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1937年3月接替张群）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王宠惠，广东东莞人，甲午战争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民国范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业而优则仕，有一大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先看个单子：王宠惠、王世杰、顾维钧、吴鼎昌、陈光甫、张公权、翁文灏、朱家骅、王云五、罗家伦、蒋梦麟、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朱家骅是著名地质学家，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陈光甫和张公权是银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属于名重一时的才俊。
对于王宠惠来说，也确实是老资格了，在北洋时期就出任过内阁总理，年轻时还跟民国另一外交奇才顾维钧参加了九国华盛顿会议，那一代人突出的学识与外交才华，给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与国民党达成谅解，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共赴国难。
此时，蒋介石在庐山。
“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在庐山。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四川整军（将川军刘湘的部队国军化），跟随何去的还有顾祝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涟水人）。正在上升中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青田人），也在庐山。坐镇南京的要人，此时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行伍出身，河北雄县人）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东北测绘学堂，河北新河人）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行伍出身，吉林农安人）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陕西讲武堂，陕西定边人）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8期，浙江武义人）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陆军大学4期，山西崞县人）为主任、林蔚（陆军大学4期，浙江黄岩人）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一惊，想起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来了，于是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在给宋的电报中，蒋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在庐山上，蒋先后给宋发了15封电报）。
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太清楚。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儿更紧张。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后，立即向秦德纯“交涉”。由于此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负责卫戍北平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正从保定往回赶，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个人，他把电话打到宛平县长王冷斋那儿，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斋立即把电话打到宛平金振中那里。金营长通查后，发现守城士兵没人开枪，更没日军士兵在宛平城内。王冷斋上报情况，秦德纯命其跟松井交涉。这时已是7月8日凌晨。
王冷斋赶到日本北平特务机关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几个人已经到了，那边则坐着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辅佐官寺平忠辅以及小秘书斋藤，这几个人的中国话一个比一个溜儿。
松井说：皇军士兵失踪，王县长想必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士兵丢失时，我们演习的清水中队有可能从背后受到你们的攻击，你们必须对日军士兵的失踪负责！
王冷斋说：你们的演习在深夜，宛平城门早关闭了，难道士兵会飞进城？你们说演习部队可能受到攻击，“可能”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们也不确定，还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况且，我方已奉命调查，守军并未有开枪者，城中更无日军士兵！
樱井说：王县长！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王冷斋：恰恰相反。
寺平说：哦？
斋藤说：这就对了……
看得出来，这个小秘书一直想插话。
王冷斋说：最近你们的军队一直围着宛平演习，不分昼夜，还不够严重么？如果我们的军队到东京去这样干，想必阁下也不会同意吧！
樱井一愣，说：皇军屯住在这里，依据的是当年跟贵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这恐怕不是你一个县长该考虑的事吧！
