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也是日本帝国大正十五年。
这一年圣诞之夜冷得出奇，东京的一些酒吧里，时髦青年过着西洋人的节日，但更多的市民躲在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着他们关心的事儿，比如满洲问题。
感觉有点怪，但日本人觉得一点也不怪。
满洲是中国的东北，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有，而且关系大了。走在东京街头，你问一个小学生：知道满洲吗？他会告诉你：那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人的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吹来的。
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机会。有时候，国运如人运，充满偶然性，一步走错，想追上来，不那么容易；反过来，就会跟变形金刚一样，身子一晃悠，就起来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像个传说中的暴发户，一下子就成了。
与此同时，大海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像接恋人雪片般的情书一样，被列强们的一个个不平等的单子包围着，每签下一个，身子就虚弱一次；又像落水的流浪汉，虽然拖了一根辫子，但不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
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
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1]，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2]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
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
张作霖不是个老实人，因为他是个创业者。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壮大了声势，成了末代军阀中的No.1。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后来对日本人的要求，就有点阳奉阴违了，先前答应的很多东西不兑现，比如日本移民问题、开矿问题、新建铁路问题，导致悬案越来越多。看上去，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实际上，是张作霖耍了日本人。日本人很不高兴，具体地说，是关东军很不高兴。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有一个师团（日本国内师团轮流驻扎，平时每个师团12,000人左右，战时才超过20,000人），加上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总共也不到20,000人。关东军没直接跟张作霖翻脸，因为后者强有力地控制着三四十万军队。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张作霖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
1928年，蒋介石率军北伐过山东时，日本人不干了，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出兵挡着不让过，并暴虐济南。蒋总司令又气又恼，但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绕道进军。
张作霖的奉军依旧大败。
日本人催张作霖赶紧撤回沈阳，他们担心：如果不回去，北伐军边打边冲，可能会危及关外。开始，张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拿了个条约——日本在满蒙新铺设铁路的条约，叫张作霖顺便签一下。
关于这个条约，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张作霖签了。路权问题当然非常敏感，张作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好歹也当了十几年大官，现在又是北洋系国家元首，当然知道个中厉害，于是就跟日本人顶牛，耍了日本人几次，比如只在条约上签个“阅”，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谈。由于老张既不签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泽很不爽。这个芳泽，是后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资深人士了，但被张作霖搞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作霖可以顶住日本人的压力，但他的军队却顶不住北伐军了。这回张作霖想：不行，我得回关外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背后僵尸般地站起来一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样，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认为，跟张作霖的合作还可以继续，毕竟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认为，张作霖不听话，眼看又要崩盘，所以必须把他换了，打算解除奉军武装。还有个别日本人认为，光换了还不行，因为说到底张作霖有一套，手里攥着军队，强换的话，怎么换？不是不听话么，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张作霖身后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兵库县人）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俄战争后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满洲发展跟张没什么直接关系；本来想找个木偶，最后却找了块石头，现在必须搬掉这块石头，否则没准有一天会砸自己的脚。
河本还抱着一个想法：张作霖死后，奉军必定大乱，这时可以弄出个听话的傀儡，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满洲悬案”一举解决。
河本是当时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个林场主的家庭，家里特别有钱，1928年时的身份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是个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林场，河本对此一点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军校，最后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后，学制三年，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陆军将佐的摇篮。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学员，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25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考进陆军大学深造。虽然都上过来了，但成绩不咋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成绩是第97名，在陆大的成绩是第24名，离军刀组（陆大前6名接受天皇御赐军刀）远了去了，但他却自命不凡，认为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就这样，河本踌躇满志地来到中国。1926年，他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人这二十来年的合作，有点像一对情侣。
他们在日俄战争时结识，当时张作霖刚完成角色转换：从土匪、民团头领，变成被地方政府收编的马队管带。在那场战争中，脑子灵光的张作霖左右逢源，一点点壮大了实力。实际上，对选择张作霖，日本人犹豫过，但最后还是认了：好，就是你了。因为当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蜜月期。
