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吐了一口烟圈儿，说：不用愁！进了南京城，就和进了无锡一样，应有尽有！
田中看上去老态龙钟，已没什么性欲，却依然惦记着女人的事儿，他说：女人也会有的吧！
另外，古董也会有的吧！
是啊，如果我能多带一些回国的话，就可以开古董店啦！
我进了南京后首先要冲进点心店！
岛田，你去什么店？
我去照相机店和钟表店。
你小子不是有表了吗？
我最近在收集这些玩意儿。
爬了30米左右时，小队长“刷”地高高举起战刀，大声喊：冲哇！
我胸口像被人踢了一脚，跟着也哇哇地喊起来。喊声激发起我的情绪，我就像疯了似的。
上面这段话，摘自第16师团大野联队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当时他和他的中队（森英生中队）正在中山门外的四方城。
第6师团攻进中华门、水西门一线时，大野联队也在琢磨怎么能突破中山门，但琢磨琢磨着，就到了13日凌晨。联队派一个叫四方藤造的少尉去中山门侦察，四方带了十来个人，潜行到坍塌的城墙后，没见到中国守军，于是就带人爬了上去。到中山门城楼才发现，中国守军已经撤了，于是四方少尉从钢盔中抽出塞在里面的军旗，插在了中山门上。
中山门大铁门左侧的城垣已经坍塌，四方少尉在门上用白油漆写下这样的字：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
铁门下，战死的中国士兵一层层倒卧在地。写完字后，四方藤造得意扬扬，但没想到刚走几步，他就踩上了地雷。
于是，那字也就成了他的“绝笔”。
在日军第16师团“攻占”中山门后，快打得没脾气的第9师团胁坂联队也通过爆破，在13日凌晨5点爬上了光华门。
第3师团第68联队占领了通济门和武定门。
后来，第6师团和第9师团为谁第一个攻占南京而争吵不休，第6师团说在12月12日傍晚他们冈本镇臣联队的一个中队就破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之间的城垣；第9师团说，第6师团不算第一个占领南京的，因为在10日傍晚他们的山际少尉就在光华门插旗了，有朝香宫亲王御赐山际少尉的皇刀为证。
柳川当然向着第6师团，朝香宫则护着第9师团。
最后找松井石根评理，松井裁断：头功还得归第6师团。山际虽然是第一个插旗的，但国旗最后被中国军夺了下来，山际的部队又被轰下了城墙。不过，按松井的裁决，第一个攻入南京的不是第6师团的冈本镇臣联队，而是最先在中华门上插上日章旗的长谷川正宪联队绪方敬志大队的三明保真中队。
就这样，1937年12月13日凌晨，星期一，日军在付出7200多人的伤亡后，终于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但日军没立即入城，只是在城垣上固守阵地，因为天还没亮，怕中了中国军队的埋伏。
进中华门后，就是中华路。中华路上聚集着大量市民，街上的情形一片混乱，他们想经中山路、中山北路，出挹江门，到下关渡江。而另一个方向，从中山门，经中山东路，到中山路、中山北路，也聚集着大量市民。
1937年12月13日上午9时，中华路上的南京市民发现：从中华门方向过来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士兵身材矮小，戴着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背着行军包，穿着土黄色军服，为首的几个军官，拎着狭长的战刀。再近点，看到他们都留着胡子，虽然面貌跟中国人无异，但举着的太阳旗却如血光般刺眼，旗上横七竖八地写着一个个签名。
市民中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日本鬼子！
马路上的人群顿时失控。
陷落中华门后，负责主攻的第6师团绪方敬志大队被调到城外休整，联队长长谷川正宪派吉冈赖胜第2大队、江岛虎雄第3大队率先从中华门杀入南京。
最初进入南京的第6师团的日军士兵，还是比较紧张的，他们端着枪，每往前推进一步都小心翼翼。他们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但很快就肆意妄为起来。
与此同时，第16师团助川联队、野田联队一部（绕过紫金山从城北沿京沪铁路）和第6师团竹下联队（沿长江从西面上新河方向）向下关江边合击过来，大野联队则沿南京城墙开始“扫荡”。
杀戮最先出现在南京城墙上。
南京陷落后，从中山门到光华门、通济门阵地上被俘的中国士兵，被大野联队（第3大队第10中队，中队长古北光太郎大尉）集体刺杀。
13日南京陷落，我从中山门路过，在中山门的城墙上看到极其恐怖的情景：当时，中国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被排成一列。在他们面前，是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军士兵。下令后，士兵们齐声大吼，冲着中国战俘的胸口或腹部猛刺。那些中国战俘一个个地被挑落城下，从身体中涌出的鲜血喷向空中……（《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回忆）
此时下关情景极为混乱。退下来的士兵和难民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依旧没什么船只，这一道长江已成生死线！
