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万里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袁彦伯即袁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年家贫，但才华突出，写得一手好诗文。
袁宏初为豫州刺史谢尚发现。当时谢驻于军事重镇牛渚（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秋夜泛江，风清月朗，万籁俱寂，忽听吟诗声，如金玉，甚有情致，便遣人询问，知是袁宏朗读新作《咏史诗》，乃相邀会于舟上，聊至天色渐白，袁宏已为谢尚的参军了。
谢尚对袁宏有知遇之恩，但袁宏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在桓温幕中工作的日子。
那时候，袁宏掌管文书，深受桓大司马的信赖与好评。桓温多行军旅，征战四方，这种激荡的生活为袁宏所喜爱。
北伐中原时，袁宏曾于马上为文，落地而成，一时被传为佳话。
袁宏后为吏部郎，终于东阳太守任上。袁宏有可能是东晋一代最全面的文人，似乎只有孙盛可与之相比：首先，他是一名文学家；在追随桓温的岁月，著有名篇《北征赋》《东征赋》等诗赋三百篇。
其次，他是个不错的传记作家，著有《竹林名士传》，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以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以裴楷、乐广、王衍、庾顗、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
以上划分影响甚深。
此外，他还写有《三国名臣颂》，其中有此警句：“詹荒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对于三国时代的群星，他的评价是：“莘莘众贤，千载一遇！”
第三，他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撰有《后汉纪》，与范晔的《后汉书》并称东汉两大史书。
最后，他还是位玄学家，写有《周易谱》，主张儒道互补的玄学思想，强调儒家名教应去伪存真。他反对“越”自然，而主张“顺”自然。
在当时，袁宏就被公认为一代文宗了。
事情也来了。
袁宏曾作《东征赋》，在赋的最后列出了永嘉之乱后渡江南下的诸名士的名字，但唯独没有桓温的父亲桓彝。
袁宏的同事伏滔提醒袁宏：“老兄，我们现在都在桓大司马帐下工作，你写赋赞美过江诸人，为什么单单不提其父？这样不太好吧！”
袁宏笑而不答。
桓温知道此事后，郁闷了好几天。一个午后，他玩了一个小计策，叫了几个部下去郊游，里面当然有袁宏。
东晋郊野，杂花生树，大家围坐一起，在暖阳下饮酒唱歌，惬意非常。
渐至黄昏，大家返城，于路上，桓温悄悄叫人把袁宏拉过来，与他坐同一辆车，趁着酒劲问袁宏：“听说你写了篇东西……”
袁宏：“《东征赋》。”
桓温：“对，《东征赋》，里面谈到很多渡江名士，但为何唯独不提我父亲的名字？”
袁宏：“谈论伯父，我不敢擅言啊。”
桓温：“如果非要说的话，你想用什么词语形容我父亲？”
袁宏的原话是：“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也！”已盖过对其他人的评价了。
桓温听后拉着袁宏的手，潸然泪下。
大司马的父亲桓彝，一代贤良，东晋初年，死于苏峻之乱。
袁宏既负文名，才思又敏，谢安曾一试。谢安为扬州刺史，袁宏出任东阳太守，临别之时，群贤皆至，谢安一手拉着袁宏，一手从侍从那里取来一把扇子，以作临别之物。
袁宏打开扇子，轻摇了两下，说：“谢公执政，当发扬仁风，安抚百姓，使他们有平安愉快的生活。”
离开谢尚参军一职后，袁宏一度在建康小住，随即调任安南将军谢奉的书记官，时间应在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夏天。
那大约是一个微风徐吹的黄昏，袁宏离开建康赴任，京城的朋友为他饯行。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落日途中的送别总是伤感的，朋友们把袁宏送至濑乡古道，也就是今天南京附近的江浦，于一处蔓草萋萋的亭驿旁，大家拱手道别。
袁宏望着眼前的茫茫江山，心有所思：人活于世，生命苦短，金戈铁马，一世枭雄，自然能纵横一时，只是这江山万里，时间太过匆忙，千年后又去何处寻找英雄足迹？那就做个写作者吧，不遗箭镞而留文字于后世。
袁宏记得当初桓温命自己写《北征赋》，作成后，展示与众人看，众人都称赞不已。
当时，桓温幕府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即王导之孙王珣在座，说了句：“我觉得似乎还少一句，若以‘写’字结尾为韵，那便更好了。”袁宏当时挥笔而就：“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了。
