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枣会战期间的1939年5月，日苏在诺门坎再次爆发冲突。从5月打到9月，战斗激烈程度和规模是一年前的“张鼓峰事件”不能比的。
事情是这样的。
伪满洲国跟蒙古的边境有一段大致以哈拉哈河为界，但有争议。
5月4日，蒙军进入东岸放牧，被伪满士兵驱回西岸。前者发起反击，攻下后者的哨所。得报后，驻海拉尔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来自熊本）立即派出一个先遣队赶往出事地点，接着对蒙军守备地点发起进攻，将之打回西岸。
事情当然没完。
伪满洲国背后是日本，蒙古背后则是苏联。根据两国协定，苏军立即出动。
关东军也不示弱。此时，位于关东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是两个“小人物”：一个是作战课作战班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战争期间，先后两次出任位于指挥中枢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一个是爱制造祸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
他们先是叫小松原道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神奈川县人）独自率领第23师团增兵诺门坎。后来发现不行，又派第7师团一部增援。战事越发激烈后，紧急调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诺门坎日军各兵种作战。
但依旧不管用。
从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谋划的作战方案看，显然低估了苏军的战力。
以朱可夫为最高指挥官的苏联红军，在自开战后，往诺门坎地区运送了18000吨炮弹、7000吨燃料，集结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844辆，作战飞机515架，大炮542门。打到半程后，日本人看着手里那点可怜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开始傻眼了。
这种情况下，东京军部计划调山海关内的第5、14两师团增援，而位于关东军战斗序列的第2师团和第4师团已赶往火线。但最后时刻，增兵再打这件事被大本营制止，进而向苏联请和。
日本先低头。
这一战结束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全部被拿下，勒令退出现役。但是，策划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却没什么事，只是被调走而已。
“对这两个人的处分仅此而已。责任均由指挥官和幕僚长担任，与参谋无关——这就是陆军的原则。”[3]结果是，日美太平洋开战前，服部卓四郎被提升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辻政信又跑到服部身边做参谋，两人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组成所谓“开战三人帮”，在参谋室里策动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幕。
一年前“张鼓峰事件”爆发时，蒋介石还寄希望于日苏大打。这一次激战诺门坎，他同样寄予希望，只是最后他同样失望了。
不过，就在诺门坎之战的尾声，欧洲局势骤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
这并非全部的变数所在。
往前推一周，诺门坎大战最激烈时，希特勒跟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德意日三国同盟是一年后的1940年秋签订的，但在三年前的1936年，日德还签订过一个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里，有这样一条：“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订立违背此协定的条约。”现在，德国人没跟日本人打招呼，就擅自跟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等于说把东京给骗了。可面对强大的德国，处处以德国为师的日本，又没资本发作，只能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咬嘴唇、甩辫子。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终于撑不住了，最后以“欧洲正在发生一系列怪事”为由拍屁股走人。
欧战的爆发和《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署着实让东京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按东京军部判断，至少三年后即1942年欧洲才有可能打起来。正是出于上述判断，1939年春，东京的陆军中央还弄了个截至1942年的作战规划。规划的基础是：在1942年，怎么打赢跟中国、苏联同时进行的战争。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1939年的夏末秋初，东京很热，人人都在谈欧战，这个民族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大战开始了，日本怎么办？这是一种集兴奋、贪婪、茫然于一体的状态。
无论如何，1939年的世界是个开始加速疯狂的世界。
在那样一个时代，西面是魔兽一般强力的纳粹德国，东面是攻击成性的军国日本，人类世界何去何从？
美国人还在沉睡，苏联人暂时还不想掺合进去，英国和法国在吃到德国人的苦果后，想奋起反抗时才发现：经过二十一年忍辱备战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掌控下，已武装到牙齿！
