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秋天，我在法国最南部的地方旅行，沿路来到了离某座疗养院或称私家疯人院几英里处的地方。这座疯人院我在巴黎常听医学界的朋友讲起。我从来没去过这样的地方，便决定不能放弃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我向旅伴(我几天前偶尔遇上的一位先生)建议多花上个把钟头的时间，到那地方去看看。对此他表示反对——先是说时间来不及了，随后又说他一看见精神病人就恐惧得不得了，这倒也十分自然。不过，他倒是竭力劝我不要因为客气而使自己无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还说他会骑着马慢慢地继续往前走，好让我能在当天——最多是第二天——就赶上他。他正和我告别时，我想起了要进那所疯人院可能不太容易，并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他。他回答说，事实上，我要是对院长马亚德先生不熟悉，或没有推荐信一类的证明文件，就很难了，因为这种私家疯人院的规矩比公共医院的要严格得多。他又说，就他而言，他几年前就和马亚德熟识了，很乐意陪我策马走到疗养院的大门口并为我引见，尽管他自己对精神病的感觉使他无法走进那样的地方。
我谢过他，然后我们离开大路，走上了一条长满青草的小径，走上约半小时，小径便隐没在覆盖着山坡下部的茂密的林子里了。穿过阴冷的树丛，我们又走了约两英里，疗养院便映入了眼帘。那是一座造型奇异的古堡，相当的荒废，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很难住人。这副景象使我感到极为恐惧，我一拉缰绳，差不多想转身回去了。然而，我立刻就为自己这样的软弱感到羞愧，继续往前走去。
当我们往大门走去时，我注意到门微微地开着一条缝，还有一张人脸在从里往外窥视。那人立刻走上前来，喊着我旅伴的名字，热情地和他握手，招呼他下马。那就是马亚德先生本人。那是位身材健壮、相貌英俊的老派绅士，举止文雅，一脸的庄重、尊严和权威，让人印象深刻。
我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对方，告诉他我想参观这座疗养院，马亚德先生表示会尽力满足我的愿望。于是，这位朋友便告辞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走后，院长把我领进了一间面积不大却极其整洁的会客厅，客厅里除了其他表明主人品位的摆设之外，还摆放着书籍、绘画、瓶花和乐器。壁炉里火焰在欢快地跳动着。钢琴边坐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正唱着贝利尼歌剧里的一首曲子。见我走进去时，她停下歌唱，十分优雅地向我致意。她声音不高，整个举止显得有点压抑。我觉得她脸上的神情里看得出忧伤的痕迹，而且脸色也是极其苍白，尽管我喜欢这样的苍白而并没因此觉得不快。她一身黑色打扮，我心中荡起了一股复杂的情绪，有尊敬，有好奇，还有仰慕。
我在巴黎时听说，马亚德先生的疗养院是按俗话称之为“抚慰疗法”的原则来管理的——就是说，不使用任何惩罚，连关禁闭的都很少，而病人看上去有相当的自由，只是在暗中受到监视，其中大多数人甚至得到允许，可以穿着正常人平时穿的服装在屋子周围四处走动。
我心里想着这些事情，在这位年轻女士面前说话便多了分谨慎，因为我拿不准她的头脑是否正常；事实上，她眼睛里闪烁着某种不安的亮光，使我有点觉得她脑子好像是有问题的。因此，我的应答仅限于一般话题，仅限于那些我觉得即使连精神病人也不会不快或激动起来的话题。对我说的一切，她都以完全理智的方式作了回答，甚至连她自己说的意思都显示出十分正常的理智。但是我对癫狂症有着长期的研究，绝不会轻信这种精神正常的迹象，于是我在整个交谈中一直像开始时那样小心翼翼。
不一会儿，一个身穿制服的伶俐的男仆走了进来，他托着一盘水果、红酒和其他小吃，我便享用了起来，那女子不久就离开了房间。等她离去后，我用征询的目光朝主人看看。
“不是，”他说道，“哦，不是的——是我家庭成员之一——我的侄女，一个极其多才多艺的女人。”
“我为自己的怀疑向你一千遍地道歉，”我回答道，“不过你肯定会原谅我的。你这里出色的管理工作在巴黎很有名气，所以刚才我以为有可能是，你知道的——”
