁下命令。
刘斐和林蔚自然反对。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亲往，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叫李宗仁执行命令。
刘斐说：“如果一定飞徐州的话，我去就可以了。委员长放心，我定把命令下达到李司令长官那里。”
林蔚说：“我一同去。”
刘斐早年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开战之初，还亲飞广西接白崇禧到南京，所以刘斐二赴徐州下命令，蒋介石还是比较放心的。
蒋介石说：“你们去也好，要跟德邻（李宗仁字）说，敌人已经开始大包围了，不赶快撤出来，几十万人都会丢掉，你们还要跟各级将领讲清楚，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我叫他们给你俩准备一辆专列，你们马上就去，一路上也要当心，我叫人通知沿途各站的将领，要他们到火车上向你二人报告敌情。”
军列呼啸而出。
车过归德，已经是5月13日凌晨两点。
俞济时第74军已被调到豫东，归属薛岳指挥。俞赶到归德，在火车站等候刘、林。
刘、林并不下车，俞济时上车报告归德周边的敌情。
此时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局面极端复杂，中日军队开始“混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纯粹的“后方”之说了。
俞济时说：“日军离铁路线很近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亮前会切断陇海铁路。那样的话，你们这趟车就是这条铁路上的最后一趟车了。”
不知为什么，这话叫刘斐有些感慨。
战局瞬息万变，一个小时一个样，是如此残酷。
刘斐和林蔚冲入战云密布的徐州，见到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他们前来的原因，问5月11日的命令接到没有。
李宗仁看着刘斐这位桂系出身的湖南人，有些不耐烦，说：“命令接到了，传下去了。”
刘斐提到4月21日军令部下达的关于抽调机动兵力的问题。
刘斐说：“如果当时早动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台儿庄战后，不该把二线的兵力都顶到一线，这样主动制敌的自由就不在手里了。”
李宗仁十分不悦，说：“一线的情况绝不是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能晓得的，什么叫把二线的部队都顶到一线了？不顶能行吗？不顶我一线的阵地就都保不住了，这个责任谁负？你刘斐吗？委员长不叫轻弃阵地！部队好不容易都拉上去了，能一下子都撤下来？我没有这个本事！”
白崇禧见二人话语不对，急忙打圆场：“军令部的命令战区当然会执行，昨天的命令已经下达到各部队。但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容易顾此失彼，调动一支部队，相邻另一支部队往往会产生动摇。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形成溃退的口子，到时候想掌握部队就不容易了。”
作为二人的老部下，刘斐属于小字辈，语气平和下来，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敌人要进行迂回大包抄，四面的部队已经超过20万了。”
林蔚这个时候说：我们野战部队的一半都在徐州，一旦被围歼，在新部队还没训练完的情况下，湖北、湖南两地就难保了，那样的话四川大后方就会洞开。
刘斐说：“所以必须保证徐州战场上部队的转移。只向一线的部队长下命令还不行，应该把他们召集过来，说明利害关系，立即召开部署撤退的专题会。”
徐州合围的厉害李、白又何尝不知？只是战场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如他们所说。就在这时候，副官汇报说，日军便衣队出现在徐州以西黄口车站。那是陇海线上的要冲。随后砀山县大铁桥被日军炸毁的情报送了进来。陇海线至此被切断。
李宗仁也意识到敌情的严重性，但他到底是经过风浪的人，此时显得非常沉着，叫白崇禧下令召集军以上指挥官会议后，对刘斐和林蔚说：“你们二人不必惊慌，对于撤退我自有安排，南京的场面断不会在徐州出现，我李某人不是唐生智。”
接到开会的命令时，汤恩伯正和张自忠在一起，临沂之战打完，后者就被提升为第27军团长了。两个人此刻盘腿坐在邳县西南运河东岸的沙滩上，盯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警卫班在四周持枪放哨。
从这里可以眺望徐州。此时徐州上空又一轮日机来袭，爆炸声接连不断。对于这样的场面，两个人都习以为常了。
汤恩伯虽然难相处，但大战期间跟张自忠合作得很好。二打临沂时，张自忠得到汤恩伯骑兵团的援助；后来汤恩伯部在郯城遭日军袭击，张自忠前去驰援。再后来，徐州撤退，张自忠搭救了汤恩伯军团落在后面的两个炮兵营，一直派人把这两个营护送到许昌。
