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是中华民国26年，日本帝国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这一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有多少呢？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会议，秦跟宋比，是个靠谱的人，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东京也没闲着，乱哄哄中又一届内阁成立，前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接替广田弘毅成为新首相。
对干首相这件事，最初是轮不着林的。1937年初，广田内阁因对中国诱降失败而垮台，前内阁首相、帝国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又哆嗦着站出来推荐人选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乡从道、井上馨、大山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他是最后健在的一位，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荐，然后由天皇确认的。
开始时，西园寺推荐了在当年的“三月事件”中没当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诏了，叫宇垣组阁，但陆军一致反对，因为当年宇垣做陆军大臣时裁掉好几个师团，而且军部的少壮派们也不认为这位上岁数的大爷会干出什么名堂。他们反对宇垣组阁，但用不着舞枪弄棒，只要不推荐陆军大臣人选就OK了。就这样，老资历的林铣十郎被召到前台。
广田干首相时，中日间的政府谈判一直进行着。由于其间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边界小冲突不断，前者有点慌，为了在跟苏联的对抗中占优势，就特别希望中国马上屈服，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对日本来说也不例外）：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有点像冬至后的天儿，一天比一天冷。绥远事件后，南京终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而西安事变后，又跟中共联手抗日了。
所以林铣十郎一上台就嚷嚷着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开始跟中国玩软的。按惯例，新内阁也开出了“中日悬案”条目：取缔排日反日运动、招聘日籍顾问、开辟上海至福冈的航线、减低关税……但有一条他没提，那就是华北自治问题。这有点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乡，已经当到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矶谷廉介。
矶谷这小子长得圆圆乎乎的，脑袋上没那么多刺儿，作为日本军中真正的“中国通”，他在对华问题上极为清醒。在陆军省上班前，他担任驻华武官，一直忙活着中日和解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亲华，只是跟同事谋略不同而已。当时，日本军部甚至很多“中国通”只在意中国北方的局势，对南方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而矶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后者更有脑子。早年的时候，他就在广东当武官，亲眼目睹国民革命军北伐，认为来自南方的新军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观念开始变得浓厚，跟以前的北洋军阀不一样，对此日本军部应该醒醒了，蒋某人跟中国旧军阀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一味蛮干（分离华北）的话，最后只会结出个苦果子！
林铣十郎上台之后，矶谷成了他的顾问，没提华北自治就是矶谷的主意。
在华北，还出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奉政府之命送给中国第29军战炮的“怪事”，而该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不但张去了，天津北宁铁路足球队也应邀到日本踢“友谊赛”。那时候天津足球实力特别强，足球队由铁路职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学生组成，在日本四战四捷，连续战胜日本文理大学足球队、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应庆大学足球队、大阪关西联队，让日本人很没面子。
还没完，日本内阁派了一支庞大的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成员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团长是日本正金银行掌门儿玉谦次，在上海一下船，儿玉就满脸挤笑，嘴里喊着“经济提携”“中日亲善”的口号，就差摇小旗儿在那晃悠了。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历史上充满玄机的季节。
对日本抛过来的橄榄枝，国民政府没领情。东京的新手虽主动示好，但站得更高点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这相当于一个坏人的突然发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南京的冷淡给林内阁泼了一头冷水，这位首相琢磨：政治这玩意儿比打仗复杂多了。内阁挤个笑脸，军方呢？3月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滋贺县人）、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得出的结论是：
“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还是没底，于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国。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个子不高，但走路时腰板很直。他们观望着这座在那个年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城市，法国大铁桥、劝业场和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叫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座漂亮而洋气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们家乡啦！然后两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个地界儿。
那个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遗老和民国名流的后花园，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会撞到一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对日本来说，天津也是块重要的地儿，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立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参谋长是接替酒井隆的桥本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部队主力是一个步兵旅团，分布在天津、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闪进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的那两位，一个叫公平匡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山口县人），一个叫井本熊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7期，山口县人），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旅行者。来天津前，二人先是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然后进关继续转悠，他们身上带着石原莞尔交给的任务。石原这时候干什么呢？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了。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1937年春天，他给手下这两个参谋交代的任务是：着实刺探南京政府及中国各地军民对日本的态度。