逃难的市民们得知日军已经进城，正往下关杀来，人心大恐，秩序更乱，江边呈现出一幅末日图景：哭泣声、咒骂声、无望的呼喊声。南京市民抓住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跳入冬天的江中，江中人头点点，更有绝望者直接跳江自尽，以免受到日军的凌辱和虐杀。
12月13日午后，助川联队已追击到下关江边，亲自率领这个联队的是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
退到江边的南京市代市长、代宪兵司令、警察厅厅长萧山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盖阳人）中将，指挥宪兵部队在江边与日军展开激战。
南京战开始前，宪兵司令谷正伦离开南京到武汉治病，萧山令以参谋长身份升任宪兵副司令，代司令职，后又代任南京市市长和警察厅厅长，率3个宪兵团（罗友胜第2团、陈烈林第10团、周竞仁教导第2团）和警察部队协助卫戍部队抗击日军。光华门危急时，教导第2团曾紧急增援，血战光华门，写下宪兵部队南京保卫战光辉的一页。
撤退开始，宪兵部队也涌向挹江门，但由于城门被沙袋堵塞，大家都出不了城。这时候，教导第2团第3营第9连代连长向斌在紧急中想到：这里有地道啊！第9连曾担任过南京城防检查的任务，所以对这一带地形很熟，向斌知道挹江门里的城道附近有条明代时修建的秘密地道。于是，他悄悄地带着全连士兵摸进地道，从地道出得城去，因为时间早（12日午夜），所以侥幸登上一艘渡轮。
萧山令中将没能走脱。?
在撤退令下达后，萧中将布置宪兵3个团的撤退方案，一切安排停当后，作为南京代市长，他又带人将市政府所有机密档案烧毁，当赶到下关时已经是12月13日中午！此时助川联队已经攻到江边，萧山令和宪兵教导第2团团副黄观涛（黄埔军校6期，湖南宁乡）带身边的宪兵与日军死战，此时江中冲来日军汽艇，乱行扫射，萧中将身中数十弹而殉国。在下关之战中，殉国的还有黄观涛和掩护总队撤退的教导总队第3旅副旅长雷震（黄埔军校2期，四川蒲江人）。
南京陷落后，下关江边的一队中国士兵决定冒死向上游的上新河方向突围，12月13日凌晨5点遭遇日军第6师团竹下联队小原重孝第3大队第11中队拦截，激战3小时，毙杀中队长大园庄藏大尉，但中国士兵也死伤不少，前面提到的第87师旅长刘启雄就是在此战中被俘的。跟陈颐鼎分手后，他本想回城藏起来，但没能如愿，只好跟着这队人马往上新河突围，至此成为上海、南京战中中国方面被俘的最高军官，后变节。
残余的士兵跟随难民转奔水西门方向，途中又遭小原重孝大队主力截杀，被圈在了一个面粉厂前的广场。人群中有第156师士兵骆中洋。此时已是13日上午。按骆中洋判断，几乎有2万人被日军包围。因为作为士兵，在平时训练出操列队，对集中在一起的人数是非常敏感的。
日军持枪，三面包围，当年作为“樱会”分子之一的小原按刀上前，问中国军民想怎么死，是刺杀、砍头、焚烧，还是枪决？翻译将其译成中国话后，人群中一片哭号。这时候，小原的一个部下走到人群前，摸了摸一个青年的头，冲他招手：你，过来。
那名青年不知所措地刚往前走了几步，那名日军军官猛地反手一刀，将他的脑袋砍飞，血柱直射天空。
人群顿时炸了营。
此人就是小原大队的第12中队长田中军吉，这个鹿儿岛人现年32岁，官至大尉，有一把军刀，名为“助广”，当他得知第16师团片桐联队的两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搞“百人斩竞赛”，杀到南京后“成绩”是105比106时，不禁大笑。因为此魔自杭州湾登陆到现在，已连续劈杀300多名中国人。而且，在南京，田中保持着单个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最高纪录。
小原决定对中国军民进行刺杀。从前面开始，每10人一组，开始杀戮。后面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有人试图奔逃，随即引来制高点日军机枪的扫射。混乱中，骆中洋藏进了附近的茅草房，深夜侥幸脱险！
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军第3舰队第11战队主力进至下关，国崎支队控制了长江北岸的重镇浦口；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上的日军士兵张开双臂进行狂呼；在东京本土，百万东京市民举着鲤鱼灯笼进行大游行，“祝贺南京陷落”。
这一天，留守在南京的美国人费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南京曾经度过的那些愉快、平静而有秩序的时光，我们曾拥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就此结束。”
南京陷落后，城南一度发生巷战，一些没逃出南京而又不愿当俘虏的中国士兵对日军进行了阻击。在13日下午，国府路上甚至有中国守军的坦克炮击一队搜杀而来的日军。零星的巷战一直持续到14日。
就在这时候，松井石根在苏州发出“分区扫荡败残兵”的指令。朝香宫鸠彦对上海派遣军下达的命令则是：“不留战俘。”这个命令是极端残忍的长勇起草的。长勇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参谋的职务，所以柳川平助那里也收到了杀掉全部战俘的命令。