远远地，汤恩伯看到他的军长关麟征和警卫员骑马而来。
关麟征的第52军损耗极大，李宗仁已经批准他们脱离战场先行到后方补充休整了。关麟征向汤恩伯和张自忠告辞。
张自忠开了句玩笑，说：“52军战绩非凡，关军长是越打越精神了。”
关麟征说：“其实我最想跟两位兄长坐在这野地里喝上半斤酒啊！”
汤恩伯说：“酒不缺你的，徐州打完了，约上荩忱兄，我们一醉方休。”
张自忠说：“好啊！很久没喝醉了，这酒我可是等着了，今年没机会，那就明年，明年没有那就后年，总之一定要喝的。”
汤恩伯说：“这样一说，那当是打败日本人后再喝了。”
张自忠说：“我等着这顿酒。”
关麟征跟汤恩伯做了简单的汇报后，辞行飞马远去。
日本那边，4月底，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回东京升任陆军教育总监，时任军事参议官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任新司令官。5月5日到济南，这位亲王随即把自己的战斗司令部推进到兖州。
此时坂本支队回归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立即把该支队的一个轻型装甲车中队、一个半野战重炮大队和两个步兵中队转给国崎支队。板垣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东久迩宫感到第2军的兵力上严重不足，在没跟他的上司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向东京大本营求援，后者从关东军第2师团和第7师团里分别抽出一个独立混成旅，加起来整10000人，疾驰徐州战场。
按任务划分，相对于北面的第2军，南线的日军是辅助部队。打到5月13日，在安徽蒙城，后来因此战获得宝鼎勋章的凌云上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2期，广西桂平人）正搬开阵亡战士的身体，亲自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向扑上来的日军扫射。他是桂军廖磊的部下，第173师第1033团团长。
这些日子，廖磊的部队一直在阻击北上的第13师团。
在蒙城布防前，皖北一带大雨连天，黑云密布，正是血战前的光景。凌云上带部队冒大雨刚到蒙城，日军就攻来了。战斗打了三昼夜，最后打到团以下部队长阵亡殆尽。蒙城最后的突围，完全是从日军正面杀出去的，最后全团只剩下了17人。
在日军北、南、西三面合击的5月15日，第5战区军以上部队长会议也在台儿庄外的运河南站紧急进行。
参加者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还有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22集团军代司令孙震、第20军团长汤恩伯、第27军团长张自忠、第3军团长庞炳勋、第60军军长卢汉、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92军军长李仙洲、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75军军长周嵒、第68军军长刘汝明等人。
按计划，大军主力向豫皖边界转移，一部向苏北转移。当时，日军光注意陇海线以西了，对苏北没怎么留神，苏北方向成了中国军队转移的一个安全出口。
李宗仁把任务都分下去，最后对大家说：“徐州的撤退，我们必须交叉掩护，你掩护我，我掩护他，这样才可以突破日军封锁。如果在座的部队长有谁胆敢只顾自己的部队脱身而不依照命令掩护友军，即使日后突出重围，我也定会找他算账。现在军令部的长官都在，我李某人说话是算数的。”
卢汉和正在萧县（位于皖北，是徐州的西大门）的刘汝明的部队，被定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主力。
在这里需要提一个人，他就是李延年第2军战车防御炮连连长安占海。
散会后，李延年回到驻地，叫来安占海，叫他带着队伍和战炮赶到徐州司令部，安问什么任务，李说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安占海到徐州时已是这一天凌晨两点。
由于日军的炮弹已数次打入徐州城，李宗仁把司令部转移到城西南5公里外一处别墅花园的地下室。但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随即又打到别墅，李宗仁身边的一个传令兵被炸死。
战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领着安占海来到地下室，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将军接见了他。
那人第一句话是：“是行伍，还是学生出身？”
安占海说：“学生。”
那人马上叫参谋打开地图，叫安占海先看5分钟。
