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距上海约300公里，一个急行军的路程。所以，上海开打后，东京的武藤章已嚷嚷“旭日军旗进南京”了。
武藤认为：这样做，一劳永逸。
当然，这个“永逸”，是建立在旭日军旗进南京后就能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仍不屈服，怎么办？
那武藤就不知道了。
石原莞尔觉得：华北烽火连三月，连也就连了，上海也打起来，打也就打了，这里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港口，攻陷上海后诱逼南京签和约，不是没可能。但如果在这个关口继续进攻南京，就等于把蒋介石逼到了死角，将来再跟中国和谈是一点戏也没了。如果中国真的因此而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日本最后拿什么来赢得这场无谓的战争？
石原觉得这真的是一场无谓的战争。
局面发展到今天，石原不知道日本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打中国对日本到底有什么好处？他找不出来。如果说满洲没在手里，那还讲得通。但现在满洲牢牢地在日本人手里，明治时代梦寐以求的生命线已经在握，按石原的观点，接下来该大力开发满洲。他已经说了多少次了，日本最大的对手是苏联和美国，而且现在满洲的形势极为危险：苏联的军力日益增强，在远东边境上，放了10多个师，近1000架战机和超过800辆的坦克。日军在满洲才有多少军队呢？5个师团，200来架飞机，100来辆坦克，这些兵力警备苏联基本没戏。
但现实是：全日本都陷入了癫狂，谁会搭理他一个“怪人”？中日上海鏖战，中国军死战不退，而现在，连天皇也有增兵上海的意思了。
对华东大打，石原虽然不赞成，但又说：如果天皇陛下说要增兵的话，那肯定是要增兵的。说这话时，石原嘴角挂起一丝怪异又难以觉察的笑。
按河边虎四郎回忆，每当石原“提出有把握并且含蓄的警告”时，嘴角就会出现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怪笑。
石原笑完后，辞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职务。9月27日，负责战术战法的第4部部长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继任。
这是一个变数。
下村定是继桥本欣五郎、长勇、和知鹰二、武藤章、田中新一、永津佐比重之后，又一名日本陆军强硬分子。
提到这几个人，必须说一下：
七七事变爆发后，尤其是上海打起来后，和知、永津二人都做了第11师团的联队长，桥本被恢复现役做了炮兵联队长，长勇做了上海派遣军参谋，武藤不久后做了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除了田中和下村坐镇东京外，强硬派几乎都被派往了前线。
他们被派往前线，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正常调动，二是被赶到前线，比如，和知鹰二是被桥本群赶走的，而武藤章则是被新上司下村定赶走的。
关于下村，后来一路高升，成为他们这几个人中职位最高的，不仅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晋升为大将，1945年战争结束当月，还被任命为旧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大臣。
继续说陆军参谋本部那点事儿。终于把石原挤走了，这下好了，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必再天天吵架了。但作为胜利者，也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把前面的仗打好，歼灭中国军主力，使南京屈服。
这时投入上海的日军已达到6个师团加1个支队，这几个师团里最能打的吉住良辅第9师团攻击到苏州河时，死伤就超过了9000人；第101师团伤亡更是过万了，这是日本人没想到的。
中国军队的损失虽然更惨重，但依旧没撤的意思。
现在的情况是：杉山元做梦都想叫中国军队在上海全线撤退。因为七七事变后，他向天皇夸下海口：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但现在都三个多月了，杉山陆军大臣，你是在把天皇当小孩子哄么？于是他天天琢磨着如果天皇问他的话，自己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呢？敌人十分顽强，日本军奋勇冲杀，正在决战中！这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说。