南京城内的扫荡，主要由第16师团的助川、野田两个联队负责（后来包括第9师团伊佐联队）；城外的扫荡主要由第9师团主力负责。由于受阻光华门，第9师团的报复性行动十分残酷。仅12月14日一天，光华门外，该师团伊佐一男第7联队下属的一个不到180人的中队（第3大队第11中队，中队长中野寿一大尉），就分批刺杀了1700名中国战俘。在《金泽第9师团作战史》中更有这样的记载：“师团以右翼联队（伊佐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败残兵7000多名。”而且，伊佐联队曾第一个闯入“安全区”捕捉中国“便衣兵”。
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则在雨花台刺杀了1300多名中国战俘。
汉西门外，第6师团则屠杀了7000多名中国战俘、警察和平民。
在郊区的麒麟门，第16师团片桐护郎的联队屠杀了4000多名中国战俘。日军用机枪把中国战俘和平民环围起来，逼迫他们将炮弹炸开的坑继续挖大，有人意欲逃跑，当即被射杀。后来，日军的工兵队也加入挖坑的行列。几个大坑被挖好了，活埋开始了：中国战俘和平民被驱赶到坑里，日军开始填土，很多人身子被埋到一半，就已气绝身亡；有的埋到脖子时，人的面部已变成紫红色的，嘴里和眼里淌出鲜血。活埋后，日军士兵开始围着圈跑步，把土踩实，在有关南京梦魇的电影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这个镜头。
第16师团大野联队第4中队的中队长坂清，和四方藤造同时登上中山门。他有一幅浑身挂彩的照片，曾被登在东京的报纸上。但由于四方被地雷炸死，坂清就成了第一个登上中山门的日军。南京陷落后，他一瘸一拐地指挥自己的中队，在玄武门外射杀了300多名中国战俘，由于射杀时距离不到50米，所以血肉横飞，场面残酷至极。为了对比日本“三八”步枪和中国“中正”步枪的性能，这名中队长叫30名中国战俘纵行排成两队，日军士兵分别抵住每队最后一人的后背，然后同时扣动扳机，于是两队人倒下去，实验结果是：“三八”步枪洞穿12人，“中正”步枪洞穿14人。
日军之屠杀，开始变为游戏。
第16师团野田联队在太平门外屠杀了1300名以上的战俘，其中800多人被活埋，500多人被焚烧而死。该联队士兵大泽一男记述如下：
败兵被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城内的防空壕也挤满了人。我们拿来汽油，从城墙上向败兵的头上浇去。中国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动不动……（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到了12月15日、16日，日军的暴行更甚：
水西门外，第6师团冈本镇臣联队屠杀了2000多名中国战俘。
在汉中门外和煤炭港，第16师团将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到的南京警察、平民5000多人一同射杀。
鱼雷营，发生了第一次屠杀。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一带一举俘虏中国士兵14,777人。到15日，被俘虏人数已超过2万人。这些战俘被塞进多幢临时兵营。从15日起，日军开始屠杀，每次从营房拉出三四十人，在第一次屠杀中枪决了3000多人。
在鱼雷营随后又发生第二次屠杀，一次死难中国战俘7000多人。
中山码头的中国军民死难者达到5000人，屠杀者是中岛第16师团。江东门，屠杀仍由第16师团实施，遇难者超过15,000人。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了迎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入城式。
松井入城前的15日，一贯我行我素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自己搞了一个入城式。
中岛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第二排是佐佐木到一、草场辰巳两个旅团长，后面是参谋长中泽三夫以及助川静二、野田谦吾、片桐护郎、青木国雄（第20联队长大野宣明在进攻南京途中得病被送回上海，由第3大队长青木代理联队长职务）四个联队长，再后面是师团司令部的参谋和一帮大、中、小队长们。
中岛搞完这个入城式后，上了日本报纸的头条，很多人以为华中方面军已经搞完入城式了，把松井石根气得不得了，马上下令：禁止各部队单独搞入城式。
在第16师团的入城式当日，被日军翻译描述为“高个子、红脸膛、像个野人”一样的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接受日本随军记者的采访，称：“应在南京发扬皇军武威，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这个“武威”，就是屠杀。
就是这个像野人一样的少将旅团长，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拿嘴咬了他的顶头上司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事情是这样的：入城式之后，中岛在中央饭店宴请他的部下，几杯酒灌下去后，佐佐木抱着中岛的手乱咬。
最后搞明白了原因。
