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边的风波平息了，但九江已经陷落。不过，此时波田支队出现霍乱，部队不得不停下来。
就在这时候，1938年8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要员绫部橘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大分县人）突然从东京飞到湖口第11军前进司令部。对于绫部，冈村有所耳闻，知道此人是陆军大学36期的首席。
冈村问他干吗来了，绫部说要人来了。
冈村说：“不会吧。”
绫部说：“波田支队好吧？什么时候能把它调出来？”
原来，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的广东登陆战也在策划中。
作为日本军中第一流甚至首屈一指的野战专家，冈村在为人上是平和的，没有很多日本军人的通病。但这一次，听到绫部的话后，冈村立即冷言拒绝了。
冈村说：“现在武汉攻略正在关键期，何时能结束战斗尚不知道，波田支队是这次攻略部队中的重中之重，大本营不会不知道吧？”
绫部说：“正是由于波田支队在此次攻略中表现突出，大本营才决议将其南调广东，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攻略打到现在，抽调波田支队应该不会影响战局吧。武汉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广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堡垒，粤军的抗击必定会十分激烈，调波田支队南下有助于一举打开广东登陆战的局面。当然，大本营的意思并不是马上就抽调波田支队，最后的时间还是由您来确定，只是希望把这个命令尽快传达到波田支队那里，叫他们作好准备。”
冈村耐心地听完绫部的话，然后说：“第11军难以做到。”
绫部一愣，没想到好性子的冈村抗命了。
冈村说：“如果现在把命令传达下去，势必会影响波田支队今后的攻击，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我要求大本营终止这一计划！”
绫部见冈村出言如此，态度十分决绝，只好话锋一转，说自己也是奉命而来，就个人意见来说，也觉得这个时候抽调波田支队有点问题。
打发走绫部，冈村宁次把自己的前进司令部由湖口推进到九江。
冈村一点点陷入焦躁了，实际上，一路破关夺隘的波田支队已经越来越不叫他放心了。
先是在九江因为霍乱问题被迫停下来，虽然已经再次出发，但战力需要恢复。与此同时，一些低级错误开始出现：攻占九江的当天傍晚，波田支队的一队辎重兵爬到某高地，发现中国军队留下的战炮，几个日军好奇地摆弄牵绳，没想到炮膛里有炮弹，一下子发射了出去。而这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发现中国阵地上的大炮又响了，立即“负责地”飞来轰炸，当场炸死七十多名日军。
此外，这支和第6师团一样来自南九州的部队，开始暴露出邪恶的面容。
九江对岸是小池口，驻扎在当地的波田支队原田大队强奸成风。本来冈村打算在附近修建个飞机场，当地一名村长已经答应带人修建，但结果原田大队的士兵轮奸了村长的妻子和女儿，导致修建机场的村民一哄而散。用宫崎周一的话说，这直接影响了作战进度。
在日军的进攻途中，这种暴行经常发生，波田支队的一些日军士兵放言：“我们没去过南京，在这里也可以呀！”
公平地讲，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跟中岛今朝吾、谷寿夫、佐佐木到一这类人还是有区别的。同时，他也担心暴行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极端反日情绪，不利于自己进兵武汉的进度，比如机场停工事件就是个例子。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力约束自己的部下，“各地强奸事件仍频频发生”。江北的第6师团同样强奸暴行不断。冈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33岁的士兵最容易实施强奸。而且据他掌握的情况，很多士兵都喜欢拍摄暴行照片，然后寄给国内的朋友。
冈村对此迷惑不解：“日军士兵的好奇心竟发展到如此地步？”
