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后的第5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记者狄丁所写的报道，题为《南京中国战俘尽遭屠杀，日军恐怖暴行蔓延》。这是国际上对南京浩劫的最初报道。报道中，狄丁作了以下分析：“发生这些事（大屠杀），日军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对日军进行抵抗的话，那么就会有南京这样的场面和结果。”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看一个细节：
第10军第114师团第127旅团第6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一刈勇策少佐）的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载：
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长，就俘虏处置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地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营地东南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各部队应于5时前完成准备，5时开始刺杀，7时30分结束。
这份战斗详报中记载的屠杀行为是有计划、分步骤的。
详报中，提到“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该大队所属的第66联队的上级是第127旅团，旅团长为秋山充三郎。秋山自然是接到了第114师团的命令，而师团长末松茂治的命令则显然来自柳川平助的第10军司令部。
谁下给第10军司令部的呢？
再看看上海派遣军的屠杀令。该军下属的第16师团士兵泽田正久回忆：“（在南京战中我所在的部队）俘虏了1万多名中国兵，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在这里，提到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阵中日记（1937年12月13日）中则说：“因为采取了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仅佐佐木旅团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中国兵约有7000到8000人，不过，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
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幕府山周围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山田栴二曾向上作过“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责任”指的是什么？显然是按照命令去屠杀。
命令最初是从哪下的呢？
长勇。长勇是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的参谋。向第10军下达屠杀命令，用的是他后一个角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命令，用的是前一个角色。长勇后来在日本驻朝鲜军中做联队长，曾跟田中隆吉有一次对话，称自己以司令部的名义将“不留战俘”的命令下达到了各部队。
作为“樱会”二号人物长勇，是最激进的昭和军阀之一，在残忍暴躁上甚至超过他的老大桥本欣五郎。这个福冈县人跟挑起七七事变的一木清直是同学，1944年任驻冲绳第32军参谋长，战败后与军司令官牛岛满一起自杀。
提到长勇的，还有松井石根的副官角良晴，他在《七生赋》中这样记载：当时下关聚集了13万中国军人和平民，欲渡江而无船。
第6师团的人询问如何处理，长勇回答：攻击。
按角良晴的说法，当时他将此事禀告松井，随后有这样的对话：
松井：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
长勇：里面可能有败残兵。
松井：也许有吧，但放了他们，可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
长勇：是。
但当第6师团再次询问如何处理时，长勇依旧说：攻击。
角良晴作为松井的副官，在对话的记录中，有意为主人开脱罪名（当时松井应在苏州或上海），但却从侧面记述了长勇之残酷。而且，这个事件并非角良晴单方面记载，在日本贵族院慰问团团长德川义亲那里也有类似的记载，按德川的描述，面对军民夹杂的人群，日军机枪手“有些犹豫”，但长勇抽刀亲自把机枪手砍了，又换了别的机枪手。这个描述虽然夸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个人在回忆中都提到长勇。而且，长勇自己也承认命令是他下达的。
当然，长勇之外，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塚田攻、饭沼守、武藤章、田边盛武等人对屠杀令的发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应负总体上的责任。
进入南京后，松井也确实对不执行整肃军纪命令的中岛今朝吾、武藤章等人进行了“训斥”，并专门召开会议说军纪问题。
会议上，松井说：这所有的努力，就因为这暴行，一切都完了。