下村比陆军大臣更着急。
但下村没表现出来，此人也确实有手腕，一上任，就对作战部进行了改组：
武藤章任课长的第3课，原本负责制订作战计划，被称为作战课。下村上任后，把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交给第2课，也就是河边虎四郎任课长的战争指导课。下村搞这一手，完全是看不惯武藤章咋咋呼呼、不尊重领导的作风。虽然他们两个人同属于战争扩大派，但武藤在石原手下那股不听话的劲头叫下村很讨厌。所以，下村一上任，就把武藤章架空了，留给他第3课的业务，只剩下军事动员和编制了，武藤一下子就老实了。
搞定武藤后，下村开始想：上海之战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必须露一手，否则也不行。陆军大臣杉山元相当于国防部长，属于最高行政长官，而陆军参谋本部可是搞业务的，总长载仁亲王又不管具体的事，新任参谋次长多田骏观念保守，现在都看他的了。上海那边，松井石根已经没招了，除了让他的军队强攻外，没任何有技术含量的办法，这种强攻除了给中国军队杀伤外，根本不能彻底打垮对方。
一句话，局面打不开。
正在下村焦虑不堪时，天皇“开恩”召见了他，本来是个荣耀的事，却把下村吓了一哆嗦，他当然知道那位深居简出、沉默寡言的人要问什么。
其实天皇的问话很简单：下村部长，你新上任，有什么办法在上海降伏中国军队呢？
下村想了半天，回答：正在研究，不日将出方案，到时必定置中国军于死地。
回到参谋本部，下村立即开会，主题就一个：现在的局势下，是扩大华北战事，还是继续增兵上海？
被削了兵权的武藤章，说话声音开始变小，主张两边都打着，认为上海已经放了5个师团，完全够用了，这支军队甚至都可以进行南京攻略了；又主张进一步扩大华北战事，进行山东登陆作战，把华北五省都拿下，用军事手段促成华北自治。
武藤小心翼翼地问：下村部长，您说这样好不好？
下村说：南京攻略？现在说的是上海问题！我告诉你武藤大佐，这不是一个双项选择，而是一个单选，华北和上海两边下同样的力气是不可能的。
一堆课长和部员们开始大讨论，最后也没得出个所以然。
下村说：现在最紧急的是把上海的局面打开，不能再拖下去，现在是跟苏联的关系最危险的时刻，必须早一天结束上海之战！
下村担心在这个关口苏联进攻日本。不仅仅他一个人担心，整个日本内阁都担心。中日开战后，南京那边一直要跟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苏联人怕引火烧身，除了给军事援助和派志愿航空队外，并没想出兵攻击日本的意思。但东京那边，却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按下村定的判断：如果苏联真动手，那么极有可能选择1937年11月底到12月初出兵，所以他认为必须在11月中旬前结束上海的胶着战，否则一旦设想成为现实，那对日本来说是灭顶之灾。
在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下，第三次增兵是肯定的，除了计划从国内继续派出师团外，下村还打算抽调华北的部队过去。
增兵没问题了，关键是怎么个增法。
下村到底还是有两下子的，瞄着地图，最后把目光凝聚到杭州湾。
杭州湾位于浙江东北，钱塘江从此注入东海，形成一个喇叭般的海湾，湾口宽约95公里。但说实在的，从水文地理上看，后来日军登陆的湾北金山卫，很难说是一个理想的登陆点，因为这里的水位不深，大型舰船不易临岸，1933年，南京陆军大学的一帮学员曾专门到杭州湾勘测水位和地形，不认为有一天日军会选择这里登陆。相比之下，他们认为乍浦是个理想的登陆点，所以后来南京从乍浦到嘉兴修了一道国防线，也就是乍嘉线。
下村在拟订杭州湾登陆计划时认为，如果登陆成功，就相当于从背后捅了中国军队一刀，在这里放上3个师团所发挥的威力，至少相当于从上海正面放上5个师团。正因为如此，登陆部队不作为松井石根的后续部队，而是当作一支独立部队使用。
在这支登陆奇兵里，需要放进战力超群的师团，下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山西作战的广岛第5师团，但随之放弃了这个想法，华北毕竟也需要一支像第5师团这样能打的机动部队。下村第二个想到的是同样正在华北作战的熊本第6师团（此时正在河北正定一线追击中国军队），然后是刚刚编成不久的久留米第18师团。该师团虽然是新编的，但跟第13师团一样，底子好。最后，他把同样新编成的宇都宫第114师团也放了进去。这样一来，整个日本国内，就只剩下近卫师团和旭川第7师团两支部队了。
日本人，几乎倾巢而出了。
就这样，第6、第18、第114师团编成第10军，下村提议前驻台湾军司令官、皇道派军人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下村给柳川找的参谋长是田边盛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爱媛县人）。