现在，袁宏上马而去，奔驰而去，消失在晋代的山水间……
会稽仙境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无论是清谈玄理，还是追求适意率性，都是对精神而言的，是魏晋名士向内的发现，而向外的探寻则是发现了山川之美。
本条中的顾长康即顾恺之。恺之小名虎头，江苏晋陵（今常州焦溪）人，当然是东晋最负盛名的画家了。
最初，顾恺之为桓温的参军，并一度跟随殷仲堪，后迁散骑常侍。
对于桓温，顾恺之是非常有感情的：“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顾恺之以“画绝”、“才绝”、“痴绝”而著称于世，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桓温在时，顾恺之为参军，二人互相欣赏，顾甚至有此感叹：桓公一去，再无雄杰。
东晋后期，一个深秋的日子，已官至散骑常侍的顾恺之路过桓温墓，看到荒草蔓至天涯，回想起当年在枭雄幕府中的岁月，不禁百感交集。
忧伤中，他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多年前，他还年轻，当时桓温扩建江陵城，整修完毕，邀四方名士出汉江口，饮酒楼船以贺。
回望壮丽的江陵，桓温起身站于船头，江风呼啸，枭雄大声道：“谁如果能形容一下江陵城，自有奖赏！”
恺之在座，大声说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
桓温抚掌大笑，声扬汉江，枭雄喜欢这气势壮丽之句，当即将两个美女赐予顾恺之，并邀其入幕。
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桓温已经带着难以说出的遗憾作古。
想起这一切，顾恺之突然悲从心来，吟句成诗：“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与其说这是顾对桓的感情，不如说这是他对一代枭雄的人生境遇的感慨。
后来有人问顾，你这样推崇桓温，能不能把当时在他墓前哭泣的样子形容一下？顾说：“鼻涕如北风疾劲，泪水如大河决口。”
虽然这鼻涕眼泪比较夸张，但由于顾对桓温是真有感情，所以倒也不让人讨厌。
桓温晚年有篡位之心，一些传统的士人多不愿提及他；若说了，也多是贬多于褒。顾恺之不然，越世俗观念而独赏之，这种超越了所谓忠臣观念而对雄杰高迈的力量美本身的激赏，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
当然，顾恺之留名于后世，还是因为他的画。
谢安认为顾的作品神韵空前，所谓“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顾恺之首先是一个人物画家，曾作我们熟悉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其次是一个山水画家，更是开了一代风气，他的《雪霁望五老峰图》被认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处女作。
当然，真迹现都已失传，现存的都是后人的摹本。
顾恺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山水画的鼻祖，与他对山水之美的欣赏有着密切关系。
孙绰为庾亮参军时，诸贤共游白石山，当时卫君长在座，孙绰有此言：“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由此可见，在东晋人心目中，若无欣赏山水与自然之美的心灵，是不会有好作品的。
于顾恺之来说也是这样。
东晋时，东南山水最美处为会稽郡，即今天的浙江绍兴，治所在山阴县，可以说是京城建康（南京）的后花园，一如当年山阳之于洛阳，而奇山秀水更美。这也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名士不愿在京城待着而来这里居住的原因。
顾恺之虽未定居会稽郡，但却总往那里跑。
东晋人之所以留意到山水之美，首先在于向内发现了心灵的自由，原来它是可以摆脱儒家名教的世俗束缚的。心灵一旦自由，便有了体验自然之美的条件和欲望。秀美的山水则反作用于人的心灵世界，使之更为自由高迈、超拔于尘世。
东晋人爱慕山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心灵（自由之虚）—山水（自由之实）—心灵（超脱之虚，所谓玄远之境）。
顾恺之从会稽返回建康，有朋友问：你有事没事就去会稽，那里山河如何美丽？让我们再听一次顾的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东晋人爱会稽，乃至如此。
再看王献之对会稽首府山阴县的印象：