在九江休整几天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是搭乘海军舰船继续沿江向武汉方向攻击的波田支队（8月中旬迫近富池口，与霍揆彰第54师激战多日，夺得与江北田家镇隔江相望的这一要塞）；一路则是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他们沿南浔铁路攻向德安方向。像只虫子一样蠕动的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踏上通往地狱之路。
在日本军部决议进行武汉会战后，5月15日在熊本将第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第106师团（因该师团战力不强，于是很多书本和文章认为他们由大阪第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自鸣得意地把他们定位为“商贩师团”，显然是自己脑子里的一厢情愿，仅看其番号就知道跟第4师团没任何关系），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扔到了战场。退伍多年的他们，在重新征召入伍前，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做小买卖的，有的是教书的，有的是纯粹的农民，还有的是村里的无赖，甚至地方上的黑社会打手。像第106这样的特设师团，只有联队长、联队副官、大队长是从其他现役部队里抽调的。但尽管如此，冈村还是对他们寄予厚望，毕竟退伍前他们都是第6师团的兵。
熊本兵不是自称天下第一么？
就这样，带着冈村的厚望，第106师团在松浦的率领下沿南浔铁路往江西深处进发了。
此时伊东政喜的第101师团也投入江西战场，和第106师团一起进行远线迂回合围。日本人喜欢这一手。对他们来说，在一次战役里，如果没有迂回，好像就缺点什么。南浔路作战也是这样。冈村宁次意在攻略德安，兵临南昌，窥视长沙，切断粤汉铁路，封堵武汉战场上中国军的后退之路。
赣北是连绵的群山和经久不散的雾气，在九江司令部，冈村每天坐在地图前，用彩色铅笔一点点标注着，用他的话说“很像单衣的碎点花纹一样”。日军每攻占一个山头，至少得耗费一天的时间，打着打着第106师团就慢慢露出了马脚。
开始向南浔路推进后，冈村先是叫他们确保大天山（九江西南15公里）、马鞍山（大天山南3公里）和金家山（马鞍山东南4公里）一带的阵地。
8月6日，第106师团虽然占领马鞍山一侧，但由于公路被破坏，炮兵没及时跟进，随即被中国军队夺了回来。在此役中，师团的大佐联队长田中圣道（日军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被击杀。这是继上海战后日军第三名联队长战死。很多人说田中死于后面的万家岭，实在是误传。
随后第106师团又攻金家山，但很快就被中国守军打了下来。到8日、9日，日军再攻马鞍山，转天又被轰了下来。此战中，第145联队长市川洋造被机枪打成重伤，大队长内海畅生被炮弹削去了脑袋。
又一名大队长福岛橘马带一个中队再冲，经肉搏后终于攻下阵地，但福岛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就在这名大队长神经般狂笑时，遭到四周中国炮兵的“十”字形攻击。另一名大队长荻尾佐藏欲救福岛，却被中国军队的火力拦截，也被打成重伤。此时福岛等十来人已全部被炮弹炸飞。
经过此战，冈村已经不是皱眉头的问题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伤亡率达到这种地步，是他此前断不会想到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熊本兵吗？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一个戴着墨镜，五大三粗，胳膊环抱胸前，还撇着嘴角，非常屌的样子；另一个人呢，瘦小枯干，显得弱不禁风，但没想到一交手，后者一脚就把前者踹飞了。
但冈村还是非常细心的，一下子死伤那么多联队长、大队长，扣除中国军队阻击顽强的因素外，他觉得此事必有蹊跷。所以在中国军队撤走后，他叫人对这一带的阵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担任这个任务的是名少佐，叫石割平造，虽然仅是个工兵中队长，但却是个老头了，只比冈村晚一届，而且是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在陆军大学同学。本来老鬼子早就退役了，战争爆发后，又被弄到前线。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军的阵地不是通常简易的战壕，而是由一个个“陶罐式”单兵掩体组成，掩体间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既可以在正面阻击，也可以侧斜射击，这叫日军吃了大苦头。此外，石割意外地发现：中国士兵撤退前埋葬了战死的日军大队长福岛橘马等十多人。