下村还是不放心，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第5师团身上，从该师团抽出一部分兵力组成支队，由国崎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广岛县人）少将率领，跟上面3个师团一起作战。
杭州湾登陆部队编成后，下村一个命令下去，又把在华北作战的京都第16师团也调去华东（10月30日），让他们在长江边上的太仓选择地方登陆，跟第10军形成夹击之势。至此，上海方面的兵力已完全超过华北，日军的作战重心彻底转移了过去（如蒋介石和陈诚所希望）。
陆军参谋本部通信运输部（第3部）部长塚田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茨城县人）对下村的谋略颇为欣赏，认为下村上任后，中日战局“将为之一新”。
但在登陆日选择上，柳川跟下村吵了一架。
杭州湾大潮是很有名的，日期选择会直接影响登陆效果，日军气象部门向下村提供了一个时间：10月30日夜间登陆最合适。下村希望最晚不超过11月2日登陆。
但杭州湾登陆是个临时计划，所以对柳川来说，这几天的时间根本完不成登陆准备，他在电话里对下村说：如果真的要求第10军在这个日子登陆，那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实际上，直到10月24日，柳川还在佐世保海军基地跟海军的人签合同：海军协助陆军运兵和登陆合同。都这时候了，海军和陆军还搞这一套？必须的，日本特色嘛。在柳川看来，在此后5天里把3个多师团的兵力拉上杭州湾有点开玩笑了，那可不是一把沙子随手撒过去就行。
柳川叫参谋长田边盛武把师团长和支队长集合到佐世保，借了海军的一个办公室，开了第一次战前会议，参加者有从中国赶回来的第6师团长谷寿夫、第5师团第9旅团长国崎登，以及在国内的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熊本县人）、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福冈县人）。几个老鬼子一起祝贺柳川出山，用标准的五短身材的谷寿夫的话说：柳川中将一出，上海战局定矣！被认为是日本陆军美男的末松茂治则说：我军出征，应力求神速！田边给柳川拟订的第10军作战方案很简单：登陆后，立即向黄浦江一线攻击，切断沪杭铁路，转战太湖西南，与上海派遣军合围中国军队。
最后，下村和柳川谈妥的登陆日是11月5日。
11月初，第18师团在长崎县的五岛群岛集结完毕，第6师团则集结在朝鲜八口浦海域。当时，攻克保定、正定后，第6师团继续向石家庄一线进击，但10月25日被一个命令调到了山东，从那里上了船，很多士兵以为要回日本了，没想到在朝鲜南边的海域停了两天后，被告知要在杭州湾登陆。11月2日，作为第一波登陆部队，两个师团在济州岛海域会合后，经马鞍群岛直扑杭州湾！
两天后的深夜，日军登陆舰船像海怪一样悄悄抵达杭州湾外海预定地点。
柳川没叫部队摸黑登陆，而是下达了转天凌晨登陆的命令。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与其说日军士兵在作最后的登陆准备，不如说大多数人都在发呆。望着黑黑的海岸线，他们除了兴奋外，更多的是紧张和忐忑。按他们在船上的设想，登陆战将是一番血战（当登陆开始后，他们却发现：实战比演习更轻松）。
秋天的杭州湾静悄悄的。没人知道转天清晨登陆时的情景。视野止处，是北岸金山卫。这处海防重镇，建于明朝。在当年，就是为了防御倭寇。
一夜无话。
1937年11月5日凌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用500公斤的炸弹对金山卫一线中国守军的滩头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舰炮齐击，泻到海岸线。
柳川一声令下，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从金山卫东西两个方向强行登陆。在下船的前一刻，柳川的训话是：一旦登陆，山川草木，皆是敌人！
日军陆续登陆后，柳川分兵两路：第6师团主力和国崎支队攻向30公里外的重镇松江，跟苏州河沿岸的日军合围中国军队；第18师团、第114师团向嘉兴推进，去切断沪杭铁路和沪杭公路。柳川第10军的突然出现，使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日军登陆之日，蒋介石跟顾祝同通了二十多个电话。