松井说完后，被召集起来的中岛今朝吾、谷寿夫等人都笑了。中岛还说：那是应该做的。
但无论松井在当时的日记中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还是战后受审时流露出的“忏悔”，都无以挽回1937年冬天南京的惨烈场面。作为当时的一军最高统帅，松井不能约束自己的部下，他罪责难逃。
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松井石根应为南京大屠杀在总体上负责；
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长勇，则是南京大屠杀最高责任人，即下命令者；
塚田攻、武藤章、饭沼守、田边盛武等参谋则推波助澜；
中岛今朝吾、谷寿夫、山田栴二、吉住良辅、末松茂治、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以及诸多联队长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
在大屠杀中，哪支日军部队暴行最重？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习惯这样入笔：“在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当时，之所以这样定义第6师团，是因为该师团是第一个杀入南京城的，而且它的师团长谷寿夫在战后于南京接受了审判并被执行枪决，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给很多中国人留下第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首犯，甚至是唯一施暴部队的印象。
第6师团罪行罄竹难书，自不必说。在大屠杀中，下关江边是第一大屠场，第6师团驻扎的雨花台、中华门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从南京陷落到12月21日第6师团开向芜湖，在这八九天里，每天都有中国战俘和平民被带到这里屠杀。
但第6师团并不是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师团，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师团是中岛今朝吾的京都第16师团。
因为这个师团是南京警备部队，驻扎南京时间最长，12月21日以后的暴行，都可以计在第16师团的名下。这些暴行加上21日以前该师团的暴行，就可以判定，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支来自京都的部队屠杀中国军民最多，这个数字有可能超过10万人。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岛得病而亡，侥幸躲过了审判。当时，在南京，中岛对部下的屠杀所持的态度，不是默许而是鼓励。中岛甚至对前来“整肃军纪”的东京来人（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说：“中国人算什么？有多少杀多少。”
中岛的残暴一度让东京“感到为难”，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皇军的形象”，指出“中岛君所部的行为，有失人道”（陆军省要员阿南惟几语）。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写道：“（暴行）果然是第16师团长以来的表现引起的。”
对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日军给他们留下三个深刻印象：个子矮、都留着长长的胡子——中岛部队。
除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外，山田支队的屠杀也非常凶暴。在过去，该支队在南京的行为一直被忽略。山田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驻扎在江边的上元门一带，实施了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即草鞋峡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中国军民共计57,000多人遇难（以平民为主）。加之在大湾子和鱼雷营的屠杀（以战俘为主），遇难于山田支队枪口下的中国军民至少有8万人（该支队士兵称超过7万人）！这一数字排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之后，排在谷寿夫第6师团之前。
南京陷落后不久，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被昭和天皇召见，赐予三人以镶有皇室菊花的银瓶；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牛岛满五人，则进行了嘉奖。
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