这个细节叫冈村宁次汗颜不已。
这时候，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拿来一份情报，说赣北一带的很多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构筑的，所以打起来比较麻烦。
接下来，两个人聊到第106师团的战力问题。
对日军的常备师团来说，冲锋时，通常是中队长在一线，这我们以前说过了。但对特设师团来说，放在一线的往往是大队长。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只有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才是现役人员，大队长以下的人员都是预备役人员。所以说，一旦现役的大队长战死，接替大队长的往往是预备役人员，这样的话，整个大队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此叠加，整个联队的战斗力便会受到巨大影响，最后波及整个师团。
宫崎认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太不负责了，第106师团组建后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投入到华中战场。冈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第106师团后来成为笑柄，跟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不要小瞧恢复性训练，哪怕进行一周的训练，情况都会不一样。同是特设师团，武汉会战后期组建的第116师团战力就非常好，该师团由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按说没第106师团的底子强，但却远远超过第106师团，就是因为该师团组建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性训练，预备役士兵们全面温习了当年的战斗技能，随后才开往前线。
之所以没叫第106师团进行恢复性训练，只能说明两点：一点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兵力确实出现明显的不足，所以一旦组成新师团，马上就扔到战场。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太自信了，认为不经过训练，也能把中国军队追得满山跑，所谓“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认为彼此间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想到真打起来后，意思马上不一样了。这也是后来第116师团经过长时间训练后才被放在武汉战场的原因。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
一般人谁进得了薛岳的法眼？更何况像赵子立这样初出茅庐的。所以在南昌兵团司令部，薛岳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丢给他一张地图，叫他说说敌我形势。
赵子立笑了一下，说：“日军进攻武汉，北路当在皖西、豫南，由合肥经大别山攻河南信阳，后南下经河口镇、平汉线上的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北面和西面。中路用兵于长江南北两岸，这大家都已经看到，其中江北一路当由黄梅进抵田家镇，江南一路则必由九江迫近大冶。在赣北，日军有可能趋兵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迂回。不过，当其感到兵力不足时，则必当由赣北直接转进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赵子立接着说：“江南一路是日军用兵的重点，鄂南和湘北是中国军队转移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咸宁，统帅部就不得不放弃武汉。所以封堵南浔路，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就显得极为重要。”
