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陷落后，寺内寿一小有郁闷，因为他的部队没能第一个攻占徐州。尽管如此，当他下了飞机，跟畑俊六在野外的庆功宴上碰杯时，仍陶醉在南北会师所造成的兴奋中。
作为日本军中的“官二代”，寺内寿一的水平不怎样，但他无所谓。拿眼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个职位来说，简直太好当了：总体谋划有他的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一线有那些精通战术的部队长，一切都无需动脑子，他只需要等待，等待时间嗖嗖地过去，然后登上更高的职位。
徐州城下，硝烟和花树间，喝了几杯后，畑俊六问寺内：“14师团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徐州陷落前一周，5月12日凌晨2点，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开始偷渡，以伤亡40人的代价，出现在黄河南岸，随后直插豫东重镇兰封。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叫归属第1军的第14师团渡过黄河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疾进，协助第2军的第16师团占领对包抄中国军队具有很大价值的归德。但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理会这个命令，而是下令叫土肥原渡过黄河后攻占兰封，然后对河南省会开封保持攻势。
第14师团在5月24日拿下兰封后，东边的徐州会战已经结束，中国军队撑竿跳一般撤到豫皖边区。土肥原贤二正在兰封愣神时，随即遭到12个师的中国军队的围攻。指挥这12个师的是薛岳。
淞沪撤退中，薛岳跟死亡只差了半米远。
当时薛岳的左翼军司令部设在上海安亭镇。就在薛岳跟第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周围枪声大作，薛岳慌忙放下电话出来观看。他身边仅有的特务营已跟前来偷袭的日军交火了。薛岳被司令部的参谋和卫士拥上一辆吉普车，没开出多久日军的子弹就叮当地打在车上，薛岳的司机、副官、参谋、译电员当场阵亡，薛岳则趁着夜色滚到车下，潜伏在旁边的田地里，随后游过多条河流，上岸后已经半昏迷的薛岳，被路过的霍揆彰第54军搭救。
劫波度过，裹伤再战。这是大时代里军人唯一的选择。这次围攻土肥原师团，蒋介石又想起薛岳。
作为粤军大将，薛岳曾追随那些政客反蒋，失败后一度闲居。后来，蒋介石在围攻红军的作战中屡次失败，经陈诚的保举，薛岳被拉了过来。薛岳上阵后，跟先前相比，果然取得了很大成效，蒋介石这才发现薛岳确实是个军事长才。再后来，见了面，蒋就一口一个“伯陵（薛岳字）”地叫着。
两个人，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
对于蒋介石，天生倔强的薛岳既尊重、感恩，又有一种不驯服的劲头；而蒋介石对他，则是信任、放手和无奈。其实很多事是矛盾的。一方面，蒋介石希望他的学生和将领对他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有点棱角，用兵果敢、谋略超群，而薛岳显然就是后一类人物的代表。
淞沪会战后，薛岳被任命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整编部队。5月10日接到蒋介石急电，转天即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至武汉，随后跟蒋飞去郑州，见过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后，出任豫东兵团司令，拦截同样孤军冒进的日军第14师团。