王冷斋没搭理樱井，面对松井说：正如樱井阁下所言，我是小小的县长，华北这几年风云变幻，能说上话的都是双方的大员，一县之长，九品而已，在你们眼里更是无足轻重。但松井机关长，国家公事，既在任上，唯有恪尽职守，而无大小之分。调查昨晚之事，本人既然受命，便不敢有丝毫懈怠。
王冷斋是福州人，曾上过保定军校，1935年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才就任宛平县长的，身处火山口的王县长，在事变爆发前就一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他那里没得到任何便宜。放在中日较量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县长，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时候轮不到他说话，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却有一种特别能令人感动的东西。在赴国难这件事上，只有小人物，哪有小角色！
中日双方谁也没松口。
樱井跟松井用日语嘀咕了两句，然后说：既然如此，不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咱们一起去宛平看个究竟。
王冷斋说：愿意奉陪。
小组中方成员有王冷斋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两个人，日方成员除樱井外，还有寺平、斋藤，一共六人，在清晨赶往宛平。
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朝阳如血。
在路上，寺平对王冷斋说：现在事态严重，中国军队必须撤出宛平，并允许日军进城搜查，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啊。
王冷斋回答：我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无权处理此事！
宛平的金振中得到信儿后，派人出城把他们引了进去。大家来到县政府，说是来宛平调查，实际上是换个地方继续谈判。
谈了三个小时，樱井又提了三点：一是宛平里的中国军队出城西撤10里，然后日军进城搜查；二是中国方面赔偿、道歉；三是惩罚中国军队“肇事者”。樱井提出，惩罚的最低限度是营长，也就是金振中。
金振中的部队是个加强营，一共有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兵力1000多人。金振中把一个步兵连放到平汉铁路桥东段和桥北回龙庙；一个连放在宛平西南角一线；另一个连在宛平城里，剩下的那个连为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则放在铁路桥西面，轻迫击炮连在宛平东门，重机枪连在宛平东南和东北角。
中日双方僵持时，王冷斋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不通了，电话线显然被日军切断了。他跟秦德纯那边失去了联系。王县长立即把秘书洪大中叫来，叫他秘密潜入丰台，在那里想尽办法找一台电话，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讯连起来。洪大中奉命而去。费尽周折，在丰台靠近日军兵营的一家商会，洪大中找到一台电话，此时商会已人去楼空。这个电话，一边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纯那，另一边可以打到宛平王冷斋那，就这样，洪大中藏在丰台，秘密地把两地间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公务员为国所出的一份力。
这时候，已经从北平赶到丰台的牟田口廉也派人带信，叫王冷斋和金振中亲自出城与之谈判，被王、金一口回绝。王冷斋说，守土有责，我们动不得。王县长叫跟他从北平同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专员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谈判，日方这边派出的同行人员是寺平。
为防止日军偷袭，王县长和金营长没开城门，而是用绳子把二人从城头上顺了下去。
虽然有日本人在城里，但此时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动作不断，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其中一发炮弹打到县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尘土弥漫，樱井吓了一跳，心里大骂城外的日军，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此时日军已拿下回龙庙，随后一木分兵两路，一部进攻铁路桥（事变爆发后平汉线已中断），一部徒步渡过永定河，进击到对岸，从西面向卢沟桥包抄。
金振中得到战报，立即带着部队去恢复阵地，中日军队在平汉铁路桥发生激战！
在铁路桥争夺战中，两边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枪一枪枪打的耐心。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两边就都冲了上来，开始了提前到来的白刃战！刺刀拼上了，战刀和大砍刀也对上了！
有什么东西，已被压抑得太久！
直到这时候，卢沟桥那边还没发生战斗。该桥横在永定河上，与平汉铁路桥平行，桥东对着宛平，桥西连着河北省南部。一部分日军渡过永定河后，迂回到卢沟桥以西，为的是跟“一文字山”的日军对宛平构成合围。但迂回过去的日军没发动进攻，只是在7月8日晚6点多打了几发炮弹，步兵并没有跟进。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
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国军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国军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抡着片儿刀冲，很快便把守备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日军开始闻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来也是咸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国军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