但日军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是老问题：虽然战术出色，但战略上仍无远见。在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各路日军只想着第一个占领南京，而放弃了对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军主力的围歼。虽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战略上更被动了：不仅没有迫降国民政府，也没把国民政府打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最终彻底全面地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战情绪，从此真正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点点走上军国败亡之路（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实际上跟无法解决与中国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话要说。对中国来讲，在那个年代，去守一个明知守不住的首都，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
白崇禧之所以坚持直接放弃南京，就是从军事角度上考虑的，这个城市没法守，原因前面说了。如果宿命一点，历史上西晋攻灭东吴、南北朝侯景之乱、明朝靖难之役、晚清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每次南京保卫战，最后都以城陷为结局。何况，此次举刃而来的是更为强悍的外敌。南京的地理特点不适合防守，在193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日军从江北来，长江还勉强可以被称为“天险”（其实历史已证明，这种“天险”从没起过作用），但现实是日军从背后三面掩杀而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实际上成了中国守军脖子上的一根绳子。
但南京还得守。
原因也说了。但这儿得提一点：很多人认为，从持久战的角度看，不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事实上，守南京本身也未必不是战略性做法；或者说，在战略上，就未必没一点可取之处。可取之一就是，把日军吸引过来，让从上海退下来的几十个师安全地向皖南等地转进，保存抗日有生力量。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守与不守，而在于：既然决定守，就应该拿出一个最佳方案。
撤到江北后，唐生智抱怨这是他二十多年军事经历中最糟糕的一仗，这种糟糕是怎么形成的呢？南京战的关键在于，不该让它成为一个纯防守的战役，更不该最终搞成一个军队从四面集中退向南京，叫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合围的事态，而该尽最大努力在南京外围打个主动的战役。有人说了：当时的情况下，你还指望这个？
其实很多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南京战开始后，日军虽新胜，但多个师团在上海耗力非常之大，你这边战斗力下去了，日军那边也很难说不是疲惫之师。通往南京之路上，由于很多桥梁和大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不得不遭受河网地形之苦。步兵还好些，尤其是辎重兵和炮兵，大车小车的，每天在泥泞的准沼泽路上“跋涉”，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苦不堪言”。另外，在南京战中，日本人在总体上虽然有个合围战术，但具体到直接进攻南京的几支部队，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战，没一个协调有序的部署，关于这一点，第6师团的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抱怨过。
而且，南京追击战中，日军补给成问题，军粮没保障就不用说了，靠“现地征收”，也就是抢老百姓的。弹药补给站，则设在太仓、平望、嘉兴、湖州，当地守备兵力非常之薄弱，每处最多留两个大队，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中队。当时的情况是，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和通往南京的沿线城市，但这些地方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空当。中国这边，如果拿出几支部队去偷袭这些补给站，很难说不会取得意外战果。但由于中国这边乱了阵脚，没一个出色的战术计划（从上海回撤的部队战斗力不济这一点，并不能遮掩所有问题），所以也就没心思去主动出击了，而是让一队队日军大摇大摆地往南京前线运弹药。
说到消极防守，邓龙光第83军在镇江一带布防后，侦察到日军第16师团向句容疾进，并获悉中岛今朝吾的司令部就在第83军阵地前30里的一个村。于是该军参谋刘绍武向邓龙光建议倾力而出，主动截击向南京疾进之敌。该军当时归江防军司令刘兴辖制，邓向刘请示，得到的回复是：守恐不保，还说攻么？结果是：中岛部队很快绕过第83军防线，在这种情况下，邓龙光只好下令放弃阵地，退守龙潭。
12月11日，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发现山下麒麟铺一带村落有大量日军，于是就想分兵去袭击，但没被桂永清批准，回答是：万一袭击不成，守卫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实际上，直到11日，教导总队还有1万多人的兵力没使用。
部队都退到南京后，对守城这件事，司令部的想法也不明确。通常情况下，守城有三种局面：
