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战
人类的历史终于进入了1945年的春天。
1945年的春天，着实是全人类的春天。这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关键词就是“反攻”。但“反攻”并非只属于1945年。
事实上，早在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盟军的战略反攻就已展开。当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开始策动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入夏后，八路军率先在豫鲁地区发起攻势作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日本资料记载，整个1943年，华北方面军作战1.5万次，其中有75%的作战是跟八路军打。结果，日军不但无法消灭八路军，反而使八路军越来越壮大，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关于这一点，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山西沁源围困战，是八路军转入局部反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沁源位于八路军太岳军区的腹地，是盘踞山西的日本第1军的眼中钉，后军参谋长花谷正（九一八事变、长沙会战参与者）亲率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终将其攻陷。在沁源陷落前，当地的八路军主力和群众已经成功转移入山。日军占领沁源后，广修炮楼、公路，建成了蛛网般的联动据点。针对敌人的动作，八路军决定对沁源进行反包围式的围困战，并成立围困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营的兵力和县区游击队，用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在全县11个战区对鬼子进行围困和轮战。虽然占领了沁源，但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各据点，补给线被围困部队破坏殆尽。在敌人据点的周边，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不但广埋地雷，还布下了铁钉，甚至在道路的转弯处泼水使之结冰，叫鬼子的运输车辆打滑、翻倒、相撞。小到泼水制敌，大到部队反攻，沁源围困战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一次次增兵支援这座被群山环绕的县城，但却收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还在韩略村被八路军打了伏击，高级和特殊指挥人员组成的“观战团”被一锅端。在长期的围困战中，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作战上千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多人，取得了骄人的战果。在日军守备沁源的部队于1944年逃离前，其各个据点周围已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布置了15,000枚地雷！
随着沁源围困战的胜利，盘踞山西的日军已越来越显现出颓势。
此时在华北平原，随着1944年的到来，八路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日伪军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和铁路沿线。而铁路线也一次次遭到敌后抗战军民的破袭。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出击作战超过两万次，歼灭日伪军超过30万人，解放人口过千万。在世界战局是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共抗战军民的积极作战，将几十万日军截留在了敌后战场，这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促使重庆方面继续履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从世界整体战局看，中共敌后作战甚至可以说是从侧面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大反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认为，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敌后意味着敌人的后方，更意味着抗战的前方。
进入1945年后，敌后战场上的反攻已经常态化，在平汉、陇海、津浦、沪宁、归绥、运河、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抗日前线，上万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令日军陷入抗战的汪洋大海。上半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解放人口达千万，解放区也达到19个，总人口近亿。在入夏全面反攻前夕，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已壮大到90万人以上，民兵则超过200万人。抗日军民在战斗第一线的迅速壮大和日军的全面衰颓，是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小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的境地，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
此时的正面战场，随着中印公路被打通，滇缅公路也恢复了通车，中国军队美械化的步伐开始加速。到3月，第一批12个军（35个师）大部分完成美械更换和初步训练：王凌云第2军、邱清泉第5军、黄杰第6军、何绍周第8军、石觉第13军、胡琏第18军（先期只有第11师更换美械）、周福成第53军、阙汉骞第54军、陈明仁第71军、韩浚第73军、施中诚第74军、牟廷芳第94军（部分更换美械）。
为应对更换美械装备以及整顿“一号作战”后战区散乱的现状，蒋介石下令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兼总司令官，萧毅肃为参谋长，总部设在昆明，后前进司令部设在湘西芷江，辖四个方面军：第1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云南昆明）；第2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广西百色）；第3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贵州贵阳）；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湖南安江）。
王耀武出任方面军总司令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年初时，蒋介石就已经授意军委会，打破抗战期间将领军衔不晋级的惯例，晋升王耀武为中将。一起晋升的还有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萧毅肃。萧毅肃就不提了。王耀武和杜聿明，这两人蒋介石都喜欢，但从抗战之后的用人上来说，蒋似乎更喜欢杜，对王实际上并没有重用。只说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辖施中诚第74军、韩浚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以及由新军长胡琏统领的第18军。四个方面军中王耀武的实力显然是最强的。这个方面军的任务也最重，担负着北起洞庭湖，南到湘桂边境绵延千里的守备任务。
日军那边儿，进入1945年后，他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中美混合空军跟日军的战机比率扩大到10∶1。在1945年前三个月，中美混合空军共计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10,366架次，日军战机在天空中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这种现状对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残酷的。
冈村在1944年12月被任命为独掌在华日军部队的总司令官是昭和天皇的意思。
昭和是欣赏冈村的，认为他是诸将领中的佼佼者，至于否定另一个人选朝香宫鸠彦亲王，虽有日本一旦战败后为躲避责任而避免皇室成员任高官之因由，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队统帅，朝香宫跟冈村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冈村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的第一件事，就利用“一号作战”的局面，筹划“孤注一掷的进攻四川的作战”，这是他长久的军事理念所在。但此时东京大本营的关注点，在于怎么防止美军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冈村认为，即使从打击美国人联合中国军队反攻、避免两面作战甚至迫使美军改变在中国登陆的角度，也需要在此之前率先击破西面的重庆政权。他对东京来的人说：“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通车后，美援进入中国的速度会加快，到本年中期，全美式装备的重庆军至少会达到10个师，年内有可能达到30个师。在年度中期，重庆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必定会发动反攻，而在年度中期之前，是击破重庆政权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
按冈村的四川攻略计划，1945年3月，驻广西的第11军由宜山进攻贵阳，随后将第13师团控制在安顺，护住攻击部队的侧背，警备昆明方向的中国军队，其余各师团向成都进攻；以驻湖南的第20军由邵阳进攻芷江，随后第40师团调到第11军，其余两师团向重庆进攻。宜昌方向的第39师团则向沿江万县进攻，与华北方面军一起进行策应和牵制作战。四川攻略期间，派遣军与南方军合作攻占昆明。
陆军参谋本部新任作战部长宫崎周一将冈村的计划上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后者看完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不支持的态度是明显的。他告诉宫崎：“虽然叫冈村大将准备应对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但我本人并不认为美军登陆中国这件事对日本来说是坏事。如果美军陷入在中国大陆同日本军的战斗，那么可以延缓日本本土受到攻击。从这个角度说，东南沿海的防备甚至不能太严，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美国人上陆，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直接进攻冲绳了。当然，大陆海岸线漫长，太严的防备也是不可能的。假如进行四川攻略，就算打败了重庆军，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美国人失去了夹击作战的盟友，进而放弃了在中国大陆作战，那样对我们更不利。”
古怪梅津的观点虽然看起来弯弯绕，但也确实是一种思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进行四川攻略，才有可能引诱美军登陆。
在冈村的坚持下，派遣军参谋总长松井太久郎到东京说明情况，梅津美治郎听完后仍不置可否，次长秦彦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三重县人）叫上作战部长宫崎周一经过再三研究，宫崎希望得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支持，服部则把研究任务交给自己的手下一个叫细田的作战班长。细田是个中佐，带着两个帮手，一个叫晴气，一个叫志波。三人对着地图冥思苦想了一番，最后得出得结论是：不能实行四川作战，对西面只能进行零碎的“挺进游击”战术。