在攻打南京时，中岛命令佐佐木旅团编成“支队”（助川联队、野田联队的一个大队），绕过紫金山向下关追击。而佐佐木认为，自己的部队应该是主力“追击队”，而不是侧翼“支队”（在日本人眼里，这两个称谓区别很大）。南京陷落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奖状，只给了攻打紫金山的部队，而没搭理“在右侧苦战”的助川联队。佐佐木为手下出头，所以咬了中岛。
但第16师团的丑剧还没完。
还记得前面说的么，攻打紫金山时，大野联队和野田联队（两个大队）都向上攻，唯有被放在中央的片桐联队出现“迂回后退”的情况，中岛为此跟片桐护郎闹了起来，叫片桐从前线下来负责预备队，而临时任命该联队第1大队长青柳少佐到一线指挥。“满腹委屈”的片桐在宴会结束后，喝得也高了，再加上这两天一肚子火（南京陷落后，他的部队住进中央军校宿舍，但没想到被更“厉害”的内山英太郎的野战重炮兵部队给赶了出来），于是就想发在中岛身上，冲过去要揍他，幸好被自己的副官抱住了。
在12月17日的入城式上，松井石根终于现身南京了。身材矮小的他骑着马走在最前面，身后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第三批，是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副参谋长武藤章大佐、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第10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第6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第13师团支队长山田栴二少将、第3师团先遣队长鹰森孝大佐、第101师团第101骑兵联队长大岛久忠大佐。第四批是各师团的旅团长、联队长，以及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10军的作战参谋们……
海军则在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等人的带领下，从挹江门入城。
但这还没完。在松井率司令部成员进入南京后不久，中山门方向又出现几名骑马的日军军官。为首骑白马的不是别人，正是爱惹是生非的桥本欣五郎。几天前，他擅自下令炮击了长江中的英美军舰（给松井惹了麻烦）。这一次，他带着几名部下，在没请示过任何上级的情况下，擅自由芜湖方向来到南京，为的是“见识见识”中国的首都。
在整个入城式上，有一件奇事发生：
仪式开始前，所有日本随军记者都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一个命令：摄影记者不许拍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单人照片，如果在合影场合必须拍，那么发表时不能露出他的脸，文字记者在报道中也不许提柳川的名字。结果是，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所有该提柳川名字的地方，都用“某某司令官”代替，有的报纸干脆把柳川写成“蒙面将军”；而入城式合影中涉及柳川的照片，其脸部被涂成灰色，仿佛打上了马赛克。日本随军记者一头雾水。或许是来自东京统制派的封杀？但这样的猜测毕竟不靠谱。真相又是什么呢？直到现在仍没人能说清。
入城式开始前，一次大屠杀刚刚结束。
前面说了，在城外幕府山下，山田支队俘虏了14,777名中国士兵。这些士兵是被两角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田山芳雄）的135名士兵捕获的。说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山田支队共俘虏了23,000多名战俘，15日、16日屠杀了10,000多人，还剩下13,000多人，最后被围杀于上元门外的大湾子。
12月18日，长江边的草鞋峡发生了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57,000多名中国战俘和平民遇难。
草鞋峡大屠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施这次屠杀的依旧是山田支队。该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没进城，就驻守在江边，负责“处刑”。按该支队分队长栗原利一回忆：他们整个部队在南京一共“处决”了70,000多名中国人。这个数字跟鱼雷营两次屠杀（10,000多人）、大湾子屠杀（13,000多人）、草鞋峡屠杀（57,000多人）的总数基本上是相符合的。鱼雷营的两次屠杀和大湾子的屠杀，死难者基本上为中国战俘。而草鞋峡屠杀，除了一部分战俘外，还有大量南京平民。
中国军民被反绑了双手，然后被勒令排成四队，向江边走去。长江浩浩荡荡，望不到边。当他们到达江边时已是夜间。草鞋峡冷风吹面，早已经埋伏好的日军的机枪响了。在疯狂的扫射中，中国军民血花飞溅，一片片倒下。
多少年后仍无法想象，57,000余人一次性被屠杀的场面是怎么样的。南京，已是活地狱。
屠杀中，日军使用了6挺重机枪。日军的重机枪有70多公斤重，一次可以发射800发子弹，每打完1600发子弹后，枪管就会变得通红，必须更换新的。由于这个特点，在作战时，日军一般在打完子弹后，就会抛下重机枪撤到后面取子弹，然后再带着子弹回来重新战斗。在这次屠杀中，三个日军负责一挺机枪，两人轮流射击，一人负责装输子弹。在这场超级杀戮中，可以想象日军更换了多少重机枪的枪管。