一是死守，一直打到巷战，作完全牺牲的准备；
二是尽力防守，战斗不支的情况下弃城；
三是依上级命令而动，不管能否坚持，只要上级下令后就撤。
蒋介石飞离南京时，对南京守到什么程度，没给唐生智一个明确说法。蒋只是说要坚守南京，唐生智则做了死守状，把下关的船都收了起来，又将两艘大型火轮轰到武汉，其他船只由第36师掌握，做出破釜沉舟之势，而且在城中修建了大量战斗工事，大批士兵和军官都做了城破后巷战的准备。12月12日傍晚，中华门失陷后，作为总预备队的第36师已有一部开入城内了。
唐生智一面做死守状，一面又说，依蒋介石的命令而动。也就是说，只要蒋下命令，那就撤。这样的矛盾是致命的。一旦有变，极易造成军队大混乱。
还以第83军为例，其所辖第156师，11月中旬才转绕湖北开抵江苏，先到苏州，后至江阴，再赴无锡，又及镇江，随之退守龙潭，一路仓促布防，最后在日军的炮火下进入南京城，此时已是1937年12月8日！但在短短4天后，他们又必须冒着巨大的伤亡代价，再从城里向外突围！
由此看出，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一个缜密的作战计划，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结果是：蒋叫唐如不能守，相机撤退。唐马上“从命”。既然你不能保证最后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自己把自己的过江退路断绝？
12月12日夜南京弃城后，大批中国军民拥挤在江边无船可渡，长江终成绝命之江，又进一步造成中国军队的崩溃，战斗意志锐减，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下用一百多名日军俘虏了上万中国士兵是个最好的例子。
圈军民于孤城做死斗状，却又无法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是作战部署外，唐生智最大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唐生智本人的。
说唐生智是主动请缨守城的人认为：唐之所以提出守卫南京，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因为他曾是湖南军阀，又曾参加过“倒蒋运动”，自归顺蒋后并无实权，为了恢复军权，获取功名，所以把保卫南京当成跳板，更有甚者认为：正是因为唐的守卫，最终才导致日军的大屠杀。
守卫南京前，唐生智虽没什么实权，但依旧是国民政府军队的高层，肯定明白时局的严重性。上海陷落，十几万日军分三路奔袭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以守卫孤城为赌注，向蒋介石邀功而意图恢复军权？是他唐生智，这个所谓的湖南军阀么？冒着玉石俱焚的危险，仅仅是为了邀功？可能么？
至于“因唐守南京才导致日军大屠杀”这个观点，则根本不构成一个理由；或者说，这是入侵者的逻辑。作为日本人，他们当然可以说：南京之所以发生屠杀，是因为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一些日本右翼学者的观点）。但对于受害者一方，又怎么能用这个切入点考虑问题？我们可以从战略角度分析南京弃与守的利弊，从军事角度去指责唐生智的失策，但决然无法从是否导致敌人的屠杀来阐明防守南京的正确性，因为这样的逻辑基础是不存在的。
无论如何，南京最后陷落了。这不是唐生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积弱积贫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
尽管如此，在保卫南京中，仍有大批国民政府将校为国捐躯，魂绕紫金山。
萧山令中将，南京市代市长、代宪兵司令、警察厅厅长，1937年12月13日战死下关；
朱赤少将，第88师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高致嵩少将，第88师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罗策群少将，第66军代师长，13日战死紫金山下；
易安华少将，第87师旅长，12日战死莫愁湖；
赵寒星中校，第88师参谋，12日战死雨花台；
韩宪元上校，第88师团长，12日战死雨花台；
胡豪少校，第51师营长，12日战死水西门；
程智上校，第51师团长，12日战死水西门；
姚中英少将，第156师参谋长，13日战死太平门；
司徒非少将，第160师参谋长，12日战死太平门；
蔡如柏上校，第160师团长，12日战死太平门；
罗雨丰少校，教导总队营长，10日战死紫金山；
秦士铨上校，教导总队团长，12日战死紫金山；
周士泉少校，教导总队营长，12日战死白骨坟；
万全策少将，教导总队第1旅参谋长，12日战死紫金山；
华品章上校，第88师副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刘国用少将，第58师副旅长，12日战死水西门；
李兰池少将，第112师副师长，13日战死太平门；
黄观涛少校，宪兵部队副团长，13日战死下关；
雷震上校，教导总队副旅长，13日战死下关……
这不是个完全的名单，也没一个完全的名单，因为殉国的除了将校们外，还有那么多无名战士！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场景中，殉国的场面都极为壮烈：想想下关江水中的萧山令，想想雨花台枯草中的朱赤和高致嵩，想想水西门硝烟中的程智，以及城破时的胡豪……
国家有难，血肉之躯，决死报之，慷慨赴之，无有二字。广大中下级校官率官兵浴血奋战，全营全团地阵亡，在六朝故都，紫金山下，化作国殇。而生者，又有怎样一段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经历？