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事变爆发后，东京还没怎么着，关东军先不干了，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关东军不是太监，而是骑在皇帝脑袋上的主儿。事变第二天，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拟了个至少向华北派两个独立混成旅的计划，并连夜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大尉（还记得吧，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捣乱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驻朝鲜军的小矶国昭也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日本驻朝鲜军仅有两个师团：第19师团和第20师团。小矶命令他们作好出击准备。
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是次长今井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爱知县人），但此人身体一直不好，卧床的时间超过了上班的时间，所以牵头人实际上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
石原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富山县人）是北平那边河边正三的弟弟，这个河边脑子倒还清醒，没抱住石原说给他哥哥做主之类的话，而是主张现地解决事变。
石原拍拍河边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会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扩大事变，道理是：如果动员国内师团到中国参战，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在戒备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个师团，而这个兵力又远不能保证征服中国，就必定是一场持久战，而日本是没办法也没必要在中国打持久战的。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是这个观点。
石原的意见一出来，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有道理。
在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近卫首相征求陆军大臣的意见时，杉山把石原的话重复了一遍。近卫说好，于是内阁拟出的对策是：不扩大，现地解决。
石原的另一个手下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第一个反对，认为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击才能改变“排日侮日”的形势，让中国彻底屈服。
事变后，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态度也就出来了，前者觉得麻烦大了，后者却很愉快。军部的参谋们开始站队。
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新潟县人）第一个站在武藤一边。
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边、柴山这边。
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开始偏向于武藤、田中一边。
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恳谈会”上，仿佛五千只蛤蟆被扔进锅，石原是山形县人、武藤是熊本县人、田中是新潟县人、柴山是茨城县人、永津是爱知县人、后宫是京都人、河边是富山县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乱了。
北平达成停火协议后，武藤章仍在琢磨怎么把军队派过去。
在陆军参谋本部，武藤看见一个同事就拉住说：你知道么，北平的局势势必会恶化，必须作好南京的中央军沿平汉路北上的准备，我们至少要派过去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
武藤后来成为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也是七个人里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将。但事变时，他的作战课长的位子极为重要，业务内容就是负责筹划陆军的行动。
田中新一力顶武藤章。
按他日记里的说法，事变发生后，东京一片混乱，只有他和武藤“从容镇静”，所谓稳步开展工作，应对事变：“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在此种想法的基础上，该两课长对紧急派出以３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见。”