王献之，王羲之之子。他和哥哥王徽之，在诸兄弟中最知名。有一次，两兄弟去拜访谢安，哥哥徽之话很多，献之则多沉默，后有人问谢安，谁更优秀，谢判定献之最佳。
献之性格内向，为人矜持。由于出身豪门，不怎么爱说话的他，官也做到了中书令，即宰相了；又娶了皇帝的女儿，内秀的献之，仕途应该说是挺不错的。
虽然位处高官，但献之无心政治。
他喜欢书法，喜欢写字，他的志向是要超过爹爹。
后来，他可能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曾手书一篇，成千古绝唱。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比你父亲怎么样？”
献之：“应该是不一样的。”有胜出之意。
谢安：“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
献之轻轻道：“他们懂什么。”
由此可见，小王在书法上是颇为自信的。
人生在世，应有一长处，进一步可成为事业，退一步可养家糊口。当然对献之来说，事情简单得多，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他写书法仅仅是因为爱好。
献之的爹爹羲之长期为会稽内史，献之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会稽度过的。
山阴县为会稽郡治所，山川环抱，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春的那次名动千古的兰亭聚会，更是使其名扬四海。
走在山阴的道路上，左右相望，湖光山色，相互映照，使人应接不暇。
献之，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原话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魏晋名士都以老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看眼前的世界，但终有细微的差别。
魏晋并称，时代风尚仍有不同；两晋同列，西晋和东晋自有分别。拿对山水的态度来说，虽然曹魏和西晋名士已经注意到它与内心奇妙的关系，但到了东晋时才形成山水审美之游的风尚，并由兰亭名士完成精神史上这最简约也最浓郁的一笔。
面对秀美的山川自然，东晋名士主动去欣赏它、爱惜它、赞美它。他们由心灵之虚到山水之实，再由山水之实入虚，最后进入形超神越的玄远之境。
当然，东晋人对山水审美的觉醒跟王朝从中原故土迁移到山水秀丽的江南也有直接关系。这也许是东晋这个王朝于忧伤中的意外收获吧。
最早的背包客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晋室迁东南。东南多明山秀水，所以中国古代的名士，从东晋时代起，第一次有了主动欣赏和畅游山水的愿望，代表人物是谢安、王羲之、孙统、许询、谢灵运。其中，只有许询没有出仕，他最终成为一名职业隐士和山水漫游者。
本条中的许掾即许询。
许询，字玄度，高阳（今河北蠡县）人，其父跟随晋元帝渡江，本人则成长于会稽。
许询生活在东晋中期，无意为官，只爱山水，经常拄着竹杖登高爬低，游荡在晋代的名山大川。许询腿脚特别利索，所以时人这样说道：“先生不仅有高远的情趣，而且还有能体验这种情趣的强健的身体。”
许询与孙绰齐名，是东晋玄言诗的主要代表。《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
许询又与刘惔有深厚的友谊，并与王羲之、谢安、殷浩、司马昱、支遁等名士交游。
刘惔为东晋第一狂人，但最尊崇许询。许询曾来首都建康旅行，住在馆驿，刘惔每日前往探视交谈，自嘲道：“许玄度来，我成轻薄京尹！”
后来有人问刘惔，许询这人如何，刘答：“超过了传说的那样。”
及至许询离去，刘惔仍念念不忘，说：“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许询又曾与会稽王司马昱于风清月朗之夜共坐室中清谈，其辞清婉高远，更过平日，司马昱为其才情倾倒，听得入迷，不知不觉中造膝叉手，称其“妙绝时人”。
许询精通玄学，清谈口才又好：“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於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由此可见许询的清谈功夫确实厉害，即使后来持王苟子之理而辩，仍是胜了（当时的清谈，重点已不在“理”上，而注重辩论人的口才本身）。
在那个时代，已形成一个惯例：你越隐居，朝廷越征你做官；你越隐居，名气就越大。许询也是如此。
隐居会稽山阴的日子，朝廷的征召就没断过，许询只好迁徙到永兴。
当时的隐士是非常注重寓所的环境美的。比如名僧康僧渊，在豫章隐居，按《世说新语》里的原话：“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环境美到极致。