这个时候，两边彼此需要，谈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后来，日本人胃口越来越大，张作霖就开始不高兴了。日本人又发现：张作霖在跟别人打架时，开始吃亏，最后连家底儿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于是他们趁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张作霖烦了，破罐子破摔：我就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河本说：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后来的日军第10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兵库县人）。1928年春，河本在给这位老乡的信中提到：“（为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万不应失此良机，我必须动手。”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从袁世凯以后的北洋系角度来看，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元首。搞掉张作霖，相当于搞掉中国的最高执政者，即使日本人爱冒险，喜欢犯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三思。况且，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跟张作霖私交还不错，在“满洲木偶”的问题上，虽然对张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满，但还没到想要干掉他的地步，只是一度考虑过关东军提出的解除奉军武装的问题。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关东军参谋，原则上只对军部负责。至于军部怎么向政府交代，那是他们的事情。当然，即使如此，在动手前仍需说服他的司令官。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叫村冈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佐贺县人），在日本军界属于平庸分子。
一开始，村冈倾向于解除奉军的武装，找个人取代张作霖。为此，他想叫军部把驻朝鲜的日军派过来帮他。因为自己手下那点儿人，肯定搞不过张作霖。但这个想法落实得不顺当。正在他犯愁时，河本跑来说：呵呵，我有好办法。
村冈问：啥办法？
听河本一说，村冈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儿大了？
河本见领导犹疑，就详细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认为少量的关东军有实力可以解除庞大奉军的武装么？我们的对手是张作霖，如果他翻了脸，怎么办？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们拖得起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张作霖。这样做，有个最大好处，您知道么？
村冈摇摇头。
河本说：最大的好处是叫奉军群龙无首。
村冈说：然后呢？
河本说：我们趁机收拾残局啊！最后达到向满洲移民、铺新铁路、开掘矿藏等目的，所有的悬案一并解决。你说这样好不好？
村冈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忽悠的。
村冈虽然平庸，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共性：对蛮干没免疫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昭和军阀搞的一系列谋略，最初的策划者，几乎都是佐级参谋，而河本只是一个开始。
村冈问河本：你有把握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指向地图上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会点的皇姑屯，说：这里离沈阳只有几里地，我将于此置必死之阵！
按河本最初的计划，搞掉张作霖有两个选择：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杀，嫁祸北伐军；二是在张作霖回沈阳的路上进行爆破。
河本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因为搞起来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杀，还容易暴露身份。选择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进行爆破，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张作霖能不能死是个问题。
河本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有办法的。通过关系，他从日本驻朝鲜军第20师团那里借来工兵爆破专家藤井贞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静冈县人）中尉。爆破点是前面说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个三孔铁路桥，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在下面穿过，桥上则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两条铁路呈“十”字交叉状。日军出入这里很平常，但张作霖要是死在这附近，日军也难脱干系，不过河本认为那不重要，只要推给北伐军就是了，至于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选择：一是把炸药埋在京奉铁路两边，二是放在三孔桥的桥梁上。藤井认真查看地形后，选择了后一个炸药安置方案。
一切就绪后，张作霖返回关外的日期就成了关键。
河本派心腹竹下义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广岛县人）专程前往北京，跟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冈山县人）碰头。此时土肥原正为张作霖不听话而郁闷，但他还是有风度的，没想过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听张作霖回东北的时间，问坐哪节车厢，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们要干什么？竹下瞒不住，只好如实相告。这实在吓了土肥原一跳，他没表示赞成，但也没阻止，从此他对河本另眼相看。
张作霖担心有意外，就坐汽车回去还是坐火车回去盘算了半天，在决定坐火车回去后，日期也是一变再变，但最后的情报还是被竹下拿到了，不过不是从土肥原那里拿到的，至于怎么拿到的意义不太大，总之他向河本请赏去了，如果这点事都办不成，那么他可以回广岛老家种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点了3名得力干将到皇姑屯设伏：
除藤井贞寿中尉外，还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群马县人）大尉、沈阳独立守备队队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2期，山形县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河本为张作霖准备了多少东西呢？30大包烈性炸药。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黑暗中，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夜空，驰向那个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经没法再细了。张作霖专列自从出了山海关，每过一站，河本就会收到沿线日方人员发来的情报。
皇姑屯那边，在三孔桥外200米，日本人设置了观测哨，东宫铁男紧张极了。他必须成功，否则就成了日本陆军的笑话。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为一个传奇。笑话与传奇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因为起爆用电气机控制，也就是说，引爆时需要用电流计算时间，他必须掌握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三孔桥时按下按钮，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炸药威力有多大，他们真是必夺张作霖之老命！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间，神田泰之助拿相机拍下了照片。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老部下们都快急疯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的大帅。在汽车上，张作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弹爆炸，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
张作霖说了一个“打”字，很快就昏了过去。