田中跟武藤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上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主导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陆军的行动。这两个人成了桥本欣五郎、长勇之后陆军最强硬的代表。关于这一点，从1937年5月20日日本海军情报官员就华北形势问题向海军省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关于撤销冀东政府问题，未能得到关东军的同意。但驻华各机关大都同意撤销，并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缓和目前僵硬的日中关系的唯一办法。所以，归国后即向上司报告，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排除关东军的反对，断然予以撤销。关于此事，（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今井清）和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也都同意，但作战课长武藤大佐反对。（陆军省）后宫（淳）军务局长、梅津（美治郎）次官、杉山（元）大臣都同意，但田中军事课长反对。
武藤章坚持向华北增兵，对石原说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您是我的部长，我是您的手下，当年您在满洲的做法，让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您警备苏联的观点，也挺牛的。但怎么警备呢？光保满洲还不行，我们出兵华北，把这个跟南京政府的缓冲地带抓在手里，最终也是为了警备苏联啊。光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殊途同归嘛！
武藤和田中虽然都只是课长，但事变时所处的位置重要，对外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置，都由这两课课长拟订，然后往上报，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臣，通常所饰的是盖章的角色。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傀儡，而是日本军部的工作特点决定的。但处于作战课课长和参谋总长之间的石原就比较难受了，他把自己的担心都说了出来，但却没有顽强地坚持。
在武藤的忽悠下，原来骑墙的也一下子倒向了武藤，包括那位陆军大臣。在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开始支持出兵，并通过了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的决议。
近卫内阁就这样开始被军部牵着走了。
当年意志坚定的山形县小子有一种无力感，似乎一切都在靠惯性向前推，而武藤、田中等人是腻腻的润滑油……出兵计划是7月11日正式确定的，但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0日上午就把扩大战争的讯号传到了北平。
北平那边，7月10日上午，王冷斋去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时，出现了“异动”。当时在座的，中国这边，除秦、王等人外，还有已赶回北平的冯治安师长；日方那边是樱井、斋藤等人。
秦德纯质问樱井：为什么协议达成后日军仍不时袭击宛平，而且没把军队从城外撤干净？你们已严重违反协定，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你们承担！
樱井搪塞：我们在搜寻战死的日军尸骸啊！这对我们很重要。
秦德纯说：我们可以出人帮你们找，但限期为24小时，无论找到没找到，无论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军都必须全数撤回丰台！
樱井说：好。
但正在这时候，日本人寺平跑了进来，在樱井耳朵边嘀咕了几句，后者说：我得出去打个电话。随后，他对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终是：一去不回！
形势变化了！
前面提到的今井武夫回忆：“（11日）下午两点，刚一步入（北平）特务机关，便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于是立即接通。打电话的是一名参谋（有可能是和知鹰二），他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已经决定，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还将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所以现在再无必要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协议已经达成也要撕毁！”
情况如此危急，宋哲元在哪？！他已经到天津了。
宋哲元一到天津，南京的电话就跟了过来，何应钦在电话里说：中国驻日大使发来消息，日本国内已进行战争动员，延迟了京都以西3个师团的复员时间，全面侵华已成定局，叫宋立即回北平备战，不要在天津跟日本人谈。但宋不接何的电话，而叫手下代接。
宋哲元拜访了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佐贺县人）。
日本内阁决定出兵中国后，军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病秧子田代皖一郎换了，但田代还没来得及回国就挂掉了（7月16日）。
在天津，香月给了宋哲元点儿口头保证，无非是中国妥协，日本住手之类的话。宋哲元很激动，像一年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跟希特勒签的协议一样。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这位老兄仍没看明白，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继续维持自己在华北的小王国。所以他返回北平后不但没进行备战，还把防御工事给拆了，并电告南京，不叫中央军北上支援，怕因此刺激日本人，我的地盘我做主，小小的冲突可以就地解决，华北不会有大事变！
终究是蠢人。
前面说了，近卫内阁尽管一度通过了“不扩大”决议，但没两天又在强硬派的要求下，批准了武藤章拟订的出兵中国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从关东军派出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航空兵6个中队；从朝鲜派出第20师团，航空兵3个中队；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航空兵18个中队。