南京陷落前，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周斓等卫戍司令部成员最先渡过长江。此后，王敬久、沈发藻、桂永清、俞济时、胡启儒、冯圣法、宋希濂、王耀武、廖龄奇、周振强、李江、巫剑雄、陈颐鼎、邱维达等人也绝境脱险。
士兵们又有多少脱险了呢？
这是南京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守南京。关于南京守军的人数，历来存在争议，有8万多人、11万多人、15万多人三种说法。人们最常采用的一个数字是15万多人。
这个数字未必准确。
参与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因伤亡惨重，已远非满员编制，就算补充了新兵，很多部队也没达到满额。当时，部队建制相对完整的只有教导总队、第2军团和宪兵以及警察部队。教导总队不到3万人，第2军团17,000人，宪兵部队的3个团加直属队，兵力接近5000人，警察部队有6000多人。其他部队大多残缺不全，以第88师为例，撤退到南京时只有4000人左右，补充新兵后达到7000人。第36师的情况跟第88师一样。第87师、第66军、第83军、第103师、第112师等退至南京的时间较晚，来不及补充，其中第66军第160师退回南京时只有3000多人，第103师只有2000多人。
“8万多人”这个说法来自谭道平。按宋希濂回忆，唐生智确定南京卫戍军的战斗序列时，总人数为7万多人，与谭道平的数字近似。但当时第74军、第66军和第83军等部队还没被划进保卫南京的战斗序列。后来被划进来的这几个部队兵力合计有4万多人。再加上南京陷落前几天才退回来的第103师、第112师，就可以知道，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外围阵地和城郭阵地的中国守军总人数在12万人左右。
南京战虽然时间短，但非常之激烈。以孙元良第88师为例，在雨花台之战中，3个旅长阵亡了2个，6个团长阵亡了3个，正副营长阵亡了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用孙元良的话说：“各级军官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国士兵阵亡人数在3万人左右，其中环城之战的阵亡人数有1万多人。剩余的9万多人，有两种命运：一是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二是被日军俘虏后惨遭屠杀。
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的到底有多少人？
第74军：王耀武给出的数字是，该军所辖第51师和第58师渡江脱险者5000多人。
第36师：作为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的部队，没跟日军交火，撤退后得掌握渡船之利，到13日早晨，渡过了4000多人。
第66军和第83军：从正面的太平门突围，伤亡惨重，冲出重围的有3000多人。
第2军团：因为是提前过江，脱险者超过11,000人。
警察部队：南京警察部队原有6000人左右，过江者不足千人。
宪兵部队：原有5000人左右，过江的有2000多人。
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原有近3万人，按周振强回忆，过江者只有4000多人。
第88师：该师参谋卢畏三回忆，第88师撤至江北的不到2000人。
第87师和其他部队：脱险者更少。
最后来看，有4万人左右突围或渡江成功。谭道平给出的数字是44,000人。谭就职于南京卫戍司令部，亲历南京保卫战，并参与撤退计划的拟订，他的数字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在12万左右的中国守军中，阵亡3万多，脱险4万多，剩余的4万多（最多不超过5万人，有价值的初始资料来自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记载，他在12月16日的阵中日记里说中国战俘有4万多人）被俘后遭日军屠杀。
但也有一些人，在得知南京弃城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教导总队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后来回忆起12月12日那天下午的一个片断：
教导总队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颜希儒（黄埔军校6期，广西横县人）来到严开运的阵地要酒喝，严把还剩下的一点酒递给颜，颜一口干了。喝完后，颜问：如果撤退的话，走不走？
严说：上级如果下令，有计划地撤退，当然要走；只怕危城之下，没有计划。
颜希儒说：还能有计划么？!
严开运问他准备怎么办。
颜希儒说：不管怎样撤，我都不走了。
说着，颜希儒从腰里掏出两颗手榴弹，一手拿着一个，说：你看，够本了吧？!
南京的烈风，刮过这个广西人的怒发。
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的下关，装甲兵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但回头看到岸上的几辆坦克和汽车，怎么能留给鬼子？就想叫人全部炸掉，但身边的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把刘拦住，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