以上是日本军方形成一个定案的过程。
一个攻略计划，由一个总方面军的司令官提出来，但能不能实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最下层的一个参谋。
宫崎周一鉴于战局迅速恶化，认为当务之急是准备本土决战，甚至有把在华久经战斗的主力师团拉回日本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已渐渐不再支持冈村的四川攻略。就在这个时候，跟冈村搭档得不错的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调任上海第13军司令官，新任总参谋长叫小林浅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兵库县人）。在跟小林的磨合中，冈村继续完善四川攻略计划，力争得到大本营明确的答复。此期间，他决定先发动夺取鄂西北老河口机场和湘西芷江机场的作战。
这时候，日本已经彻底穷途末路了。
在二三月间的硫黄岛激战中，守将栗林忠道以下20,000多人全部被美军歼灭。4月又爆发了冲绳会战，到入夏，日本守军被歼灭66,000名，守军司令官牛岛满和参谋长长勇双双自杀。这两名参加南京战和大屠杀的战犯，以这样的方式灰飞烟灭于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在塞班岛坚持锁定军事目标进行精密轰炸的美军第21轰炸机队司令官韩塞被免职，由李梅接任。李梅立即决定对东京实施无差别轰炸。1945年3月10日，美机由塞班岛攻袭日本，334架B-29投下燃烧弹19万枚，一夜间死者达83,793人，负伤者40,918人。
恐怖的李梅火攻由此开始。
4月5日，随着美军登陆冲绳，当年“二二六”兵变里逃了一命的铃木贯太郎取代小矶国昭出任首相，新内阁的陆军大臣是阿南惟几，当年两次攻打长沙的他，终于做到了陆军的最高位，但却是在末日来临之前。仅有的三个元帅，寺内寿一还在南洋困守，已经把南方军总司令部由新加坡转移到越南西贡了；杉山元出任第1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则转任本土防卫第2总军司令官。此外，除先前横山勇出任西部军司令官外，前第13师团长田中静一出任东部军司令官，一起准备所谓的“本土决战”。
此时，东条英机作为东京闲人，天天练毛笔字。
中国正面战场，1945年春，当了六年重庆卫戍总司令的刘峙调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接替李宗仁。后者离开战斗多年的第5战区，出任汉中行营主任，在名义上督导北方的第1、5、10战区。在第5战区的这几年，李宗仁在硝烟中兢兢业业，却清闲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刻。在此之前，陈诚卸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接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一职，在抗战中并没什么建树的胡宗南则成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黄埔毕业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安徽大别山的李品仙升为新恢复的第10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名号1940年废，当时战境为陕西）。在稍后的时候，新设立第11战区，孙连仲出任司令长官（平津冀鲁地区）。傅作义升为新设立的第12战区司令长官（察哈尔），孙连仲留下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之职位由孙蔚如（陕西陆军测量学校，陕西长安人）接任。
刘峙也是赶上倒霉，刚上任没几天，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2军在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下，就发动了老河口作战（战役尾声鹰森孝接替司令官），在4月8日攻占位于鄂西北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空军基地老河口（襄阳境内）。老河口陷落一周后，1945年4月15日，湖南境内的坂西一良第20军，以中美混合空军基地湘西芷江为目标，发动了进攻。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采取跃岛进攻的方式，打完菲律宾会战后，跳过了台湾，直接攻打冲绳。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可能再在华南登陆，其防守价值已经失去。在这种背景下，宁沪杭和山东半岛有可能成为前线，于是东京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调整兵力，要将第3师团调往徐州待机，第13师团调往北平待机，第34师团调往天津待机，以上师团都变为派遣军直辖（除留下骨干的第104师团外，原驻华南的另两个重要师团第27、第40师团分别调往济南和南京）。长期驻扎宜昌的第39师团也将转往上海。这些部队北调的话，发动四川攻略已完全不可能操作。另外，从大局看，进攻重庆的“势”已彻底丧失。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本土，苏军对日宣战的可能性急剧上升，而冲绳之役开始后日本已进入投降的倒计时。如果说年初时进攻四川对冈村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行性，那么到现在再说什么进攻四川、攻占重庆已是天方夜谭。
在这种背景下，攻打湘西的芷江到底目的何在？
仅仅因为那里是空军基地么？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冈部直三郎第6方面军司令部、坂西一郎第20军司令部的想法都不一样。对冈村来说，这是年初既定的一次作战（但问题是那时候对他来说还有攻略四川的可能性，现在则完全丧失了），现在只能用“惯性”来解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此时打芷江，即使攻占了当地空军基地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攻打芷江）或许对第11军从广西向北转进有些帮助？”
日本人此时连自己的作战目的都不知道了。
无论如何，现在命令已经下达到了衡阳第20军那里。
如前所说，第11军打到广西后，湖南出现空当，东京大本营将关东军一个番号第20军调了过来，司令官为坂西一良，辖船引正之第64师团、堤三树男第68师团、菱田元四郎第116师团（在中南作战甚久的岩永汪在3月去职）、渡边洋第47师团以及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坂西一良在4月15日晨抵达邵阳，设立前进指挥所。可以说，这是日本投降前晕头转向的一次作战，所以会战之胜负已定了。
芷江在湘西，临近贵州。
“一号作战”中，永州、桂林、柳州、遂川和赣州机场相继陷落，芷江已成为中美混合空军在中南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要想占领芷江，就需要翻越雪峰山。雪峰山位于湘西资水和沅江间，北达洞庭湖，南近广西，整个山脉东北、西南走向，长350公里，最高峰海拔1934米。
重庆军委会发现日军有兵指芷江的苗头后，立即进行应对。
此时对蒋介石来说，在滇缅反攻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中南战场也需要一次大胜来完全挽回“一号作战”千里之溃所造成的影响。此外，日本败亡前夜这一战，除了关系到川黔大后方安危外，更真切关系到国民政府之声誉，着实不能再有半点闪失了。基于以上各种考虑，蒋介石叫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指挥这次作战，并把所有能调动的精锐部队都投入雪峰山，希望用一次大胜唤起士气的同时，借此完全转入抗战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
将前进司令所设立在芷江城外七里桥的何应钦又何尝不知道此战的厉害。
对何应钦来说，这是他在八年战争中首次以最高指挥官名义指挥一次战役。当然是挂名的，就像一个杂志的名誉主编，实际操盘的只能是驻湘西的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针对敌情制订并部署完作战计划后，王耀武留在安江第4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邱维达则在辰溪设立前进指挥所。两个人制定的作战方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开当面，剪断两翼（重点保持在北翼），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能以前线最高指挥官名义指挥此战对王耀武来说可谓上天之垂青，因为人们都喜欢有始有终。
看一下他的第4方面军参战主力：
施中诚第74军（副军长张灵甫。周志道第51师、李琰第57师、蔡仁杰第58师）；
韩浚第73军（梁祗六第15师、唐生海第77师、萧重光第193师。萧师原属汤恩伯第3方面军，会战开始后，划归第73军编制，但受第74军指挥，由贵州入湘作战）；
李天霞第100军（杨荫第19师、徐志勗第63师）；
胡琏第18军（杨伯涛第11师、覃道善第18师、戴朴第118师）；
此外，还有汤恩伯第3方面军李玉堂第27集团军丁治磐第26军（参战队伍是蒋修仁第44师）、牟廷芳第94军（参战队伍是李则芬第5师），以及方靖第79军（参战队伍是赵季平暂编第6师）、朱鼎卿第86军（参战队伍是靳力三第13师。会战开始后，由军委会从后方调至湘西）。
上面这个阵容，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是整个抗战期间最强的了，包括了除胡宗南以外中央军系统内的各个山头。
在雪峰山正面即东麓的是施中诚第74军、李天霞第100军。
具体位置：第74军周志道第51师在圭洞（溆浦县南境）、龙潭司（圭洞以西，雪峰山腹地）一线；李琰第57师在洞口（洞口县城所在地，在圭洞以南，武冈以北）、山门（雪峰山东麓入口，洞口东北20公里）一线，扼控湘黔公路；蔡仁杰第58师主力在武冈（洞口以南）、瓦屋塘（武冈以西，雪峰山腹地，绥宁县境内）一线。李天霞第100军在隆回司、洞口一线，与第57师阵地相接。
日军攻雪峰山正面时，一部必然窥视南面的武冈，李则芬（黄埔5期，广东兴宁人）第5师向武冈西南的武阳前进；蒋修仁（黄埔6期，河南光山人）第44师向武冈东南的新宁前进，担负起雪峰山右翼的作战任务。
韩浚第73军，担负雪峰山左翼的作战任务。
胡琏第18军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由常德南下。1943年底常德会战时，第18军从长江要塞石牌调出增援，进入湘西。1944年长衡会战时，第74军调出常德，第18军随之入驻，后隶属王敬久第10集团军，军长由罗广文换成胡琏。这个位子是胡多年梦寐以求的，如今算是如愿。第18军先期更换美械的是由杨伯涛任师长的第11师（鄂西会战后，到常德会战中，刘云瀚一度出任第11师师长，后第6战区作战处参谋处长杨伯涛接任）。
换械后，第11师有步枪、手枪、冲锋枪11,520支，其中美式全自动冲锋枪2370支，美式105毫米口径榴弹炮8门并山炮48门、32毫米口径平射炮24门、22毫米口径机关炮12门，此外还有战防炮108门、迫击炮84门、小炮108门、火箭筒120具，汽车360辆。这是当时一个美械师的装备情况。另据第74军第57师第171团第2营机关枪第2连连长萧峥回忆：“我军虽已确定为美式装备，但武器装备尚未斟换。如机枪连，按新编制是四个排，八挺（美式）重机枪，但此时仍然只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第1、2、3排是枪排，第4排暂负弹药任务。作战时，有两个排配属到第一线步兵连，我自己只能控制一个机动排和一个弹药排。”。
4月15日，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下达命令，日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他们所称的芷江作战，中国则称其为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
坂西的战术仍是分进合击的老办法：主攻正面的是菱田元四郎第116师团，从邵阳出发；右翼是渡边洋第47师团重广三马支队（师团主力从日本国内而来，此时尚未赶到战场），从永丰出发；左翼是堤三树男第68师团关根久太郎支队，从东安出发；由广西全州出动的第11军伴健雄第34师团木佐木清次联队配属关根支队行动；外围是北面的船引正之第64师团的一个旅团，向益阳进攻，牵制常德方向的中国军队。