昭和天皇看首相近卫呈上来的折子时，被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派到华北探听消息的辻政信正从天津返回东北。
路过锦州时，就怕打不起来的辻政信，眼珠一转，跑到在机场待命的航空飞行队队长阪口芳太郎那里，告诉他“华北局势严重”，应“采取断然措施”，你们飞行队怎么做呢？你就看着办吧。
阪口翻了翻白眼，在没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带着他的轰炸机群飞向了天津！这还不算完，阪口还给在山海关机场和绥中机场待命的两个飞行中队（分别由上条直和三轮宽统领）发去电报，叫他们一起飞向华北。
但上条直含糊了一下，没敢直接飞到天津，而是飞到承德就打住了，回过头去观望。不过，转天他就接到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的命令，叫他飞向天津。
上条直擦了把汗，后悔自己胆太小。
实际上，安藤在得知好几个飞行中队擅自飞向天津后非常地恼火，并不是他不想去支援平津的日军，而是恼火这些带队的家伙在没接到自己命令的情况下就独自飞走了，你们以为自己是鸟么？
所以，当那几个飞行中队飞达天津后，在承德停了一下的上条直被安藤任命为飞行团长，在他看来，上条心里还有他安藤的，毕竟飞到承德就落下来了，而“带头大哥”阪口芳太郎虽然和三轮宽同为大佐，但还是当了中佐上条直的部下。
就这样，日军开始像蝗虫一样飞向平津。
当然，蒋介石也没闲着，他派熊斌（陆军大学4期，湖北大悟人）秘密进入北平，叫宋哲元不得向日军妥协，政府已决定全面抗战。7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熊斌，叫他转告宋：日军从22日起已加紧向华北运兵，一周之内必有大战！南京这边，已命令集结在沧州、保定一线的中央军向前推进，策应平津第29军。
一段时间以来，宋哲元对日本人的下一步动向缺乏兴趣。这位老兄就像个瞎子，情报不是来自部下，而是来自南京。
就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开往平津时，廊坊先打起来了。
廊坊位处平津间，位置的重要不言而喻。
7月25日下午4点半，一个中队的日军打着沿途检修电话线的旗号，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廊坊。驻扎在廊坊的是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第226团，旅长刘振三（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2期，河北故城人）、团长崔振伦（行伍出身，山东淄博人）坐镇。日军企图很明显，傻子都看得出来：占领平津间的廊坊，保证后面的兵力运输。
怎么办？
事变爆发后不久，后来把我们震撼的张自忠就没影了。他是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当冯治安第37师跟日军打起来时，第38师基本上什么事也没干，甚至连警备天津日军司令部的措施都没采取。张没影了，去哪了呢，北平。到了北平，又不露面，给人的感觉相当神秘。联系到日本人的拉拢，在后面一直鼓捣，再加上平津未卜的时局，以及第29军的内斗，就风传张有取代宋哲元之意。
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无风不起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何况当初建军时，张就是第29军军长的候选人。关于张，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因为后来死得悲壮，所以很多人喜欢把他在事变后一段时间的表现给盖上。其实又何必。因为几年后殉国之惨烈，断不会因此时的彷徨而大减成色。反过来也是这样。
留在天津的副师长李文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浚县人）急得团团转，想找张自忠，但又联系不上，只好给廊坊下了命令：日军可以进站和通过，但不可出站！
日本人要的就是出站。旅长刘振三派了个公安局长去接洽，但不行，日军要他亲自来，并提出要在廊坊宿营。日军带队的是个中队长，属于连一级，说起来，跟旅长对不上，但日本人习惯了。刘振三当然没去，而是派了一名参谋去，日本人还是说不行，于是这边又派了个团副。这回日军倒很“热情”，拉过团副就照相，还让他站在中间，合完影后日本人说：我们想出去走走，你的答应？！
团副说：奉上级命令，贵军只能在车站里待着，或者回火车上去。
日军中队长抽出军刀，说：你可知道日本军之厉害？
团副说：知道。
中队长笑：好啊。
团副说：今日亦非“九一八”。
中队长一愣，拍了拍他肩膀，叫他回去。
天擦黑后，日军开始强行出动，一部占领车站，一部几十人带着铁锨和十字镐，开始在站外建工事。中国军队见形势不好，把机枪架上了屋顶，同时派人去交涉，日军一个伍长说，可以停止工事，但你们得让出点兵营让我们住。
刘振三旅长再次向天津那边请示，得到的回答是：阻止日军进兵营，但不可先开火。话是副师长李文田说的。他还在找张自忠，张走时，并没跟李文田交代清楚，没说去参加什么会议，只说去北平那边看看。看什么呢？帮助老宋？但秦德纯、冯治安一帮人在那儿，你走了，天津怎么办？
正在李文田快被搞神经的时候，张自忠从北平打来电话，告诉他北平这边越来越危险。李文田跟他报告廊坊的事，张说：不能动手，否则局势难收，但也不能从廊坊撤下来。
这命令让李文田没脾气了：既要阻止日本人，还不能动手？这真叫人纠结。
李文田想了半天，没想出招，只好把话传到下面，反正命令是这样的，你们看着办吧。
总会有办法。
营长邢炳南来到旅部，说日军在他的一个连的驻地对面热火朝天地搞工事，怎么办？很快，那个连的连长宋再先也来了。崔振伦让他们先回去，再观察一下。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
宋再先回去后，士兵们凑上前，说现在不打鬼子，等他们弄好工事就晚了。宋再先问身边的一个小兵，怕不怕？这个小兵是个列兵，叫赵津生，天津人。回答很给力：日本人也是人吧？的确。他们也是人。但他们真是人么？也很难说。
宋再先说：动手。
随即调集了5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方阵，对准正在建工事的日本军队。
打。
这个连动手了，另一个连也没闲着。事变后，廊坊的中国驻军在居民房顶上设置了瞭望哨，房上的哨兵发现一面墙下有日军抱着枪休息，报告了排长，后者当机立断，放下5捆手榴弹（每捆5个），墙下的日军顿时灰飞烟灭。