薛岳不住点头，他承认自己完全听入了神。
薛岳告诉赵子立，自己在赣北有一个作战思路，就是北守西攻。北守说的是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西攻说的是在瑞武（瑞昌到武宁）路和瑞通（瑞昌到通山）路上死战，牵制日军对武汉的合围。
薛岳补了一句，说：“这只是初步计划，说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这一线就没激烈战斗，甚至决定性的大战。至于眼下最紧迫的地方，是你说的金官桥，我已经叫那里的部队死守了。”
金官桥发现敌情是在8月3日。
现在可以说说第106师团的组成了，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参谋长叫秋山义隆，下辖山地恒第111旅团（已战死的田中圣道第113联队、园田良夫第147联队）、寿木敬一第136旅团（木岛袈裟雄第123联队、已重伤的市川洋造第145联队）。为了给这个师团打气，冈村把第11军直属的迫击炮第1大队配属给了松浦。
拦在金官桥主阵地的中国军队是李觉第70军。欧震第4军在其左翼，从九江退下来的李汉魂第64军在其右翼。
李觉在上海打过。他的部队班底是湘军，会战开始前，在浙江金华休整，后被调往武汉待命。敌情出现后，赶赴湖北麻城、英山一线布防。但很快又因安庆失守而受命去安徽潜山阻击日军。随后江西湖口危急，至此被调到南浔路。这种折腾基本上是当时每支中国军队调动的缩影。
这个军本来有两个师：第128师、第19师，前者由于在鄱阳湖作战不力，已被军委会拿下，番号撤销了，现在就剩下一个第19师了，师长还是由李觉兼着。日军来攻前，李觉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们，军人的荣誉保持在部队的番号上，被撤销番号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丢人的事我们经历了一次，这一次在金官桥，要么退下来再次被人看笑话，要么你们他妈的就都给我顶住。”
李觉说：“守卫金官桥，上峰下了死命令。所以老子的枪口就在你们后头，薛岳的枪口就在我后头。至于薛岳后面有没有枪口，我不去管。我要说的是，假如你们战死了，我肯定也活不了。但如果我还活着，那就说明兄弟们都在，就是我们重新夺回荣誉的时候。”
话已经说到了这份儿上。所以金官桥一线中国军队的战斗，一反在九江的低靡状态，把原本战力就不济的第106师团打了个鼻青脸肿，半个月内愣是寸步难行，没有任何进展。这在日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冈村除了继续武装第106师团外，一时间也没别的办法，总不能他亲自去指挥吧？所以又把第11军直属的野战重炮第10联队赶了过去，配属给松浦。
8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大雾弥漫金官桥阵地，松浦用4个中队组成敢死队，对前面的鸡窝岭进行仰攻。李觉指挥部队以白刃相对，中日士兵一千多人在山野间拼起刺刀，这是南浔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刺刀战。
战至午后，守军右翼被撕开一个口子，27名日军冲向纵深，企图盘踞一个窝点作为支撑。
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傍晚4点，主阵地的日军扔下300多具尸体后再次退了回去。冲进纵深的那27名日军也被收拾得剩下了最后9人，藏进一个岩洞里固守不出。李觉亲自指挥部队围剿，想抓几个活的。由于中国士兵有射击死角，所以连续3次突击都没成功。到了转天黎明，日军自知没法冲出，9人在毁枪后集体自杀，有一个士兵自杀不成而负重伤。
在毁枪这一点上，陷入绝境的日军和中国士兵倒是一样。
李觉的士兵冲进去将那名重伤的日军俘获。但这位老兄一言不发，怒目相视，好像中国人都欠他的。一名战士把李觉的命令抛到脑后，上去一刺刀结果了他。
李觉带着副官上得前来，问人呢。
一名连长说：“被我的士兵打死了。”
李觉说：“我不是命令你们抓活的吗？”
连长说：“报告军长，抓了一个重伤员，但这小子太横了，一点服软的意思也没有，有个士兵气不过，就给他刺死了。”
李觉叹了口气。
他叹着一口气，有两重意思，一是为没抓住活的而惋惜，二是有着同样的疑问：这些鬼子怎么自我感觉就那么良好？来到别人的土地上，还显得特别理直气壮，真他妈的见鬼了。
李觉说：“把那个士兵给我叫来！”
连长说：“军长，您……”
其实那名士兵就拎着枪站在不远处，跑过来后，李觉问：“鬼子是你刺死的？”
士兵说：“是。”
李觉说：“奖50块大洋！”