地图上的形势叫安占海倒吸一口冷气：除了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萧县之间还有一个缺口外，其他地段基本上都已画满太阳旗，徐州正在被合围。
那名将军说：“天亮前你和部队在城西门等候，我派汽车送你们去萧县，上午10点必须抵达该县南门，68军的人在那里接你们。”
安占海随后离开指挥室，问身边的参谋，刚才那个人是谁。对方回答：“白崇禧。”
就这样，安占海带着部队和战炮在当日上午10点前乘车赶到萧县，在那里见到第68军军长刘汝明。
刘汝明叫安占海前进至永城，在北城外占领阵地。这一天午后，7辆日军战车开出永城北门，但很快就被安占海的部队打掉了。
白崇禧用心良苦。
作为最后撤出徐州战场的部队，刘汝明第68军后来出色地完成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跟把一个战车防御炮连放在萧县和永城之间阻击日军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中国将领开会的当天深夜，矶谷廉介第10师团横渡了微山湖，在后方警备的第114师团也被轰到一线。同样在这一天，第5师团增援国崎支队的部队赶到北劳沟，但中国军队已经悄悄撤走了。
5月16日黎明，第10师团主力在微山湖对岸登陆，开始进攻古城沛县，主力遂绕行南下，在5月19日迫近徐州。但矶谷没想到的是，荻洲第13师团比他们更快。
只说5月17日上午，云南战地服务团队长宋云飞跨上军部接她们撤退的军车前，找到还留在前线的汤恩伯部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贡献之等人。
宋云飞说：“日军已在西边偷渡黄河，陇海线也被截断了，徐州马上被合围啦！”
贡献之说：“那又怎么样？没什么好怕的，李长官的司令部不是还在徐州么？汤军团长也还没走呢，你们女孩子就是沉不住气。”
此时贡献之正和其他团员向当地民众下发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特派专员送来的战地赈灾款。
宋云飞说：“不是啦！我是提醒你们要注意安全！我们60军已经接到西撤的命令，你们最好还是马上赶回徐州，跟着战区司令部一起撤！很多战地记者和慰问人士都到那里集合了！”
宋云飞走前说：“希望以后还能在其他战场看到你们！”
贡献之向她敬了一个军礼，说：“我们这就回徐州，谢谢你！”
宋云飞点了点头，还了一个军礼。
没有更多的话，也没有更浪漫的情节，这只是战场上的一天，一天中的片段。但放在历史的深处，却又是如此闪光。
按李宗仁的安排，由于卢汉的部队到得晚，所以令其断后，接张自忠的防线，挡住日军的正面，以一部守徐州，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当正式接到命令后，按孙连仲的描述，卢汉在电话里大哭。
卢汉想的大约是：自己的部队已经打了将近一个月，在禹王山就血战了19天，4万多人已经伤亡过半，如果最后走的话，万一被日军围了，60军的家底就都完了。
但军令如山，卢汉没法直接抗令，只好带人开往徐州。
5月18日的徐州孤独而冷寂。长官司令部已空空荡荡，地上是烧毁的军事文件，李宗仁已经带着司令部一行人撤退了，留守人员把中央银行搬不走的22万元小额钞票给了卢汉，说是部队3个月的伙食费，一旦徐州不守，就在周围打游击。
卢汉问：“谁的命令？李长官的，还是孙总司令的？”
对方说：“李长官的。”
卢汉问：“现在孙总司令在哪儿？”
对方说：“在徐州郊外的一个村子。”
在徐州，卢汉看到警备铁路的士兵正在火车站点火，焚烧没来得及运走的物资。这时候，听参谋说，徐州附近的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转移了。同时，告诉卢汉，火车站还停靠着几辆军列，其中一列上都是伤兵，都是不能行走的重伤员，现在火车正准备开出。
卢汉说：“还走得了吗？”
参谋说：“只能听天由命了。据说往南去的津浦线铁路桥已被炸毁，不知道是敌人炸的还是我军炸的，西行陇海线上的黄口火车站也被日军占领了。”
卢汉问：“伤兵有多少人？”
参谋说：“铁路警察告诉我将近3000人。”
卢汉长叹一声。
当天深夜，在徐州外的一个村子，卢汉看到孙连仲。连续的作战已经叫老孙的神情有些恍惚了。
卢汉说：“孙总司令，你们叫我守徐州，目的是什么？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是守到不能守时再突围去打游击？现在鲁南的部队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的身影。如果是固守徐州，有没有其他部队协助，叫我守多长时间？”
孙连仲说：“这是李长官的意思。”
卢汉说：“我的部队来的时候4万多人，已经伤亡了一半，我的部队必须休整了。”
说到二十多天死伤两万多云南子弟，卢汉一下子又哭了。
在徐州战场，虽然卢汉奉命受孙连仲节制，但卢汉的资格并不比孙浅，所以孙连仲也不能把卢汉怎么样，加上卢汉声泪俱下，而且局势紧急，孙连仲也没了争论下去的欲望，说：“既然如此，我另派部队，你们就先撤吧！”
说这话的时候，徐州西南方向已经听到枪声。那是北上而来的日军第13师团的前锋。