会战前三天，韩浚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有意放开当面，几路日军的攻势看上去很顺利，以至出现某种幻觉。
只说正面第116师团，这是继常德、衡阳两役后，该师团第三次担当主攻任务。
师团长菱田元四郎是在一个多月前替岩永汪的。经过衡阳大战后，这个消耗最严重的师团补充兵力后，人数虽恢复到将近2万人，但有五分之四都是新兵。师团中路是加川胜永（衡阳战后接替黑濑平一）第133联队，直趋雪峰山下的山门镇；左路是儿玉忠雄第120联队，向山门西南的洞口推进；右路泷寺保三郎第109联队向山门西北的圭洞而来，经历过衡阳一战的大队长饭岛克被赋予重任，作为一支箭头，先于其他部队出发。按计划，饭岛大队封住圭洞至龙潭司一线，卡死雪峰山东麓中国军队的北走之路，将其一路向南压迫。这时候，第116师团主力在左翼第68师团关根支队配合下，将王耀武部包围在武冈、高沙（武冈和洞口之间偏东）、花园（武冈和洞口之间偏西）、洞口间的菱形区域予以歼灭。
不说中日双方早已今非昔比的火力配置，只说日军动用的兵力，就根本无法实施包围歼灭战的要求，所以这一战日军完全是莫名其妙、不知死活的作战。
4月17日，右路泷寺联队的箭头饭岛大队在圭洞，被当面第74军周志道第51师阻击，爆发了会战开始后的第一次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日本人领教了美式全自动冲锋枪扫射的厉害。大队长饭岛愣了一会儿，见没法打击、压迫周师，于是开始往圭洞东南的景兴桥磨蹭。第100军军长李天霞即令杨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南邵阳人）第19师由隆回司向西北包抄，令周志道第51师由圭洞向东南攻击（为便于指挥，会战开始后，王耀武将周志道第51师拨给李天霞指挥），这样就构成了对饭岛的双向包围。仅仅在会战开始后第三天，饭岛大队反而陷入被围歼的地步。
这个突然的变化叫第116师团长菱田措手不及，只能先解饭岛大队之围，于是叫泷寺联队主力停止西进，掉头回攻杨荫第19师。
久经战场的第19师辖第55、56、57团，亦称“三五部队”。该师最初属湘军何健系，后被蒋介石收编。抗战爆发后，李觉任师长，属第70军，参加淞沪大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后，唐伯寅任师长，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上高会战。由于战力不俗，顾祝同和薛岳一度都争夺第19师。1941年8月该师调至第100军，归第9战区，随后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初，李天霞接替施中诚，出任第100军军长。唐伯寅跟李天霞关系上不来，11月份其师长一职被免，调江西南丰师管区任司令，后转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唐走后，副师长杨荫扶正。杨军校毕业后，在宋希濂第71军做参谋，转任第19师副师长，受李天霞赏识。出任第19师师长时，杨还不到30岁。值得一提的是，杨本身就是邵阳洞口人，对湘西之地形再熟悉不过了，这次雪峰山会战可谓卫国保家之战。
对地形陌生的第109联队长泷寺保三郎没敢进攻隆回司杨荫第19师，而是分兵去取圭洞以西第51师一部守备的龙潭司，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解饭岛大队之围。但这股日军由于在山中迷路，最后走错了方向。其间又遇大雨，三天后意外到达圭洞东南的景兴桥，阴差阳错地遇到被打得灰头土脸的饭岛大队，随即陷入周志道第51师、徐志勗（中央步兵学校1期，浙江温州人）第63师的围攻中。师团长菱田见情况紧急，只好改变作战部署，解除泷寺联队先前的任务，令其向南面的花园转进。该联队在突围途中，攻击了隆回司第19师一部，虽然一度抢占要道土界岭，但在杨竹江被第19师另一部拦截而不得过。师团长菱田从加川胜永第133联队那里抽出一个大队，命其再攻龙潭司以分解中国军队的兵力。结果是该大队在路上先后四次遭受截击，最后到了一个叫老隘塘的地方被第19师的部队困死。
中路加川联队主力此时翻越白马山，在4月22日击退李琰第57师一部，占领了洞口县城东北的山门镇，接下来准备向雪峰山腹地月溪前进；左翼儿玉联队则开始攻打湘黔公路上的要点芙蓉山，占领此处后，即可利用公路进行补给和输送伤兵，否则只能走崎岖的山地。守备芙蓉山的是杨荫第19师的一个营，临时划归李琰第57师指挥。日军对芙蓉山发动多次攻击，但阵地始终在第19师的控制下，以至于最后儿玉联队放弃攻占芙蓉山而绕道，在4月23日攻占洞口。菱田随之命令儿玉联队向南面的高沙转进。
从菱田令泷寺联队向花园、儿玉联队向高沙转进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来：菱田仍打着在上述菱形区域围歼中国军队的主意。
儿玉联队到高沙后，发现这里没一个中国士兵。在高沙以西的花园，中国部队也寥寥无几。打到这时候，王耀武和邱维达的战术已经很清楚了：先掐断北路日军（第116师团泷寺联队以及后面说到的第47师团重广联队），挑破日军的合围计划，继而在邱维达调动下，兵力大范围向北面的圭洞、龙潭司一线转移，促使日军出现中国军队溃退的误判，诱其一步步陷入雪峰山泥潭。后来，日本人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里承认当时出现了误判：“当时只认为正面之敌战斗意志不高，而忽略了重庆军部队的大的移动。”
南下花园的泷寺联队没走脱，师团长菱田又令其调头去击破圭洞、龙潭司一线的周志道第51师（真是不够折腾的），但遭周部猛烈打击，后又遭中美混合空军的连续空袭。
雪峰山之战，日军上空没一架自己的作战飞机（会战后期，倒是来过两架空投食品和药品）；而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每天都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头顶，以至于他们在关于雪峰山的战史中惯用两句话，前一句是“敌机反复来袭，扫射轰炸，猖狂至极”，后一句是“我军隐蔽得好，损失不大”。如此循环。实际上，当时的场景是：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除投掷炸弹外，还投掷燃烧弹和汽油罐，一些日军士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火人”。
对鬼子来说更要命的是，周志道第51师的不少士兵手里拿的不再是中正式步枪，而是美式“汤姆逊”冲锋枪。联队长泷寺感到了这种可怕的变化：“与我交战之中央军第51师，虽未完全美式化，但和过去中央军相比，无论是重武器、轻武器或是弹药都极为丰富。在武器使用方面曾受过相当训练，特别是集中火力和急袭异常巧妙……”
第116师团长菱田一筹莫展。
他发现，中国军队的弹药极为丰富，后方补给大多通过湘黔公路。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为营救泷寺联队，似乎也有必要攻占龙潭司身后扼湘黔公路的要塞江口。于是，菱田下令：中路加川联队立即折转方向，进入雪峰山区，向西北面的江口突进。
要想占领江口，必须拿下江口东南6公里的月溪。就这样，加川带着第133联队由山门向月溪前进。他们越往前走，越发现山越高谷越深，用联队长加川胜永的话说，“是一幅没有止境的雪峰山画卷”。
5月的湘西多雨，标高千米以上的雪峰山的道路更加难行。
更要命的是，加川手里的100000∶1的地图根本不准，最后只能依靠山间的水流判别方向。而中国军队的阵地，往往是从山脚到山顶，层层叠叠如货架子，且两翼绵延展开，即使日本人想迂回，也难以找到路。有时候，找到路了，但走着走着，发现离目标越来越远了。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雪峰山后的日军，面对每个山间阵地，只能从正面仰攻，伤亡也就可以想象了。付出巨大伤亡后，加川带着部队攻占了月溪。师团长菱田随即令其突破当面的青岩，攻占江口要塞。
儿玉联队亦被要求向从洞口经月溪向江口转进。
在距江口4公里的青岩，加川联队先后遭杨荫第19师、李琰第57师各一个营的阻击，至此再不能前进半步。
先暂时搁下青岩之战，回过头来说一下日军左翼的第68师团关根支队的情况。
关根久太郎在陆军大学时和长勇、今井武夫、中村震太郎（九一八事变前潜入东北勘测地形而被处死那位）这几个在后来很著名的人是同学。后来他长期做第27师团参谋长，在天津待了好几年。衡阳之战后，参与围攻的第68师团第58旅团长太田贞昌他调，关根接了太田的职位。这一战中，关根除了指挥自己的第115和第117两个独立步兵大队外，还指挥配属给他们的第34师团木佐木清次第217联队。后者由广西全州附近出发，4月17日占领雪峰山之东南的新宁，随后向大山深处的瓦屋塘前进。关根支队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则向新宁西北40公里的武冈进发；独立步兵第115大队攻向武冈以西30公里的武阳。
关根支队的任务是配合正面第116师团，从左翼包抄和压迫中国军队。
先说木佐木联队，来自多次参战的第34师团，“一号会战”之前长期驻扎江西，会战后驻广西全州。隶属于第11军的他们，参加芷江作战，算是帮第20军的忙。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打起仗来，似乎心不在焉。因为有小道消息称，他们师团很快就要调往天津了。在向瓦屋塘进发时，木佐木联队所辖的三个大队互相不通气，一路慢悠悠，以至于在一个叫梅树山的地方，该联队尖兵中队竟误入中国军队的阵地。联队长木佐木被敲了一下后，似乎醒了盹儿，很快作出调整，算是顺利地进入瓦屋塘一线。途中他领到新命令：向雪峰山腹地洪江挺进。但接下来就不顺了，在珠王山、茶山一线，遭蔡仁杰第58师和第73军萧重光第193师一部拦截，往前走不了了。
关根支队那边，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在4月底攻占武阳，但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在打武冈时，情况不一样了。守城的蔡仁杰师第58师一个营，跟日军爆发了雪峰山会战期间最激烈的城防战。日军望武冈而兴叹。这时候，在汤恩伯调动下，李则芬第5师、蒋修仁第44师由贵州入湘，反攻武阳。在武冈，日军打了六天，伤亡惨重而不下武冈城。王耀武给汤恩伯去电话，叫他赶快动起来，老汤又令蒋修仁第44师增援武冈。
日军右翼第47师团重广联队此时如何？
这个师团是后来组建的，支队先期抵达战场，师团主力还没过来。士兵们第一次参加野战，各种经验全无。他们从永丰出发，渡过资水，遇到了零星战斗，一部分士兵想，打仗原来这样简单啊；另一部分想，啊，太危险了，对面的中国士兵还真开枪啊。在这种情况下，支队刚渡过资水，一些士兵就开始装病，一来二去竟有上百人之多。这当然跟新兵怯阵有关，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军国日本末日将至了。虽然各种遮掩各种宣传，但那个年代的日本国民毕竟不全是傻子，还是有明白人的，所以说这种末日感终归还是会影响到国民的情绪。怎么办呢？支队长重广决定：派一支人马送这些人回返。派了多少人马护送呢？一个完整的大队，也就是1000来人。于是也就没人理解这些做法了。重广支队的一个目标之一是溆浦县城东北的洋溪，实际上他们在此战中只完成了这个目标。
重广支队主力在前进途中，在一个叫九江庙的地方，被韩浚第73军一部拦截。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就没打过好仗，鄂西、常德、长衡三役中均被击溃或重创。归了王耀武集团军后，终于翻了身。王耀武跟该军老军长彭位仁关系上佳，王做第24集团军总司令时，彭即是他的副手。在王的运作下，第73军上了第一批更换美式装备部队的名单，且提升由第74军出来的猛将唐生海（黄埔军校3期，湖南石门人）为军所辖第77师师长，前师长韩浚则任军长。第73军由此被激励，在九江庙一线拦截重广支队的正是唐生海部。虽然第77师的士兵很多都拿着冲锋枪，但他们并不恋战，很快即从阵地上后撤。
重广支队好奇地往前追。
与此同时，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通过发烟弹指示日军位置，第73军另一部梁祗六第15师由此在徐家桥拦住了送病号回来的那个大队，上来就是一顿美式重迫击炮猛轰，接着机枪子弹铺天盖地般倾泻而来。重广支队的新兵们被这个场面吓呆了，没吓呆的则永远“呆”住了，因为他们已经倒下再也起不来了。前来该大队联络的副官佐藤是有作战经验的，所以更加瞠目结舌，后来在向支队长重广三马报告时，说了这样一番话：“重庆军的战斗意志及战法和过去的中国军完全不同，面目一新，火力的集中极为准确巧妙。”
重广支队好歹过了九江桥和徐家桥，进入了洋溪地区，这也就意味着被韩浚第73军完全包围了。参加过洋溪之战的日军老兵松叶尾藏后来回忆：“在当时，只要我军发射一发炮弹，就会遭到中国军雨点般的炮弹回应，至少是一百倍吧。不但迅速而且极准确，部队长怀疑指挥射击的是美国人。”实际上，无论第74军，还是第73军，换了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的炮兵指挥官，仍由中国人自己出任，但训练时的教官确实来自美国。
自进洋溪后，重广支队整体转颓，再也没有往前走的想法和力量了。