“对的对的——请别再说了——其实我倒应该感谢你刚才表现出的值得赞扬的谨慎。我们很少看见年轻人能这样预先考虑周到的。而由于访客考虑欠周导致发生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在这里已发生不止一次了。我在实行先前的疗法时，允许病人有权自由来回走动，结果，他们经常受到前来查访的客人随意举动的刺激而变得暴躁狂怒，十分危险。因此我只好实施严格的隔离疗法，凡是我不信任其判断能力的人，一概不准进入这个地方。”
“你实行先前的疗法时！”我重复着他的话说道——“难道你是说，我听那么多人说起的‘抚慰疗法’已经不再实行啦？”
“我们决定永久终止那项疗法，”他回答道，“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星期了。”
“是吗？你太让我吃惊了！”
“先生，”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发现绝对有必要回到原来的做法上去。抚慰疗法在任何时候都极其危险，而它的好处却被人夸大了。先生，我相信，抚慰疗法在这所疗养院里得到了公正的试行。我们按人之常理尽了一切努力。很可惜你没能早一点来这里参观，不然的话你自己就能下结论了。不过，我看你对抚慰疗法——对它的细节——倒是挺熟悉的。”
“并不全熟悉。我所听到的，已经是三手或四手的消息了。”
“那么我可以这么讲，从总体上看，这一疗法就是让病人来掌管家庭事务——对他们言听计从。我们对疯子脑袋里冒出的任何妄想都不加制止。相反，我们不仅放纵而且鼓励这样的妄想；就这样，我们永久治好了许多病人。最能影响疯子那微弱的理智的就是归谬法。例如，有病人把自己妄想成鸡。而治疗方法就是，坚持把这一妄想认为是事实——指责病人，说他没有把这看成是事实有多么的愚蠢——并因此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除了鸡食之外什么别的食物都不向他提供。就这样，几把玉米几颗沙砾就能创造出奇迹。”
“但是，这种迁就就是安抚的全部吗？”
“当然不是。我们深信一些简单形式的娱乐活动，比如音乐演奏，跳舞，普通的体育锻炼，玩牌，阅读某些书籍，等等。我们假装是在为每个病人治疗普通的身体疾病，从来不使用‘疯癫’这个字眼。关键的一点就是让每个疯子去监视所有其他疯子的行动。使疯子对自己的理解力或辨别力重新产生信心，就是使他重新获得身心健康。这样，我们就省下了一大笔雇请监护人员的费用。”
“你们那时不使用任何惩罚手段？”
“不用。”
“你们从来不把病人禁闭起来？”
“极少。偶尔，也有病人的病情变得很危险，或突然爆发出狂怒，我们便把他送到密室去，以防他的发作影响到其他病人，我们把他关在那里，直到能让他回到自己的朋友中去——因为对这种发狂的病人我们无计可施。这样的人通常都被转送到公共医院去。”
“你现在把这一切都改了——而你觉得改了更好？”
“那还用说。那套疗法自有其缺陷，甚至还有危险。幸运的是，现在法国所有的疗养院都不采用这套疗法了。”
“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太吃惊了，”我说道，“因为我能肯定，目前在法国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治疗狂想症病人的方法。”
“朋友，你还年轻，”主人回答道，“不过总有一天你能学会自己做出判断，看看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而不去相信别人的胡言乱语。道听途说的一概不信，亲眼所见的也只能半信半疑。说到我这所疗养院，很明显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在蒙骗你。好吧，晚饭之后，等你完全从鞍马劳顿中休息过来了，我很高兴来领你到疗养院楼里去看看，向你介绍一套疗法，在我看来，在所有目睹了实行这套疗法后的结果的人看来，它都无可比拟地是最为有效的。”
“是你自己的？”我探问道——“是你自己发明的？”
“我很自豪地承认，是的，”他回答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就这样，我和马亚德先生聊了一两个小时，其间他还带我去参观了这里的花园和温室。