孙连仲闭着眼睛想，这时候能用的，只有刘汝明第68军了。按最初的命令，只是叫刘汝明的部队做掩护，并没要其守徐州。但事已至此，孙连仲下令，叫刘汝明的部队迅速开到徐州，作为总殿后部队。
刘汝明已经不是几个月前被东条英机在张家口打得一败涂地的刘汝明了。他的抗战意志已经非常坚定。
中日开战之初，刘一度犹疑过，当时主政察哈尔，汤恩伯的部队要经过他的防区到南口迎击日军时，他没有太积极地配合，最后汤恩伯辗转在怀涞扎营。当《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火线上采访汤时，面对刘的所为，老汤“眼泪往往盈眶欲坠，默对客人出神”。老汤当时是非常克制的，否则按照他的脾气，早就先把刘汝明的部队灭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找人攒了本《抗日战争演义》，卖得非常不错，在当时很是畅销，其中有这样一章：“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看到后很不高兴，出版公司倒是灵光，立即改了一字，成为“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
无论如何，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炼，刘汝明愈战愈坚。在晚年时，他居于台湾，写下《七七忆战友》。他的很多老战友，虽抗日之路曲折，但终细流成海，而且其中不少人最后战死沙场。在文章中，他说了这样一句叫人泪眼迷蒙的话：“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
在徐州会战中，原本归属第2战区的刘部第68军赶赴徐州，出色完成掩护大军转移的任务。在日军占领徐州前一刻，刘汝明带领部队一个漂亮的反身，从日军包围圈里跳了出来，这成为他抗战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次行动。
接着说战地服务团的贡献之等人。他们赶到徐州后，一打听，汤恩伯军团已经撤离了。于是，一行人向前追赶，在5月19日黄昏，到达符离集车站前，赶上了正拖着7门重炮前行的汤军团。汤恩伯告诉他们，由于通信中断，没能联系上他们。
撤退中，汤军团避开跟津浦线平行的公路，直接穿插于涡河、淝河、浍河之间，一路上有惊无险，用贡献之的话说，穿越公路时，可以用手摸到被日军坦克履带碾压过的深深的痕迹。
5月20日夜，汤军团冲过日军封锁线，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在滕县血战的川军，在撤退中就没那么顺利了。
血战完滕县后，孙震第22集团军又打了一些战斗，最后只剩下不到5000人，于是编成5个团。5月初，有2000多名从四川赶到的新兵被补充到军中，虽然部队弹药非常充足（几个团都补充完弹药后，还剩下20万发子弹带不走，于是就近交给地方抗日武装，但还是剩下10万多发，只好就地埋藏起来），可一时间缺少枪支，2000多名新兵中大多数还没来得及配上枪，就接到大撤退的命令。
孙震把他们分成4个营，分别由人带领突围。一路上遇见得最多的，是日军第13师团北上的骑兵，有的新兵营幸运地躲了过去，有的在老兵的带领下，与日军边战边退，最后也脱险了。而下面这一路，却一点点被日军骑兵圈进了梦魇。
这路新兵由第731团第3营营长罗浚带领。
5月17日，他们一行400多人向亳县转移，走到中途时，见一支日军骑兵卷着沙尘从对面奔来。
罗浚有点慌。
他手里这400多新兵没任何作战经验，手里也没枪。有几个新兵因第一次见到日本人而感到好奇，不知其中利害，说：“营长，打吧！”
怎么打？有枪的，是带队的连长、排长、班长，加上罗浚和副营长唐少斌，一共不到60人。
罗浚叫唐少斌领着新兵往不远处的黄河故道隐蔽，然后他带着五十来人卧倒迎敌。
按罗浚的想法，眼前的日骑只有几十人，他带各级部队长阻击一下，等新兵们转移到黄河故道后，自己再带人想办法脱身。
日军骑兵速度迅疾，不易捕捉目标。但好在罗浚这边有两挺轻机枪。不过，日军骑兵也配有轻机枪，这是日俄战争时“日军骑兵之父”秋山好古建立的传统。当然，日骑不会在马上攻击，而是弃马来战。罗浚也只能边打边退。当退到一片广阔的麦田时，手下各级部队长已战死20多人。
这大约是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一次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同时顶在一线，掩护新兵转移的战斗。
事情开始不妙。
罗浚发现日骑越来越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次遭遇的不仅仅是第一波冲过来的几十个日骑，后面紧跟而来的是这支骑兵的部队长，日军第13师团骑兵第17大队大队长小野良三中佐。
已经是午后两点多。天空异常晴朗，虽身在田野，但没一丝风。阳光照耀着5月的麦田，一切仿佛画中的景象。而噼里啪啦的枪声，则让画面不时爆裂开来。
打到3点，罗浚这边子弹已经没有了。日骑发现这一点后，立即回身上马，转瞬间压上来三百多人。