北面最外翼不还有个第64师团吗？不说还真忘了。船引正之这个师团原来在江苏地区负责治安，干的多是下乡抢粮食这种事儿。“一号作战”期间，日军久攻衡阳不下，急调在长沙警备的第58师团南下，这样呢，第64师团就被调来长沙担负警备任务了。雪峰山会战开始后，该师团分出一个旅团，向北面的益阳进攻，意在牵制常德地区的胡琏第18军。结果是，不但没牵制住胡琏，反而把第18军引了过来。当然，此时胡琏已奉命参加雪峰山会战了。在第64师团那个旅团兴高采烈地进入中国军队故意放弃的益阳时，胡琏已带着部队迅疾南下，直奔雪峰山而来了！
王耀武和邱维达这样一扯动，满盘棋就活了。
4月29日，杨荫第19师一部通过现代的火箭筒和原始的白刃战，夺取了第116师团泷寺联队侧背阵地青山界。这里是雪峰山最高点。此时，中国军队根据航空侦察发现：圭洞、龙潭司一线的日军泷寺联队已是孤军，人数已不过四五百，侧面只有一个大队的援军（即前面提到的在老隘塘被拦截的第133联队那个大队），但在杨荫第19师另一部阻击下无法靠近泷寺联队。为彻底歼灭泷寺联队，第100军军长李天霞将徐志勗第63师一个团调至圭洞西北，加强侧翼攻势；杨荫第19师两个团仍从日军背后进攻，主攻方向由青山界改为景兴桥；周志道第51师主力照样在圭洞正面。
1945年4月30日晨，各路部队发动了对泷寺联队的围歼战，被前后夹击的鬼子命悬一线。
会战开始后，菱田元四郎的第116师团司令部一直跟随加川的第133联队行动。在泷寺联队危情难解的情况下，菱田又从儿玉联队抽出一个大队，归自己直辖，想叫他们跳跃式进攻，再次以龙潭司为目标突击，分散泷寺联队当面第51师的兵力。这个大队也确实像青蛙般跳了起来，但随即又摔了来。菱田于是又下令，解除该大队的任务，令其重新回到自己所在的联队。
日本人乱了。
徐志勗第63师的一个团已转进到圭洞西北，这就意味着泷寺第109联队被三面包围。老隘塘方向的第133联队那个大队，借着4月30日的大雾溜出战场，向青山界方向寻找缝隙。来援时，这个大队有800多人，此时剩下不到400人。
从4月中旬日军全部出动，到月底，半个月的时间，战局之演变完全出乎坂西一良的预料。他认为导致事态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左翼第68师团关根支队行动缓慢。之所以叫关根支队配合第116师团，一个因由是从打常德到打衡阳，这两个师团一直联动作战，是比较默契的，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坂西命令关根久太郎加速向洪江突进，意在往雪峰山腹地插一刀。
在这种情况下，关根命令久攻武冈而不下的独立步兵第117大队迅速撤出战斗，与主力会合西进洪江。但第117大队向主力靠近时，遭第26军蒋修仁第44师一部和武冈蔡仁杰第58师守城部队夹击，不得不向武阳方向的第115大队求援，但没能联系上。实际上，此时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已被牟廷芳94军李则芬第5师团团包围。
在北面，韩浚第73军的两个师正酝酿对重广支队发起总攻。
进入5月后，中战场，江口成为焦点。
还是4月下旬时，历经淞沪、万家岭、上高、常德等大战的第74军第57师第171团团长杜鼎，来到位于武冈杨柳溪一带的山头侦察地形。见到连长萧峥后，问备战情况。萧峥说：“团长，敌人真的来攻杨柳溪？如果来，管叫他片甲不留！”意思是，此地并非敌我必争之地，日军不会来攻吧。
杜鼎笑：“有备无患嘛！”
杜鼎看完地势，叫萧峥传达给营长李中亮，有的地方必须设置交叉点。打仗这种事就是，越打越小心。当天黄昏，天上飘起细雨，萧连长带着一个传令兵，前往7里地外的营部传令，到达时已是晚上11点，返回时则进入午夜。睡了不到两小时，萧连长就接到营部送来的命令：团部来急电，机枪连立即经瓦屋塘向草寨转移阵地。机枪连6点开饭，7点集合，在萧峥带领下，翻越巍巍雪峰山，到达草寨附近时，又已是繁星满天。机枪连奉命在暴布江布置火力点，负责封锁通往草寨的道口。在这里待了三天，第三天深夜，营长李中亮打来电话：“江口要塞危险！接师长命令，全营明日拂晓前向江口前进，你连是前卫部队！”
这个营由草寨向江口转移，第二天上午抵达目的地。
湘黔公路从江口穿过，两边是险峻的山峰，山前的月溪已经被日军加川联队占领。江口此时也已打了两天，加川联队以两个大队为左右翼，一个大队为预备队，向第19师一个营扼守的阵地猛攻。李天霞第100军还没来得及换美械，因此部队火力其实跟以前差不多。这个营只配置了两门山炮，放在江口右侧山头上且受师部直接指挥。日军的炮火则压制住了守军，所以在杜鼎团李中亮营到来前，第19师这个营打得还是比较苦的。
换防前，美军联络官联络空军，进行了攻击性掩护（每个营有一个美国对空联络官，负责跟中美混合空军对接），随后两个部队顺利换防。营长李中亮以第5连控制江口制高点青岩，第4连在其南面小高地，第6连为预备队，在第5连左翼警戒。萧峥机枪连分别配属给第4、5连各一个排，剩下一个排在第5连右翼。营部在第4连之小高地，营部左翼是配属的一个迫击炮排。
趁着日军进攻停歇的空当，李中亮在阵地上紧急召开部队长会议。
李中亮说：“我们74军跟100军是兄弟部队，100军的李军长是从我们军调过去的，他们已经跟鬼子打了多日，现在我们来换防。江口阵地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再说了，但我还是要说啊，江口在，就能保证我们的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最前线！团长说了，师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懂什么叫死守吗？就是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刚撤下去的友军说，前天晚上鬼子夜袭了两次，昨天晚上夜袭了四次，今天晚上必然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周北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江西南昌人）——”
李中亮把目光落在第5连连长周北辰身上，说：“你连扼控江口制高点，可是战术上的重点啊，不得有丝毫闪失！”
周北辰跟机枪连的萧峥连长是军校17期同学，用后者的话说，平时周“能说会道”，但打仗同样是把好手。此时周北辰也感到责任重大，站起身后，只说了声：“是！”坐下后，就不再说话了。
气氛一下子沉闷了。
李中亮大笑，随即说：“现在都是民国三十四年，仗都打了八年了，我听团长说苏联红军和美国兵都快打进德国京城柏林了，日本鬼子也马上要完蛋了，这仗是打一次少一次了，你们都给我精神点！珍惜杀鬼子的机会！别给74军丢脸！”
几个连长同声说：“是！”
萧峥这时候说：“营长，与其等入夜鬼子来攻，不如主动出击，这也是我们军的传统啊。”
李中亮说：“正合我意！立即通知美国人，叫他联络空军进行掩护。周连长！你调一个排到我这里来，用于尖兵突击；萧连长！立即到你连第3排位置指挥部队进行火力掩护！其余各回岗哨，准备战斗！”
当天黄昏迫近，四架从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飞临江口日军阵地上空，进行了轰炸和扫射。从李中亮要求空军掩护，到战机飞来，不到两小时，由此可见雪峰山会战之效率。
尖刀排在山野中散开，朝着日军阵地悄悄地摸去，在接近阵地100米时，日军仍无觉察。又前进了30米，萧峥感觉差不多了，手势猛然一变，轻重机枪开火了。火力掩护下，尖刀排向日军发起冲锋。鬼子们正倒在散兵壕休息，被急袭之下，根本来不及进入射击位置就已丧命。营长李中亮又组织了一个排予以支援。加川联队阵地左翼一举被尖刀排攻占，联队长加川一面组织步兵反扑，一面用炮兵对尖刀排身后的周北辰第5连阵地进行遮蔽式轰击，意图阻断后援部队。李中亮则命令迫击炮排予以反制。
一时间，江口枪炮声连天。
由于这次突袭，日军在当晚果然没敢再进攻。
第二天白天，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又来扫射和轰炸日军，并投掷燃烧弹。
营长李中亮估计，晚上日军会发动大规模进攻。果不其然，入夜后，日军炮击了20分钟，随后强攻周北辰第5连扼守的青岩。周虽深感任务艰巨，但并不慌张。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挺轻机枪。萧峥那边刚检查完机枪连的掩体和预备掩体，见青岩阵地被攻，立即予以火力支援。在整个晚上，日军先后发起四次冲锋，都被周北辰第5连打了下去。天亮后，上午无战事；到午后，日军再次发动冲锋，但仍无法攻占青岩。经反复厮杀，青岩在视野里渐渐变红，每一株草每一块石头，都因染有勇士的鲜血而变得有灵了。
激战间隙，周北辰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鬼子为什么打不下青岩？！”
士兵们一起喊：“因为我们是74军！”
周北辰又问：“军歌怎么唱啊？！”
没等士兵们开口，周北辰唱出第一句：“起来！兄弟们，是时候了——”
士兵们随即跟着一起喊：“起来！兄弟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寇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的国土；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南京，驰援过徐东，大战过兰封！南浔线上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周北辰长得很文气，像个书生。
但是在江口之青岩，他是虎之子。青岩不失，江口稳固。
萧峥后来回忆：“江口公路上运输车辆频繁，伤病人员及时送往后方医院，前线的给养和弹药源源不断送上山来，后勤输送情况良好，这是历次战场上少见的。”用日本人的话说则是：“入夜可以看到在江口方向的军用公路上，敌军汽车纵队的灯光如长蛇般移动着……”
雪峰山的狂怒
邵阳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终于意识到：战局比他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现在，两翼被肢解，中路被包围，日军已完全无法实现当初的作战目的，而弹药也使用殆尽，后方补给已跟不上。就在坂西坐如针毡时，又接到一个更致命的情报：在缅北战场击溃日军第18师团的全美式装备的廖耀湘新6军（龙天武第14师、李涛新编第22师、廖耀湘兼任之青年军第207师）已空运到芷江，成为中国军队的总预备队。
这几乎叫坂西晕倒。
打到5月4日，从前线视察回来的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向王耀武说：“在前线看到俘虏的日军甚多，各线已经超过300人，为以前所无，且数日来当面日军沉寂，在我之死战下，陷入雪峰山绝境，已是进退维谷，我应利用时机，立即进入反攻态势，命第18军迅速南下，新6军亦应组织机械化快速纵队在安江待机，一部向江口推进，取得全胜指日可待！”
王耀武批准后上报何应钦，后者当即采纳。
就在王耀武和邱维达布置兵力进入反攻态势时，日军那边渡边洋第47师团主力也终于赶到了。这群人从日本国内远道而来。事实上，该师团前一年就奉命由日本国内调往中国战场了。1944年11月中旬，他们即乘船在朝鲜半岛上陆，但随后因运兵线问题而在釜山滞留了一个多月，直到1945年初才经过铁路运送到北平。为躲避中美混合空军的轰炸，他们所乘的军列只能夜行，3月4日抵达武汉。稍作休整后，士兵们利用夜间向邵阳步行而来。该师团主力最初领的任务是穿越溆浦县，直接向芷江方向斜刺突击。但由于感觉中国军队已进入反攻态势，坂西在第47师团主力到来后，命令他们不要进入溆浦，而是直接往南走，在邵阳以东进行警备。
前线日军也随之奉命坂西的命令向后集结而转入防御态势：
第47师团重广支队在洋溪固守；第116师团各部回撤至山门、洞口一线；关根支队东退后向北转进，在高沙、花园之间集结，努力靠近第116师团。
坂西给武汉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和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同时发去电报：“为击破当面中国军，当再增调两至三个师团。”
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本来就不赞同这次作战的冈部认为：在中南地区大撤退，各师团向华北和华东集结的背景下，显然不可能再增派这样重的兵力。南京的冈村宁次，这时候则寄希望于奇迹出现。迷惘中，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所期待的奇迹是什么。
各路中国军队至此已完全盘活：
北面，从常德南下的胡琏第18军已进入山门一线，韩浚第73军已完全把第47师团重广支队包围，并开始发动总攻；南面，牟廷芳第94军和丁治磐第26军各一部追着第68师团关根支队打；正面，施中诚第74军和李天霞第100军收网，菱田第116师团被歼在即。为加强兵力，军委会又增派了第79军赵季平暂6师和第86军靳力三第13师，前者直接推进到龙潭司参战，后者为第4方面军预备队。多次参加大战的暂6师，原本就是来自湘西的部队，代号亦为“三苗”。
廖耀湘新6军如上所说，为各部之总预备队。
面对湘西的态势，重庆的蒋介石终于笑开了颜，对他来说这是自日军“一号作战”以来难得的一笑，即使在几个月前夺取了松山、腾冲和龙陵，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并打通滇缅公路、连接中印公路后，他也没有露出什么笑纹。