皇姑屯离沈阳近在咫尺，虽然到沈阳后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一世枭雄还是没能冲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阴影。
再说因兴奋和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大尉，他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定格。他亲眼看着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被抛到空中。这个东宫没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大尉，后来也没当将军，但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给他的外号就知道了：“满洲移民之父”。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1937年冬天，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已成为第114师团的一名大队长，但在杭州湾登陆后，小命被毙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跟东宫一样也参与了南京战，身份是第6师团第45联队长，在南京杀人最多的中队长田中军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原因是张作霖一贯反苏，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作霖对苏联驻京大使馆、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了查抄，还关了几家苏联人的商业机构，对拖欠苏联中东铁路局的巨额债款迟迟不还，还在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上跟苏联人较劲，所以苏联人的情报机构就把张干掉了，而嫁祸关东军。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这是真实的历史。
无论如何，日本人以及苏联人讨厌的张作霖死了。但奉军没乱，其子张学良迅速接班，稳定了军心。这一点他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作霖临死前，对部下说了个“打”字，但张学良没寻仇，东北处于一种平静中。能做到这一步，也挺不简单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亲爹，这事搁谁谁都上火。但28岁的小张忍了。
关东军的参谋们有点急，骑虎难下啊。对他们来说，张学良就是那只老虎，老虎回头看了看身上的人，没咬。关东军只好下来。
张作霖死后第4天，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突然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统一了中国。
说实在的，如果没这一步，张学良的“忍”会大打成色。几年后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让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做，效果当然不一样。
日本人失算了，蒋介石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如此轻易地归顺他。尽管在小张易帜这件事上，他这边也没闲着，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张如此迅速掉头，还是叫蒋狂喜了一阵子，于是亲切地称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张为“贤弟”。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政府大吃一惊，消息灵通的首相田中义一（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山口县人）接到小道消息，说这事是关东军一个叫河本的参谋干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问话时，后者神秘地透露了这一点。
天皇不高兴了，关东军这次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但一问责，军部不承认有这回事，并怒斥田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爱媛县人）虽没承认张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干的，但也没说不是他部下干的。
田中以为，自己退役前是大将，还干过陆军大臣，应该可以在军部捞到面子，可惜没有。他只好再次进宫，又说这事可能不是关东军干的，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作为首相，一会儿一变，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于是天皇很烦他。天皇对张作霖的死很恼怒，觉得关东军干起事来太儿戏，所以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没脸见人了，郁闷了一段时间，也辞职了事，很快就一命呜呼。
直到田中辞职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才被调离关东军。因为陆军一直压着这事。1929年5月，村冈辞职前2个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现役。看似很轻的惩罚，但在日本陆军看来，算重了，不叫在“皇军”队伍里待着了，那还了得？退役后，河本成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理事，成了个做买卖的。但他还不老实，九一八事变时，按“后起之秀”们的说法，“河本前辈”在资金和勇气上给了他们不少支持。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陆军的很多人认为河本了不起。一句话：这小子有两下子！
但东北易帜、张学良倒向国民政府后，包括军部的一些人开始觉得河本干了蠢事。很简单，后来的事不仅没按河本的设想发展，还冲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说，张学良正在是否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这件事上徘徊时，河本飞起一脚，把小张踹了过去。所以一些人评论河本时，只有一字：猪！
骂归骂，但“河本前辈”的“决断力”还是受到很多日本军人的欣赏。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日本人的妄为，都从河本那里找到了灵感。
但河本本人还是挺尴尬的。
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忧郁了。忧郁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现役前，推荐了在陆军士官学校比自己晚一届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岩手县人）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
日本军界有这种传统：前一任离职后，有资格推荐继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被推荐的这个人，还就真会走到这个职位上。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本和板垣两个人虽然不同级，但关系还不错，板垣当时在学校里以胆大著称，经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河本相中了师弟的胆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给这个人，将来他也许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时司令官村冈还没离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绝河本推荐的人选。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上，给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为，他这个司令官被忽略了，这让他有点不快，但又觉得庆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这样，板垣从天津赶往旅顺。而“皇姑屯事件”爆发后4个月，日本陆军中的怪才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山形县人），就已经入主关东军主任参谋一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