只说接替平沼上台的新首相：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策划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岳父阿部信行。
阿部在朋友圈被认为是个平庸到极点的人物。
不过，阿部一上任，却做了这样的表态：“欧洲开打，帝国无意插一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是解决‘中国事变’。”
这话一出来，海军很乐意，说：“对呀对呀，说得太好啦！谁说阿部大将平庸啦？阿部是陆军中少数几个明白人好吗！”
海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对日本跟德国结盟啥的不感冒。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认为结盟德国，必然得罪英国和美国，他仍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海军中央的佐级军官则直接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准备东南亚作战，把英国、美国、荷兰横扫出去，他觉得，必须控制西太平洋并占有那里丰富的资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橡胶。
阿部内阁的新任陆军大臣是刚从中国战场回来的畑俊六。
畑俊六也不赞成结盟德国，认为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有苏联、美国支持，现在欧洲大战爆发，大家注意力转移了，日本也就有了迫降中国进而了结战争的机会。
畑这个观点被阿部认可。
就这样，1939年9月上旬，东京的新内阁组成没几天便撤销了原来的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用来统一指挥侵华战争。第一任司令官是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是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辖华北方面军（驻太原之第1军、驻济南之第12军、驻张家口之驻蒙军）、驻武汉之第11军、驻上海之第13军、驻广州之第21军。
中国派遣军虽是个总军，但实际上主要指挥华中的日军。换句话说，华北方面军和华南第21军具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比如这两支军队的兵站交通事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就无权过问，而直接由东京的陆军中央指挥。
为应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备战（按很多人的说法，经诺门坎一战，日本放弃了北进政策。实际上，1940年初夏，德军降服法国后，军部要人田中新一仍起草了5个月内结束东南亚战事，随后北攻苏联至贝加尔湖的作战计划），东京把一些老牌师团调回国休整，随后将一些新建师团投到中国。以第11军为例，金泽第9师团调回去了，京都第16师团也调回去了，在保留第3、6、13等主力师团的基础上，组建并调来第33、34、39、40师团等部队。
在这里，交待一下第16师团和第9师团的后史。
作为侵华战争前期的主力，这两个师团全员参加了南京战和大屠杀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战役。
第16师团被调回国后不久，在陆军中央失势的石原莞尔出任了师团长。不过，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又走人了。珍珠港事变后，第16师团编入本间雅晴第14军，担负进攻菲律宾的任务，后一直屯驻该国。战争末期，爆发日美最大的会战莱特湾海战，此时京都师团的驻地正是莱特岛，后几乎全军覆灭，可谓恶魔部队最适当的结局了。需要提到的是，京都师团被调回国时，其前任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的狂人中岛今朝吾被编入预备役。该师团被歼于莱特岛后不久，中岛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躲过来华受审以及必定和谷寿夫一起被处以极刑的命运。
相比之下，金泽第9师团躲过了一劫。
回国后的第9师团，休整了将近一年，1940年夏被编入关东军，跟第2师团作为当家部队，一起警备苏联。一待就是四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六大主力中的第2、5、6、18师团陆续被投入太平洋战场，第13师团仍在华中作战，第9师团则照旧蜷缩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直到1944年，日本已穷途末路，他们才奉命去塞班岛布防，可还没到呢，该岛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于是转赴冲绳，归军司令官牛岛满指挥。
冲绳血战前，东京担心美军率先在台湾登陆，于是在1944年底又把第9师团调到台湾。没成想，美军用蛙跳战术，绕过台湾，直打冲绳，使得第9师团在台湾平平安安地等到了战争结束。第9师团在南京战时的师团长吉住良辅，作为大屠杀的凶犯之一，跟中岛今朝吾一样在战争期间被编入预备役，战后意外躲过国民政府的追拿，在逍遥法外中活到1963年。
言归正传。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侵华格局（汪精卫出逃），东京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怎么才能进行所谓“政治诱降”呢？这就需要军事高压。从这个角度讲，主要战区的会战并没有减少。
中国派遣军刚一成立，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招至南京，决意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最醒目的城市自然是长沙。