张发奎的右翼军警备的地区就是浦东和杭州湾北岸，但由于前两拨日本援军都是直接从上海那边登陆的，所以打着打着中国这边就把杭州湾忽略了，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增兵仍会选择上海方向，即使不是上海方向，也应该是长江沿岸（陈诚认为日本人新的登陆地点应该是太仓，后来第16师团果然是在太仓境内的白茆口登陆的）。其实，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前，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科长钟桓就得到情报，说黄浦江里的很多日军小火轮悄悄驶出吴淞口，“但去向不明”。这个情报上报后被忽视了。而这些小火轮正是接应日军登陆部队的。
警备浦东和杭州湾北岸的部队，本来有张发奎第8集团军的4个师和1个旅，但上海战陷入胶着后，就陆续把守在这儿的部队派到了上海，当柳川带军登陆时，浦东兵力是很薄弱的，至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一线，仅有第62师的2个连、炮兵第2旅的1个连和一些地方保安队。
日军登陆后，中国这边急忙把钟松第61师调过去阻击日军强渡黄浦江。这时再不从上海撤，中国的几十万军队必定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也自然明白。他下了一个令，但这个命令不是叫军队全线撤退，而是叫部队去堵重镇松江。松江该不该去堵，应该去。但上佳之策是：第一个命令堵松江，第二个命令叫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因为这样堵松江的意义才能最大地显现出来。
蒋介石没有立即下第二个命令。很难说他忘记了布鲁塞尔那个会。此时他已把两个外交奇才顾维钧和郭泰祺派了过去，希望争取到国际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制裁。但从几天后的情况看，这个希望完全落空，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会开比不开的效果还要糟糕！如果不开的话，日本至少还不太确定欧美列强对日本出兵中国的态度，但开完后欧美为了自身利益而完全绥靖日本，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
军事有时候会折在政治上，而且那时的政治，是虚幻得比月球还远的政治。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上海前敌总指挥陈诚那里，陈诚又打到张发奎那里，后者拿着花名册一翻，这时能调过去增援松江的只有右翼军总预备队吴克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黑龙江宁安人）第67军了。这个军原来是东北军一部，刚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调过来。张发奎为了表示重视，叫自己的副手黄琪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梅县人）亲自到松江组织布防。
11月5日夜，黄琪翔和吴克仁带人赶到松江，会合那里的守军（郭汝栋第43军残部）和保安队开会，提出松江至少守三天，为随后上海军队的撤退赢得时间。
三天？
到11月8日夜城陷，真的顶了三天，代价是吴克仁军长、所辖师参谋长邓玉琢、两个旅长朱之荣和刘启文，以及大批士兵战死。
吴克仁也是上海战中我方战死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松江是国崎支队打下来的，此时第6师团主力正向青浦（上海之西、黄浦江上游，是上海通往内地的大门）疾进，去切断中国军队西退之路。第6师团并不恋战，只是堵塞交通要道上的两个点：11日占青浦后，4天后下占昆山。这时候，从另一个方向也打过来一支日军，上去一打听，是吉住良辅第9师团。
打松江时，国崎支队曾派出一个侦察小队，化装成中国军队，夜袭了离松江不远的安亭镇，不料薛岳第19集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了这里，日后湖南战场上的“薛老虎”差点被捉。
说起来，当时情况极其危险。日军偷袭时，薛岳正在接第67师师长黄维打来的电话（此时黄受薛节制），按薛的命令，第67师殿后掩护第19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撤退，主要任务是扼守苏州河上的泗江口公路桥。黄维正在报告情况，突然听到电话那边枪声大作，薛岳说了声“情况不好”就挂断了电话。在卫兵的保护下，薛岳冲出敌人的火力，乘车奔行时又遭日机扫射，危急情况下，只好凫水脱逃，好不狼狈！
薛岳怎么撤了下来？因为在11月8日晚，蒋介石终于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那就回到开战之处的八字桥吧。