此前一直躲在暗室的土肥原贤二，跟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样，在中日开战后，成为在一线带兵的师团长。第14师团是日本战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下辖的步兵联队来自水户—佐仓（第2联队）、高崎（第15联队）、松本（第50联队）、宇都宫—习志野（第59联队），战力在17个师团里属于中等。此时这个师团除土肥原外，著名角色还有时任第59联队长的坂西一良（东京那位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哥哥）和时任第28旅团长的酒井隆。
土肥原以前长期做情报工作，当拎着战刀当上野战师团的部队长时，日本军中很多人都在怀疑，甚至有人想看这位前机关长的笑话。私下里和土肥原关系不错的板垣征四郎就曾半开玩笑地说：“土肥原将军确实是谍报天才，但在原野和山地打仗，却是我们这些笨拙的人该干的事。”但土肥原是个福将，带着部队自8月20日从天津塘沽登陆后，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河南，一路上没遇到阻力。
在土肥原5月12日偷渡黄河的当天，正如前面写到的，蒋介石正在飞机上跟刘斐、林蔚聊天，谈着徐州部队的转移问题。
谈完徐州，蒋介石叫二人进一步分析战局，说：“虽然我一直讲保卫武汉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但死守武汉一城是没有意义的。打武汉会战而不在武汉打，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在武汉外围层层阻击日军，为政府西迁入川和物资、人力向大后方转移争取时间。”
林蔚说：“日本人下一步打武汉的主攻路线现在还不能确定，顺长江由东向西主攻，可以发挥海军的火力；但从平汉线由北往南推进，速度应该更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扼守郑州。郑州如果丢了，武汉指日可下。”
刘斐说：“一切都需要看徐州会战后的形势。”
蒋介石说：“你们觉得掘开黄河堤岸的建议怎么样？”
全面抗战前的1935年，有一次，蒋介石到武汉行营，行营参谋长晏勋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北汉川人）就提过：一旦中日开战，日军必沿平汉线夺取郑州，郑州之失不是一城之失，而关系日军西进南下问题，所以可掘黄河堤岸来阻击日军。
1938年初，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来武汉时，重提晏勋甫的计划，此时晏正好是程潜的参谋长。按他的计划，应在郑州附近选择决口地段，用黄河水阻日军于郑州以东。
徐州会战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和军令部次长熊斌等人也提到类似建议。
面对蒋介石关于黄河决堤的问话，刘斐和林蔚互相看了看，林蔚说：“委员长，我以为决堤的关键在于到底值不值，也就是说，对日军的阻击力量有多大，对全盘抗战的功效有多少。后者是关键。如果事倍功半，就需要再斟酌。但如果事半功倍，则可以实施。”
刘斐则直接从军事角度切入，说：“现在日军已进入豫东，如果黄河决堤，首要目标是寄希望于使其辎重部队尤其是重武器辗转难行。放水豫东南，有希望保住包括洛阳在内的郑州以西大片土地，如果郑州不落入敌手，又有黄泛区阻隔，日军走平汉线攻武汉的概率就会降低。但黄河决口后对日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的损失又有多少，还应再次集合黄河水利专家进行商讨。”
蒋介石说：“局势紧急，留给我们考虑的时间没几天了。”
到了郑州，在派专列把刘斐和林蔚送往徐州后，蒋介石马上叫驻扎在那里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北保定人）和第39军军长刘和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肥东人）带他去看黄河大堤。
商震出身晋绥军，少时考入军校后，一面学军事，一面学英语，后参加同盟会，并留学日本。商震是少年英才，二十三四岁，就已经是袁世凯政府陆军部的高级顾问了。后来一直追随阎锡山，先后主政山西、河北、河南。他是武将，但又能文，个人文化素质好，英语讲得也不错，这在当时的将领中是不常见的。
有人说，商震会英语，但只会“YES”“NO”，单词一过3个就不会说了。这是多少带点羡慕嫉妒恨的玩笑话，事实是商震说得确实可以，不但自己学，还在部队里开了培训班，叫手下跟着学，场面有点“疯狂英语”的意思。