许询比康僧渊更厉害。
居住地方更为自然原生态，哪儿呢？“幽穴中”。
以石岩为居所，以花木为藩篱，“萧然自致”（据说这正是浙江萧山地名的由来）。
在那个时代，朝廷里的权贵们有个爱好：喜欢资助隐士们。许询幽居永兴的时候，便不时接到高官们的资助。
有人讽刺许询：“我听说上古时代隐居箕山的许由不是你这个样子！”
许询笑道：“他们送我的那些玩意儿比起天子的宝座来说真不算个东西（古时尧帝欲将自己的天子之位让给许由）！”
在前人看来，隐居必须清贫，只有这样才有高远的情趣，怎么能够接受别人的资助？但在许询看来不是这样的，他认为隐居和接受别人的资助并不矛盾。这也是东晋名士在隐居观上特立独行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隐士都是这样旷达。
看另一则：“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说的是，侍中张玄从京城建康乘船到江陵桓冲那儿出差，路经阳歧村，见一人背着半笼鲜鱼径直来到船前：“我这儿有点鱼，想借你们船上的刀具切作鱼片。”
张玄见此人气质不凡，便叫人将船靠岸，迎其登船，问其姓名。
对方答道：“刘遗民是也。”
张玄素闻其名，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于是殷切款待。
刘遗民直问：“谢安、王坦之他们还好吧？！”
张玄欲留其交谈，但遗民并无停留之意，等鱼片切好了，便下船而去，张玄在身后紧追。至刘家后，遗民什么也没说，设浊酒与张共饮，不一会儿，便又起身：“现在正是砍芦荻的季节，不能把这事耽误了。”
刘遗民，江苏徐州人，曾为柴桑令，其趣高远，后辞官归于山林，与另一名著名隐士刘驎之共栖阳歧村；又与陶渊明、周续之并称“浔阳三隐”。遗民尤信佛，后上庐山十五年，与东林寺慧远大师共习佛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
继续说许询许玄度。
魏晋时期多隐士，高逸山林，具体而言又分以下几种类型：先隐后仕（如谢安），先仕后隐（如阮裕、王羲之、陶渊明），自始至终而隐（如许询、戴逵）。作为中国第一个职业旅行家，浙江的山水都留下了许询的足迹。当然，从旅行家的角度来说，许询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刘惔评孙绰的哥哥孙统：“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又，孔愉少有隐逸之志，四十余岁始为官。未仕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
无论是孙统，还是孔愉，或是许询，都为秀丽的山水所征服，久久地徜徉在无尽的景色中，那景色不仅给予他们怡然的情趣，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
许询晚年的时候，从永兴迁徙到剡县，最后他长眠于明山秀水中。
岩高白云屯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谢安死的那一年（公元385年），其侄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出生。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他是魏晋风度的彻底终结者。此外，他还是户外运动爱好者，顺便还做了把发明家，搞了一种登山时很方便的鞋子。
谢灵运一生矛盾，这表现在他喜欢戴的一种带曲柄斗笠上。
谢灵运出身华丽家族，天生具有优越感，袭封康乐公，门第高贵而又深具才情，所谓天下有才一石，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谢灵运生活奢华，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创造了不少新款，引得人们纷纷效仿，算得上是当时时尚界的代言人了。
但是，他成年时，魏晋门阀政治已至末路，所以自负高贵的他只能先后在北府兵将领刘毅、刘裕这样的武夫帐中做事。
公元420年，东晋政权终于被刘裕夺取，后者出身寒微，建立宋政权后，重尊儒术，并对二百年放诞不羁的世家大族进行打击。
谢灵运出身谢家，身上留有魏晋放诞不羁的习气，朝廷不予重用，仕途上失意，使其常怀愤愤之情，把酒写诗，纵情山水，聚众宴游，消耗着自己华丽的生命。
庐山是谢灵运的生命小站。
那还是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春的时候，当时北府兵将领刘毅在与刘裕的争斗中失败自杀，作为前者的幕僚，初次经历刀光剑影的谢灵运从江陵匆忙返回建康，途经庐山时与东林寺高僧慧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此时慧远大师已年近八旬，谢灵运只有二十七岁。