“现在我还不能让你见我的病人，”他说道，“对敏感的人来说，看见那样的人多少总会受到点刺激，我不想因此坏了你晚餐的胃口。我们要好好地吃顿晚餐。我可以请你尝尝梅勒沃尔特小牛肉，配上酱汁花椰菜——之后，来一杯伏涅沃葡萄酒，这样，你的情绪就能完全平稳下来了。”
六点钟，来人说晚餐准备好了，主人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餐厅，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总共有二十五到三十人的样子。一眼看去，都是些有地位的人——肯定是出身名门，只是我发现，他们的着装过于华丽，有点过分地模仿旧时宫廷浮华的风格。我注意到，客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女宾，其中有些人的穿着打扮却与眼下巴黎人心目中的好品味相去甚远。例如，许多女客的年龄肯定不在七十岁以下，却戴着大串大串的珠宝首饰，戒指啦，耳环啦，手镯啦，等等，还毫不羞怯地穿得袒胸露臂的。我还注意到，她们身上的服装很少有做工精良的，或者说，至少是很不合体。我向四下看看，看见了马亚德先生在客厅里给我介绍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姑娘，但是我吃惊地发现她腰间围着鲸骨裙撑，脚蹬一双高跟皮鞋，头戴一顶脏兮兮的布鲁塞尔花边帽，那帽子太大，相形之下她的脸小得十分滑稽。而我之前看见她时，她还是一身丧服，十分得体。简而言之，所有人的穿着都显得有点怪异，这首先就让我重新想到了“抚慰疗法”，觉得莫非是马亚德先生有意要瞒我瞒到晚饭之后，以免我在晚餐时发现和一群疯子一起吃饭而感到忐忑不安。但是我记起来在巴黎时有人告诉过我，说那些南方佬都有点古怪脾气，还有一大堆古旧的念头。不过，和几位宾客略作交谈后，我立刻彻底打消了这样的疑虑。
餐厅本身尽管相当宽敞舒适，却谈不上有什么堂皇的气派。比如，地上并没有铺地毯，当然啦，在法国，人们经常不铺地毯。窗户上也没挂窗帘，窗百叶关着，还用铁条横着把它紧紧扣住，就像通常店铺里的门那样。我注意到，这房间本身是古堡的一翼，因此，窗在这平行四边形的三边，门就在另一边。窗的总数不下十面。
餐桌摆放得极为堂皇。满桌的碗碟，满桌的美食。桌上堆着的简直像是野蛮人的盛宴。放着的肉食足够让亚衲族人[1]饱餐一顿。我这一生还从没见如此浪费美食佳肴的。然而，碗碟摆放的方式却似乎少了点品位，我那双习惯了比较柔和光线的眼睛，被无数根蜡烛上燃烧着的亮光刺得难受极了，那些插在银制烛台上的蜡烛放在桌子上，放在房间各个角落里，只要有空间的地方都放着。几个殷勤的仆人忙着招待宾客，屋里远端的一张大桌子边，坐着七八个人，有拉提琴的，有吹横笛的，有吹长号的，还有打鼓的。这几个家伙在晚餐中间不时地弄出些他们觉得是音乐的噪音，让我很是难受。不过他们的举动似乎让其他所有参加晚宴的人都很开心。
总的来说，我没法不感觉到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古怪离奇——不过，这世界上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各种各样，风俗习惯也各种各样。我跑的地方也不少了，对任何事情都已见怪不怪。于是我镇定自若地在主人右边坐下，由于胃口很好，便尽情享用起眼前的丰盛大餐来。
席间的交谈众人颇有兴致，谈的都是些通常的话题。和平时一样，女士们的话最多。我很快就发现，差不多所有的来宾都受过良好教育，而我的主人则更是满腹的奇闻轶事。他似乎很乐意提及自己是疗养院院长一事，而使我惊奇的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喜欢疯子这个话题。众人讲了好几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讲的都是关于病人反复无常的怪脾气。
“我们这里曾经有个家伙，”坐在我右边的一个胖胖的小个子先生说道，“那家伙把自己妄想成一只茶壶。顺便说说，疯子经常想出这样的怪念头，这难道不是极为特殊的现象吗？在法国，没有一家疯人院里没有几个人肉茶壶的。可我们的这位先生啊，是一把不列颠合金壶，每天早晨都用鹿皮和铅粉把自己擦得锃亮。”