虽然出身晋绥军，但商震极被蒋介石倚重，这一点类似于在中枢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看一下商震后来的职务就清楚了：第6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却说一行人出郑州北门，乘车奔驰十来公里，转眼间到了黄河岸边。这是作为南方人的蒋介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且专注地观看黄河。战火将袭，怒河春醒。此时河面水位不是很高，涨水期要等夏秋时季了。
商震的话几乎和林蔚一样。
黄河水灾在历史上就是困扰两岸居民的大问题。一旦主动扒开堤岸，又会有多少民众遭灾？不管阻击日军的效果如何，这都是需要背负后世骂名的。
蒋介石继续思考时，土肥原贤二已经浩浩荡荡地杀向豫东。
第14师团类似于第5师团，是一支机械化部队，坦克、战车、卡车、炮兵牵引车加在一起，有500多辆，南下时，光正面就摆了五六里地之宽，确实是够吓唬人的。
最初守兰封的是宋希濂的部队。
在南京时，宋希濂的部队守卫下关，伤亡相对不大，撤退时部队大半过江。尽管如此，宋从南京下来后还是被撤了职（南京下来的部队长，被查办的很少，宋被撤职，当与其部队在南京的位置与担负的任务有关），于是回到湖南老家闲居。当然，大敌当前，正是用人的时候，蒋介石不可能弃用黄埔1期的宋希濂，所以在宋闲居一个多月后，就任命他为荣誉师师长了。什么是荣誉师？荣誉师的士兵，都是作战受伤治愈的老兵。宋希濂带着荣誉师在浏阳训练了一段日子，1938年5月接到何应钦的急电，叫宋立即赶到武汉。
在武汉，何应钦对宋希濂说：“你马上就任第71军军长！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在指挥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宋希濂一愣，说：“军长不是王敬久吗？”
何应钦说：“委员长把他撤了！”
原来，南京战下来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拉着队伍到洛阳整训，奉命受当地警备司令节制，两人以前在一个部队，当时王的官职要比那位警备司令大，所以对受其节制这件事想不通，总闹脾气，传到蒋介石那里，老头子很生气，一怒之下把王给撤了。
宋希濂说：“那我现在先回去料理一下，然后到71军那里去。”
何应钦说：“不必了，你不必回湖南去了，我给你派车，你现在马上去郑州。昨天晚上，委员长已经去郑州视察战情了，走前特意嘱咐我，叫你去郑州见他。现在豫东敌情危急，71军的部队已经往那边开了。”
就这样，宋希濂马不停蹄地到郑州向蒋介石报到。
蒋介石一阵嘉勉，告诉宋日军偷渡黄河，现正孤军冒进，薛岳正组织部队对其围歼，叫宋希濂马上去兰封。实际上，直到这时候，中国这边仍不知道过来的这支日军的番号，只是随后商震的骑兵部队袭击了一辆日车，在被打死的少佐身上搜出一份部队编成材料，这才知道土肥原贤二已拎着刀来到战场上了。
走之前，宋希濂问蒋介石：“我归谁节制？”
蒋介石想了想，说：“你归我指挥吧，有什么事直接向我报告。”
又说：“你到了部队里，一定跟士兵和各级部队长说清楚，在此战中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从蒋介石叮嘱的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而又无奈的东西。
宋希濂带着部队到了兰封，很快接到蒋介石电话，说桂永清第27军马上赶到，叫宋等该军到来后，就率第87师去兰封与考城间击日军的侧背。宋问第88师（此时只开过来一个旅）呢，蒋说跟桂永清一道守兰封。
桂永清第27军，所辖主力第46师的前身是血战南京的教导总队。
在第14师团狂攻兰封的时候，为延续教导总队的“香火”，桂永清把第46师撤了下来，把城防任务交给第88师，此时这个师的师长是龙慕韩（黄埔军校1期，安徽怀宁人）。龙慕韩拿着桂永清给他的字条很气不过：“你走了，叫我守着？”虽然他是师长，但此时开到兰封的只有一个旅，觉得无论如何守不住城，所以跟日军稍微接火后，便于5月23日夜撤离了兰封。
兰封轻失叫薛岳大怒，觉得直接破坏了他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计划。在郑州督战的蒋介石也十分震怒，但最后倒霉的不是桂永清，而是龙慕韩。