日军那边儿，4月底的时候，日军的补给还算正常，但进入5月后，补给队不得不穿上中国的服装偷偷摸摸地行动。
打到这一步，日军进攻湘西的行动已完全失败，各路日军已经进入仓皇状态。
举个例子：坂西一良令各路日军“整理态势”，其中给关根支队的命令是：“应暂时避开决战，向花园市附近后退，确保该地周围要线……”显然这不是一道正式的撤退令。但问题在于，收到这个命令前，关根支队就擅自选定了一个叫关家桥的撤退点，且不等集结完部队就开溜了，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近乎无序的后退”。随后，支队长关根失去对部队的掌控，各个中队自行后退，更加速了其厄运。为夺路，关根支队冲向关家桥。就在李则芬第5师一个团吃紧时，由北而南又来了胡琏第18军第118师一个团，于是两个团在关家桥对关根支队展开围攻。关根支队没集结完部队就撤向关家桥，只带走了独立步兵第117大队，而扔下了独立步兵第115大队。
关根支队残部好不容易突出关家桥，路上收到坂西的命令，于是向北面的花园撤退。快到花园时，得知这里已被中国军队扼控，残部又往高沙转进。在路上，这位支队长似乎突然想起什么，通过无线电报叫后面的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去接应自己扔下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但被拒绝了。至于木佐木联队本计划5月5日黄昏开始后撤，但由于伤病员迷失方向而堵塞了前面的道路，使主力部队迟迟不能通过，天亮后即遭中美混合空军的轰炸，伤亡极惨重。关根要他们赶紧追过来。此时，木佐木联队正遭李则芬第5师一个团阻击，导致其后卫大队没能跟上主力。木佐木还算尽到了部队长的责任，对关根说：“后卫大队未到前，不后退。”
关根弄了个大红脸。
蒋修仁第44师趁木佐木联队在资水支流边等后卫大队时，对其发动袭击，差一点把该联队的军旗夺了；与此同时，第5师在副师长邱行湘带领下，追上关根支队的伤病员队伍和辎重兵，日军负隅顽抗，战斗中全部予以歼灭。
被关根扔下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溃退时，遭蒋修仁第44师和蔡仁杰第58师一部夹击，仓皇进入一个叫万福桥的地方。扎营休息时，邱行湘带着第5师一个加强团又摸过来，一番急袭使这个日军大队遭受灭顶之灾。日军该大队残部逃至附近的龙烟山，再次被重新包围，大队长小笠原七郎被击毙，除机关枪中队的八九个人外，这个大队的其他士兵同样被全歼。按邱行湘回忆：一系列战斗中，他的部队并没得到中美混合空军的支援，而且第5师本身还没更换美械装备，南线这边的粮秣和弹药补给也不是很好，跟日军搏杀并取得两次歼灭战的战绩，完全靠的是旺盛的士气。第5师在此之前参加的最著名的战役是鄂西会战之木桥溪、太史桥阻击战。这次武阳、武冈之战中，以老装备取得重大战果，确实是不容易的，后邱行湘获得云麾勋章和美国自由勋章。
江口那边，5月8日夜，营长李中亮往机枪连连长萧峥这边派过来一个步兵排。
日军想对周北辰第5连的青岩阵地再次发起进攻。没想到，萧峥带着一个机枪排和一个步兵排，悄悄地从侧翼逆袭而来。萧连长把所有轻重机枪和冲锋枪集中在一线，二线使用步枪的士兵则全部上好刺刀……
激战中，天亮了。
在这次逆袭中，5连缴获日军轻机枪5挺、步枪20多支、军刀1把。
萧峥因没能抓获日军俘虏而遗憾。会战中，由于多次出现以分队为单位的日军全部被俘的情况，所以部队长们下达了多抓俘虏的命令。这在以前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就在李中亮安慰萧峥时，机枪连3排一个士兵来报：“连长！杨排长身负重伤！”
萧峥急忙赶赴第3排扼守的阵地，见杨排长躺在战壕里，头部血流如注，面色十分苍白，已经殉国了。
萧峥知道雪峰山大战的胜利就在眼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胜利也不会太远了。就在胜利的前夕，为人忠厚、作战勇敢的老战友牺牲了。从上高会战起，他们就在一个部队。当时，杨排长在另外一个营。这次美式编制后，调到了现在的营。就在萧峥泪水盈眶时，空中传来飞机轰鸣声，没多久，军中的美国人兴奋地说：“在昨天，希特勒自杀，德国战败投降了！”阵地上的很多士兵不知道希特勒是谁，但一时间仍是欢呼声震天。他们知道德国跟日本是一块的，一个投降了，另一个还会远吗？想到这里，萧峥更加为战友们的牺牲而悲伤。
在中国的战场上，有那么些战士，在敌人投降的前一刻，倒下去，再不能起来。
上午9点过，团长杜鼎带着一个营来换防，他握住萧峥的手说：“老萧，昨晚你们打得很漂亮，我都知道了！”
萧峥苦笑了一下，说：“又有个老战友牺牲了。连里面，从上高一起走过来的，不多了。”
在上高会战中同样九死一生的杜鼎，一下子陷入沉默，继而说：“上高会战结束后，军长（指王耀武）在祭奠战死的将士时，跟我讲过桂永清将军曾说的一段话。南京保卫战，他的教导总队战死很多人。后来，有人问桂将军：‘你们教导总队出身的将士都是一流的军事人才啊。’桂将军半天没说话，后来说：‘一流的，都在南京殉国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二流的，包括我在内。’我们74军又何尝不是这样！”
事实上，在德国投降的5月8日，王耀武就已经向各部队传达何应钦的命令：中国军队立即进入总反攻态势！
怒河春醒，5月的雪峰山陷入了狂怒。
飞机、大炮、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中国各路军队对大举入侵中国达八年之久的日军发起雷鸣电闪般的反攻。
奉冈村宁次之命到邵阳了解战情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撤回来的问题了，而是还能不能撤回来。”两天前，在武汉，他跟第6方面军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会见。对前线糟糕的形势，板着脸的冈部一字不提，但小林的感觉是：即使承担抗命的责任，他似乎也要把部队撤回来。
得到小林的汇报后，冈村宁次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5月9日，冈部接到冈村的命令，叫其向坂西传达：湘西日军即日全线撤退。
只说第116师团。师团长菱田命令江口方向的加川联队经月溪向洞口撤退；在月溪的儿玉联队则直接撤往洞口；一直被围困的泷寺联队残部六七百人，则往山门撤退。
反攻中，芷江机场出动35架战机予以沿途轰炸。
对很多身经百战的将士来说，战斗已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后方的很多人来说仍是遥远的。反攻开始后，驻芷江的中美混合空军邀请记者登机观战，这在抗战时代还属首次，最后中央社湖南分社社长段梦晖和中央社战地记者张弓入选，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吴鸢同往。做事周全的王耀武立即写了个字条：“如吴鸢万一发生不幸，其家属老小生活和子女教育费用，由我负完全责任。”
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经短暂训练后，上了一架战机。登机后，大家才知道，并不是观看雪峰山战场，而是去空袭长沙的日军！几个人一愣。机长叫大家不要紧张。机长是谁呢？文学家郁达夫的侄子郁成功。按吴鸢回忆，飞机升空后不久，耳机里就传来郁成功的声音：“看，右上方三架是‘C47’运输机，是运送物资去江西的；左上方六架是‘B24’轰炸机，是去福建方面执行任务的。”
紧接着，郁成功叫那三人往地面上俯视，看到红白两色的布条，一个是“川”字，一个是“十字”，说：“这是我雪峰山地面一个团驻地的符号，到第一线了。”
随后，战机经衡阳飞往长沙。
在衡阳，地面日军发现战机，用高炮射击。段梦晖和张弓都看吴鸢，后者虽是作战处长，但正如上面说的那样，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这场面更是第一次遇到，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在记者面前露出惊慌，于是跟两位记者讲一年前的衡阳保卫战，分散其注意力。
战机掠过衡阳，很快即飞临岳麓山上空，郁成功叫大家坐好，说：“长沙到了！注意，马上要战斗了。”
话音未落，战机即向地面俯冲而去，随后大家都感到机身在猛烈抖动，地面上连续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战机急速上升，一个大转弯，继而开始平飞，这时候，耳机里传来郁成功的声音：“刚才是轰炸日军的一趟列车，炸弹全部命中目标，现胜利返航。”
大家一阵欢呼。
雪峰山里的日军仍在挣扎中。
第116师团长菱田为叫泷寺联队残部尽快逃离，把加川联队一个小队配属给师团的辎重兵部队，叫他们警备从马胫骨（山门西北15公里）到山门一线，这是泷寺联队后退必经之路。
没想到，马胫骨随即遭胡琏第18军杨伯涛第11师攻击。
参加雪峰山会战的，有不少是湖南部队，比如杨荫第19师、赵季平暂6师，而且都是久经大战的部队。还有不少将校是湖南人。第11师师长杨伯涛，不但是湖南人，还是芷江人。杨伯涛，侗族人，生于1909年，中央军校7期，后成为第18军一员。抗战爆发前，考入陆大进修，还没毕业，淞沪会战就爆发了，直接进入罗卓英第18军做营长，以战功升任军参谋，进入第11师做参谋主任，参加武汉会战。再后来，转入第94军，在方天第185师做团长、参谋长，参与枣宜会战和宜昌反攻战。1943年，以第86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鄂西战役，战后出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主导常德会战中国军队的行动。此战后，在陈诚提名下，接任“土木系”核心部队第18军第11师师长职位。
本来何应钦计划调王敬久第10集团军南下助战，因为他不想用陈诚的部队。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何陈不睦久矣。抗战开始后，陈与何，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整体上还好。第一次冲突爆发在1940年枣宜会战后。当时，陈组织部队反攻宜昌失败，何说了些不中听的话。陈直接给蒋写信：“辞修回重庆后，所闻皆为敬之对辞修之恶意攻击，及种种不利于领袖之活动，其居心实令人莫测……”接着又爆发了前面提到的“54军事件”，何站在关麟征一边。将近一年前，衡阳解围失利，何亦公开指责“土木系”三号部队第79军作战不力，原话是：“该部在抗战中实无成绩，当裁销番号！”何计划把第79军残部补充到汤恩伯的部队里。陈何之关系也就更糟。到1944年底，蒋不满各战区杂牌军增多，同时认为番号太多而部队实际人数过少，让作为军政部长的何缩编部队，但何对此事另有看法，一直没进行。当时史迪威也认为何不胜其职，最后陈接替何出任部长，何出任新设立的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雪峰山，何应钦都是不愿意看到第18军参战的。但王耀武不同意调王敬久的部队过来，因为他不相信该部的战斗力：“敌寇战败在即，此战我军必保万全，使用第18军更好，否则我首先对您无法交代。”
何应钦虽皱眉，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王耀武的建议。不过，在王最初的计划里，是要把胡琏第18军用在雪峰山正面的，作为生力军，居高临下反击日军，故而命令他们在第4方面军司令部和前进指挥部即辰溪、安江间集结待命，也就是用在雪峰山正面，将来从西往东打。
军参谋长邱维达觉得这样使用不妥，对王耀武说：“日寇第116师团是夺取衡阳的部队，这次作为头号主力用在雪峰山正面，两翼部队相对较弱。现在虽然挫了正面日军的锋芒，但仍有较强的战力，不如将胡部主力用在北侧面，一部助战第73军；主力保持两线配置，一部攻山门，一部寻机直下高沙、花园间，扫荡日寇南翼部队，这样把握最大。”
在第18军军长胡琏的命令下，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行军的前锋杨伯涛第11师，此时早已越过辰溪，安江在望。途中接邱维达紧急命令后，立即掉头向溆浦转进，攻日军右侧背即山门一线，上来就把马胫骨的日军警备线撕开了（应该说，雪峰山才是第18军最得意的一仗，而远非两年前所谓的“石牌大捷”）。这时候，泷寺联队残部刚刚进入马胫骨。日本人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后退的辎重兵联队和横冲直撞的敌军各部队混战在一起，彼我战线错综纠缠，前进困难，美机攻击更加炽烈。”
周志道第51师和杨荫第19师各一部随后赶来，与杨伯涛第11师一起占据四面高地，炮击马胫骨的泷寺联队。在衡阳之战中一会儿打援一会儿攻城的大队长饭岛克己，被炮弹炸裂了肚子。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则投下一颗颗燃烧弹，绝望中的日军伤兵纷纷自杀。配属给泷寺联队的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之第1大队长平原一男在绝望中说：“不走了，就地死拼，全部在马胫骨战死算了。”