“还有呐，”坐在正对面的一个高个子说道，“不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家伙，硬是认为自己是一头驴——当然啦，你们会说，从比喻上看这相当准确。他可是个很惹麻烦的病人，我们费了好大事才让他不乱说乱动。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只吃蓟草，于是，我们就只给他吃蓟草，别的什么都不给，很快就治好了他的这个怪念头。可是，他立刻开始不停地往后踢腿——这样——这样——”
“德科克先生！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好不好！”坐在说话人隔壁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打断了他的话。“请把脚放老实一点！看你把我的织锦缎子都弄脏了！请问，有必要真这样踢几脚来说明你的意思吗？用不着你这么做，这里的这位朋友也能明白你的意思的。照我说，你和那个把自己想象成驴子的家伙也差不多都是头蠢驴了。我发誓，你的腿踢得还真的很自然呢。”
“对不起！小姐！” 遭到训斥的德科克先生回答道，“万分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拉普拉斯小姐——德科克先生愿意荣幸地陪您喝酒。”
说着，德科克先生弯腰深深地鞠了个躬，很有礼貌地吻了她的手，便和拉普拉斯小姐一起喝了酒。
“现在，我的朋友，”这时马亚德先生对我说道，“请允许我为你夹一片梅勒沃尔特小牛肉——你会发现它特别好吃。”
就在这时候，三个壮实的侍者把一个巨大的盘子——或者说是大木盘——稳稳地放在了桌上，我觉得盘子上放着的一定是那种“可怕的、变形的、巨大的瞎眼怪物”[2]。然而仔细一看，那不过是一只整烤的小牛，它四腿曲跪着，嘴里还塞着只苹果，很像英国人整烤野兔的方式。
“谢谢，不了，”我回答道，“说实话，我不大爱吃小牛肉——是什么小牛肉来着？——我吃了胃会不舒服。我还是换个盘子，尝一点野兔肉吧。”
桌子上有好几盘配菜，上面放着的看起来像是通常的法式烤兔肉——一种美味佳肴，我建议各位尝尝。
“皮埃尔，”主人大声叫道，“给这位先生换盘，给他从边上切一片猫兔肉。”
“什么什么？”我问道。
“猫兔肉。”
“哎呀，谢谢了——我想还是不要了。我还是自己来几片火腿吧。”
我暗想，在这些乡下人的餐桌上，谁知道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我才不吃他们的猫兔肉——而且，也决不会碰那个猫兔肉。
“还有，”饭桌另一头的一个脸色像死人般苍白的人接着刚才被打断的话头说道，“——还有，除了那些怪事之外，我们还有过这么一个病人，他曾经执拗地说自己是科多瓦奶酪，整天拿着把小刀跑来跑去，要朋友从他腿肚子上削一小片去尝尝。”
“他绝对是一个大傻瓜，”有人插了进来，“但是和那个家伙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人我们大家都认识，除了这位陌生的先生。我说的那个家伙，把自己当成一瓶香槟酒，经常发出砰啊嘶的声音，就像这样。”
说着，那家伙很没礼貌地——我是这么想的——把右手拇指顶在左腮帮上，猛地往后一抽，发出一声很像瓶塞拉出来时的砰的一声，然后，舌头灵巧地在牙齿上移动着，发出了尖利的嘶嘶声，模仿香槟冒着气泡倒出来的声音，就这么做了好几分钟。我清楚地看到，这一举动让马亚德先生感到十分不快，但他什么都没说，话题被一个戴着一顶大假发的极瘦的小个子男人接了过去。
“还有一个呆子，”他说道，“把自己错当成青蛙，不过说来也是，他还真像。先生，很可惜你没能亲眼看见，”——这话他是对我说的——“他做出的那副自在自如的样子，真得让你大大的开心一番。先生，如果说那家伙不是只青蛙，那我只能说太可惜了。他发出的叫声是这样的——咕——咕！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降B调；每当他喝完一两杯酒，这样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时，就张开嘴巴，这样，眼珠子往上翻，这样，飞快地眨着，这样。咳，先生，我敢说，您肯定会对这样的天才惊叹不已的。”
“肯定会的，”我说道。
“还有呢，”又有人说道，“还有一个佩蒂·加亚德，他以为自己是一撮鼻烟，因为不能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把自己夹起来而整天闷闷不乐呢。”
“还有个儒勒·德苏利埃尔，真的，他是个特殊的天才，疯得以为自己是一只南瓜。他老缠着厨师要把他做成南瓜饼——那厨师当然十分气愤地拒绝照办。就我而言，我可决不敢说德苏利埃尔南瓜饼不可能成为一道好点心哦！”