蒋介石给豫东兵团司令薛岳下令：从5月25日凌晨到26日凌晨，必须在一天内歼灭土肥原师团。
此时，薛岳手里有十来个师。
就这样，土肥原师团被中国部队团团围住。
土肥原的参谋长佐野忠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静冈县人）采取了内线作战的办法，把自己的战线绕成一个圆。跟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作战相比，这是更为纯粹的内线作战，换句话说，第14师团缩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龟壳，随后向后方发电请援。
前面说过，土肥原师团本来的任务是协助第2军第16师团攻取归德，进军兰封的行动是第1军作战参谋友近美晴的擅自决断。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鉴于形势已经如此，只好追认了第14师团在兰封的行动。土肥原师团被围后，冈部把独立第13混成旅和第10师团濑谷支队配属给第16师团，命其火速援救。
在第16师团赶来前，薛岳是有机会的。在兰封，已集结了12个师，堵他一个师团总可以吧？何况这12个师里不少都是中央军的压箱底部队，大多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胡宗南第1军、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东吴川人）第64军，杜聿明的第200师也来了。
但5月25日到26日的强攻还是没能把土肥原的部队放倒，虽然第200师在副师长邱清泉直接率领下，一度在战场上撵着日军跑（连下7片阵地）。邱清泉是两个多月前才从南京逃出归队的，对于日本人，他着实憋着一口气。
担负反攻兰封任务的是宋希濂，土肥原见中国军队越来越多，觉得死守兰封无益，于是叫守卫兰封的一个大队的日军逆袭，在宋希濂攻城的间隙突了出来，随后师团死守西面临近黄河的三义寨、罗王寨、曲兴集三个据点，以确保黄河渡口的补给线不被切断。
在追击中，宋希濂的部下捕获了多批东洋战马，把其中最壮实的一匹献给宋希濂，宋当即给那马起了个名字：土肥原。
就这样，宋希濂骑着“土肥原”，继续着自己硝烟弥漫的日子。
薛岳下了死命令，他坚信再推一把，土肥原贤二的胖身子就倒了。
从三义寨到罗王寨，子弹密集度之大，令很多参加过上海和南京战的士兵也称奇。
战斗中，从南京突围出来的教导总队旅长马威龙（此时任第46军旅长）为国捐躯。虽然李汉魂第64军所属第155师经血拼终于反攻下罗王寨（何应钦认为这是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攻陷日军阵地），但就在5月29日，黄杰第8军擅弃归德。归德一陷，等于中国军队的侧背顿时暴露出来，而此时第10师团濑谷支队已跟第16师团合兵，大有与第14师团反包围中国军队的势头。
东京大本营一直关注着兰封战事，5月29日下达的命令是：越过兰封、归德等地区向西的作战必须经过批准。
但华北方面军照样没理会这个命令，把第14师团配属给第2军后，命令其向兰封以西的中牟反攻，第16师团从归德向尉氏追击，攻略开封、郑州进而切断平汉线。
此时，日军那边有两个人事变动：
5月30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被替换回国。
这位“七七事变”期间日军最高指挥官，对这场战争似乎一直兴奋不起来，加上总跟上峰不合，导致态度日益消极，最后索性把事务都交给参谋，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练书法，或者到田野上独自溜达。
新任司令官是梅津美治郎。
梅津在6月4日由东京飞到石家庄，召开第一次参谋会议，把听到的最多的话总结到一起，意思就是：前任司令官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一种梦游状态。