在司令部里，公平和井本没见到田代皖一郎（他又住院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参谋长桥本群接待了二人。
公平说：一到华北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桥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极有可能携手对付日本，这非常危险。但桥本又表示，他个人不赞同采用极端措施解决中日问题。他问参谋本部的态度。
公平和井本表示：石原作战部长同样态度谨慎。
两人都说，想去北平转转。
在北平，二人拜访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福冈县人）。在樱井带领下，他们去了北平附近的宛平城。离开东京前，石原就叫他们留意这个地方。
樱井早年是“樱会”成员，后来慢慢成熟了，就不再那么冲动，而是静下心来研究中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的带领下，一行人开车出了北平，路上他跟两位“旅行者”讲北平的局势：北平城外，中国第29军的中下层军人对日本人很敌对，两国士兵干架的事经常发生；在城中，青年学生的反日运动越来越多。最后他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山雨欲来。
下车前，公平问宋哲元的态度。
樱井想了想，用了“墙头草”这个词。
井本问：是形容他很顽强吗？
一路上，过关卡时，三个人受到中国士兵的严格盘查。樱井出示了证件，士兵打量着三个人。依据公平和井本的感觉，他们“随时可能被扣留甚至逮捕”。
他们到了宛平城外，远远望见卢沟桥，两个东京来的参谋再次被中国驻军盘查。公平和井本离开北平前得出的结论是：中日军队严重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离开北平后，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继续转悠，跑了华北的好几个城市。后来，井本在青岛坐船回了东京，公平则继续“旅行”。他也真认为自己是旅行了，因为从华北到华东，湖光山色越来越美。他惊叹于中国之大。一路上，公平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火车、汽车、马车、轮船，从农民到官员，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到达华东一带的城市，他警觉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反日排日”情况比华北严重得多。措辞激烈的抗日标语，在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见怪不怪。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庞大的国家一直是麻木的，看来情况不像以前说的那样啊。
在华东“旅行”时，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大约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你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内地瞎转悠什么？不给你抓起来审问就不错了！但公平匡武认为性质“恶劣”。6月底，他离华前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况越严重！
于是石原莞尔拿到了这样的汇报：
中国排日、抗日、辱日形势达到高潮，军队干部尤其军队下级干部态度更加露骨，日本军部方面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不同。少数人主张维持现状，与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数人认为，应对华进行打击，这样就会改变局势。日本侨民在华受到挑衅，激起仇忾心。但这种态势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将要爆发……
陆军省那边也没闲着，他们派到中国“旅行”的是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茨城县人）。柴山对华态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识到：长江一带排日风潮高涨，而“中国政府不想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派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那样的运动”。
按柴山的说法：“用了几天时间在平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关系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
军部的参谋们在中国“旅行”时，林铣十郎过了四个月的首相瘾后成功下台，因为他在任什么都没干成，大家凑上去围观，得出的结论是：这位首相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个军人更不是一位合格的首相，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前两条说得还行，最后一点似乎有点过了，完全给一棍子打死了。人们开始对林的上台感到匪夷所思，包括陆军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们开始撞墙。
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撞墙声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组阁了。
近卫家有点来头，是日本史上与天皇家关系最近的贵族“五大摄政”之首。近卫毕业于著名的京都大学法学系，因为他爹是公爵，他世袭了不少好处，早早进了政府，后来跟在元老西园寺公望后头，到巴黎参加《凡尔赛和约》[1]的签订，干到贵族院议长的位子时才四十岁出头。很早他就被认为是首相的最佳人选了。“二二六兵变”后，天皇想叫他组阁，但近卫躲了，不想收拾那个烂摊子。
现在，希望近卫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啦。但有人觉得这个近卫华而不实，按西园寺的某个秘书的说法，近卫这小子像富士山。是赞他么？那个秘书多年后这样回答：从远处望，它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岩石！
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都往中国派人，我们内阁也会啊，所以近卫一上台，就把大谷光瑞打发出去了。这名字有点耳熟，的确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老婆是贞明皇后（大正天皇的）的姐姐。20世纪初，他曾先后到中国的新疆以及中亚和南亚探险，在佛学界、探险界、考古界、政界和军界都有一号。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跟他有过一段交往，甚至叫他出任过中华民国的政府顾问。
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国饭店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长野县人）。这是今井第一次露面，后来他做到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1945年8月他还得出来。今井介绍了中国尤其是北平的形势：如果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起作用的话，按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定会有“不幸的事件”发生！
大谷告诉今井，入夏后，东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北平可能会发生像柳条湖那样的事变。对大谷来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种类似于他探险一样的迷局。