山田支队以来自会津若松的步兵第65联队为主体，联队长为两角业作大佐。该联队有4个机关枪中队，至于当时的大扫射由哪个或哪几个中队执行，已不得而知。但在这里可以把这4个中队中队长的名字列出：宝田长次郎中尉、片冈俊郎中尉、三木正明中尉、针冈寿大尉。
伴随屠杀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强奸。
用日本随军记者的话，在南京的日军，不强奸的，几乎没有。在金陵大学的操场上，17个日军轮奸一个中国少女。在另一个地点，一户人家不满10岁的女童和她的母亲以及70多岁的祖母同时遭到日军轮奸。这样的例子，在南京司空见惯。拉贝认为，南京浩劫期间，日军至少强奸了2万名妇女。拉贝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最高可能达到8万人。
其中，天野乡三和他的中队在南京的暴行最有代表性，此人时任中岛第16师团野田第33联队第2大队第8中队长，虽然是个中尉，但由于上过陆军大学，而且南京战后，所在中队又当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亲王的亲兵，所以在军中表现十分之骄横。此人多次亲自带士兵进行强奸，曾对部下说：“在南京，抢劫、强奸、杀人，你们想干什么都行。”
南京又成了抢劫者的乐园。
对抢劫，日军是避而不谈的，他们用了另一个词：“征发”。一路上，由村至镇，由镇至县，由县至城，由小城至大城，日军都有一种破坏狂的心理，冲进住宅和机关后，拿不走的东西，就摔在地上，再用脚乱踩。到了南京，这里是九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珍宝典籍无数，虽然南京陷落前中国方面有组织地向大后方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但还有不少财产无法或来不及运走。日军入城后，大掠夺开始，在南京，没有空着手的日军，无数住宅、商店、机关和其他场所被洗劫一空。陷城后，日军抢掠了大量珍贵文物。为使洗劫更具有针对性，日本专门派出典籍、古物专家和特别行动队，有计划地对中国的名贵文物进行掠夺。
1937年的南京之冬，白日寒风惨惨，大街上到处是废墟和魔鬼般游荡的日军士兵；晚上，由于供电系统遭到破坏，残存的市民更不敢点灯招来日军，使往昔繁华的古都犹如黑暗的地狱死城。陷城初期，在南京活动的媒体人士，除日本随军记者外，还有少数美国和英国的记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狄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以及摄影师门肯。12月17日之前，他们陆续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离开南京时，他们目睹了江边的屠杀：一边是跪在地上等待被处决的中国人，一边是嬉笑的日本人。正如麦克丹尼尔所说的那样：“我对南京最后的印象是，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当时留守南京，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段令人极端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
12月21日，日军第6师团从南京开走；23日，第9师团开走；第114师团、山田支队、第3师团第68联队等也陆续离开南京。这时候，只留下第16师团作为警备部队驻扎南京，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则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岛则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
中岛将南京分为两部分，与手下的佐佐木到一旅团长分而辖之。佐佐木手下的野田联队和助川联队驻扎城内，草场辰巳手下的片桐联队和大野联队驻扎城外。
从12月22日起，残酷的“清街”和“良民登记”行动开始了。由于其他部队已撤离南京，这期间在古都的大街小巷呼啸而过的尽为中岛第16师团的士兵。中岛下令威胁残存的南京市民，必须于三日内往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逾期不至，将被处死。
在各个登记点，进行着“良民登记”，先由日军军官讲话，随后汉奸翻译，诱惑人群中的士兵、宪兵、警察和公职人员自动站出来，并对人群中的青壮年男子的手掌、头部、肩膀等处进行仔细检查，以确定有没有当过兵。就这样，又有2000多人被揪出来屠杀。
但在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
12月中旬，一名潜藏在南京的中国军人，携枪摸进第16师团的一个士官宿舍，一举击毙十多名睡在里面的日军小队长一级的少尉和中尉军官！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奥宫正武的回忆里谈到了这个事件。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他在南京逗留，在下关江边发现日军在处死十几名中国人。他问原由，一名士兵说：“前几天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中国军人后来的故事，是与日军同归于尽了，还是成功地脱险？无论如何，他都成为南京城内抗击日军的一个铁血传奇。