第5师团也换了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像坐上直升机一样，直接升为陆军大臣。这是破天荒的事。继任师团长是陆军教育总监安藤利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宫城县人）。由此可看出日本军部对第5师团的重视，因为教育总监、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是陆军三大长官之一。
土肥原死守三义寨，中国部队拿不下，日援军又至，在这种情况下，围攻的中国师开始撤围。这次兰封之战和同年的广州之战，以及1941年的中条山之战、1942年的浙赣之战、1944年的豫中之战（豫湘桂会战河南段），是八年抗战间中方打得最糟糕的5次战役。
围歼土肥原不成，中国军队随即面临日军凌厉的反攻。
日军3个多师团对中国军队全线压上。
此时敌情分析显示：日本当以华北方面军为主力，西取豫中后走平汉线直下武汉。
6月1日深夜，蒋介石终于批准第1战区关于炸开黄河堤坝拦截日军的动议。
蒋介石当夜打电话给程潜，叫其在决堤河段上一定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此时土肥原贤二带领第14师团已兵锋直指开封，程潜正计划带领长官部西迁洛阳。会议上，专家给出的决堤地点是中牟县的赵口。
首先因为日军正集结在中牟及下游，二是在此处决堤，可使黄河流经以前的故道，随后至安徽注进淮河，损失相对最小。
具体任务落到商震那里。按命令，最晚6月5日0点开始决堤。战区参谋长晏勋甫指派工兵课长去现场指导。
商震先出动一个团，急奔赵口。
中牟在郑州和开封间，赵口在黄河南岸，距县城25公里。
6月5日凌晨，黄河两岸一片漆黑。在赵口，中国士兵轮动锄镐，挥汗如雨。
所谓决堤，派点人挖个大口子不就完了？显然大家把事想简单了。6月中的黄河水位还比较低，加上南岸基石坚硬，这一个团的士兵，从午夜干到第二天，直到临近中午才把大堤掘开一个口子。随后，工兵用炸药进行爆破，想把口子再扯大点，但不成想爆炸声过后，本来不大的口子，又被塌陷的土方堵住了。
等于大家白干一夜，于是士兵又拼命挖，想把口子重新弄开。
情况报到商震那里，一向沉稳的他也把心提到嗓子眼。此时日军第14师团正在急攻开封。中牟到开封多远？不到百公里。决堤的士兵们虽然没感到什么，但集团军司令部的人都紧张到极点。
蒋介石打来电话，问决堤进度如何。
蒋介石很纠结。此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曾当面向他陈述过预计情况：
黄河下游豫东南的百姓首当其冲，受灾地区至少包括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太康、开封，以及安徽甚至江苏的一部分，受灾人群有可能超过800万。至于损失多少人口，没有人能做判断。
蒋介石这个人，信仰是基督教，精神是儒家的，但终是军政强人，虽然黄河决口有纠结处，但最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而且，他坚信自己的出发点是基于整个抗日战略。所以他催问商震到底挖开没有。
商震只好如实讲来：“赵口的挖掘近乎失败，需要重新寻找地点。”
蒋介石在电话里提醒他：“土肥原的部队已经打进开封了！6月9日正午我再给你打电话。”
显然，蒋介石给了他三天时间。
商震喊第39军军长刘和鼎，后者小跑而来，商震说：“最晚到6月9日中午，必须挖开大堤，否则军法从事！”
刘和鼎一哆嗦，说：“誓死完成任务！”
商震说：“我不要你死，我要你完成任务，你把大堤给我扒开就行了！你要多少士兵我都给你，有那么困难吗？！”
商震最近一段时间火气大。原因之一是他觉得日本人太可气了。这话怎么说？
多日前，他的一支骑兵袭击了日军的一辆军车，打死了一个少佐军需官。本来是件好事吧？而且从军需官身上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也就是第14师团的作战动向，以及这个部队的番号、机械装备和各级部队长的名单，但同时，情报上也有这样一句话：“我军南进中，对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顾虑，派少数部队向他警备即可。”这也太拿豆包不当干粮了，他商震的部队有那么不堪吗？商震越想越生气，最近天天在司令部里用英语大骂日本人。
话说刘和鼎走后，商震给在驻京水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贵州讲武堂，贵州桐梓人）打了个电话，叫他带一个团去协助刘。