“不走了”这仨字，在12日夜给人以无限的悲壮。
刘树芃说：我们是奉命撤退。
汽车兵说：不，我们是打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武器销毁了，应该打了再说。
坦克兵说：坦克上还有武器，破坏了还不如拆下来跟鬼子干一场。
刘树芃想把他们带走，说：你们排长呢，我跟他说。
汽车兵回答：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
说完，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带了枪，跳下船，重新上了岸。
这，是中国人。
到了13日天亮，日军已经逼近江边，一群失去长官的士兵围住一个穿上校军服的军官，说：我们突不出去了，长官！你指挥我们抵抗不好吗？否则，也是死。
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作战的事啊！
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了！
上校想了想，说：好！随后他振臂高呼：兄弟们，向鬼子打呀！
这名军医就这样带着一群散兵，发起了中国人在南京城下对日军的最后一次反击。
没人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突围出去。甚至到12月13日下午，还有20多名官兵在挹江门城墙上，狙击扫荡过来的日军。他们也是决定“不走了”的人。
而城陷后，困于孤城的，也有不少人。看下面这个单子：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教导总队第2旅主任参谋廖耀湘；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第88师作战参谋卢畏三；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副连长沈咸；军医署署长兼南京卫戍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野战救护处科长蒋公榖。
上面这些人，都没逃出去。如果说作为军医官的金诵盘、蒋公榖（著有《陷京三月记》[1]）在南京陷城后进入外国大使馆，受到直接保护的话，那么邱清泉、廖耀湘、孙元良、郭岐、钮先铭、沈咸等军人的经历就可以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了。
在这些人中，第一个脱险的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1937年年底，他化装成菜农混出城。其他人，大多数在转年春天才逃离南京，比如官级最高的孙元良，而且他的经历也是个“疑案”。
孙元良在第88师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南京战时，年仅33岁的他，已升任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领中将军衔。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下令放弃南京，孙元良参加完会议，返回中华门途中，得知已有日军突进，孙只身奔下关不成，一时间不知去哪好，最终困于孤城。关于南京陷落之后的经历，按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讲述：
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长官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的旅长廖龄奇不干了。
当时，廖龄奇带着从雨花台下来的残兵进中华门不成，又找不到孙元良，只好向下关江边突围，由于底下的辎重营手里有一些木船，廖龄奇就带着第88师的这些人在夜色中渡江了。南京战中，第88师幸存者中大部分来自廖龄奇的部队。后来，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廖龄奇提出枪毙孙元良。
《拉贝日记》在中国出版前，风传孙元良在南京城陷后藏在妓院，这种说法有点捕风捉影，实际情况是：他躲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来，被拉贝发现（见《拉贝日记》）。拉贝把这位中国军长安置在了该学院一座楼房的阁楼，使孙元良最终躲过日军的搜捕，1938年初逃离南京，辗转抵达武汉。他走脱没多久，他的部下师司令部参谋卢畏三也逃出南京。
在武汉，孙元良被关了一个来月，进行审查，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放了他一马。孙元良后来很长寿，活了103岁（2007年去世），是最后一个黄埔军校1期生。战争年代结束后，孙元良渐渐被人遗忘，但他有个儿子，比他名气大多了，那就是艺名为秦汉的台湾演员。
关于孙元良的话题还没完。
蒋介石不杀孙元良，并不是因为孙是多出众的将才，而是因为从1932年“上海事变”起，孙元良就参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又是孙的部队打响第一枪，从这个角度蒋不忍杀。还有，蒋似乎也觉得对不起很多参加南京战的将士，所以对从南京撤下来的人，无论是怎么退的，他都不想治罪。孙元良没被治罪，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枪毙孙元良是廖龄奇提出的，孙没死，但1941年，在又一次长沙会战中，廖龄奇却因“部队溃退”（实为冤案），被蒋介石枪毙了。历史就是如此奇异。当时廖龄奇在王耀武第74军，任第58师师长。廖龄奇死后，给了副师长张灵甫独统一师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孙元良迷失南京时，邱清泉正待在富贵山地下室。