进入11月后，教导总队第1团和第3团从南京开来，第3团在途中的新桥车站就下车了，第1团在团长李昌龄（黄埔军校1期，山东潍县人）带领下继续前进，开赴八字桥接替黄维第67师。
到八字桥时，已是11月4日深夜，交接完毕后，黄维带部队撤了下来。第1团布置好，转天夜里就跟日军接火了。固守5天后，11月9日傍晚5点过，接到放弃上海的命令。此时，在激战中，李昌龄已经负伤。
这里只说第1团第3营。接到撤退令后，撤退序列是：第10连、营部、迫击炮排、第11连、第9连、重机枪连。最后撤的重机枪连担任掩护任务，撤退时间是晚上7点。由于连长身负重伤，排长李慕超（黄埔军校10期，湖北夏口人）代理连长。
李慕超带战士路过担任掩护的重机枪连时，看到好友、该连排长钱和森（黄埔军校10期，福建闽侯人）。钱和森说：老李，我们掩护你们，祝你们平安。
李慕超握着同学的手，嘴张了张，泪水流了下来。
又有谁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后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钱排长英勇牺牲了。虽然上面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但往哪里撤，并没说清楚。由于第1团是从莘庄（上海西南）转进上海的，所以他们只好先去莘庄。但没走多久，莘庄方向就传来枪声，于是只好折向西北。拂晓时，发现附近都是撤下来的中国军队，大家互相问是哪个部队的，就在这时，传来日军攻陷松江的消息，直到这时，李慕超和第9连的战士们才知道日军已从杭州湾登陆。
各个部队都下意识地往昆山撤。
昆山位于上海、苏州之间，北边是常熟，东北是太仓。
天亮后，李慕超第9连跟随其他撤退部队抵达苏州河上的黄渡大桥，桥只有一座，部队却成千上万，互不相让，挤成一团。
李慕超叫第9连战士互相拉着皮带，勉强挤过桥，经过八字桥激战5天，以及一夜的行军，过桥后一点人数，整个连只剩下70多人了。
此时日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所以飞机一波波地来轰炸。
李慕超和他的士兵不愧是教导总队出来的，军事经验比一般部队强，遇到日机轰炸，他不叫士兵们藏进附近的树林，而是叫大家在沟壑纵横的旷野里分散开。面对地面上少量的中国军队，日机一般只进行扫射，在形成扫射角度前，教导总队的士兵就迅速卧倒，利用沟壑进行掩护。对超低空俯冲的日机，则用机枪回射。相反，躲进树林里的部队，则遭到日机地毯式轰炸，伤亡特别大。
李慕超带队到达昆山后，情形好了不少，大家也可以喘口气了，随后转向苏州，教导总队的收容站设在那里。在苏州归队后，李慕超和战士们上了火车，在11月中旬回到南京。但没想到，仅仅三周后，在紫金山下，就又跟日军干上了。
在李慕超带队终于过河的时候，在另一座桥前，最先开到上海的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黄埔军校5期，湖北武汉人）正对着河水大哭。为了阻止日军过桥追击，前面刚刚退过去的一部分军队在桥上布了地雷，那眼前的这些德国战炮怎么过桥呢？最后没办法，彭孟缉下令：推入河中！
由于后撤的中国军队陷入混乱，跟向前追的日军互相交错，形成了三明治，一层夹一层。其间，有个令人扼腕的事发生：
11月9日，在离松江不远处，日军第6师团正往前追着，谷寿夫没把兵力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成好几块，一时互相失去联系，师团司令部进至一个叫佘山镇的地方。当时护卫师团司令部的日军不过五六百人，入夜后，有支上千人的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欲从余山镇夺路而走，与日军发生激战。黎明时，日军向镇子后面的高地撤退，想占据有利位置，于是司令部一干人往高地爬，谷寿夫这一年快六十岁了，多日行军搞得腿脚也不太利索了，自己爬不上去，就叫身边的人往上推他，他身边的一名下士还没伸手，另一名士兵先扶住了这个日后暴虐南京的屠夫，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托他的屁股，总算把谷寿夫推了上去。很快天微微亮，谷寿夫身边的卫兵再看刚才托举他们师团长的那个人，竟是个带着枪的中国士兵！他把周围日军说的日语听成广东话了，以致在夜色中误入了敌军阵营。
如果说中国士兵混入日军中是无意的，那么日本士兵混进中国军中，当然就是有意的了。