泷寺也给师团长菱田发了份失去信心的电报，意思也是不想走了。
菱田元四郎的复电是：“兵团为营救你部，决定全力转向山门方面前进。希你部立刻突破敌之重围，强行向山门挺进。除杀出血路外，别无良策。为便于突破，将不必要的物品进行处理，并应携带可能随行的伤病员，准备突破前进。”
潜台词就是：不能随行的重伤员就不要了。
这就是末日的做法。
5月11日，何应钦、王耀武、邱维达、施中诚以及美军将领麦克鲁、索尔登、第4方面军首席联络官金武德等人，在第57师师长李琰陪同下，乘飞机前来江口视察，主要看了第5连的青岩阵地。
战场尚未打扫完毕，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有300多具倒在壕沟两边。
阵地上，何应钦、王耀武等人听取了连长周北辰的报告。其间下起雷阵雨，王耀武问要不要躲一下，何应钦摆摆手。周北辰本来口才就好，又指挥了江口一战，说起来更是绘声绘色，何应钦不时点头，扭头对王耀武说：“佐民啊，你部队的人，是不是都像你一样啊？既能说，又能打。”
王耀武一时语塞。
何应钦哈哈大笑，这是他难得放松的时刻。
美军将领麦克鲁当场向周北辰授予美国银星勋章。
溃逃中的日军，因道路陡峭泥泞，加上伤员众多，又有战机轰炸，通常白天藏起来，天黑后再奔逃。但入夜后，山路更难走。比如，5月11日，黄昏开始行动后，到第二天天亮，泷寺联队残部才走了3公里。从马胫骨逃出的他们，原本3000多人的联队，12个步兵中队，至此每个中队能打白刃战的，已不超过20个人了。
战场另一侧，蔡仁杰第58师主力在瓦屋塘击溃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后，一路追击至高沙。
往山门摸的泷寺联队残部已经断粮，一路上开始吃杂草和青蛙。雪峰山东麓下的山门小镇，此时已成为他们的生死之门。对泷寺来说，自己这点儿人脱险了，才能保证整个师团脱险。他带着剩下的三四百人向山门奔逃时，第116师团直属部队一部还控制着该地，所以王耀武命胡琏火速攻占山门。关于山门之战，可以看一下第11师师长杨伯涛的回忆：“在山门要隘争夺战斗中，几个山头上的日军企图阻碍我前进，我在摆好攻势后，命令一个营向山头攻击。在一架轰战机配合下，这个营一直冲上山头，用冲锋枪对准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一阵扫射，日本兵纷纷倒毙。少数日本兵弃阵逃跑，不到两小时，我军就全部占领了几个山头。”
杨伯涛留一个团扼守山门，指挥另外两个团继续南攻，以拦腰斩断洞口通往邵阳的公路。此时，在洞口，由南而北的蔡仁杰第58师一部，正跟加川联队一个大队激战。这其间，由龙潭司方向推进而来的第79军赵季平暂6师加入战斗，并于5月13日攻占了洞口。
在山门窄路口，泷寺联队残部遭杨伯涛第11师一个团居高临下的射击。日军在混乱中，就差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脑袋了。想活命，就必须从窄路口冲过去。但要穿过窄路口，就需要面对中国军队的射击。窄路口就这样堆满日军尸体。向山门外冲的日军，只能指望自己命大点，身边的人为自己挡子弹，于是子弹钻进体内的声音清晰可闻。5月16日凌晨，冲过山门窄路口的泷寺联队残部只剩下200多人了。失魂落魄的第109联队长泷寺保三郎率领着这些人，看到了前来接应的第133联队长加川胜永。
重广支队在洋溪那边正作困兽斗。
韩浚第73军的一名小兵，击中了支队长重广三马大佐的耳朵，他应声而倒。
身边的副官还以为自己的支队长死掉了，没想到喊了几嗓子后，重广冲他眨了一下眼。
在下了撤退令后，坂西一良叫渡边洋第47师团一部去营救重广支队。在洋溪南20公里，他们被胡琏第18军覃道善第18师拦住。奉命接应重广支队的这支日军不敢打，想绕道而行，却又撞见韩浚第73军一部，最后干脆扭头回去了。被丢下的重广支队，又一顿被痛击，直到5月16日拂晓，才从洋溪西南好歹扯开个口子，此时整个支队就剩下几百人了。
为保证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关根支队残部后撤，坂西一良向第11军新任司令官笠原幸雄（刚刚接替上月良夫）求救，叫他务必把全州方向的第34师团主力派到湖南进行接应。就这样，师团长伴健雄率部向湖南新宁前进。5月16日，先头部队重新占领新宁，但离关根支队残部还有很远。撤退中的关根支队经过先前日军绕行的芙蓉山时，得到军的命令，为解除对第116师团南翼的威胁，应攻占该要地。关根把任务交给赶上来的外来户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芙蓉山由第19师一个营守备，双方发生激战。木佐木联队一度攻占芙蓉山，但在赵季平暂6师一部协助下，第19师这个营又重夺芙蓉山。
芙蓉山最终失守，加重了日军撤退时的狼狈。
各种狼狈中，菱田元四郎、关根久太郎、重广三马，各自带着残部一路向东溃逃。
关根虽逃出雪峰山，但在一个多月后，于永州被击得重伤而死，成为日本投降前正面战场被毙杀的最后一名日军将领。
现在，在湘西，溃逃中的日军唯一的梦想就是别再看见中国兵，当然这本身确实是一个“梦想”。日本老兵有这样的回忆：“最厉害的还是中央军，冲入阵地后，一把就抓住了我们，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满眼直冒金花，有时还拳打脚踢，还用枪托打人，打人最厉害的要算74军的58师！”
第58师，蔡仁杰的部队，前任师长张灵甫。
在会战后期，由于重庆那边要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蒋介石催促芷江的何应钦回重庆报告雪峰山大捷的情况。何便急于结束会战，叫王耀武想办法。王虽然精明，此时也难住了，说：“那怎么办？”
何应钦说：“我已向重庆报捷，但如果我向大会做报告时，前线战事还很激烈，那不就矛盾了么？”
这话说出来，王耀武也就明白了，何应钦叫他下令，放开一个口子，叫日军残部自动溃去。
但王耀武没说话。
见王耀武没表态，何应钦说：“佐民啊，抗战八年，你战功卓著，抗战胜利后，你也需要向政治家转，这就要明白，军事最终是要服从政治的，况且此番会战，我军已取得大胜，歼敌很多了，又有几百名俘虏，这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杀敌一万跟杀死八千，终是没有太大区别。现在召开六全大会，5月21日就要闭幕，如因前方战事仍烈而无法进行会战报告，我既没办法向委员长交代，大会代表也无法及时了解到我们这次大捷。再者说了，我回重庆后，你仍可以布置追击作战嘛！”
王耀武说：“我给胡琏去电吧，叫他们军在杨伯涛第11师那边放开个口子。”
何应钦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说：“我在大会上作完报告，你是必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啊，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委员中最年轻的！另外，你跟邱维达再研究一下，在第74军这边也想想办法，古人说的‘穷寇莫追’总是有道理的。”
王耀武没办法，只好给辰溪的邱维达去电话，婉转讲了何的意思，问：“会战还有多久能结束？”
邱维达似乎没明白，说：“至少还得需要五天。”
王耀武说：“这样说吧，第18军正面已向敌人开了缺口，你在洞口方面再开个吧。战果已经不小，穷寇难以聚歼。就这样吧。”
王耀武挂了电话。
王耀武走出安江的司令部，又下起了雨。
王耀武往雨幕深处走去，一个卫兵在身后默默地跟着他。湘西的雨季里，他突然出现一种幻觉：好像战争从没发生过，他还是个少年，正在天津卖水果糖。另一个幻觉是：他带着第51师抵达淞沪战场，八年的战争刚刚开始……而现在，抗战快胜利了，战争结束后，他该何去何从呢？像何应钦说的那样，从军人转型为政治家？王耀武虽然精明圆通，但确实没想过这件事。在某个瞬间，他甚至想：还是回山东泰安老家种地吧。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他反身走回司令部，此后的人生终不免继续被裹挟进大时代，在一步步往前走中，去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命运结局。
湘西的雨，更大了。
5月20日以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追击渐渐放慢。
进入6月，日军残部完全退回邵阳。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5,000多人，俘敌300多人，其中军官17名。
这是抗战时代的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俘敌最多的一次。
中国军队取得大胜依赖于三个方面：高昂的士气、先进的武器（包括制空权）、完美的后期保障。对日军来说，当然是相反了，如第11师师长杨伯涛所言：“这时日本的空军在我国大陆上残留无几，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丧失了，因此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迟钝，不像过去那样灵活敏捷了。”有一次，杨伯涛带着师部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到一线侦察，发现对面大约700米外过来十几个日军，用杨伯涛的话说：“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在侦察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后，就钻进树林隐蔽起来，我们哈哈大笑，从从容容指挥部队向其进攻。”
正面战场上，继缅北和滇西后，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岁月里，无论如何是需要这样一次大捷的。雪峰山会战的胜利，正逢其时。在重庆做完报告的何应钦又奉蒋介石之命飞回芷江，主持表彰会，周志道第51师获武功状两轴、荣誉旗一面；杨荫第19师获武功状两轴，杨伯涛第11师获武功状一轴。作为会战总指挥，王耀武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金质自由勋章。几天前，41岁的王耀武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果然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雪峰山会战后，一切都成定局。
英雄无名
1945年春，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之“大和号”被击沉。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沉没。那个岛国的绝望正进入加速度中。他们的军部、政府和国民不得不接受从“明治时代”坂上之云般的欣欣向荣而堕进“后昭和时代”的深渊这样一个现实。
雪峰山会战结束后的6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飞抵大连，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开了一次末日会议，主题是各军分工据守问题。
此时，冲绳日军几乎已被全歼。而两个月前，苏联那边也通知日本：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纳粹德国5月投降后，苏联红军随时可能进攻关东军。在东京，军部的全部精力都投在“本土决战”上，一些有长年作战经验的将领被抽调回国委以重任，如田中静一、内山英太郎、横山勇、赤鹿理、山本三男、岩永汪、毛利末广等人，但首相铃木贯太郎则在幻想体面的和谈。
大连会议后，关东军完全进入对苏战备状态，山海关内的日军此时分工如下：
长衡地区的坂西一良第20军准备撤向宁沪杭，与先前由关东军调来的十川次郎第6军，同在松井太久郎第13方面军（由军升格为方面军）指挥下，应对“预想中”的美军在江浙的登陆；冈部直三郎第6方面军司令部计划撤向山东，指挥鹰森孝第12军和细川忠康第43军，应对“预想中”的美军在山东的登陆；田中久一第23军依旧在珠三角，但冲绳之战后美军已不可能在华南登陆；长期驻山西的澄田赉四郎第1军、根本博驻蒙军则应对即将可能出现的苏联红军的进攻；武汉地区的第34军调往朝鲜；广西地区的笠原幸雄第11军，则作为应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部队，重新撤向武汉地区，此时它所辖的只剩下第58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了（独立混成第22、88旅团）。
日军在华两大主力辰巳荣一第3师团、吉田峰太郎第13师虽然还在广西，但已经脱离第11军系统而归中国派遣军直辖了，它们计划入夏后北撤。但在雪峰山会战中，日本人发现，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士气旺盛，战力猛然翻了几倍，几个师团被打得苦不堪言，由此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5月16日，第6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下令提前北撤。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给最远端的第3、13两师团下了这样一个通知：“进攻芷江的第20军已陷入苦战，虽停止了继续进攻的命令，但已无法抽身，陷入中国军的包围。我军应立即向北反转！在芷江方向，猛追我第20军的重庆部队很快就将进入湘桂公路，在未来一个月内，湘桂沿线预计至少出现30个全美式或半美式装备的中国师，我军若失去此次战机即不能通过！”