“你太让我吃惊了！”我说着用探询的目光看着马亚德先生。
“哈哈哈！”这位先生笑了起来——“嘻嘻嘻！——咳咳咳！——呵呵呵！——唬唬唬！——真不错啊！我的贵客，我们的这位朋友可是个聪明人——一个怪才——你可不能按他字面上的意思来听哦。”
“还有呢，”宾客中又有人说，“还有布冯·勒格朗——又一个非常奇特的家伙。他因为失恋而精神失常，老以为自己长着两个脑袋。其中一个他觉得是西塞罗的头，另一个他以为是个二合一，从前额顶部到嘴巴是德摩斯梯尼，从嘴巴到下巴是布罗汉伯爵[3]。说他错了，这并非不可能，但是他却能说得你认为他是对的，因为这家伙极其能言善辩。他对雄辩演说有一种激情，忍不住地要把它表现出来。比如，他总要这样跳上餐桌，然后——然后——”
这时候，说话人身边的一位朋友按住他肩膀，冲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话，他立刻戛然而止，一屁股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去了。
“还有一个手转陀螺布拉德呐，”刚才耳语的那位朋友说道，“我管他叫手转陀螺，因为他虽然没有完全精神失常，却老是有这样的荒诞念头，觉得自己被变成了一只陀螺。你要是看见他那样地转，简直把人笑死了。他会单脚跟站立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转，就像这样——结果——”
听到这里，刚才被他耳语打断话题的那位朋友表演了完全一样的动作。
“但是，你说的那个布拉德先生可是个疯子，”一位上年纪的女士扯着嗓子说道，“至少也是个病得很重的人。请问，谁听说过人陀螺这样的东西？这太荒唐了。你们知道，儒瓦约斯太太可比他有理智得多了，尽管她也有怪念头，可那是出于常识的本能，而且让所有和她认识的人都感觉愉快。她经过深思熟虑，发现自己被意外地变成了一只公鸡，但是她的行为还是相当得体的。她奋力地拍打自己的翅膀——这样——这样——这样——至于她叫起来，可真是好听！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儒瓦约斯太太，请你注意自己的举动！”主人挺生气地打断了她的话。“要么像贵夫人那样文雅，要么就离开餐桌——你自己挑吧。”
这位女士(刚才听她描述了儒瓦约斯太太的情况，现在又听人喊她儒瓦约斯太太，这让我十分惊讶)脸刷地红到眉梢，似乎因受到批评而感到十分窘迫。她垂下头去，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另一位年轻女士接上去继续说了。她正是我在小客厅里遇见的那位美丽姑娘。
“咳，儒瓦约斯太太的确是个傻子！”她大声说道，“但不管怎么说，欧也妮·萨尔萨费特小姐的观点可是又理智得多了。她是位非常美丽的年轻姑娘，又特别地谦逊，她认为通常的衣装都很不合乎礼仪，总想用跳出衣装而不是裹进衣装的方式来打扮自己。这很容易做到的。你只要这样——然后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这样——这样——然后——”
“老天！萨尔萨费特小姐！”十几个人立刻喊了起来。“你在干什么！——住手！——够了！——是怎么做的我们看得很明白了！——住手！住手！”好几个人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不让萨尔萨费特小姐成为第二个梅迪奇家族的维纳斯。由于从古堡大厅里各处响起了一串呼喊或吼叫，这一目的十分有效也十分突然就达到了。
我的神经很受这吼叫的影响：不过我真的十分可怜其他客人。我一生中还没见过理智清醒的人被吓成这个样子。他们一个个脸色惨白，活像一具具死尸，抖索索地坐在椅子上，害怕地嘀咕着，倾听着，等着我声音再次响起。那吼叫声又来了——愈发响了些，愈发近了些——接着又响了第三次，很响很响，然后是第四次，势头明显小了。听见这吼声确实消失了，全体人群立刻恢复了原来的神情，又和之前一样兴高采烈地谈起奇闻逸事来。我壮着胆打听那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小事一桩，”马亚德先生解释说。“我们都习惯了，对此根本不在意。那些疯子不时地一起嚎叫，一个人叫引发另一个，就像夜里的狗群那样。当然啦，有时候这种联合嚎叫也会同时伴随着挣脱监禁的企图，这时候，就会有点小小的危险。”