邱清泉的经历跟张灵甫相似，一度考入上海大学，但最终弃笔从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留学德国柏林，拿了洋文凭，中日开战前两个月回国，出任南京教导总队参谋长。弃城令下后，桂永清没把倔强的邱清泉拉走，只好一个人先撤了。邱清泉叫人把作战文件和军事地图全部烧毁后，继续打电话联系前线的部队长，把身边很多人都打发走了。
参谋刘庸诚对他说：参谋长，都处理完了，我们也走吧！
邱清泉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两个贴身卫兵了，他一边抽烟，一边往左轮手枪里装子弹，对刘说：你受过伤，你先走吧。
刘庸诚百感交集。
刘走后，邱清泉在几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这才提枪带着两个卫兵走出地下室，这时候，紫金山第一峰枪声密集，火光冲天。
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冷酷的一夜。
邱清泉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但自己终不得出！在地狱般的南京潜伏了一个多月之后，第二年年初，邱清泉才成功逃离。
邱清泉是南京弃城后表现最好的一名将领，真正做到了在那个职位上该做的一切。
跟上面的人比，成名前的廖耀湘没被困在城里，而是陷于郊区。
廖耀湘跟邱清泉一样，也留了洋，抗战前一年，从法兰西学成回国，在教导总队第2旅做了中校主任参谋。南京战开始后，廖耀湘和部队跟日军血战了四昼夜。得到弃城消息时已是12月13日凌晨。此时廖耀湘在城外阵地，想奔下关来不及了，而且那样更危险。在指挥室销毁完文件，廖耀湘用最快的时间判断了一下路线，随后带4名士兵直奔南京外围的马群方向。
一路潜行，天色渐亮，后面仍有枪声，但较之于前一天，已经稀疏，廖耀湘知南京已陷，不禁心如刀绞。跑了十多公里后，一行人到达马群。在马群，廖耀湘跟部下不断遇到逃难的农民。这时候，一个好心的难民，带着廖耀湘等人去了栖霞寺。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2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当日午后，廖耀湘等人来到栖霞寺。此时，聚集在寺院及周围的难民已超过万人。
寺院监院寂然法师是位深明大义的僧人，尽管知道廖耀湘的身份，但还是决定冒险收留。难民越来越多，潜藏到寺院的中国军人也超过了200人。在周边扫荡的日军不时破寺而入，搜索中国“便衣兵”。寂然法师沉着应对，与日军周旋。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廖耀湘等人剃去头发，扮作僧人模样。半个多月后，廖耀湘等人在寂然法师的帮助下，北渡过江，辗转到后方，再后来，廖率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与日军再战，终成一代名将。
化装成僧人的不只廖耀湘，还有钮先铭。跟廖耀湘一样，他也拿过法国的文凭，而且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过学，南京战时任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在富贵山指挥室得到放弃南京的命令。当他来到外面时，发现城中秩序已乱，兵民混杂洪流般尽奔下关。钮先铭裹夹在人流中，也出城来到江边，落水漂到上元门，登岸后藏进永清寺。这时已是13日下午3点。日军开始沿江扫荡，追杀中国军民。危险的情况下，钮先铭也把头发剃了，在寺里潜伏下来。日军多次闯入寺内，叫钮先铭等人给他们送柴禾。送柴禾时，钮先铭在上元门看到一望无际的中国战俘，按他的判断，有两三万人之多。这正是被山田支队俘获的那批人数在23,000人左右的中国战俘。没几天，钮先铭就在寺院里听到密集的机枪声。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叫钮先铭和僧人以及红十字会的人去干活。来到大湾子，钮先铭看到已呈半骷髅状的战友的尸体。
万千悲愤堵在胸中。
钮先铭因为在日本留过学，懂得不少日语，能从日军的对话中判断他们的意图，所以多次成功周旋，被困八个月始终没暴露身份，得以踏上去上海的火车，从那里转赴武汉。后来，他写过《还俗记》，记录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但当时影响最大的记录南京梦魇的，是郭岐的《陷都血泪录》。作为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战时，郭岐为总队战士准备了8个月的弹药和给养（从这一点来说，当时南京守军在弹药上确实充足）。光华门危急时，他亲自率领汽车队奔赴光华门给教导总队补充弹药。
南京弃城后，由于辎重营不是一线战斗部队，所以从正面突围基本上没戏，只有向下关撤。辎重营营部设在新街口中央银行。但此时从新街口到挹江门的马路上已聚集了大量军民，差不多把马路都堵塞了。直到午夜时，郭营长的队伍才走到鼓楼医院。又走了好一阵子，才到步兵学校。随后，郭营长派人到挹江门打探情况，得知挹江门一片混乱：往外冲的人，很多人被践踏而死；而冲出挹江门的军民又没船可渡。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带着士兵退守城内的五台山。