在这前后，东京大本营也向冈村宁次去电，命令尽快把广西、江西和湖南地区的第3、13、27、34、40师团调往华北和华东沿海地区，其中第3和第13师团由向徐州以北的京津地区集结改为向华东转进待机。驻宜昌的第39师团等部队调往东北，并入关东军序列，加强对苏联的战备。
在这种情况下，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开始从广西撤退。
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命令河池、宜山最远端的第13师团撤退前，对当面中国军队发动一次反击，造成要进攻贵州的假象。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人会相信他们要打贵州吗？服部卓四郎第65联队奉命断后，一手制订“一号作战”的服部，此时面对士兵们的窃窃私语，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说：“不要慌张！自古以来，凡为殿军者，均系最强之部队。”
随着雪峰山会战的结束，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大反攻也开始了。
在前面说过，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局部反攻从1944年就开始了；在正面战场，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要求抓住雪峰山会战大胜的机会，由战略相持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湘西会战我军士气日盛，敌之战志消沉，要求迅速收复桂柳，以开拓总反攻之机运。”
无论是从河池、宜山经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13师团，还是从宾阳、南宁经柳州、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3师团，一路上都狼狈不堪，《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自此情况发生恶化，没有一天不受到重庆军的攻击。”这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3师团二神力第34联队，虽然一路上被不停地追击，但也抓了几名中国俘虏，结果抓完后，反而给了俘虏很多钱，然后开欢送会般地释放，地点选在广西平乐顶北12公里之大角塘，时间是1945年6月1日。这支从1937年8月最先登陆淞沪战场的日军，终于知道他们的末日来临了。
6月12日，在广西某个地点设立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带着人进入南宁。
这一天，南宁阴雨连绵。薛岳突然下令，在南宁机场，追悼在八年战争中殉国的第9战区的将士和中国的军民（接下来，在7月，反攻江西赣州、遂川、上高等地，是第9战区的最后一战）。
相比于薛岳，汤恩伯在战争尾声，竟又奇异地逆转了在“一号作战”中溃败的形象，先是参加了雪峰山会战，后又指挥他的第3方面军，在广西发起追击反攻战。老汤明白：这是发力的最好的时候，他似乎一贯是乐观的。有一张照片，是陆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的人物合影，除作为第3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外，照片上还有总司令何应钦、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照片上，柏德诺有着美国人那种特有的放松，何应钦则多少端着架子，杜聿明表情腼腆，张发奎神色泰然，卢汉则是豪爽，王耀武属于各种分寸拿捏得很好的，唯一咧着嘴旁若无人大笑的是老汤。一张照片虽然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但即时捕捉的镜头却也能道出几个人不同的性格。
接着说仓皇北撤的日军。第3师团的动作快一些，师团司令部在6月中旬时到了衡阳，途中还意外收容了雪峰山会战中几乎被全歼的第68师团关根支队独立步兵第115大队的残部。说是残部，其实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第3师团的士兵问：“何以如此？”
关根支队的士兵回答：“中国军士气旺盛，使用全自动冲锋枪，我军还没冲锋到其对面，就都被射杀了。”
这叫第3师团的士兵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3师团撤走后，日军在广西的分布是：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88旅团在全州，第58师团在桂林，独立混成第22旅团在柳州。在桂林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计划：6月末撤出柳州，7月末撤出桂林，8月末撤出全州。
独立混成第22旅团从柳州北撤时情况还稍微好些。
进入7月后，以汤恩伯第3方面军为主力的各路中国军队开始总反攻。
第13师团断后的服部联队遭汤恩伯部追击，按服部本人的描述：“重庆军很凶，一直追到距我后尾200米处才开始射击。”这已经算好的了。更多的中国士兵在追击时，到距日军100米的地方才开枪。
7月15日，为第13师团主力断后的服部联队进入桂林。
他们是在5月份从河池开始行动的，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从河池到桂林其实没多远，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反攻之情势。此时，在桂林、全州间的兴安地区，丁治磐第26军猛攻日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此战中，该旅团被第26军打得望风而逃，对日军北撤价值重大的湘桂公路上的五旗岭阵地亦被攻占。北撤的服部联队正沿桂林、兴安、白沙铺、全州一线追赶师团主力，遇到被击溃的独立混成第88旅团。随后，服部联队残部投入五旗岭争夺战，不得手，经白沙铺夺路向全州而逃。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时候，第13师团已撤离全州，穿过湖南地界，进入江西，到达了南昌；难兄难弟第3师团此时撤到了九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美国人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炸弹”，把广岛和长崎摧毁了。
多少年后，面对一些指责，参与投掷原子弹的美国空军少将斯文尼进行了一次阐述自己内心想法的著名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到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养了多年的关东军一触即溃。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对日军进行最后的反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各部队向当面之敌进行全面反攻。
一时间，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燃起了万里烽火，反攻的枪声响彻日军的每一个昼夜。
晋察冀军区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天津，一部攻石家庄、保定，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一部攻大同、集宁、商都，一部配合友军包围太原；晋绥军区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晋冀鲁豫军区的太行部队向新乡、太原等地进攻，太岳部队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进攻，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线；冀鲁豫部队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并配合山东部队进攻济南；山东军区组成山东野战兵团，以五路向津浦路山东沿线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地日伪军展开反攻……在华中，新四军苏浙、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及鄂豫皖湘赣、河南等各军区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日伪军发动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集中主力向广九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进攻，直逼广州、汕头、海口……在最后的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了县以上城市250多座。
其中，新四军发起的高邮战役非常具有代表性（战役发起时，新四军第1师已扩编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此战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2月。
面对拒绝向新四军投降的日伪军，司令员粟裕在电请中央并得到批准后，决定发起高邮攻击战。抗战期间，古城高邮是日军在江苏的主要据点，经营了多年，易守难攻。此时，盘踞高邮的是日军独立第90混成旅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兵力1100多人，由岩崎学大佐统领；伪军则有5000多人。与高邮成掎角之势的邵伯，驻扎着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团。在高邮和邵伯间的车逻坝，有伪军一个营。
1945年12月19日入夜，新四军以15个团的兵力对高邮一线的日伪军发起全线猛攻。其中，粟裕亲率部队突袭邵伯，并在两天后顺利拿下。敌人的车逻坝也失守。高邮之敌的退路被完全封死。25日夜，新四军对高邮发起最后的总攻。一开始，我军就集中了所有炮火猛打城内的日军守备司令部。而在攻城前，新四军还进行了攻心战，用牛皮纸制成巨大的风筝，上面绑了大包传单，每包传单上点了线香，线香烧断绳子后，传单自动散落下来。
此时孤城困兽般的日伪军，早已全无斗志。
经过半夜的战斗，原本拒不投降的岩崎，最后不得不狼狈地从炮楼里爬下来，老老实实地双手过顶献刀。
这一战，毙伤日军300多人，俘虏892人，是一次性生俘日军最多的战役。此外，还歼灭伪军8000多人。
接下来的高邮受降规模很大。仪式中，作为总指挥的粟裕，身着普通士兵的衣裳，在队伍中不动声色地观看了整个过程，继而一笑离去。
回望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作战12.5万余次，建立了土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的解放区，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牵制了数目庞大的日军有生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此时的正面战场，从华南两广开始的反攻仍在进行中。
退到广西全州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带着剩下的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和第88旅团，盘算着怎么北撤。但8月12日，全州遭到中国军队围攻。此时，驻越南的一部分日军退入广西，又遭丁治磐第26军拦截，一直打到8月14日。
在东京皇宫地下室，天皇和大臣们面面相觑。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打下去，海军大臣丰田副武表示支持。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用沉默点头。首相铃木贯太郎认为他们完全疯了。他们确实疯了，对日本人来说，“本土决战”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毁灭。