很多中国军队需要通过青阳港公路桥往昆山撤，在过去一部分军队后，把守桥头的第87师士兵要炸桥，正在这时第14师赶到了，不叫炸。第87师不听，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为了阻挡后面的日军。新任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军校1期，广西柳城人）一下子就急了，说我们还有一个旅没过来，你们敢炸？！僵持不下时，第87师的人说，你给我们长官打电话吧！但这时候找不到王敬久，于是陈烈就给在昆山负责部队收容的第4军军长吴奇伟打，说现在不能炸，等我们的人过去再炸不迟，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办。
吴奇伟答应后，第87师的人才走。第14师把桥头防务接过来后，又等了一天一夜，撤走了不少部队，但第14师还有一部分伤兵没到，正在犹豫还等不等时，混杂在撤退部队里的日军跳了出来，从桥东头发起突然袭击。陈烈立即下令炸桥，但这时候电机点火装置出了问题，炸药竟没爆炸，而又没留导火索做后手，于是日军一下子冲到桥西头。
当时的情况是，松江虽然重要，但也没重要到决定中国军队命运的地步。而青浦的作用不小于松江。如果决定撤军后，在青浦放上重兵阻击日军，掩护大军收容和转进，仍可以争取宝贵的时间。但慌乱中，青浦的作用被缩小了，只放了少数部队，而松江的作用被放大了。由于中国军队在青浦（到安亭）一线没有强力布防，致使两地轻易失守，随之昆山不保。
夹击之势形成后的第6天，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转天藤田进第3师团开入市区，在已快成废墟的市政厅前举手狂呼，上海至此完全陷落。
后来，很多人抱怨中国军队忽略了杭州湾，使日军轻松登陆。多少年后，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能不能作有效防守是一个问题。中国海岸线漫长，而海岸防守仅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有海军进行配合。
在当时，中国海军的战力几乎为零，制海权无从谈起，而日本海军的实力却是世界一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的防登陆能力无从谈起。这是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中国唯一能做的，是在海岸线的桥头阵地布置兵力，但正像上面说的那样，由于海岸线漫长，实际上也是防不胜防。从战术角度来说，下村定足以凭借此役名垂世界战争登陆史，在前线的柳川平助也仅凭此一役，盖过了他之前所有军事生涯中的辉煌。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陆续投入近70万兵力，日本投入近25万军队，是截止到1937年为止中日两个民族战争史上投入军队最多的一次会战。八字桥、汇山码头、虹口、杨树浦、江湾、闸北、吴淞、川沙口、狮子林、庙行、刘行、杨行、大场、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南翔、浏河、四行仓库……这些地名带着战火与硝烟，在1937年夏秋之季的各个报纸上频繁出现。不但中国军熟悉，日本军熟悉，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家属也熟悉。因为阵亡日军的遗物或骨灰寄到国内后，都会写着阵亡的地点。就这样，刘行、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大场等地，眼花缭乱地出现在那些家属眼前。
中日上海战之惨烈，对日本来说，仅次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说，虽没绝后，但却是空前的。在两军格斗中，既有当时最先进的空战，又有最原始的肉搏。在很多阵地战中，中国这边阵亡的士兵重重叠叠，尸体来不及转移，只能充当沙袋做掩体使用。激战中，机枪手战死后，旅长、团长抱过机枪向日军扫射的场面屡见不鲜，像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黄埔军校3期，江苏宿迁人）不仅开过轻重机枪，还多次投手榴弹，由此可以联想当时之惨烈。
抵抗如此之激烈，也是很多日军士兵没想到的，他们坐船出海时想的是：把围攻日租界的中国军赶跑，顶多打打街道战。但结果是：在上海的三个月，第3师团、第11师团、第101师团战死士兵都分别超过3500人，第9师团虽被称为上海战中日军最精锐的师团，但战死士兵却超过了5000人，排各师团之首（加上受伤士兵，这个师团超过了1万人，伤亡率接近50%）。而死伤总计排第一的，则是第101师团，多次补充兵员后，累计死伤超过15,000人。算上第10军的损失，整个会战中，日军自仓永辰治大佐、加纳治雄大佐以下战死近20,000人。至于受伤的日军，丧失战斗力的，也达到20,000多人，所以谈到上海战时，最常见的一个数字是：日军伤亡40,000多人。但实际上，如果算上轻伤后重返火线再次受伤的（即累计同一个人受伤次数），并按通常战场上死伤比例推算，日军战伤者接近80,000人次。