“那你一共关着多少人？”
“目前，我们总共只关着不到十个。”
“我猜，主要是女性喽？”
“不，不——全是男的，而且我向你保证，还个个是壮汉。”
“真的吗！我一向以为，大部分精神病患者都是女性啊。”
“一般来说是这样，但并非总是如此。一段时间以前，这里有大约二十七名病人，这一数字中女性不少于十八人。不过近来，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你也看见了。”
“没错——有了很大的变化，你也看见了，”那个朝拉普拉斯小姐的小腿上狠踢过一脚的先生插进来说道。
“没错——有了很大的变化，你也看见了！”一屋子的人立刻随声附和着。
“给我住嘴，都给我住嘴！”主人极为气恼地说道。听他这么一说，全体人员立刻安静下来，死一般的寂静延续了有一分钟。至于有一位女士，更是忠实地执行了马亚德先生的命令，那长得特别的舌头吐在嘴巴外面，顺从地用双手托着，直到晚餐结束的时候。
“那位女士，”我朝马亚德先生倾过身子，低声耳语道，“刚才说话的那位女士，就是装喔喔喔的那位——我想，她不会伤人的——根本不会，是吗？”
“伤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脱口而出，“怎么——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受了一点点刺激吧？”我说着指指自己的脑袋。“我敢肯定她并没有受到特别——特别危险的刺激，是吗？”
“我的上帝！你在想些什么呀？这位女士，我特别的老朋友儒瓦约斯太太，绝对和我一样精神正常。她是有那么点古怪性格，但是你知道的，女人上了年纪——年纪很大很大的女人——多少都有点古怪的。”
“当然啦，”我说道，“当然啦——不过其他各位女士先生——”
“都是我的朋友和护理人员，”马亚德先生没让我说下去，他端坐起身子，一脸的骄傲——“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和助手。”
“什么？全都是？”我问，“那些女士也都包括在内？”
“当然包括在内，”他说道，“没有女士，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精神病护士，她们有自己的办法，她们明亮的眼睛能产生神奇的效果——有点像入了魔的蛇的目光，你知道。”
“当然啦，”我说，“当然啦！可她们的举止有点古怪，是吗？——她们有点怪异，是吗？——难道你不觉得吗？”
“古怪！——怪异！——怎么，你当真这么想？我们是南方人，是有点不拘小节——做事情有点随心所欲——享受生活，以及诸如此类的，你知道——”
“当然啦，”我说，“当然啦。”
“不过，这伏涅沃葡萄酒是有点上头，你知道——力度稍强了点——你能理解的，是吗？”
“当然啦，”我说，“当然啦。先生，顺便问一句，你是不是说，你用来取代那著名的抚慰疗法的那套方法是十分严厉的？”
“没那么回事。我们的禁闭是很严格，但是治疗方式——我是说医疗方式——比其他地方对病人施行的要更能让人接受得多。”
“而这新疗法是你发明的？”
“不全是这样。有些要点是从塔尔教授那里来的，你一定听说过他；另外，我的计划中对此还有些更改，我很乐意地承认那是根据著名的费舍先生的理论来的，如果我没说错，你一定很荣幸地和他十分熟悉吧。”
“我很不好意思地坦白，”我说道，“我此前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位的大名。”
“天呐！”主人往椅背上一靠，大声嚷了起来，双手高高举在空中。“我肯定把你的话听错了！你肯定不是想说你既没听说过博学的塔尔博士也没听说过著名的费舍教授？”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我回答道，“但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不过，我竟然没读过这两位先生的大作，他们毫无疑问是非凡之人，这真令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过后我一定把他们的著作找出来细细拜读。马亚德先生——您已经——我得承认——您真的让我感到十分羞愧！”
此话完全当真。
“别再说了，我年轻的朋友，”他按着我的手友善地说道，——“来和我一起喝一杯索特白葡萄酒。”