6月6日，刘和鼎亲自带着一个团到首次决口处东30米继续挖掘新口。
刘和鼎的用意是：新口挖开后，跟旧口之间30米长的堤岸在受重上必然减弱，黄河水也就有了将其冲溃的可能。大家用重磅炸药爆破新口，但结果只能炸开坚硬的石基，对土地的豁口撕裂不大。而且炸药爆炸后，土块被炸向空中，落下来又填住缺口。所以炸药使了不少，豁口的深度仍不明显。至于两口之间的30米堤岸，则纹丝不动。
刘和鼎有点急了，一个劲地跺脚，就差拿脑袋撞河堤了。
此时陷落开封的日军迅速向郑州疾进，前锋已在中牟境内与中国军队接火。从蒋介石到商震，一个个脑袋都开始发紧。
就在这时候，出现一个转机。
蒋在珍接到商震电话后，立即带着团长熊先煜（黄埔军校洛阳分校4期，贵州道真人）和部队乘卡车赶往赵口。
熊先煜向蒋在珍建议，实在不行就在他们的防区挖，比如花园口。
到了赵口后，蒋在珍跟刘和鼎碰了碰，刘和鼎随即叫蒋、熊二人飞车去郑州面陈商震。
见到商震后，两个人提出在花园口另辟挖掘点。商震皱了皱眉头，说：“有区别吗？赵口挖不开，花园口可以？”
按商震的意思是，再往赵口派一个团过去。人多力量大嘛。所以他没批准转掘花园口的建议。蒋、熊返回赵口。但刚到赵口，商震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表示同意在蒋在珍新8师防区内寻找新地点。
刘和鼎、蒋在珍和熊先煜互相看了看，蒋在珍说：“必定是委员长等不及了。”
蒋在珍叫熊先煜先行返回防区。
6月6日深夜，熊先煜亲自驾驶一辆军用吉普，带领作为专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堤修防段长张国宏和两个工兵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飞驰花园口。
花园口在赵口西40公里处。
执行爆破花园口任务前，为阻断日军之路，新8师已爆破了黄河大铁桥。
到花园口后，几个人通过实地勘察，熊先煜和张国宏都认为关帝庙西300米处条件最适合。这里正好是黄河拐弯处，从力学上讲，在这里挖，堤岸受到的河水压力要比直岸更大，也就意味着堤岸更容易被河水冲垮。
大家盘腿坐在河堤上，中间是张地图。按分析，从这里决堤后，黄河水会经贾鲁河（发源于新密，过郑州，经中牟入开封、尉氏县、周口，最后流入淮河）注入淮河。
熊先煜用树枝指着地图，最后询问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定了。
张国宏仰天长叹一声，说：“弱国的无奈之举啊！”
熊先煜、黄映清和马应援相视无语。作为军人，他们没有办法。这是耻辱。黄映清干脆跪在地上，两行长泪淌下来。诸人都跪下。他们知道随后所做的事对豫东南的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悲情归悲情，活还得干。
这次决堤，有了段长张国宏现场指挥，更加专业了，进度也就一下子快起来。
花园口堤岸同样坚固，石子与黏土混合。由于在赵口使用炸药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花园口完全是人工挖掘，新8师战士和附近村落的民工加在一起将近三千人，整整挖了两昼夜。到6月9日早8点，口子终于被撕开。
此时中牟县城已失，日军正要打过来。
9时许，滔滔黄河水灌进偌大的缺口，转瞬间扑向下游。虽然下游村庄的村民已提前疏散了，但没人知道更远地方的人们怎么躲避。随后开口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就接近20米宽了。此时天空中阴云密布，暴雨将至。高地上的熊先煜、张国宏等人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
商震如释重负。对他来说，任务完成了。
至于刘和鼎和熊先煜，前者心情稍有复杂，历史的口子他没有挖开，当时还在焦躁，现在想却也暗自庆幸；后者则如坐针毡。这口子是在他的指挥下破开的，他是抗战英雄，还是后世罪人？
武汉的蒋介石松了一口气，眼前的珞珈山似乎充满水汽。
决堤转天，花园口暴雨如注。黄河水大涨。决口处已被冲宽到30米。波涛汹涌，泥沙俱下，豫东南顿成泽国，并波及安徽和江苏的一部分，数十万民众在滔滔黄河水中灭顶。
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一个弱国最无言的代价。