在庐山，大师对小谢进行了一番点拨：若有高逸之心，何搅于俗世？于俗世中傲然，哪比得这山中一草一石？
谢灵运怅然若失。
只是他心有不甘，以他的家族背景和自身的才华，怎能无为？
在后来的日子里，谢灵运转入刘裕阵营，为其世子的幕僚，并一度前往彭城劳军，慰问刘裕。
这时候谢灵运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
在骨子里，他无论如何是看不起这些出身寒微的武夫的。但是，在当时，要想让自己于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延续谢家的荣耀，还必须依靠他们。
世道变了。
当年，桓温幕中的那些名士，可以指着桓的鼻子戏谑而亲切地称其“老贼”，但现在不行了，在新枭雄刘裕面前你再这样叫一个试试？
刘裕代晋建宋后，南北朝时期开始，谢灵运并没捞到什么，还被降为康乐侯。
宋少帝与宋文帝皇权更迭时，谢灵运被卷入其中，后被当政权臣贬为永嘉太守。政治上的失意，却导致了六朝时代一个优秀诗人的诞生。
晋时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奇山异水，秀甲东南，美好的风景激发了谢灵运写诗的欲望，居然一发而不可收。
在永嘉的日子里，谢灵运无为而治。
作为一郡太守，他天天游荡于山水间，在这里写下了中国山水诗最初的杰作《登池上楼》。此外，他还发明了一种便于登山的“谢公屐”。（后来，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这样写道：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为官永嘉的日子很短暂，随后他辞职隐居于会稽，一度有终老之意。
其间与隐士孔淳之等人交游。谢喜欢戴有曲柄的斗笠，斗笠是隐士的打扮，而曲柄则是高官的象征，两者自是矛盾，于是有一次孔淳之就问：“君以清高自居，却又为什么不能忘记宫阙下的官位？”
谢回答：“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此典故源于《庄子》：有畏影恶迹的人，欲远离影迹，于是狂奔，但越奔足迹越多，影子更是难离于身。谢的意思是说：未曾忘怀的，未必是我而是你吧！
孔、谢一起大笑。孔淳之笑得畅然，他终身未仕；而谢灵运虽反问住了孔，但笑得比较勉强。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征召谢灵运出山为侍中，在犹豫良久后，他还是答应了。
他想要什么呢？建康的荣华？难道他还不厌倦吗？为官建康的日子，他依旧旅行不辍，让皇帝几十天几十天地见不着他面，而他又不向皇帝请假。
这事就有点过了。
最后，被大臣弹劾去官。谢灵运再次东归会稽，游心更甚，动不动地就带着仆从数百人，漫游荒野，翻山越岭。
有一次，他带数百人，伐木开路，一直到了临海郡。当地官员以为来了贼人，严阵以待，结果发现是谢灵运的旅行团。
谢灵运的做法让会稽太守孟顗甚为头疼。前者颇为谢灵运所轻，有一次他曾对信奉佛教的孟太守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灵运后！”
孟太守听完差点没气死。
又有一天，谢灵运正与一干人在会稽的千秋亭饮酒，想起这些年的境遇，已变成老谢的他不禁百感交集，酒喝高处，裸体狂呼。此时，孟太守正路过，便派人劝说：你们小点声好不好？这一下子激怒了谢灵运：“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嘴，我在这儿喊，关你何事？！”
有麻烦了。
当时孟太守没说什么，只是脸色有点发紫，但回去后便向建康发去密报，给谢灵运网罗了一堆罪名。为此，谢灵运只好亲赴宋文帝那儿解释。命运的传奇就在于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而之所以环环相扣，于本质上还是性格使然。
皇帝不想让谢再回会稽了，便授予他临川内史的新官职，让其前往江西。
到了临川后，谢灵运遨游依旧，于是再次被弹劾。可能是闹大了，有司还欲将其逮捕，谢灵运激动之下有反抗的举动，终于被擒，流放广州，后以“谋逆罪”处斩。
谢灵运的山水诗悄悄扭转了魏晋以来的玄言诗，虽有句无篇，但在片段里已给人清新的山野气息，对后世影响巨大。谢灵运从会稽到永嘉的漫游之旅，到了唐朝更是引起诗人们的狂热追捧，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相继踏着他的足迹寻找六朝的烟云。
那是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谢灵运在调任临川内史的路上，再上庐山。此时慧远大师已逝，但余音尤绕，上山者伤感不已。本来，他有机会栖逸于这大山中，度过自己人生最后的岁月。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如山下的漫漫江水，拐了一个弯。