在当时，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按郭岐判断，日军会趁夜色杀入城，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中午，五台山还没见到日军。午后时分，日军终于出现，辎重营士兵与之交火，一仗被打散，郭营长潜入附近的意大利使馆。藏在这里的还有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意大利使馆实际上已经空了，使馆人员在战前就都撤了，他们依靠一面意大利国旗避开了日军的搜捕。
转年春天，郭、睢逃出南京，回到大后方。他写的《陷都血泪录》连载于《西京平报》[2]上，曾引起轰动。
沈咸的经历跟前面的人别有不同！
关于沈咸，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只知道他是浙江仙居人，南京保卫战时的职务是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上尉副连长。
跟很多部队一样，沈咸也是从淞沪战场上撤回南京的，他先后带部队在雨花台、飞机场、中华门布防，多次跟日机战斗。12月10日，日军兵锋已至雨花台，沈咸率部退回城内，在新街口构筑阵地。12月12日晚，南京陷入混乱后，沈咸跟上级失去联系，因为没人下命令，所以他不知道南京已弃，直到13日黎明，“有位相识的李营长路过新街口时，悄悄告诉我：昨夜日兵爬登水西门，守门官兵全体阵亡，中华门也陷落了！”但上面那位营长也不知道弃城令已下，只知道日军在中华门、水西门那边得手。沈咸没接到撤退令，作为军人，他只有继续率部坚守阵地。在新街口，他命令部下把高炮改成平射角度，作战斗准备。
在日军入城前一小时，也就是13日上午8点，沈咸终于跟上级联系上了，上级下令要他炸毁阵地上的高炮，然后率部过江到浦口。沈咸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南京就放弃了。
下面怎么办？炸炮！
炸炮时，沈咸鼻子一阵发酸，舍不得，正是它们一次次击落日军的飞机！
含泪毁掉那些庞然大物后，沈咸正想带人往挹江门撤，突然看到身边的几个士兵中弹倒下了，再往前看过去，日军已经现身！作为炮兵，沈咸等人手里枪支有限，只能边打边退，先是隐蔽在一幢空空如也的大楼里，然后又潜至国府路一带。
12月13日下午，在国府路，沈咸等人目击了中国守军的一辆坦克跟日军激战的情形。
当时，一小队日军搜杀到国府路，看到一辆“报废”的中国坦克。就在他们刚刚走过时，坦克的炮塔慢慢地转动了，随后火舌喷射，几十个鬼子一下子被击毙。无名勇士最后当然是为国捐躯了，没人知道他的模样和姓名，但他轻轻转动炮塔的声音，却在历史深处回荡不灭。
那声音，坚韧而决绝。
很显然，坦克里的中国士兵不想走，而是留下来再消灭几个鬼子，最后同归于尽。历史的大悲壮往往是被那么多无名者凝结出来的。
沈咸带着十几个人于当日下午辗转到莲花桥，一路上目睹了街头惨景，市民们多趴倒街头，都是被日军从身后射击而死的。走着走着，他们遇到一群市民，有人告诉沈咸，前面有6个日军正在行凶，虽然只有6个人，但已经残杀了一百多个市民了。沈咸立即带人包抄过来，一阵激战后将那6名日军全歼。
冬天里早早降临的夜色，让他们稍微安全了一点。当太阳重新升起时，危险又将降临。14日凌晨，他们摸至兴中门，想从这里出城，但城门周围已满是日军了。沈咸等人又折向中山北路，此时的中山北路已堆尸如山。
好不容易又熬到夜里，他们潜入中央大学。14日，日军大部队已蜂拥入城，扫荡中国“败残兵”的行动已经开始，再想出城难上加难。
12月15日，整整一天，沈咸等人都躲在中央大学的一间地下室。日军还没闯进校园搜捕。但沈咸清楚，危险马上就会来临，因此必须拼一次，如果成功了，就闯出城去了；失败了，杀死几个敌人，也值得了！
跟日军战斗牺牲的，再加上中途走散的，这时候沈咸身边已经没几个士兵了。15日的夜色降临，沈咸带人摸了出去，午夜过后终于来到清凉山。在路上，又袭杀了两个正在游荡的日军。一路走下来，包括沈咸在内只剩下3个人了。
天亮前，沈咸三人摸出草场门，偷渡秦淮河，终于逃出南京城！他们找了条小船，过了江，跑到了徐州，重新加入抗日军中。
沈咸在暴血孤城中的经历，特别就特别在：其他陷城者大多都是在南京陷落数月后才成功逃离的，或者在南京城郊与敌人周旋，而沈咸等人在南京城陷后的最初几天，始终跟日军处于战斗状态，随后在短时间内成功脱险，这使他们在第一时间目睹了南京屠城，而且也成为城陷后局部巷战的参加者和见证者。这一点尤为可贵。
激荡万千的1937年，随着沈咸等人的脱险而结束。而与日军广阔无边的战斗，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刚刚开始……
[1] 蒋公穀系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城防救护任务。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27日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创刊于1937年12月4日,出至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是解放前西安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每日出对开4版。起初发行和支持该报的,大都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据说有孙蔚如、王宗山(陕西省议会议长,中统要员)、张锋伯、吕向晨、薛道五、韩光琦、温良儒(镇反中被处决)、焦子敬、谢鉴泉(参议员,山西富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