罗浚下令把所有的步枪枪把都打断，不留给日军，两挺机枪埋在麦地里。
犹如古时作战，三百多日本骑兵把没能跑到黄河故道的那些赤手空拳的四川新兵包围起来，围着他们奔驰，每转一圈，包围圈就小一点。然后，日骑挥舞着战刀，以“一”字形纵队，冲入人群，刀落下的地方，四川新兵应声倒下。
很快麦田就被旋转成殷红色。
罗浚下令停止抵抗。
日军叫战俘把双手背在身后，到麦田边的空地上坐下，有两名战俘没听日军的，随即被两枪射杀，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声，四川的新兵们一下晓得了战场的血腥和日军的残酷。
带领日骑冲杀的是中队长黑川真吾大尉。他策马巡视。过了一会儿，骑兵大队长小野良三在副官的陪同下从后面飞驰而来。
黑川向小野汇报：俘虏了400名左右的中国战俘。
小野策马来回转了两趟，转身对黑川说了些什么，随后带着日骑主力呼啸而去，现场只留下黑川和28名日骑以及所配备的两挺轻机枪。小野和黑川都参加过南京战。当时，他们所在师团的两角联队以一个中队不到的兵力，在幕府山下俘获了一万多名中国战俘，此事成为当时东京报纸的头条，所以他们相信这个人数已经足够对付400多名中国战俘了。
黑川挥了挥手，叫部下对战俘进行搜身。
十多名日军持枪警戒，另外十多人翻身下马，冲向中国战俘。
在战俘身上洗劫了少许钞票和几块手表外，日军重新上马。黑川用生硬的汉语，嘶哑着嗓子喊：“起——立！”
同时，他做着手势。
喊到第三遍，罗浚才听出是什么意思，于是招呼大家起来。
在日军的押解下，这400多人走上土路，向黄口火车站方向行进。过黄河故道时，黑川下令战俘分三排坐在大堤下。
黑川和手下的两个部队长窃窃私语。
罗浚等人不知道日军在说什么。即使如此，日军动手的企图也已非常明显。罗浚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是空旷的地带，没有任何遮蔽物。
罗浚先是举了下手，向警戒的日军示意，然后站起身走过去跟黑川交涉，说：我们已经停止抵抗了，是战俘，你们不能屠杀我们；而且，你们日本军队不是讲求武士道吗？杀害没有武器的战俘不符合这种精神。
至于面前的日军听得懂听不懂，罗浚当然不知道，所以他不停地比划。
黑川看懂了，他并不理睬罗浚。第13师团杀俘的恶习继续着。实际上，小野良三走之前，就已经交代黑川把这批战俘“处理”掉了。
罗浚知道已经无望，于是大喊一声：“兄弟们！鬼子要下手了，拼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的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打响了。
在空旷的河床上，川军无路可逃。在罗浚的带领下，少数士兵冲过大堤，与日军展开肉搏，更多的士兵已被扫射倒于河床上。河床上都是沙土，子弹打得沙地啾啾作响，一时间沙土升腾。
此时暮色将至，在肉搏下，罗浚带人弄死了几名日军，但他的两个手指也被刀砍断，最终硬是带着十几个新兵冲了出来，其余战友尽皆被射杀。罗浚这十来个人，最后分成多个小组，一路分散潜行，4天后才转移到安全地带，5月底抵达河南潢川，随后到襄阳回归部队。
中国军队的撤退还在进行中。
孙连仲带着集团军司令部，没走主力转移的豫皖边界，而是去了苏北韩德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泗阳人）的防地。
刚到淮阴，何应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叫他马上在淮阴修建一个300米长、100米宽的简易机场，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孙连仲只好照办。很快建完，上报武汉。当天蒋介石就派专机直飞淮阴，把孙连仲和司令部的人接走了。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罕见的，对孙连仲这样一个非中央军出身的将领，蒋介石倒的确是够意思。除了有台儿庄血战的直接因素外，还跟孙连仲耿直的处事方式有关，他没那么多事，完全可以像指挥中央军一样指挥他。后来孙成为战区司令，虽然自己运作过，但终归是受蒋介石信任的。
最后说说李宗仁。
战区司令部的撤退是在徐州陷落前一天深夜也就是5月18日晚11点开始的。
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到徐州慰问的各界人士和记者共计千余人也跟随司令部一起转移，突围方向是萧县以南的阜阳。
这是一支要人荟萃的队伍，万一路遇凶险，对中国这边来说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开始是坐火车，本来想南至宿县后进而西转，但没想到刚开出四五十公里，就听到前方有爆炸声。特务营一打探，得知是中国工兵部队正在爆破前方的铁路桥，因为工兵连长以为徐州司令长官部的火车已经在一天前过去了。
按最初的决策，5月18日全线撤退，但由于接替卢汉军守禹王山的黔军第104师一天内就丢了阵地，所以改由17日一线部队总撤退。为稳定军心，司令部的撤退仍定于18日夜。但这个命令没被担负破坏铁路桥任务的工兵部队接到，于是出现眼前一幕。