大谷回去后向近卫报告。大谷说得不错，近卫上台后，东京就有个小道消息越传越神：今年夏天，最晚到秋天，北平也许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的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是永津佐比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茨城县人），永津跟矶谷一样，也是特别关注中国南方一举一动的“中国通”，甚至在中日开战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矶谷是所有日本“中国通”里脑子最清醒的（开战后此人开始犯昏）。他认为：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已演变为针对日本的全国总动员。因为蒋和他的政党过于自信，所以“侮日”? 。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强硬派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可以改变他们抗日的局面。
石原莞尔非常忧虑。
这家伙是真忧虑。他担心前方的日军蛮干，破坏他的“开发满洲、亲善中国、降伏苏联、驱逐英国，最终与美国决战”的构想。
田中隆吉在绥远闹事时，当时在关东军做参谋的武藤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熊本县人）也跟着掺和了。绥远出事后，石原飞往前线，质问田中和武藤：你们瞎闹啊！那两个人笑道：我们学的是当年的您啊！而现在，不听话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当作战课课长了。
所以，在陆军省军事课向中国又派出一个“旅行者”（冈本清福）时，石原叫他留意一下北平的日本驻屯军有什么不对劲的苗头，如果有的话，要及时掐灭，并特别叮嘱：留意一下中日士兵步哨间的摩擦，一定要拿出解决办法。
1937年7月，中国大地酷热难当，华北正在发生的事态已使中国到了“最后的关头”。
月初时，因水平有限而被石原莞尔戏称为“上等兵”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建议，即使出于对苏联备战的考虑，也该打击一下中国，改变中国的抗日态度。
中国这边，年初时，军事委员会秘密出台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在敌情判断中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日本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大部兵力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向南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一部分兵力攻略山西。海军将封锁大陆海岸线，并派兵在山东青岛、江苏海州（连云港）登陆策应陆军。
还预测，日军会在上海登陆，威胁南京。这个预案分析了战争初期的情况，“或不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点出了揭开中日大战序幕的七种情形：
日军扩大冀东伪组织，袭占平津；
日军以武力威胁中国北方将领（宋哲元），实现华北自治；
日军增兵上海，以海空军袭击南京，威逼中国让步；
日军利用伪军，入侵绥远；
日军以防共为名，在中国自由行动，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攻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1937年7月7日就这样来到了。
拿过望远镜，看看这一天，除了很快出场的关键人物清水节郎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停留的镜头：
我们看到了胡适。胡适身边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后者正在给胡适等人饯行。他们要去庐山。当然不是去避暑，尽管那是个清凉世界，而是应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之邀请，上庐山参加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内容是有关越来越危险的时局的。除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外，这一桌人，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等人。
现在，再把镜头给这一天的主角：清水节郎。他跟他的士兵正在整装出发。或许他还冲着镜头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中队长，军衔是大尉。他的部队驻在北平附近的丰台。
丰台在北平西南面，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在这里通过，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了。开始的时候，这里有第29军的驻军。酒井隆卸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前，发现了丰台的重要性。走之前，他派日军进驻了丰台。在丰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日军队连续发生械斗，就差开火了。宋哲元见事情要闹大，就把军队撤了出来。就这样，丰台成了日军在北平外的最重要据点。
看过一张清水的照片，瘦长脸，留一字胡。说到日军的胡子，有必要谈一下。电影电视剧看多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军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种胡子，在嘴唇上留圆圆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谓“卫生胡”。其实不是。明治时代的日军高官，喜欢留“仁丹胡”，就是类似于一字胡，但两边向上反翘的那种。到后来的昭和时代，留这种胡子的就少了。对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几十个昭和军阀的标准照，你会发现，留“卫生胡”的，只有后面出场的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一个人，更多的人留的还是一字胡或称八字胡。
中下级军官也是这样。清水节郎这一年三十来岁，在丰台的日军兵营，他攥着军刀，看着士兵们打理行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趁清水愣神的时候，我们说一下日军的装备。
日军军装是土黄色的，这我们都知道。军帽则分两种，一是礼装帽（大壳帽），二是战斗帽。战斗帽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装备陆军，帽体土黄色，帽檐跟帽体结合部是黑皮革带，帽中间有黄五星。帽子下面还得垂下来几片布帘吧？实际上，带有布帘的战斗帽，在1938年以后才在日本军中使用的（主要防蚊虫，尤其在南方作战时要戴这种帽子）。战斗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钢盔。日军戴的是“90式”钢盔，精钢制造，里衬皮革。戴钢盔时，规矩的戴法是，里面的战斗帽帽檐冲后（以防遮挡视线）。我们看很多影视剧，日军士兵戴着钢盔，里面的战斗帽帽檐也冲前，那是演员瞎戴。脚上穿的是胶底皮靴。
日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说起来并不先进，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战斗前配120发子弹），这种步枪的射击距离是2400米，带有“30式”刺刀（60厘米长，小仓兵工厂制造）。日军使用的机枪，是“11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还有“28式”重机枪。军官拿“94式”手枪，至于佩带军刀的资格，则涉及军衔。
除元帅这个荣誉称号外，日军军衔分16级：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按规定，到了曹长级别的，也就是分队长（班长），才有资格佩刀。
我们继续说清水。集合完毕后，在他的带领下，这个中队的180名士兵开始从丰台向宛平城北出发，去那一带搞演习。
下午4点过后，清水中队进入预定区域：宛平北1公里的沙石场和与该地相对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汉铁路桥附近）。这里跟第29军驻守的回龙庙很近。清水带人过来后，发现永定河对面的河堤上，第29军的士兵正在挖战壕。
此时，第29军在平津冀察一带是这样布置的：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辖：