我们一起干了杯。全体宾客立刻也跟着干了杯。他们聊着——说着——笑着——说不完的荒唐故事——提琴嘶嘶哑哑——乐鼓咚咚咙咙——长号哇啦哇啦地像一大群法拉里斯[4]的铜牛在吼叫。这样的场景愈演愈烈，加之酒力上头，最后成了群魔乱舞的地狱。与此同时，马亚德先生和我隔着那几瓶索特酒和伏涅沃葡萄酒瓶，扯着嗓子继续交谈下去。要是用平常的声高说话，简直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下的一条鱼在哼哼，根本没人能听见。
“先生，”我冲着他的耳朵嚷道，“晚饭前你说起过抚慰疗法有危险。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他回答道，“偶尔的确会有很大的危险。疯子的脾气说来就来，据我的看法，同时也是塔尔博士和费舍教授的观点，对他们放任自由而不加看管是绝对不安全的。疯子一时也许会受到人说的那种‘抚慰’，但从根本上说，他很容易变得十分暴烈。疯子十分狡猾，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要是有什么计划，一定会相当聪明地把它隐瞒起来，而他假装神志清醒的技巧之高超，给研究人的心智的精神医学家们出了个大大的难题。真的，当疯子显得完全正常时，正是应该对他严加看管的时候。”
“但是你说的危险，亲爱的先生，在你自己的经验中——在你管理这所疯人院的经验中——你遇到过什么实际情况，使你觉得给精神病患者以自由是有危险的吗？”
“这里？——我自己的经验中？——咳，我得说，当然有啦。比如，不太久以前，就在这间疯人院里，发生了一件罕见的事情。你知道，当时正实行着‘抚慰疗法’，病人都可以随便走动。他们全都规规矩矩——可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些家伙都特别的规规矩矩，谁都能明白其中一定酝酿着什么凶恶的计划。果然，一个晴朗的早晨，看护人员发现自己手脚都给捆了起来，被扔进监房，就像他们是精神病人一样被看管起来了——被那些精神病人，他们夺过了看护人员的权力。”
“这不是真的吧！我从来没听说过如此荒唐的事情！”
“那是事实——事情的起因是有一个笨蛋——一个疯子——不知怎么的以为自己发明了一套迄今为止最好的疗法——我是说，管理精神病人的方法。我想，他是想试行一下这样的疗法，便说服了其他的病人，与他共谋推翻当时的管理疗法。”
“他真的成功了？”
“那还用问。看管的和被管的很快就换了个位。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因为疯子是自由了，但看护人员却被监禁了起来，而且——很遗憾地说——受到了颇有礼貌的待遇。”
“但是我想一定很快就发生了一场反向革命。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延续的。周围的乡村居民——来参观的人们——他们肯定会报警的。”
“那你可说错了。那反叛的头目可狡猾啦。他根本不允许人来参观——除了有一天，来了一个他根本没理由害怕的样子傻乎乎的年轻人。他让他进来参观了这个地方——就是想使生活内容丰富一点，和他开开玩笑。等把他玩弄得差不多了，就送他出去，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这些疯子统治了多长时间？”
“哦，统治了很长的时间，真的——肯定有一个月——具体有多久我也说不准。在此期间，那些疯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他们脱掉了自己的破衣服，在衣橱和首饰柜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古堡的地窖里藏满了酒，这些疯子便开怀痛饮个够。我向你保证，他们的日子过得可好着呢。”
“那管理办法呢——叛乱分子的首领实施的是什么样的管理办法？”
“咳，说到这个，我早就说过了，疯子不一定是傻子。依我看，他的管理办法比它所替代的那一套要好得多。那真是一套很好的办法——简单——便捷——一点没有麻烦——事实上它妙极了——它——”
主人话没说完，就又听得一阵大声呼喊，和早些时候打断我们谈话的那一阵完全一样。不过这一次，呼喊的人好像正迅速向我们冲来。
“天呐！”我惊叫起来——“肯定是精神病人冲出来了。”
“我看很可能是这样，”马亚德先生一脸惨白地回答道。他话音未落，窗外就传来了大声的喊叫和咒骂，情况立刻很明显，是外面有人想闯进屋子里来。有人似乎在用大槌撞门，门栓在强烈的震动下颤抖着，扭弯了。