桥已经炸毁，火车走不了了，李宗仁只好带人步行向前进。行至宿县外，此时县城已失，在附近看到汤恩伯的部队。李宗仁找到汤，后者精神矍铄，问李宗仁：“需要我带人把宿县夺回来吗？”
李宗仁说：“算了吧，没什么意义。”
老汤笑了笑，说：“那跟我的部队一起转移吧，这样还安全些。”
经过这近一年来与日军的对战，汤恩伯在战场上已是从容得可以谈笑风生了。
李宗仁说：“你的部队应迅速西撤，我带人从宿县东面绕行。”
汤恩伯说：“那样有点危险。”
李宗仁说：“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命令廖磊的部队在宿县南30里处接应了。”
实际上，李宗仁带人转到宿县东南前20分钟，有一队日军骑兵飞驰而过。这支部队正是前面写到的小野良三率领的第13师团骑兵主力。
为避开日军飞机，李宗仁一行昼伏夜行。即使如此，危险仍如波浪般涌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和大家一样，时不时地趴在麦田里躲避敌机。而很多地方的麦田，经过激烈的战斗，被机枪扫射得只有半尺来高的麦秆了。
有一天，日军侦察机在大家隐蔽的村子转了一圈儿，随即飞走。这显然不是好事。李宗仁叫大家分散隐蔽。果不其然，没多久就飞来一群日机，对村落进行了轰炸，白崇禧和刘斐卧倒在地，俯冲日机里飞行员的帽徽都看得一清二楚。神奇而幸运的是，由于早做了隐蔽，一行人竟没伤亡一个。
绕过宿县，又走了整整一天，他们终于在涡河北岸遇见前来接应的廖磊的部队，随后直抵阜阳。
在阜阳，刘斐、林蔚告别大家，经河南周家口转赴武汉向蒋介石交差。李宗仁、白崇禧则在当地设立指挥所，收容退下来的部队。
而徐州，终于在5月19日陷落。
由城中居民大多已疏散，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第一个冲进徐州的，不是华北方面军的第10师团，而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3师团。
打到5月初，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发现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第2军动作缓慢，几乎每支部队都被中国军队拖得像蜗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武藤章认为：重任再次落到华中派遣军身上。他建议畑俊六，全速攻入徐州。畑俊六虽然持重，但此时也下了决心，因为他上任后还没有打过大仗。为此，他从在后方警备的藤田进第3师团里抽出6个半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大队、1个山炮大队，外加1个工兵联队，一起放在奔袭徐州的部队中。
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各有作战区域，但他们与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武藤章却没画出来。当跑在最前面的第13师团的师团长荻洲立兵问武藤时，后者回答：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要顾忌华北方面军！直到后来华北方面军大为不满，告状到东京，大本营才训斥了畑俊六，并划定了两军的作战区域。
虽然日军攻占了徐州，但这次会战中日本暴露的问题，意外地多于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徐州会战尾声从容地跳出包围圈，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日军兵力不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次主动和有计划的撤退。有计划就不用说了，至于主动，意思是没溃败情况下的撤退。
此外，由于徐州战场在两片日军之间，也使得日军要想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操作上有难度。再有就是日军对攻打“大城市”没有“免疫力”，好像南北日军全部目的就是往徐州而去，看谁先攻进去。冈村宁次曾痛批这种恶习，因为在他看来，为了叫自己的部队第一个攻占某城，一线的部队长往往会破坏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在战争后期的桂柳会战中，冈村作为最高指挥官，最为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中国军队安然转进，也跟前面说的会战之初日军那边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目的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别说会战之初他们想捕捉的老汤的军团了。日军终于攻陷了城市徐州，中国的野战部队也如愿以偿地安全转移了。