上海战中，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了73个师，除汤恩伯第13军、卫立煌第14军、郑洞国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在华北作战外，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全过来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第1军、第18军、第74军、教导总队、税警总团……说到胡宗南第1军，按第14师参谋长郭汝瑰的说法：“即使第一流部队也只能顶七天。胡宗南第一军守刘行，三天就牺牲殆尽。”
在刘行争夺战中，胡宗南指挥部队跟日军血拼，一周过后伤亡惨重，但胡始终没打电话要援军，在那默不吭声地顶着，后来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知道了情况，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今天就派部队去换你们，这时候，胡宗南才说：“再不来人，我自己就要拿着枪上了。”以第1军第1师为例，从团长到旅长死伤8人，至于连长一级的，除通信连外，其他多个连长全部因伤亡而换人，部队长尚都如此，士兵们的伤亡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战力的差距，当时平均下来，一场会战后中日双方的伤亡最少是5比1。也就是说，至少付出五条华夏男儿之命，才可搏杀一个鬼子。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20万人，如果算上重复受伤人数，这个数字得翻番。
其中殉国：军长1名，第67军吴克仁；副师长2名，第175师夏国璋、第75师吴国璋；旅长超过10名，包括第88师第264旅黄梅兴、第67师第201旅蔡炳炎、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第58师第174旅吴继光、第67军第321旅朱之荣、第67军第322旅刘启文等；团、营一级的校官，基本上每个师都伤亡三分之二，至于连、排一级殉国的将士更是不可胜数。
前面说到了中日战力，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搞了整军计划，但由于被七七事变打乱，所以开战时军队编制仍比较乱，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杂牌军，武器既有国产的，又有进口的，每支部队有一堆牌子。而士兵出现重大伤亡后，在补充新兵时，由于没有征兵制，能把地方保安团补进来已经不错了（到南京战时只能补充壮丁）。日军那边恰恰相反，有独立的军事工业、完整的兵役制，即使一线部队有大的伤亡，也能及时地把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士兵（完成现役者，即退伍老兵）、后备役士兵（既完成现役又完成预备役者）补充进来，而不用担心战斗力有什么滑坡。
上海大战中，日军采用陆海空协同作战，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火力联发，不仅地面火力能压制住中国军队，最关键的是掌握了制空权，很多中国士兵还没跟日军接触，就已葬身炸弹下。围攻上海市区不得手后，中国军队被投到上海四周狭小的地带，攻又不现实（桂军之反击就不用说了，吴奇伟第4军之张德能第59师，当时也反对防御，率部向日军反击，结果根本打不过去），只好层层防御，陷入被动，伤亡惨重，而撤退时又连失良机。
还有一点：上海战，日本那边指挥简洁，只有两级：派遣军、师团。中国这边一层层就多了：开始时，是战区、集团军、师三级配制。随着赶到上海的师增加，于是把两个师弄在一起，编成“军”（有的军只有一个师）。“军”的增加有必要，但接下来就有点乱了。一些师长被提升为军长（李延年、王敬久、宋希濂、孙元良、夏楚中、俞济时等）后，陈诚为老部下第18军军长罗卓英鸣不平：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军长，难道老资格的罗卓英还照样当军长么？蒋介石也觉得不好办，不过他是想到了自己喜欢的胡宗南，总不能让他继续当军长吧，于是发话，在“军”之上加了个“军团长”，胡当了军团长（第17军团长），后来罗卓英在陈诚的力荐下，当了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没完：为了“清楚各自的责任”，又搞了“兵团”，把上海的中国军分成三部分：陈诚左翼军、张发奎右翼军和张治中（朱绍良）中路军。同时，又给陈诚安了个帽子：上海前敌总指挥。也就是说，到最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分六层指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