板垣虽刚因诺门坎之战的失利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踢下来，但并没影响这个“九一八”事变发动者在日本军中的名号。在很多人眼里，无论石原莞尔，还是东条英机，都是他板垣的小兄弟。按板垣的想法，此战目的不是占领长沙，而是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皱眉：“如不占领长沙，战略收获将极为有限。”
板垣解释：“如占领长沙，我们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兵站补给线，但我手里没有富余的兵力来维护这条补给线。”
冈村在点头中质疑：“补给线确实是个问题，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放弃长沙。面对问题，要积极寻找办法解决。”
不过，冈村也没说出如何寻找办法，故而最后仍按板垣的计划行事。
此时的长沙，经1938年深秋的大火，市面上仍断壁残垣，萧瑟依旧。一年前的11月13日凌晨，由于电报中差了个“墙”字，长沙的中国守军误以为日军前锋逼近城外三公里的新河。为施行既定的“焦土抗战”策略，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放火。但点着后才知道，日军前锋抵达的，是很远的新墙河。火，却扑不灭了。
大火后，社会鼎沸，媒体质询，要求严惩张治中。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张，只是把张撤职查办。但不枪毙几个人又没法向国民交待，于是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被处以死刑。
长沙大火对这座城市来说，只是苦难的开始。
八年抗战中，对大城市来说，除南京劫难、重庆轰炸外，没有比长沙的毁灭更惨烈的了。中日在长沙的四次会战，让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硝烟的味道。
1939年9月13日，冈村宁次率第11军战斗司令所离开武汉，悄悄进驻南面的咸宁。
为麻痹中国军队，冈村叫往前方运输弹药的汽车在回来时照样遮上帆布。但这并没有迷糊掉岳麓山下的薛岳。当发现鄂南、湘北和赣北的日军稍有调动迹象，他就知道离战斗已经不远了，鬼子早晚是要打长沙的。
南昌会战后，薛岳一直在做准备，画出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新墙河，第二道是汨罗江，第三道是长沙外围的捞刀河，并制订了把日军诱至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之间的三角地带进行反包围决战的方案：“后退一定距离（如至长沙附近）再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决战的地点、决战时的兵力对比，皆可由我决定，故我主动而敌被动，我优势而敌劣势。能做到这两个的就好些，做不到就糟些。”
9月23日，在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发动第一次侵犯长沙之役。
中路是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晃支队，左路是新编成的第33师团，右路是第3师团上村干男支队。此外，江西境内的第106师团，担负在分战场牵制中国军队的任务。
第6师团长仍是武汉会战期间的稻叶四郎。第13师团长则由田中静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兵库县人）接替去诺门坎“救火”的荻洲立兵。田中此前是日本国内的宪兵总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驻菲律宾的军司令官，接替老同学本间雅晴，再后来晋升为大将，做了陆军大学校长和军事参议官。日本投降前夜，他作为东部军管区司令官，镇压了拒绝停战、起兵叛乱的分子。不过没几天他就自杀了。
日军开始行动后，第106师团率先对南昌外围的高安发动牵制战。
第106师团换了师团长，垂垂老矣的松浦淳六郎终于回国钓鱼、种地、写回忆录去了。新任师团长是个叫中井良太郎的无名之辈，上任师团长前不知在哪儿蹲着。不过这小子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在他的指挥下，第106师团的一万来人，竟然在罗卓英、卢汉、王陵基三个集团军中左突右冲，黄鼠狼般穿梭于高安、修水、武宁等地，在战术上确实起到了牵制作用。薛岳派王耀武第74军去围猎。第106师团在第74军的封堵下，虽然挨了一记重拳，但仍跳出了包围圈。
按计划，打完这次会战，第106师团跟第101师团将调回国，士兵全部复员。但在回国的路上，东京一道命令，叫第106师团留下，立即开赴华南参加汕头之战。战役结束后的转年3月，师团就地解散，士兵被塞到其他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这个师团就以这样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主战场上的第33师团从鄂南通城向东进行迂回，意在跟中路日军合击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薛岳早有洞察，派杨森第27集团军拦截。初次实战的该部日军手有点生，因行动缓慢一度被友军讥笑（该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缅甸仁安羌之战和印度英帕尔之战）。就在这时候，鄂南、赣北的日军都动了，第3师团上村支队随即由舰船载着从洞庭湖登陆，袭击了营田要塞。
作为中路主力，集结在岳阳的稻叶第6师团和田中第13师团奈良支队，开始强渡新墙河，进而沿岳阳到长沙的大道和粤汉铁路南犯，第一次长沙会战全面打响。
扼守第一道防线新墙河的，是关麟征的部队。
关麟征已升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薛岳一直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除起家部队张耀明第52军外，还指挥着陈沛第37军、夏楚中第79军。关把张、夏两军放在新墙河南岸既设阵地的左右两翼，陈部少量部队放在洞庭湖跟湘江的交汇处营田要塞，主力作为总预备队陈于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