即使是遭遇屠杀的中国军民，在最后的时刻也会爆发出怒火。在乌龙山下的一次屠杀中，有上万人遇难。进行屠杀的是日军的两个机关枪小队，就在日军下手后，愤怒的军民迎着喷射的火舌冲向几十米外的日军，虽然一片片地倒下，但最后无尽的人群还是把这两个机关枪小队的日军彻底淹没了。这时候，站在高处准备焚尸灭迹的日军汽车队的士兵也不知所措，最后把油桶一个个推下斜坡，射燃后再次杀戮中国军民。这个回忆来自于山田支队士兵藤原审尔的描述，他所说的极有可能是大湾子的那次屠杀。
就算是在最残暴的日子里，仍有人性的光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分兵三路向南京疾进，美办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该校美籍教师贝茨、史密斯、米尔斯等人沟通，提议设立安全区，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机构，为难民提供庇护。为保护广大市民和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京市政府和卫戍军司令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主席由德国人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京代表）担当，安全区东以中山路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西以西康路为界，北以山西路及以北地带为界，相当于整个南京城面积的1/8。安全区里设有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大楼、最高法院、金陵大学、华侨招待所、司法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5处难民所，及各国使馆。
委员会由包括拉贝在内的15名外国人和1名中国人（杭立武后随政府西迁）组成。南京陷落前，走了一批人，最后仍坚持留守南京的有：拉贝（德国人，西门子公司）、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史密斯（美国人，金陵大学）、米尔斯（美国人，美国北方长老会）、特里默（美国人，鼓楼医院）、李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费奇（美国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等人。
南京陷落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也宣告成立，马吉为主席，委员有金陵神学院牧师麦卡伦、德国礼和洋行职员克勒格尔、鼓楼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牧师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处主任（代校长）魏特琳等人。
安全区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承认。中国方面已经承认，并拆除了安全区内的防御工事；但国际委员会却始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复，而这是事情的关键。拉贝有些忐忑。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的，甚至想等日军进城后再跟他们协商，他们认为这一切最终都不是什么问题。
拉贝曾接纳一队正在撤退的中国士兵，在他的力劝下，那队士兵放下武器进入了安全区。还有费奇，在他的坚持下，有4名不愿放下武器的来自广东的士兵交出了武器。当时，拉贝和费奇给他们的承诺是：保证其人身安全。但后来的情况让二人悔恨万分：没过多久，最高法院难民所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大约1300人全部被日军带走屠杀。
拉贝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费奇则痛苦地写道：
现在一切很清楚，他们（日军）将要做什么。这些人（中国战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绳索捆绑，约一百人一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监视；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凭借汽车前灯的亮光，我们看见他们正走向死亡。整个队伍不闻一声，我们心情沉重。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昨天勉强把武器交给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吗？还有那个来自北方、满身绷带的中士，那个在决定自己命运时用浑浊的眼光盯着我看的人也在里面吗？