天皇最后的决断是：投降。
15日中午，昭和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
在此前，东京经过了他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夜。8月14日晚，近卫师团的几个下级军官策动拒绝投降的政变，遭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镇压，田中随后亦自杀。投降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杉山元开始没想要自杀，当得知他已被列为战犯，随后自杀了。
日本宣布投降的15日中午，在广西，丁治磐第26军正准备对当面日军再次发动攻击。
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发表题为《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电台讲话：“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蒋介石走上重庆街头，两旁是兴奋的市民。
天上是静伏的白云。和平真好。
在延安，庆祝胜利的火炬则排成了长龙，燃亮了8月15日的夜空。
这一夜，中国人不醉不归。在抗战岁月里，有多少黑暗和绝望，就有多少坚持和奋战：
从北国的杨靖宇率领抗联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到南方的王耀武指挥铁军在雪峰山痛歼顽敌；从毙杀阿部规秀于太行山上，到击落塚田攻于江南长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赢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石，其间虽然有过摩擦和纷争，但最终还是共赴国难，一起走过了八年里程，正如《五月的鲜花》中唱的那样：“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8月15日当天，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此时日军各联队开始焚烧军旗。
虽然日本已投降，但在广西全州东南白沙铺，第58师团河野一马独立步兵第106大队不服从命令，丁治磐下令命第26军对其发动进攻，这是整个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
由于玉山机场被大雨冲坏，接洽点改为湖南芷江。湘西的这座小城见证了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自武汉会战后，湖南大地硝烟不散，当真是正面战场的第一主战场：长沙、常德、衡阳、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雪峰山……每一个名字都滚扬着热血与硝烟。而雪峰山会战，又是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会战，日军攻占芷江的计划完全挫败，现在令日本人来芷江，何其宜也。
8月21日，在芷江，冈村宁次的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献上山海关内105万日军的番号、驻地、部队长等名录。官职得对应，所以何应钦是不会现身的。这一天，出席接洽的是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以及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美方人员则是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
美国人也应该分享这光荣的时刻。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陈纳德率领飞虎队在中国的蓝天上与日军死斗。太平洋战争爆发，尤其是缅甸被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飞行员冒着危险，驾驶运输机飞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向中国运送了8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据昆明机场总站站长郭汉庭回忆，在最高峰时，昆明巫家坝机场差不多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由于驼峰航线地理和气象条件恶劣，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美军共损失飞机563架，牺牲飞行和机组人员1500多人，散落的飞机铝片落在冰峰和峡谷中，在仰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熠熠的光芒。
雪山冰封上的亡灵，至此可安息了。
重庆军委会派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飞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
作为先遣部队的廖耀湘新6军由芷江被空运到南京。一别就是将近八年，作为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和脱险者，作为滇缅战场上的风云人物，廖耀湘之感慨又何止万千！
进入9月后，在2日，密苏里战舰上，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军部、外长重光葵代表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兹上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英国福莱塞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依次签字。
在中国，新6军之后，被空运到南京的还有第74军李琰第57师。
周志道第51师和蔡仁杰第58师则奉第4方面军总司令官王耀武之命，开入了衡阳，接受堤三树男第68师团等部队的投降。整整一年前，这座城市在47天的锥心泣血之役中被毁灭。作为长衡地区的受降主官，王耀武在长沙面对的是日本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蔡仁杰第58师开至镇江，接受了第3师团投降。这支作战时间最久、参加战役最多的侵华日军部队，最终还是向老对手第74军缴了械。周志道第51师则在芜湖接受了第40师团的投降。第34师团亦在浦口向第74军投降。第74军随后全部进入南京，驻孝陵卫，成为首都警备军，就这样结束了他们铁血抗战的旅程。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
重庆军委会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军委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投降。冈村宁次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想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冈村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向何应钦呈递了冈村的资质证明。何应钦过目后，叫人将日本降书的正副本交给冈村，后者起立双手接捧，埋头逐字阅读。小林在一旁研墨。随后，冈村在《降书》正副本上签下名字……
这里是1945年初秋的南京。
这是一座曾被毁灭的城市。将近八年前的冬天，同样是在这座城市，在雨花台的硝烟中倒下怒睁双眼的朱赤和高致嵩，在水西门和中华门一线的白刃肉搏中倒下程智和胡豪……
悲怆和光荣同属这座城市。
战争结束了。
往前推，距1937年7月7日已经整整八年了，距1931年9月18日已经14年了。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的八年，更没有那么多的14年。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在抗战烽火中，从正面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到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白山黑水间的抗联战士，到缅甸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没有光荣能够白白获得，一切的荣耀都是勇士们前仆后继换来的。
八年抗战中，在山海关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33万人，其中击毙45万人。加上东北战场和缅甸战场，总共击毙日军人数在50万人以上（日本厚生省根据户籍所公布的数字是：八年全面战争中，日军在山海关以内战死45.57万人，在东北战死4.67万人，在缅甸和印度战死16.19万人。东北战场和缅甸战场，去除苏军、英美军击毙的部分，即为中国军队的战果）。中国军民伤亡则达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在正面战场，伤亡将士321万多人，其中战死132万多人（国民政府军令部数据）；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伤亡58万多人，其中战死超过16万人（《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数据）。
佟麟阁、张自忠、姜玉桢、姚子青、朱赤、高致嵩、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周志开、柴意新、张德山、徐声先、杨靖宇、左权、彭雪枫、赵尚志、包森……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钢筋铁骨。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成为战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盟国在东京进行了审判，国民政府列出的战犯中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和未被列入的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处以绞刑，畑俊六、梅津美治郎、桥本欣五郎等多人被判处无期（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点出发，没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天皇制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甚至唯一的温床）；同时，国民政府在多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抓捕并审判了2435名日军战犯，最后145人被处以死刑，其中著名的有酒井隆、田中久一、谷寿夫。直接参加大屠杀的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则被从日本国内押解回南京，公审后处以极刑。作为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虽被多轮庭审，但因“战后良好地执行国民政府的各种命令”而没被法庭定罪，这是一个遗憾。
无论如何，战争结束了。
如果登上紫金山，俯望这初秋的南京，经历过八年浴血的人，又有谁不会百感交集？
记得么，1937年冬天，这座城市陷落在即时，卫戍司令部一位没留下姓名的参谋对战友说：“假如你幸而还活着，可不要忘记我。请把我死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和友人；反之，我也会和你一样，负起同样的责任。”他最后突出重围了吗？没人知道。也许战死了，也许冲出了南京，辗转到了别的战场。也许他看到了八年后的光荣日，也许他倒在了胜利的前一天。在抗战的年代，有那么多著名将领马革裹尸，但青山所埋的更多的是无名的英雄。
岁月永逝，而英灵未远。
还是用序言中罗家伦校长那段话结束这本书吧：“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看见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
2015年5月28日于天津—北京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