虽然薛岳的战略是诱敌深入，但实际上第一次长沙会战从一开打就极为激烈。
张耀明第52军第2师第3营在斗篷山死守阵地，在与第6师团的搏杀中，几乎全部战死。营长胡春华因战斗之初受重伤被抬下火线而保存性命。在同样激烈的雷公山之战中，第52军第195师第3营，在史恩华少校率领下，对阵第13师团奈良支队。师长覃异之（黄埔军校2期，广西都安人）给史恩华去电话，告诉他可相机撤退。
覃异之说：“我军此番诱敌深入，你部已完成任务，可迅速回撤。”
史恩华答：“诱敌深入诚然为战略，但关键在于层层消耗敌寇，如不能消耗敌寇，则无法给其最终一击。故恩华决意死守，给其以最大消耗！”
打到最后，史恩华残部还剩下不到百人，他叫部下把剩余手榴弹的保险盖都打开，在日军攻上来时，下令全部扔出去。
说到投掷手榴弹，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霍揆彰曾谈到很多士兵忘记拉弦这件事。因为在打下某个日军扼守的阵地后，总会发现阵地上中国士兵扔的手榴弹还完好无损地趴在那里，究其原因：“均由于士兵未能练习投掷，致临事张皇，或则护盖亦未拴去，或则拴去护盖而不及拉引琴线，致予敌以还掷之机会者甚多……”
但在雷公山，史恩华的部下没有浪费一颗手榴弹。
乱世崩飞中，史恩华大吼：“刺刀！上刺刀！”
史营长拎起一支步枪，翻身跃出壕沟。这样的镜头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所以当你觉得似曾相识时——哦，紫金山上的罗雨丰营长也是如此啊。告诉你：就是这样。正是这重重叠叠的相同场面构成了一道铁打的脊梁。鬼子可以踏过去，但那脊梁却弯不了。
史部血战五天，全营战死，少校时年29岁。
守营田的是陈沛第37军的一个师：罗奇（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95师。从洞庭湖乘舰艇而来的上村支队登陆后，营田一线陷入激战，第95师第570团营长苗振华同样率部死守不退，最后全营为国捐躯。
胡春华、史恩华、苗振华，这三位30岁上下的营长是当时抗战军人之缩影。
新墙河南岸告急后，陈沛奉命带一部人马由营田方向驰援关麟征主力。与此同时，薛岳命驻长沙附近的李觉第70军派出有力一部（唐伯寅第19师）去支援营田的罗奇。关麟征部虽有陈沛支援，但杀过来的稻叶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支队战力太过强悍，加上第3师团上村支队已经冲破营田防线，关部主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这种迂回包围是那个时代的国军将领最怕的，连拼命三郎关麟征也是如此。
好在此时由通城南犯的第33师团进展缓慢，没能从另一翼侧击，所以关麟征部在接下来的后撤还是比较从容的。
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9月26日过汨罗江，三天后出逼近长沙以北的捞刀河。
就在这时候，两个同样脾气大的人顶起牛来。按薛岳的部署，要在长沙以南浏阳河谷与日军决战，计划遭关麟征反对。关的意思是：“同样是诱敌深入，诱至长沙以南跟诱至长沙以北区别不太大，但在舆论上却极不同，诱敌到长沙以南，有放弃长沙之嫌，是会被报纸骂的。”
薛岳断然否决，说：“我自不会放弃长沙！”
关麟征二话不说，直接跟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陈述己见。
关麟征的脾气前面说过。再举个例子，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关和自己黄埔1期的同学胡宗南都驻军西北（一个在宁夏，一个在甘肃）。胡宗南持重，恐伤及蒋介石，力主等南京的消息，最好和平解决，认为这是上策，下策是以胡、关两军为主力，立即兵发西安。
胡宗南对关麟征说：“校长处于危险中，雨东（关麟征的字），雨东！何去何从？！”
听到胡宗南的话，时任第25师师长的关麟征勃然大怒，说：“吾兄糊涂！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且吾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
随后关麟征发电报给驻在汉中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要他跟自己一起进军西安，营救蒋介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听了胡、关的事，对二人的表现都很满意。
可以说，除蒋介石外，关麟征没惧怕的人，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这样的角色。
关麟征发电给蒋介石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正在说服蒋介石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不过又没具体的跟进措施。侍从室负责军情的唐纵回忆，白的计划叫军令部皱眉；陈诚回忆则是，因参谋总部的高参们都支持白的意见，所以蒋介石“勉从其议”。
蒋介石叫白崇禧和陈诚一起入湘协助薛岳“处理军机”。
白、陈二人直飞桂林，又从那里乘专列驰至湖南株洲以南的渌口，薛岳已把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这里。
会面后，薛岳力陈：“军人守土有责，且日军攻湘，未见重兵，何言轻撤？我当一方面固守长沙，一方面诱敌于浏阳河谷，与之决战。”
白崇禧说：“长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保全实力为急务。”
薛岳道：“空间换时间，自是我方战略，但亦当与敌接战，对其层层消耗，若不能消耗敌兵，空谈空间换时间，则是自欺欺人！现若轻弃长沙，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
白崇禧一时不知怎么反驳，只说放弃长沙是蒋介石点头的。
陈诚有点矛盾，蒋介石叫他和白崇禧过来，本是想说服薛岳退出长沙。可实际上呢，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又觉得在长沙可以一战，尤其看到薛岳固执己见后，更不忍泼冷水。