突遭袭击，站里的日军有点晕，想把外面的伤兵运回来，但反复冲了几次，都没突破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最后只好固守待援。
刘旅长、崔团长见手下已经开火，那也就只能开火了，想趁天还没亮攻下火车站，但这时又得到消息，说北平中日双方正为廊坊的事交涉，天亮后会来人调解。在当时的局势下，这种调解如何靠得住？！正在犹豫时，一辆由天津开往北平的日本军列从眼皮子底下过去了。奇怪的是，这辆火车上的日本兵没搭理在火车站待援的伙伴，而是直奔北平。
但转天凌晨，从朝鲜支援平津的第20师团的鲤登行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群马县人）联队就打了过来，飞机也来了，中国军队的营地被炸开花。旅部赶忙开会，此时电话线断了，跟天津联系不上，廊坊到底还守不守？旅长刘振三认为：在平津将陷的情况下，守廊坊已没什么意义。于是，部队边打边退，到了30里外的安次县。
到安次后，县长请刘、崔吃饭，说你们怎么擅自撤出廊坊了？两位一愣。这县长可不是一般的县长，人家曾在旧军阀孙传芳手下干过师长呢！县长说：即使现在形势不利，也应趁机恢复阵地啊；否则，在没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就撤了，对咱军人来说，这不是死罪么？
刘、崔这下脑子才转过弯，人家不愧是县长，的确有两下子。
怎么办？连夜摸回去呗。于是，团长崔振伦又带着7个连，在7月27日晚上打回了廊坊。好在廊坊守备的日军人数不多，睡梦中仓促应战，又被消灭了不少。
就在廊坊战火开燃的时候，北平的广安门又出事了。
还记得那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日本军列吗？里面装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的兵，7月26日下午到达丰台车站后，随即转乘20多辆汽车开向北平，为的是增加城内使馆区一带的兵力。晚上7点到达广安门，那里有中国军队守着，进不去，于是冒充大使馆卫队，说出城演习（都打成这样了，还演习），想混进城，守军当然不叫进。
樱井德太郎又出马了，上到城门楼跟守军交涉。僵持中，日军开着汽车往里闯，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先放过几辆汽车，剩下的挡在城外，从后面把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樱井见势不妙便溜了。结果城里的日军藏到城墙附近的高粱地，然后按守军指定的路线开到使馆区；城外的日军则乖乖地返回了丰台。
东京决定出兵中国后，给日本中国驻屯军发出命令，将第29军扫出华北，并下了最后通牒：28日8点前，第29军第37师撤出北平，转往永定河以西，回撤保定，否则日军将发动全面攻击。
直到这时宋哲元才慌了。他想起南京来，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中央军北上：来吧！来吧！我现在需要你们。但一切都晚了。宋哲元看和谈无望，急调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来负责南苑防务。该部本驻扎在冀南，是作为第29军预备队使用的。
这一回，老宋还真判断对了，日军的确要打到北平外6公里远的南苑。他没法判断不对，那里是他的第29军军部所在地。
此时南苑有第37师的两个团（本来要跟第132师交接，但还没走，日军就围上来了）、从河北赶来增援的第132师的1个团，以及1个骑兵团、教导旅2个团、1个军官教育团、1个学生军训团（1500人左右，来自平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再就是兵营和军部的机关人员，加起来将近7000人。
南苑的第29军最高指挥官，是副军长佟麟阁（文职出身，河北高阳人）。他打仗比不上长城抗战时的赵登禹，而且副军长也是挂名，当时是应宋哲元之邀到军里任职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训练。赵登禹是行伍出身，从冯玉祥的贴身卫兵一直干到师长，有实战经验，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跟日本兵真刀真枪地打过。但赵27日到达南苑后，备战时间只有1天！他自己的部队，只带来一个团，主力还在路上。就在他匆忙布防时，他的两个团在大兴的团河遭到日军伏击，全部被围歼，只有一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一般来说，作战时的增援计划和路线是绝密的，而日本人在团河守株待兔，打得如此轻松，只能说明出了内鬼。这个内鬼就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潘毓桂。此人跟日本人关系密切，跟宋哲元又有祖上的交情，宋不拿他当外人，而且有意识地在身边摆了这么个亲日派。所以很多计划都不瞒着他。当时，宋哲元在北平官邸开会，决定增援南苑。潘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不但把增援路线捅给了日本人，还把南苑的兵力守备情况端了出去。
日军的最后通牒是7月28日上午8点前。但实际上，凌晨时分，天还没亮，川岸文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群马县人）的第20师团和一木清直的大队就开始从东、南、西三面夹击南苑了，第一发炮弹就打向了学生兵驻扎的南苑南营地。
这就是汉奸的作用！
说起来，这些学生兵本不该出现在军营里！但1937年的北平，还真的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了。
受训的学生精神可嘉，但战斗力跟日本兵一比，就差远了。由于形势危急，前一天晚上，赵登禹给部分学生发了枪。日军摸过来之后，这些学生兵，大多数都是赤手空拳，少数人有枪，又打不准，打一发子弹，费半天时间，而且手在那哆嗦，这些青少年不是怕死，而是没见过这场面。
因为南苑是军部，很多都是机关人员和后勤人员，一线能打的士兵不多，所以天亮后形势急转直下。这时，从承德过来的日军飞机也开始轰炸南苑了。南苑除了营房外，就是空旷地界，日军炸弹下来，地面上的人想找地方藏都藏不好，完全成了活靶子。