土肥原搞情报出身，中国军队挖掘花园口的情报早就被他拿到，但却被他忽略了。黄河水奔涌而来，一时间，身在中牟境内的第14师团狼狈不堪，转眼间，这个师团又成了被围的对象。
身在尉氏县的第16师团更惨。因为这个地方地势低，所以最后导致其遭受水灾的程度比第14师团还严重，整个师团的辎重兵寸步难行，差点把这支部队搞神经了。
没办法，第2军只好派出工兵和架桥、渡河部队，在中牟到尉氏之间一顿忙活，最后搞得两个师团精疲力竭，补给也完全依靠空投了。直到7月7日，第16师团才艰难渡过宽达600米的泛滥区而脱离险境。
从后来的事实看，爆破花园口堤岸后，保存了围攻土肥原师团的中央军主力，使他们可以退下来经休整后投入武汉会战。至于是否改变了日军的进攻线路，我们一点点看。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会向哪儿伸触角？当然是攻略武汉，而攻略武汉的关联动作当是袭取郑州，先往中原腹地砸一个钉子，所以军令部依据情报厅厅长徐培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象山人）提供的敌情做了这样的判断：
一路日军当沿陇海线奔郑州；
另一路日军由安徽六安取河南信阳；
最后一路日军沿长江进攻，在北岸必先攻取安徽省会安庆，再经宿松、广济、黄梅，在海军配合下逼近武汉。
前两路日军都会担负切断平汉线的任务，但如果第一路日军率先切断平汉线，那么后一路日军就有可能分兵，一面直趋武胜关（信阳南35公里，位于大别山、桐柏山之间，为河南通往湖北的咽喉），一面过商城、潢川、麻城、黄安，与经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合击武汉。
应该说这个判断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但徐培根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走平汉线，那么与沿长江而上的一路日军在距离上过于遥远，两军在协同指挥上是个问题，东京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下面看看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最初东京在考虑武汉攻略时，确实计划由寺内寿一的华北方面军作为主力走平汉线，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辅助进攻。但随后又琢磨，如果走平汉线的话，等于从程潜的第1战区正面突进，侧背还有李宗仁从徐州撤下来的第5战区的部队。这样一来，就得动用大量兵力。而华北因八路军的破袭又容不得日军抽调太多兵力。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一路走平汉线一路走长江沿岸，两地相距过于遥远，指挥协作上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花园口掘开前，日军实际上已经放弃主力走平汉线的想法。
东京拿出的新方案是：主攻部队沿大别北麓进击，辅助部队沿长江两岸行动。比起第一个方案，这个计划用不了那么多师团。但花园口决堤后，淮河水猛涨，走大别山北麓，渡淮河艰难事小，后勤补给困难事大，所以只好改主攻方向为长江两岸。
这样的话，等于花园口决堤最终还是影响了日军的行动。
这种影响对中国又是有利的。因为如果日军沿长江主攻的话，两岸复杂的地势必会延缓日军的推进速度，进而推迟武汉的陷落时间。
花园口虽然代价很大，但确实起到了战略作用。
花园口决堤后，新黄河贯通豫东南，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日军在新黄河以东跟中国军队隔河相望，这一望就到战争行将结束的1944年。不仅郑州、洛阳和中原大部分地区得保多年，也使这片地区成为陕西的隔离带。否则日军攻下豫西，极容易造成虎视陕西的局面。即使东京没有进攻陕西的计划，但很多时候挡不住一线日军擅自的决断。正如当初打南京那样。如果陕西陷落了，而湖北再不保，就等于日军的两个钳子夹向了四川，此时就算国民政府退到重庆，也难免被日军迅速合围。
其实这才是花园口决堤最大最隐蔽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