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旅（主力驻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长辛店、八宝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内）；
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驻天津及其周边；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7旅，驻河北河间、任丘、大名一线；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0旅、独立第29旅，驻察哈尔，平绥线也有驻兵。
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驻黄寺、北苑、小汤山、通州，特务旅驻南苑，骑兵第9师驻南苑、固安、易县。
进入1937年后，在宛平一带，第29军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增加军队外，还开始留意日军的演习，要求日军如果夜间演习，必须事先报告给中国方面，而且在日军演习时，开始实施军事警戒，以防不测。
清水叫士兵们原地休息，看着中国士兵干活。在北平城外，中日军队天天见，两边的人都没当回事。
清水指挥的此次演习的关键词是“傍晚靠近敌人阵地”和“黎明时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演习开始时，已经是晚上了。
北方的夏天，黑得比较晚，晚上7点半，天才慢慢擦黑，但清水仍没下令演习，而是就地野营，直到夜里10点40分，演习才正式开始。
按清水的说法：演习开始不久，就“感到”有子弹从日军后面的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方向射来，随后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此时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某种信号”。
于是，清水派传令兵前往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静冈县人）报告。但传令兵刚走，失踪的小兵就归队了。
一木，不是一休，接报后，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佐贺县人），说演习部队遭遇中国方面的“非法射击”，问怎么办。北平日本驻军最高将官是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富山县人）。但此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军队，牟田口就成了现地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回答：立即占领宛平城外平汉铁路支线旁边的“一文字山”，作好战斗准备。
这是日本人嘴里当晚事情的大致经过。
小兵志村在“失踪”20分钟后就归队了。但这个消息清水没向一木报告，而是带队前往宛平东的五里店野营。
志村到底干吗去了？他的身体慢慢弯成一个问号。
第8中队的士兵都来自日本秋田县。二等兵志村，据说曾在松山（日本的一个地方，离东京的车程约7小时）的一家报社干过，最大的梦想是当个作家，但没想到来了中国。事变发生后，他被打发回国。1944年，日军在缅甸兵力吃紧，他被重新召集入伍，在阿拉干山区的布其顿被英国人或中国远征军打死。
关于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迷路了，也有人说掉到井里摔晕了，还有人说他拉屎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没去拉屎，却改变了历史。可是，他怎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节点并非由他而出，他只是历史节点上的一个记号而已。
当晚到底有没有子弹射向清水的部队？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嚷嚷的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日本人说：有，大大地有。后来又说，即使不是第29军所为，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组织蓝衣社分子所为，为的就是挑起中日战火。
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辩论，更不值得研究，因为没什么意思。辩论什么呢？那个年代，日本人往死里都认为：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
没辩论的基础。
这样说吧：中日在193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即使没有什么“非法射击”，仍然会爆发，就像事变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的那样：“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机会。”此日不打，他日亦打，只不过，引爆战争的导线会在其他节点上被点燃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线性的历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夜的节点上，一步步地开始了！
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冈县人），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
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凌晨1点30分，参谋长桥本群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官田代仍在医院），参谋和知鹰二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前一年“两广事变”爆发后，和知鹰二负责策动桂系倒蒋，最后没有成功，现在北平出事，于是他就一直跟那拱火（不久就被桥本群打发回东京，后来出任第11师团第44联队长，在上海罗店作战）。
桥本一边电令在秦皇岛的河边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边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队，目标是“解除永定河以东中国军队的武装”。
再说宛平城外，一木已率军跟五里店的清水节郎会合。
清水告诉一木，小兵已归队，但一木仍坚持先前下达的占领宛平东门外“一文字山”的计划。小兵的归队已不那么重要了，一木或许把自己当作北平外的石原莞尔了。
这是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士兵已经回来了，再要求强进宛平，没理由了。枪炮是造出来的，理由是造出来的，日本人深通此道。用什么理由呢？还记得清水的描述么，他说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是某种信号”。这就是理由。所以，一木说：中国军队对皇军进行了“非法射击”，必须离开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长辛店一线。
驻宛平的是冯治安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第3营金振中部（是一个加强营，实际兵力是一个团）。
但此时，冯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还没赶到北平，何基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军指挥部，吉星文（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5期，河南扶沟人）在江西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7月10日赶回北平）。
营长金振中（西北军官学校，河南固始人）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向宛平城北回龙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金振中营立即还击。5点半，日军炮击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过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命令，原文如下：
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