一时间，南苑大火四起，多处被突破，钢盔和刺刀在闪光，很多学生兵都看到日军了，模样跟中国人还真一样，实际又不一样；或者说，看一眼，就知道那是鬼子！面对如此切近的战斗和杀戮，很多还是孩子的学生，惨了。当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把刺刀捅过来时，真正体会到了何为国难当头！
如果说一开始学生兵还怀有恐惧的话，那么到最后已经跟日本兵拼了。继平汉铁路桥争夺战后，第二场白刃战是中国的大中学生跟日本兵拼起来的！一对一不行，十对一如何？百对一如何？一个日军士兵被打死，一片中国少年倒下去。
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军人死于战场，天经地义。南苑血战，半天下来，一下子有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死难，连名字都没留下，总觉得让人胸口疼得慌、堵得慌。
打到下午1点，佟、赵接到宋哲元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南苑。命令实际上上午就下了，但由于电话通信断了，只能靠人力传送，当传令兵冒死把命令送到南苑时，已经是午后了。
南苑撤退，大多数人肯定会认为：当然是向安全的冀南撤退。但实际上，宋哲元下的命令是主力向北平城里撤退。这就太不靠谱了，等于从一个危险的地方，撤到另一个更不安全的地方。致命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宋的这个命令又被那个潘汉奸拿到手了。随后，在通州的驻屯军第2联队联队长萱岛高紧急带队出动，去围堵撤退的中国军队。
南苑守军教导旅等部队是往冀南撤的，而日军似乎也没怎么为难这边，最后这一路人马成功突围，回到了保定；而佟、赵所带的包括骑兵团在内的主力，在向北平撤退时，被日军一次次地打伏击，最后佟、赵也走散了，在一个叫时村的地方，佟麟阁被萱岛联队的一个小队堵住，脱身不得，成为八年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阵亡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遭日军伏击时，赵登禹也在往北平突围，他乘的是一辆轿车。当赵的车开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南面的大红门时，两边机枪声四起，埋伏在这里的萱岛联队向车内猛烈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十弹阵亡。
南苑战事，无疑成为事变后最惨烈之一役，第29军在此战中死伤超过5000人。但从没人提出疑问。
当时的南苑，不仅是第29军军部，还是第37师师部所在地，作为空旷平原上的一个营地，除了临时搞的少量战壕、沙袋外，整个阵地没任何可利用的东西。至于营地的围墙，炮火一轰即倒，基本上没防守价值。而日军又掌握了制空权，飞行员闭着眼都可以把炸弹扔进营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守卫这样一个地方？守这里，最后能得到什么？仅仅因为是第29军军部？或守卫住那里就会保住北平？很多人倾向于前面这一点，因为南苑在北平南面，而北平东、北、西的去路被日军控制，基本上不通（其实往西还是通的）。但这个观点没法解释清楚宋哲元为什么叫主力往北平撤。南苑失守后，几乎已是四面被围的北平岂不更是孤城？
跟日本人开打当然好，但这种打并不是说乱打，作无谓的牺牲。当年的宋哲元，守卫南苑的决心似乎很大，把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都调来了，看上去挺主动，实际上非常被动，等于大老远地把人马送进南苑这个虎口。打到最后，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开阔地，两位将军阵亡，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战死，普通士兵牺牲者更多，却看不出守卫这里的真正价值有多少。
说到底，南苑悲歌还是宋哲元对局势混乱判断的恶果。到最后，没辙了，才发令抵抗，战力什么的不谈，仅就这一脑袋豆腐，又怎会有胜机？！打到最后，估计他本人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守南苑了。
南苑之痛，宋哲元难辞其咎！
现在，宋哲元终于站出来了，因为他决定离开北平了。关于这件事，他甚至没有告诉南京。而且，直到他决定走时，各部队还没得到明确的作战任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等日军进攻后再反击。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
当年，冀东划为非武装区，河北省政府成立了保安队，有叫张庆余和张砚田的，分别任第一、第二总队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这两位脑子一糊涂，当了伪冀东保安队总队长，说重点：成了汉奸。不过，这俩人有自己的算盘，也可以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所以一边在殷汝耕手下干，一边跟北平那边的第29军联系着。
事变爆发后，两位老张还在观望，有件事促使了他们拨乱反正：日机袭击通州城外第29军阵地时，误炸了保安队教导团。这把张庆余惹火了，叫上张砚田和保安队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起事。通州的日本守军，就是那个萱岛联队，得到情报后，去拦截南苑突围的中国军队了，只留下百十号人的守备队，以及侨民三四百人。
7月29日凌晨2点，冀东保安队3000多人开火，通州城内的日本守备队驻地、日本特务机关、日侨商号、冀东伪政府所在地等成为袭击目标，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后来走脱），歼灭了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在内的日本顾问、守备队士兵、武装侨民等330余人。
就在这一天，一直沉寂的天津，也打了起来。
前面我们说过，张自忠去北平后，天津防务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南苑血战时，李文田得到丰台被中国军队拿下的消息，但这时候仍没张自忠的信儿，正在转圈儿时，手枪团团长祁光远说：四周都已开打，您觉得天津会躲得过么？