李觉的部队在金官桥、鸡窝岭一线让松浦师团欲进不得，退又难看，理所应当收到蒋介石的嘉奖。到9月4日，因他的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士兵极其疲惫，蒋介石给薛岳打电话，叫李汉魂的部队接防。
第106师团受挫金官桥，冈村宁次大失所望。幸好这时候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在九江登陆了。
武汉外围战打到盛夏时，冈村宁次已经有捉襟见肘之感。江北的第6师团按部就班地打着，没叫人操心。沿长江逆流而上的波田支队，在进攻上也没什么问题。但在江南作战的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后面会写到）问题越来越多，这两支部队仿佛无底洞一般吞噬着冈村手里的直属部队。就算冈村把手里攥着的一些炮兵部队配属给他们，其攻击仍不见成色。在这种情况下，他直电畑俊六，请求把战力强劲的第9师团发过来。冈村太需要这样稳定军心的部队了。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七七事变”的中国驻屯旅团也扩编为第27师团，投到了江南战场。师团是谁呢？就是那位认为“控制中原就能迫降中国”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你不是有这样的观点吗？那么好，你亲自上阵带着人打武汉。在本间的率领下，这股日军由天津塘沽经海路辗转到南京，随后乘船开至九江，8月30日已经登陆鄱阳湖畔的星子县。
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师团，冈村宁次有了底气，开始重新考虑各自的任务。
冈村和参谋长吉本贞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等人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计划由池谷协助宫崎完成。前者有南京追击战的经验，后者虽没参加过南京攻略，但是当时日本军中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
宫崎曾在陆军大学教了多年战史课，后来写下的《感悟兵术》一书是有关昭和日军战术的解密之作，又著有《宫崎周一中将日记》，和池谷半二郎的《某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成为了解日军参谋战术的“教科书”。
在宫崎的计划里，本来作为总预备队的第9师团主力向瑞昌进击，一部协助第106师团在瑞昌至德安的大道上获得前进据点；第101师团攻取星子县后，切断第106师团正面中国军的退路，计划在8月底占领德安；第27师团在星子附近登陆后，也向德安进击，策应第101师团的行动；至于第106师团，以一部捕捉庐山西南之中国军，主力亦向德安方向追击。
宫崎后来成为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在他的计划中，江南的4个师团互为犄角。
第9师团登陆后，前锋丸山支队（丸山政雄少将率领）即击溃川军王陵基的部队，迅猛推进到岷山一线，攻击了金官桥左翼欧震第4军的阵地，策应第106师团作战。
军情陡然出现变化。
在第4军左侧背暴露的情况下，薛岳急令俞济时第74军驰援岷山。
成名前的第74军，自从南京撤下来后，似乎没进入状态，在万家岭大捷前，一直迷迷糊糊的。
在接薛岳命令前，第74军还有一个插曲：
九江陷落后，张发奎把部队后撤，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给第74军军长俞济时打电话，叫他派手下第58师到黄老门增强李汉魂第64军的防线。此时，师长冯圣法正带着第58师警备德安。接到命令后，部队立即出动。当时南浔铁路已经不通，只能走铁路西侧的一条山路。
但行至马回岭时，出事了。
第58师下面是第172旅和第174旅，前者旅长是在南京战受伤的邱维达，他是由王耀武第51师团长的位子升任第58师旅长的。邱维达的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蔡仁杰（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德人）的团，中间是邱的旅部，另一个团在后面。刚到马回岭，就有日机来袭，蔡仁杰急忙指挥士兵隐蔽。就在这时候，西南方向又枪声大作。
情急下，见日机走后，蔡仁杰带人加快速度，把后边的部队甩开了。
就在邱维达想带人跟上去的时候，发现第174旅跑了过来，从他们面前斜穿而过，等于把邱维达旅部和身后的另一个团挡上了。等第174旅过得差不多后，邱维达想带人继续前行时，意外发现左前方山沟里出现一面刺眼的太阳旗。