紧接着就是一片极为可怕的混乱。使我大为惊诧的是，马亚德先生猛地躲到餐具柜下。我刚才还指望他拿出决断来呢。乐队里的那些人，十五分钟前还醉得无法尽责，这时都一跃而起，拿起各自的乐器，纷纷爬上桌子，突然同声演奏起“扬基·杜德尔”来，演奏得虽说不太合调，却卖出了超人的力气，一直演奏到混乱结束。
与此同时，在主餐桌上，刚才那个费了好大劲才被拦住没有跳成的先生一跃落在满桌的杯盘酒瓶之间。他一站稳了脚，便开始发表起演说来，那真是一场棒极了的演说，只可惜没人听见。与此同时，那个有陀螺倾向的人绕着房间拼命旋起身子，双臂平举着，使他看上去完全是陀螺的样子，把不小心碰上去的人都打倒在地。这时，又响起了香槟酒瓶塞的砰砰声和酒在冒气的嘶嘶声，我终于发现，这声音来自席间那个表演这种美味饮品的瓶子的家伙。接着，那个青蛙人扯起哑嗓子叫起来，好像他灵魂能否得救完全有赖于他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在这片混乱之中，最响亮的要数那阵驴子的叫声。至于我的老朋友儒瓦约斯太太，我真的要为这可怜的女士一洒同情之泪了。她一脸的惶惑，只知道站在角落里的火炉边，拼命地高声唱着“喔——喔——喔！”
事情发展到了高潮——这场戏剧性事件的大结局。由于对屋外人的进攻，里面的人除了鸡鸣驴叫并没有采取什么抵抗措施，餐厅的十扇窗子很快——而且几乎是同时——被砸碎了，一群人跳进我们中间，这些人我看简直就是大猩猩，大狒狒，或者是好望角的黑狒狒。屋子里打的打、跺的跺、抓的抓、嚎的嚎。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呆呆看着这一切时的惊诧和惊恐。
我也挨了重重的一击——之后我滚到一张沙发下躺着一动不动。在那里躺了约莫十五分钟，支起耳朵倾听着屋子里正在发生的情况，终于解开了这场悲剧的一些原委。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马亚德先生给我讲述那挑动其伙伴起来造反的那个疯子时，讲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两三年以前，这位先生的确是这地方的主管，但后来自己也疯了，成了这里的病人。把我介绍到这里来的那位旅伴对此并不知情。这里的十名看护受到突然袭击被制服了，先是被浑身涂上柏油，接着又被仔细地插上羽毛，最后被关进了地牢。他们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慷慨的马亚德先生不仅给了他们柏油和羽毛(这就是他那套“疗法”名称的来历[5])，还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和大量的水。水是每天通过水道抽给他们的。最后，其中一人从水道钻了出去，把其他人全解救出来了。
那套“抚慰疗法”经过重大修改重新在古堡实施起来，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马亚德先生说得没错，即他那套“方法”的确十分了不起。正如他所说，“简单——便捷——一点不麻烦——一点都没有麻烦。”
但我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我在欧洲的每一家图书馆里寻找塔尔博士和费舍教授的著作，时至今日，我连一本都没能找到。
(张冲译)
[1] 《圣经·旧约》中记载于希伯来人之前居住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巨人族。
[2] 引自维吉尔《伊尼特》第三卷第658行。
[3] Demosthenes，古希腊雄辩家；Lord Brougham，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演说家。
[4] 法拉里斯是公元前570—554年统治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地方的希腊暴君。他常将人放在一铜牛内活活烧死，受害人的惨叫声就像牛吼。
[5] 马亚德的“塔尔”博士和“费舍”教授，其英文分别为Tarr和Fether，与英文“柏油”(tar)和“羽毛”(feather)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