在前往临川的江船中，诗人思绪万千、进退失据，写下了著名《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穴，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谢灵运仿佛岩上的白云，孤傲得不合时宜。
谢灵运不是政客，仕途艰难，曾想进入权力的核心，但终于无为。他只有一个华丽的背景，而时代已经变了。他是一个背包客，喜欢在六朝的山水间跋涉；他只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诗人。如此而已。
兰亭烟树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如果说先秦时代士人的精神地标还没固定下来，游士们只是处于“在路上”的状态，那么到了汉朝，这种地标开始出现：先是西汉都城长安（西安），然后是东汉都城洛阳，接下来是魏国河内郡山阳县，那里有一片神奇的孕育时代精神和风尚的竹林，然后又回到西晋都城洛阳，以金谷园和洛水为两个典型的地标。
随后，迁移到东晋的兰亭，也就是会稽郡的山阴县。
竹林、金谷到兰亭，这是魏晋名士所经历的精神地标。
但有一事令人费解：《世说新语》里，竟没有一条直接讲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兰亭之会。
这次聚会当然是整个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聚会，王羲之更是写下了名动千古的《兰亭集序》。《世说新语》却惜墨如金，让人颇感奇怪。最后，只发现这样一条文字提到“兰亭”，却也是从侧面讲的：有人以《兰亭集序》比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非常高兴。
那就说说兰亭故事吧。
经过了初期的动荡，到晋穆帝永和年间，东晋政权趋于稳定，名士生活更为悠闲。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古代春天的修禊日），四十多位东晋的名士应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邀请，齐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饮酒、写诗、观山、赏水……
兰亭的所在地是山阴。山阴是会稽郡的首府。
会稽也就是浙江绍兴，这里山明水秀，是东晋最美的地方，吸引了谢安、孙绰、许询、支遁、法深等名士前来栖逸，刘惔、王濛、殷浩等人也时不时地前来造访。
在这次雅集上，永嘉乱后渡江的魏晋世家差不多都到齐了：王家、谢家、袁家、羊家、郗家、庾家、桓家……
具体参与名单是：
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凝之、王玄之、王蕴之、王丰之、王肃之、王彬之、王涣之、徐丰之、曹茂之、曹礼、曹华、孙绰、孙统、孙嗣、谢安、谢万、谢瑰、谢腾、谢绎、郗昙、庾友、庾蕴、魏滂、桓伟、羊模、孔炽、后绵、刘密、虞谷、虞说、任儗、袁峤、华茂、劳夷、华耆、卞迪、丘髦、吕本、吕系。
兰亭雅集的参与名单，历来有不同说法。上面的是来自主流的说法（《兰亭考》所载《兰亭诗》以及兰亭石刻）。在另一个版本里，支遁、许询、谢尚也参加了兰亭雅集。
王隐《晋书》说：“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按照这个说法，许询、谢尚、支遁三人也参与了永和九年的雅集。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中，也有高僧支遁的名字。
当时支遁就隐居在会稽，而且跟王羲之等人交从过密，这样大的聚会，作为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不可能不邀请支遁，支遁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许询当时也在会稽，参与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谢尚就不好说了。
无论如何，建康和会稽的大批名士都参加了这次雅集。
与会者很多都是有官职的，而且不少是高官。但是，东晋旷达、清雅、飘逸、玄远的时代气质，使得这次聚会完全丧失了政治色彩。
晋人发现山水之美，确切地说是发现了会稽之美。永和九年春的聚会是山水的，同时也是内心的。
此日风和日丽，东晋的名士们宽袍大袖，偎花依草，列坐于曲折、清澈的溪流两边，有荷叶轻托酒杯，信自漂流，到了谁的跟前，谁就要现场作诗，如作诗不成，便要罚酒。
王羲之等二十六人现场写出了诗歌，王献之等十六人则没写出来，于是被罚喝酒。写出作品的二十六人共成诗三十七首，汇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据说真迹埋葬在李世民或武则天的墓中）。