是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
作战经验丰富的邱维达立即叫旅部特务排占领前方阵地。邱维达下面的另一个团此时还在后面。正在这时，第174旅最后一个营从邱维达面前斜穿。邱一把抓住营长黄剑峰，叫他立即停止追赶大部队，马上投入眼下的战斗。但黄不肯，认为邱不是他的旅长，说他必须赶上自己的大部队，否则会被军法从事的。
见此情景，邱维达想揍黄。
还好旅部作战参谋叶方华跟黄剑峰比较熟，劝说他投入战斗，这样黄营才止步，最后打跑了日骑。与此同时，蔡仁杰那个团，由于第174旅斜插前进，导致自己脱离旅部，在前面遭到另一股日军攻击，伤亡不小。
第58师本来是驰援第64军的，没想到在半道上就出了意外，所以吴奇伟又下令，叫他们回转德安整理补充。
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师长的冯圣法感到很没面子，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邱维达身上，认为邱出发前没跟第174旅协商好，导致两个部队在行进道路上陷入混乱，以致出现交叉“撞车”的情况，而邱随后又没能掌握部队，导致局面混乱。此外，还有一条，那就是指责邱维达拦截别人的部队。
本来冯圣法对邱维达就不感冒，认为他虽然到了第58师，但仍是王耀武的人，总想找机会把他踢走。这一下等于有了借口。上报给军长俞济时，邱维达被撤了旅长职务。冯圣法随后把自己以前在第88师的同事廖龄奇弄到第58师，接替邱维达做了旅长。
这个事被王耀武知道后，大为邱维达鸣不平。王耀武以精明著称，但同时又能为老部下撑腰。“状”告到俞济时那里，认为这样处置不公。俞济时最器重王耀武。怎么办呢？一来二去，把邱维达重新转到王耀武的第51师团，给周志道做副手，做第151旅副旅长。
对于邱维达来说，除了降一级外，其他没什么不好的，因为又回到王耀武手下了。人生在世，所谓知己，就是互相看着顺眼，邱维达就信服王耀武，这是没办法的事。事实也证明，王耀武确实对邱维达够意思，南京突围之夜就不说了，再往后，王耀武做到第4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还是选用邱维达。
现在，接到薛岳的命令后，俞济时立即往岷山派出了一支部队，但没多少人。
后来看，这是第74军战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在8月29日的第一次岷山之战中，到达岷山的第74军一部迅速被第9师团丸山支队横扫。30日，俞济时又向岷山派出一支部队，结果又被第9师团击溃。
薛岳这下火了。火什么？火俞济时逐次分兵去阻击。薛岳说：“俞军长！没你这样的，一次派那么点人，你以为是去打土匪？你给我第三次派兵到岷山，这一次要还后退，就军法从事！我知道你跟委员长的关系，但你现在归我节制，那我就先枪毙你，然后委员长再枪毙我！”
薛老虎脸色要是阴沉下来，还真就不好办了。
于是俞济时就有些慌，薛岳的脾气他当然知道，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
所以在第三次岷山之战中，第74军死磕日军第9师团，终于打出了血色，当然自身也伤亡惨重，这也正是后来蒋介石为什么要薛岳把第74军拉到长沙进行休整的原因。
在第9师团的帮助下，第106师团总算钻过金官桥。
在九江冈村宁次的司令部，一些参谋窃窃私语，其中一名原籍仙台的参谋说：“那些来自熊本的家伙难道是来中国背包旅游来了？打得也太差了吧？我就说熊本师团不可行吧！”
虽然过了金官桥，但第106师团此时士气极度低落，向德安方向进击的第101师团也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所能做的，只有把刚刚在星子县登陆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调过去。
第27师团9月上旬在庐山脚下集结时，第9战区的判断是：他们要帮助第101师团同往德安方向进攻。但没想到中旬第27师团行动时，突然向西往瑞昌去了。瑞武路，也就是瑞昌到武宁一线，由重返前线的张发奎负责，他采取的措施是变大部队为小部队，叫他们分别占领一个又一个山头，这样的话日军就必须逐次攻占。
9月24日，为统一指挥，战区叫薛岳从张发奎手里接过瑞武路的作战，在第27师团正面进行拦截，并叫薛岳把兵团司令部迁到武宁。薛岳跟参谋长吴逸志、作战科长赵子立一商量，认为这个安排有点问题，兵团司令部现在在南昌，此时迁到武宁也就是日军正面，意义不大，而且与其在正面拦截，不如在后面和侧翼对其进行“遮断式”攻击，也就是用炮兵隔着一线日军轰击其身后的补给线。