关于兵种间配合得不好，前面已经说了，往回撤时，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专门找到第9集团军司令部，对作战科长史说发火：你能不能下令叫步兵别扔下我的炮兵就走？！至于步兵和战车部队更是没有配合，步兵认为战车有装甲，还用我们掩护干什么？
尽管问题多多（有的问题是因实力所致而没法避免的），但三个月的上海大战仍值得后人致敬。大战期间，上海和后方的民众以各种形式慰问广大将士，送到前线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后来由于实在太多了，只好堆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各站点。在大战中，更有会驾驶汽车的上海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飞车狂奔于前线和市区医院，争分夺秒地救护伤员。9月底，上海战场形势吃紧，杭州方向的第10集团军派所属第19师（师长李觉）增援大场，该师派一部先行，部队到南翔后，旅长唐伯寅（湖南讲武堂，湖南湘潭人）等人要先到大场联络友军，于是就拦住一辆飞驰的卡车，卡车是运送伤兵的，上车后发现：司机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开始呢，还以为是女兵，一问才知道，是来自上海的童子军，女孩刚刚高中毕业！
一路上，几个部队长视野所及，驾驶汽车运送伤员的，都是青春勃发的童子军。
有这样的少女，有这样的国民，作为这个国家的军人，还能说什么？又如何不与倭寇血战？一时间，唐伯寅等几个部队长热泪盈眶。
就这样，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破灭了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幻梦；同时，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文化资源的内迁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显示了国家持久抗敌的决心，正如11月11日俞鸿钧市长在《告上海人民书》中所说：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 龙骧号由横滨造船厂建造。1929年11月26日开工，1931年4月2日下水，1933年5月9日完工。龙骧号的舰桥是在甲板下方横穿而过的。虽然排水量不大却能够容纳三十架以上的飞机，一般用来支援登陆作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时，龙骧负责单独空袭瓜岛机场，归途中遭遇美军萨拉托加号航母的舰载机袭击，中4弹1雷后沉没。
[2] 1920年，在浅野造船厂开工建造，是日本第一艘航空母舰。于1922年12月建成服役，由于该舰在航母发展史中第一次使用了岛状上层建筑，因而被称为第二代航母，以区别于第一代“平原型”航母，它在“外貌”上已经颇像现代航母了。
[3] 加贺号航空母舰是旧日本帝国海军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原始设计是战列舰，作为“八八舰队计划”的一部分，1920年7月开工，由神户川崎船厂建造。1921年11月17日下水。
[4] 统制派前身，成员包括：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宇垣派阀脱胎于长州阀却又没有长州阀那样严格的出身限制，因此也被称为“准长派”。
[5] “土”为十一，“木”为十八，该系包括罗卓英、周至柔、林蔚、夏楚中、戴之奇、李树森、霍揆彰、黄维、彭善、陈沛、方天、方靖、胡琏、罗广文等人。
[6] 一块小布片，士兵出征前由妻子或母亲在路人的帮助下一针一针缝制，带上它被认为能在战场上逢凶化吉。
[7] 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前身为1907年12月 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 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 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