陈诚自言自语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说：“士气未挫，可以一战，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
白崇禧见事已至此，就没再坚持。从此，白、薛二人更是相互冷眼。陈诚安慰了一下白崇禧，对薛岳说：“你可筹划反攻。其余事，由我去对委员长说。”
经斟酌，蒋介石还是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必须把我的话传达清楚，我从没讲过大军全部南撤，我叫薛岳撤出长沙，是叫他向两翼转进，随时保持对敌寇的侧击势态。”
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的电报到了，蒋觉得关说的也不错。最后的结果是，蒋从了薛，薛从了关。
对不憷自己的人，薛岳倒也另眼看待，随后把自己的嫡系欧震第4军交由关麟征指挥。彭位仁第73军、李觉第70军也划到关部。就这样，关麟征指挥6个军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摆出跟日军决战的姿态。
此时战局如下。
在福临铺（长沙县东北），径直南犯的日军第6师团遭第52军覃异之第195师侧击，伤亡数百人。9月30日，强渡捞刀河时，又遭到陈沛第60师和覃异之第195师的前后夹击。向东迂回转进的第13师团奈良支队，在跟第33师团碰面于平江以东地区后，陷入夏楚中第79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的合围。而沿粤汉铁路向长沙突进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遭彭位仁第73军连续不断的侧击。
还没等决战，日军势头就有渐颓之势了。
10月1日，冈村宁次命令各部日军迅速反转北撤。薛岳立即命令战区与敌接触的各部队全部跟进。
只说欧震第4军的一个炮兵营在营长沈德全带领下，在一个雷鸣电闪、大雨如注的黄昏，全营士兵“落汤鸡”似的到达汨罗江以东的长乐街。
入夜后，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沈营长召开作战会议。
转天拂晓，全营人马抵达汉粤铁路旁的桃林地带。当晚，部队野营，对火炮进行最后的检查，擦炮膛，校正仪表，上润滑油，擦拭炮弹，查看引信包。
后方的人们正在温馨甜蜜的睡梦中，又有谁曾想到在百里、千里之外，有人在战斗，在厮杀，在流血……
这个营担负的任务是给第一线的主攻团提供炮火支援。
天明后，战斗开始，主攻团在攻击中受挫，该营两个连的炮兵立即从待命攻击线跑步投入战斗。全营18门迫击炮进行群射（炮弹落点呈梅花形）和纵深射（呈直线形），一时间敌人的火力被压制。
步炮配合，说的是当步兵发起冲锋时，炮兵必须延伸射程。
炮兵延伸射程也就是步兵发起冲锋的信号。第4军的战士提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第9战区各部的追击军号声中戛然而止。
日军一路退回新墙河北岸的岳阳，这是抗战开始后，他们第一次没有占领城市而撤回会战前屯驻的地界。
日本人说，他们此战的目的在于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从结果上看，冈村没有达到目的。冈村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这次会战）谈不上中国军队获胜，因为当时没有攻占长沙的想法。”冈村大致没撒谎，但问题是，他也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部队。从这个角度说，日军更是难言胜利。
会战期间，为预防日军进攻湘西，蒋介石叫陈诚组建第6战区，屏护重庆。
现在，一切无恙，蒋介石还是很高兴的。他再次飞到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薛岳这个司令长官正式去掉了“代理”二字，实际上在日军撤退的当日，1939年10月2日，任命就下来了。战区参谋长，也由吴逸志接替施北衡。关麟征亦受嘉奖，正式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两个月前，胡宗南刚以黄埔学生第一人身份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关则成为第二人。这一年，关麟征只有34岁。
此战后，关麟征率部到广西休整，后进驻昆明，开始了长期的驻滇生涯，一直到抗战胜利，此后五年中的大战，就再也没机会参加了。在云南，“土木系”第54军归关指挥，在何应钦调出军长黄维后，关有意叫老下级张耀明继任军长，但遭该军军官反对。后陈诚飞赴昆明，向来不睦的关、陈为此大吵。再后来，关接替蒋介石，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1949年“国民政府”撤向台湾，关归隐香港而不愿去台，跟陈诚主政那里有直接原因吧。
前面说了，冈村宁次不承认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
冈村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占领长沙，这执行的是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那他自己的想法呢？在他看来，对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如仅仅是攻而不取，不加以长期确保，那么即使日军作战胜利了，在战略上也是中国军队占便宜，因为宣传机构会借机鼓舞士气。
他提到一点，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并不进行大规模反攻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果拿不出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最后只能是掉到陷阱里。他对总军“以占领区治安肃正为第一要务”这件事提出质疑。后来，在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如想尽快迫降重庆，除“穷追猛打”外别无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