日军的暴行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日夜难安，他们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军司令部进行抗议，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福田笃泰等人一度答应向日本军司令部转达安全区委员们的意见，但不见效果。福井淳告诉他们，已有一支宪兵部队在维持南京的秩序了。当询问这支宪兵部队的人数时，日本人告诉委员们：17名。
17名宪兵维持涌进城中超过5万名已丧失军纪的士兵，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荒唐。
南京的25个收留所已聚集大批难民，进入金陵大学的人最多，接近3万。其次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和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所一样，以收留妇女和儿童为主。该学院的校长已在12月初随政府机关西撤，留下教导处主任魏特琳女士任代校长。12月初，美国大使馆通知魏特琳希望她离开南京，但被这位坚强、勇敢而善良的美国女士拒绝。
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以妇女为主，所以也就成为日军频频骚扰的地方。魏特琳在学院的门口插上美国国旗，但被日军扯下来丢在地上。在白天，日军用卡车把这里的漂亮女生带走，有的转天送回来，有的一去无消息。晚上，更多的日军散兵，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翻过院墙，进入难民所强奸妇女。
为了保护中国妇女不受日军的伤害，魏特琳和委员们作了不懈的努力。费奇、米尔斯和史密斯专程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彻夜地守在楼门口；贝茨则负责金陵大学的值班；麦卡伦负责鼓楼医院的值班；拉贝甚至把自己的住所腾出来，收留了600多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并一次次轰跑日军。
1937年12月的南京，无论是中国难民还是外国友人，都度日如年。
从日本国内来的各种“慰问团”一个接一个抵达南京，其中包括由东京12所学校组成的“学生慰问团”。永富浩喜等日本学生一到南京，就被邀请去“参观”。先是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装了8名中国战俘，一名日本少尉军官提着刀，让东京来的学生上车，随后军官带着4个士兵也上了车，卡车出城开往下关江边。在车上，日军士兵叫中国战俘坐下，然后拿钢盔猛击他们的脑袋，把东京来的学生吓得够呛，那个少尉军官则哈哈大笑，说：一会儿你们开开眼界！
下车后，是江边的一块空地，少尉军官对东京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处置这些中国人。
开始的时候，东京的学生们有点怕，但后来就开始肆无忌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学柔道和空手道的，于是冲过去对中国战俘拳打脚踢，反复地摔着。
少尉军官走到一个战俘背后，对学生说：看！随后抽出军刀，猛地砍向战俘的脖子。
南京浩劫的深处，包含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极度轻蔑，这种轻蔑自1894年以后在日本人的心中迅速弥漫，在1937年的南京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日军的主要杀人方式包括：斩杀、射杀、刺杀、活埋、焚烧……当然不止这些，当把杀人变成一种娱乐时，各种花样便出现了，比如用铁钩子将中国人的舌头钩出，然后拉着奔跑；比如用刀将中国人的耳朵削下串在一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很多日军在单个杀戮时，其随心所欲的程度令人发指，具有一种“突然性”。藤原审尔回忆：他们几个日军士兵和一个为他们挑行李的中国农民在火堆旁烤火取暖，烤着烤着，一个叫川忝的士兵大叫一声：“我要干啦！”随后，这个士兵一把抱起那个中国农民，扔进火里。
当时的日军对一个中国生命的消失，根本不当一回事。在杀戮中，他们心头不曾有一丝惊悸；相反，体验到了快感，再到后来，他们进行的残忍杀戮，甚至只是出于“无聊”，日军士兵田所耕三（第114师团）记录：
为了使俘虏有所畏惧，（我们）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把鼻子砍掉；或用刺刀插进他们的口腔，顺势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黏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点消遣，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呢？
残暴就这样像瘟疫一样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蔓延着。