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徐州火车站还有将近3000名没法走的重伤员。
卢汉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那列火车最终没能顺利地开出。杀戮者不是最先占领徐州的第13师团，而是同样恶性难改的南京屠城部队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按东史郎在日记中描述，当他所在的部队来到徐州火车站，看到一节节车厢里重伤的中国士兵，于是“习惯性”地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往里捅刺刀……
在当时，铁路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转移这批难以行走的重伤员确实成了问题。
这次暴行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43年的湖南厂窑大屠杀，并称日军在华三大暴行，但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当几乎所有战史研究者都在称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转移得漂亮时，却遗忘了这次屠杀。
李宗仁在撤退前对这批重伤员的安排成了一个谜。虽然撤退艰难，但就真的扔下了他们么？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有些事情在后来是无解的。
在徐州，在鲁南，能走的都走了，但还需要有人留下，比如峄县代县长李同伟。
这名教员出身的县长，在徐州战期间，作为地方行政人员，积极协助军队：做向导、搞侦查、组织民工构筑战斗工事……带着临时组成的教导队，还不时袭击日军的散兵，并生擒了一名日军，交给了一直想要战俘的汤恩伯。
会战期间，李同伟先后拜见了庞炳勋、张自忠等人，台儿庄战罢，关麟征部下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李同伟去见汤恩伯。
汤恩伯亲自迎接，说：“我部从南口转战到台儿庄，走过很多地方，部队还没到，村民就逃避一空，既见不到百姓，也见不到地方政府人员，但山东在这方面组织得很好，能协助军队作战，全国都这样，仗就好打了。”
汤恩伯说得不假。
中日开战后，在山东，很多地方政府人员都自觉地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除了滕县城破后跳城楼殉国的周同外，还有聊城县长范筑先。韩复榘跑后，他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将周边武装和民团改建成游击队，后日军猛攻聊城，陷城后不屈自杀身死。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做得就不好，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的是后面的河南兰封之战。在该役中，军队看不到地方行政官员，县长都跑掉了，导致军队在粮秣补给、伤兵运送等方面十分麻烦。用宋希濂的话说，除了打仗外，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琐碎事，叫人大伤脑筋。
台儿庄大战后，经媒体报道，很多人都产生了乐观情绪。李同伟也是一样，他问汤恩伯战局走向，后者说：“也许很快就能收复济南了。”
从汤恩伯处回来后，李同伟遇到作为老乡的第92军军长李仙洲。李入黄埔前也做过教员，两个人一见如故。李同伟随李仙洲去前线巡视，谈到收复济南这件事，李仙洲大笑：“谁说的？这是速胜论，不现实。”
转天，李仙洲告诉李同伟，说上级有命令，要他和92军留下来在山东打游击。李同伟非常高兴，说一定配合。隔了几天，李同伟在抱犊崮山区办公处，闻报潍坊到台儿庄的公路上出现大量日军，于是带着人去侦察，在日军宿营处，发现一个木盒上写着“板垣师团长野联队”的字样，于是把敌情迅速通报汤恩伯。
在回来的途中，碰到整装待发的第92军，于是再见李仙洲，报告了敌情。
李仙洲说：“战局迅速变化了，现在敌人的后援部队已到。土肥原师团也已偷渡黄河，迂回向豫东进发，徐州可能要放弃了。我刚刚接到新命令，掩护大军向后方转移，不在山东打游击了，马上就得出发。”
李同伟县长怅然若失。
李仙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保重吧！后会有期。”
说完，李仙洲上马而去。李仙洲终于没能留下来。望着远去的身影，李同伟百感交集，用他的话说：几天来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山沟，顿时变得一片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