战区同意了薛岳的想法。
整个武汉会战期间，每个分战场都有自己的特点，薛岳、吴奇伟、俞济时、欧震、叶肇、王耀武等人在万家岭打的是围歼战，汤恩伯在瑞武路上打的是遮断战和运动战，黄维在麒麟峰打的是争夺战，李延年、施中诚在江北田家镇打的是要塞守备战和打援战，宋希濂在大别山富金山打的是攻防战，从战争美学的角度讲，这确实一场精彩纷呈的会战。
在这种精彩纷呈中，又看到老汤的部队，他们正在瑞武路两侧山林中潜行。
汤恩伯确实又来了。徐州会战结束后，汤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部队为军委会直属，转进到南阳休整。到7月，接蒋介石电令，要其开赴江西上高，在那里作为攻击军待命。武汉会战后半段，汤恩伯率军杀入，属张发奎第2兵团，在瑞武路和阳新、通山与日军接火。
我们说过，老汤真个刺儿头，在一线的将领中，基本上没他服的，这既有天生的桀骜，又有不断积累的战绩。一句话，就不是个好合作的主儿。但归到张发奎这里，还是比较听命的，用张的话说，“其他人见他就头疼”，但也没觉得太难处。
现在薛岳接替张发奎负责瑞武路上的攻防，汤恩伯跟薛岳是互相有耳闻的，如果薛岳是薛老虎，那么他汤恩伯可以叫汤狮子，但如果两个都很凶猛，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客气点。你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他薛岳也不是白给的，既有陈诚这层关系，又是蒋最倚重的嫡系之外的将领，所以汤恩伯不敢造次，在听从调遣上还是很老实的，知道主动跟薛岳汇报军情了，而不像在鲁南战场，只要李宗仁不找他，他是绝少主动联系李宗仁的。
只说瑞武路上出现一支部队：汤恩伯旗下的第110师第328旅第656团，团长廖运周（黄埔军校5期，安徽凤台人）。
汤恩伯没给第110师安排阵地任务，而是叫他们游荡在瑞武公路两侧，机动地袭击过往日军的辎重部队。打了这些天，虽歼敌数量不是很多，但却也每战必有斩获，尤其是日军的两个汽车运输中队都被打掉了。
这一日，廖团长带部队来到小坳这个地方。
这是两山中的一个拗口，瑞武路在这里呈S形，中间是个十多米的小高地，原来有中国军队的既设阵地，但此时已没人把守。廖团长带人搜索前进，在阵地后面发现一个弹药库，门上有锁，但却没有锁上，进去一看，里面竟然还有一万多发迫击炮弹。
廖团长又喜又恼，他本身在黄埔军校就是学炮兵的，看到那么多炮弹，再加上自己的反坦克连正好缺炮弹，所以非常高兴，恼的是先前守卫这里的部队太马虎了。
廖运周找到他的旅长，后者问：“想不想在这里干一仗？”
廖云周说：“干啊！这么多炮弹留给日军不太可惜了吗？只要把公路两头堵起来，用迫击跑打坦克，照样行，我还就不信了。”
话说廖运周带部队开到瑞武路前，跟着师长到德安以西的一个无名村落，见到了第18军军长黄维。黄听说廖是黄埔炮兵科毕业的，马上给了他一个反坦克连，有4门反坦克炮。
廖运周把这个反坦克连放在小拗山下，公路的正面，也就是S路第一个拐弯处。当时的坦克侧面没有火力，反坦克炮正可一击。在S路的第二个转弯处，即小拗的山后面，放了12门迫击炮。
廖运周在小拗中间的高地设立指挥部。
瑞武路虽已被破坏，但却不是太彻底，加上日军工兵的修护，所以公路上军车、坦克不断。当日下午4点过，8辆坦克轰轰开来，廖运周指挥的反坦克炮干净利索地打坏了前面的两辆。如果是阵地战，坦克被打了，后面的能掉头跑回去，而现在，日军的坦克必须在狭窄的公路上往前开。
瑞武路一侧是山，一侧是水，所以这就麻烦了。更麻烦的是，后面又开来十多辆坦克。这还不算完，坦克后面还跟着24辆军车，上面满载着士兵，看样子是刚从鄱阳湖登陆的补充兵。
此时夜色降临，明月高升，山野清晰如昼。
小拗这段公路热闹了。真正的热闹还没开始。就在日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时，廖运周一声令下，12门迫击炮同时开火。
根本用不着瞄准，只要把炮口对准公路就可以了。
此前他下的命令是：这一战至少要打完5000发炮弹。
一时间，两公里多长的公路上火光冲天，日军的叫喊声响彻山谷。
5000多发炮弹打出去后，已经是午夜。
廖运周没有连夜查看战场，而是安稳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才带人下山拗。
公路上，20多辆坦克被打得面目皆非，军车则还在燃烧，日军的尸体是廖运周参战以来看到的最多的一次，清点了一下，有400多具，而他的部下无一伤亡。
这是一次优质的伏击，惊动了何应钦，嘉奖在第一时间就到了。而廖运周又带着部队和剩下的5000多发迫击炮弹，寻找新目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