李文田又何尝不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在天津海光寺，北平那边的每个拳头，都是从天津这边打过去的。这种情况下，再跟那看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李文田说：怎么向张师长交代？毕竟没有他的命令！
祁光远说：张师长人在北平，他的想法我们不可揣测。不过，副师长您代理师长之职，负责天津防务，所以兄弟想说，局势都已经这样了，第37师打得那么激烈，我们再不打，会成为民族罪人！何重何轻，请您决断。
李文田不语，把电话挂到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那里。
李致远听完后，跳起来说：打！
日军主力都在北平一带，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只有3个大队外加5个直属小队。
李文田分兵三路，一路在手枪团团长祁光远指挥下进攻海光寺；一路在保安队长宁殿武指挥下进攻东火车站；一路在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指挥下进攻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
三路人马同时行动，日军有点傻。
天津总站很快拿下来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被围歼。但海光寺那边由于日军工事坚固，迟迟攻不下来。东火车站攻下来后，保安队长宁殿武火速带人支援海光寺。
八年抗战中，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保安队的身影，虽不是正规部队，武器装备有限，但他们在抗击日军方面同样付出了极大牺牲。
最悲壮的场面出现在东局子机场。
这里停着四十多架日军飞机，在李致远带领下，中国士兵摸到机场大门，解决了哨兵后直扑机场。
日本飞行员睡在飞机下的帐篷里。
发现中国士兵后，慌忙爬起身往飞机里钻，中国士兵扑过来时，已有二十多架飞机发动了，其他十多架飞机没来得及起飞，被中国士兵泼上汽油，点着了。
那二十来架即将起飞的飞机怎么办？
中国士兵朝飞机扫射，有的干脆举着大刀，对机身一阵猛砍，有的年轻士兵情急之下抓住机身，不叫飞机起飞，最终被带到空中……
中国人急了！
海光寺、东局子枪声连成一片。但海光寺还是没攻下来。保安队基本上打光了。
天亮后，从廊坊回援天津的日军率先赶到，在北平的第20师团3个大队也回来了，山海关那边的军列也开动了，没被烧毁的飞机开始进行轰炸。
中国军队由攻转守，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
平津沦陷的时候，宋哲元去了哪里？
当初蒋介石叫他回保定备战，他不听，硬回北平，梦想能和日本人就地解决问题。南苑陷落后，他终于决定走了，不光决定自己走，而且还决定带走卫戍北平的第37师。
南苑一失，宋哲元就找人开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等帽子给了张自忠，把赵登禹的一个旅和张自忠的一个旅留下来负责北平的治安，自己把第37师带走。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哲元带军队撤出北平时，通知了松井太久郎。
这位老兄最后一刻仍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你们不是要第37师离开北平吗？好，我现在带走了，尽管时间上晚了点，你们还打吗？
冯治安和秦德纯跟着他去了保定。
在北平一连串事件中，秦德纯的临场反应，从态度到谋略，把宋哲元远远地甩在后面。跟宋离开前，他曾向南京发电报，建议中央军不必把兵力只压在平汉线，最好由津浦路北上，直插冀东，逼迫到长城一线。同时，令绥远傅作义第35军进攻察哈尔北部的日军。秦反对节节抵抗，认为那样抵抗越久，自我消耗就越大，不如把兵力压过来，在华北跟日军决战。而且，鉴于日军飞机的威力，他还向蒋介石建议，把中国空军的精锐飞调保定。此外，秦还电告绥远以东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希望他向察哈尔进军，牵制日本人。
不论秦的思路对不对，实施起来效果如何，但至少他动脑子了，不像宋哲元，从北平跑出来后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什么。说到秦德纯，这是那个跟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的秦德纯么？还真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人一棍子打死，又有多少人认为：签订这种协定的人，不是亲日派，就干脆是汉奸呢？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如果历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张自忠果然接过了宋哲元的所有职务。有人说，这是老宋临危授命，也有人说，看，张自忠果然夺权了。这个张自忠，还是跟日本人过从甚密啊，当年被邀请去日本访问，是不是跟那边秘密达成啥协议了？关于宋、张、日之间，也许有着太多暗面，现在再去捋这里的恩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北平沦陷后，彷徨中的张自忠，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顶着汉奸的骂名，辗转回到南京。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媒体对宋哲元反而没那么多指责。
后来，很多人说张自忠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他“本是清白人”。这个判断很难下。局势是复杂的，汉奸与英雄之间，有时候也就几厘米的距离，没人可以保证：在那个年代的平津泥潭里，张百分之百地清白。这里的“不清白”，不仅有职务过失，也有人性的复杂。
但后来这都不是问题了。
三年后，在1940年的湖北南瓜店。冲上高地的日军中队长堂野一枪击中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的头，随后将军又挨了日军一等兵藤冈的一刺刀，接下来又是日军士兵的五枪连发。于是所有的一切都释然了，他终用一死让一切都简单起来。那次战役，他原本可以毫发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