如果说当年曹孟德在铜雀台上横槊赋诗，漫天星斗在上，和者如云在下，其诗篇中还有伟大的抱负不能实现的伤感，那么兰亭的忧郁完全来自人生的残山剩水。
呆看光阴，寄情山水，不做孟德之慷慨，也不做阮籍之放荡，而是追求宁静忘我的境界，这是魏晋风度在东晋永和年间的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物内心的审美追求在江南环境下的自然迁移。
这不仅是一次诗会，一次名士的燕集，还是一次春天的酒会，一次清谈的盛会，一次山水间的旅行，兰亭聚会标志着东晋文人已完全融入了山水审美。当时，孙绰说过这样的话：“明山秀水，可化心中郁结！”
现在，让我们再次阅读一下王羲之的那篇千古奇文《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羲之少与王述齐名，而颇轻后者。
王述来自太原王家，王羲之来自琅邪王家，这种不合既是个人的较量，也是两个家族的较量。
当时，名士们都爱拿两个人进行对比：“王脩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说的是，来自琅邪王氏的王胡之曾问来自太原王氏的王濛：“我们家族的临川（即王羲之，曾任临川内史），比起你们家族的宛陵（即王述，曾任宛陵县令）怎么样？”
王濛还没回答，王脩龄接着说：“逸少（王羲之）名高且贵雅。”
王濛立即道：“我家王述也不是不贵雅。”
到了晚年，王述声名日重，出任扬州刺史，成为王羲之的上司，后者得此消息，急派人赴京城要求将会稽划归越州，但没有得到朝廷批准，此事流传开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羲之深以为恨，跟儿子徽之、献之说：“我能力不比王述差，而现在他的地位却超过了我！是因为你们的才华不如王述之子王坦之的缘故吗？”
后王羲之愤而辞职，于父母墓前发誓永不为官。
这时候，王羲之大约会回忆起许多年前的一幕：“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魏晋时期，世族之间以联姻的形式互为支持，盘根错节。
西晋时，王家、羊家、裴家、阮家就互联姻缘；东晋时，王家、郗家、谢家等也是如此。太傅郗鉴在京口，遣门生带给王导一封信，求女婿。
王导说：“君往东厢房，任意选之。”
可见，在当时是先确定对方的家族，随后再确定具体人选。
门生归来对郗鉴说：“王家诸位公子郎确实都不错，听说来选女婿，一个个都挺矜持的，只有一个哥们儿坦腹东床，好像没听到这回事儿一样。”
郗公说：“就是他了！”
随后一问，其人正是王羲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王羲之也是自由不羁的。他少有令名，受大将军王敦的喜爱，曾对羲之说：“你是我王家佳子弟，当不会比阮裕差！”
时人更是称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羲之曾为庾亮部下，后者称：“逸少（羲之）国举！”也就是国家应该推荐的人才。
现在，王羲之在仕途上并不得意。
于是，从那以后他就完全辞官，游于林野，或登山远足，或攀岩采药，徜徉在幽谷高峰，每每忘归而叹道：“我卒当以乐死！”
多年后，南北朝画家宗炳追慕王羲之的生活方式，而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这是王羲之在中国士人内心深处所开辟的山水之路。
公元361年，一代书圣就真的在山水间快乐地死去了。
王羲之死后，兰亭的时光终于不再悠然缓慢。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一切都加速了。战后再过两年，谢安死，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大幕即将落下。
公元420年，起身于寒族的武人刘裕灭东晋，开始重新恢复皇权政治和儒家传统，换句话说，开始给士人重新戴上紧箍咒。虽然魏晋南北朝统称，名家士族在南朝也仍受尊重，但实际上南朝与魏晋，已经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时代。
从竹林到兰亭，一个时代，慢慢合上了自己的书册。
在当下的时代，我们追寻魏晋，是因为那一代名士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性情率真、爱惜自我，他们高旷美好的品格，透过千年的时光震撼着我们的内心。我们追慕，是因为我们缺乏我们迷失并准备在污浊中继续执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怀念，是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拥有远远比我们纯粹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