12月24日，在恐怖中，安全区的欧美委员们点燃蜡烛，和难民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并不平安的平安夜。拉贝是后来才赶到的，因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子里盯着，不让日军翻墙而过去骚扰那里的难民。按费奇的说法：拉贝每次都展示出令日军望而生畏的纳粹臂章。叫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这天晚上，在威尔逊医生的琴声下，委员们一起唱了圣诞歌曲，他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降福南京。
1937年12月24日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平安夜。
天亮了，圣诞节到了，南京人民和安全区的委员们又将面临新的恐怖，所以费奇肯定地说：“我深信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世界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最黑暗的一页！”
大屠杀期间，安全区一共救助了20万以上的中国难民。但在后来，有一段时间，安全区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了，有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使用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题目：“安全区内不安全。”当然，著者是想强调日军的暴行无处不在。但是不是因为有暴行发生就抹杀掉安全区的作用和委员们的努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绝大部分来自安全区。
而且，由于西方记者的离开，日军的暴行大多见于委员们的日记、报告、信件，包括：《拉贝日记》、《费奇日记》、《马吉日记》、《威尔逊日记》、《麦卡伦日记》、《魏特琳日记》、《南京战祸纪实》（史密斯调查报告）、《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日记）等。
关于用摄像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现在能找到的不多了。除了日本随军记者伊藤敏松拍摄的第6师团新街口斩首暴行外，最著名的当是美国牧师马吉冒着生命危险偷拍的画面。
马吉有一部16毫米摄影机，大屠杀期间，他用该机器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动态画面，其中包括日军在安全区内抓人的镜头。在镜头中，身材矮小的日本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抓捕中国青年男子。一个镜头是，一名老妇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但日军置之不理，还是把她的亲人带走了。还有在鼓楼医院拍摄的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平民的镜头，其中有被日军用火烧得面目变形的男子，有被日军用战刀把脖子几乎砍断的妇女。身中37刀后接受威尔逊医生治疗的李秀英，也出现在马吉的镜头里。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看到动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画面时，其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后来，马吉把电影胶片给了费奇。费奇离开南京时，乘坐日本军用火车到上海。用费奇的话说，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6卷16毫米的电影胶片就藏在他的衣服里。
伸出人道主义救援之手的还有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工作人员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二人于南京郊外建立难民收留所，救助了3万多名中国人。
在南京危如累卵的时候，在各国侨民和使馆人员都离开的时候，那些德国人、美国人和丹麦人选择了留在命运未卜的危城，在南京最寒冷的年月，将正义、勇敢和热情的手伸向中国人，正如费奇所说：
难民们曾无数次对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激，我们内心时常充满温暖。其实，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我们的损失与不便显得微不足道。未来会怎样？近期的未来绝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毅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正义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是快乐的，因为我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