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得了麻疹和肠胃炎，还长了癣。”让-皮埃尔说，“看他脏兮兮的，显然营养不良。”
“这些孩子不都是吗。”简说。
两人用法语对话，通常在一起时总是如此。孩子的母亲看看这个，再瞧瞧另一个，好奇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让-皮埃尔觉察到她的焦虑，于是用达里语对她说：“你儿子会没事的。”
他来到洞穴的另一侧，打开了药箱。所有送到诊所来的孩子都会注射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在准备卡介苗针剂的同时，让-皮埃尔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简。她正小口喂孩子喝补水饮品——一种葡萄糖、盐、小苏打、氯化钾清水溶液的混合物，并在孩子小口嘬饮的间隙，小心帮他清洗脸上的污秽。她的动作迅速而优雅，仿佛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塑造黏土的陶艺家，或是挥舞着泥铲的瓦匠。他注视着，看她带着无尽关怀，用纤细的双手小心碰触着孩子惊恐的面庞。他爱这双手。
他转身将针拔出，这样便不会让孩子看见，然后将针藏在袖子后面，再次转过身，等简就绪。他端详着简的脸，看着她清洁孩子右侧肩上的皮肤，看着她用酒精擦拭伤口。那是一张俏皮的脸，一双大眼睛，翘起的鼻子，宽阔的嘴形，那嘴角总是泛着笑容。然而现在，她的神色凝重，下颌不时左右动着，仿佛咬牙切齿——这是她专注的表现。让-皮埃尔对她的表情了如指掌，然而对她内心的想法却一无所知。
他时常猜测简的想法，几乎无时无刻不这么做，然而却没有勇气当面问她，因为这样的对话很容易步入禁区。他必须时刻警惕，如同一位出轨的丈夫，生怕自己的只言片语——甚至是脸上的一个表情——会将自己暴露。任何关于真相与欺骗、信任与背叛、自由与专制的谈话皆属禁忌；而任何可能引入这些雷区的话题——诸如爱、战争和政治也同样尽量避免。甚至对于那些无伤大雅的话题，让-皮埃尔也是谨小慎微。由于缺少谈资，两人的婚姻生活也少了许多亲密，连做爱都感觉别扭。让-皮埃尔发现，除非自己闭上眼睛，想想自己身处别处，否则无法达到高潮。由于香塔尔的降生，过去的几周他不需要在床上“表现”，这让他松了一大口气。
“就等你了。”简说。让-皮埃尔这才意识到妻子在对自己微笑。
他提起孩子的手臂，用达里语问道：“你多大了？”
“五岁。”
趁孩子说话时，让-皮埃尔将针头刺入。孩子立刻啼哭起来。那哭声使让-皮埃尔想到五岁时的自己，第一次骑车摔倒，哭相与眼前的男孩如出一辙。那是一种尖声的哀号，声讨着那意想不到的疼痛。他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苦相的小病人，回想着当初的疼痛与愤怒，心中不禁想：当初的小家伙又何以走到今天呢？
他放孩子去找妈妈，数出三十粒250克灰黄霉素胶囊交给那位母亲。“让他每天服一粒，直到全部吃完。”他用简单的达里语说道，“别把药分给别人吃，他需要这些用量。”这样一来癣病能得以医治，麻疹和肠胃炎则要顺其自然了。“让他卧床休息，直到疹子消失。务必让他多喝水。”
女人点点头。
“他有没有兄弟姊妹？”让-皮埃尔问道。
“五个兄弟，两个姊妹。”女人骄傲地答道。
“他应该被单独隔开，不然其余的孩子也会染病。”女人看起来一脸迟疑：她家里很可能只有一张床，所有的孩子挤着睡。让-皮埃尔对此无能为力。他继续道：“等药吃完，如果他还不见好，带他来找我。”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充足的食物——既要优质，又有营养。这一样让-皮埃尔给不了，她的母亲也不行。
母子两人离开洞穴，孩子瘦骨嶙峋，一副病态；而母亲也显得弱不禁风，筋疲力尽。他们很可能跋涉了几英里路才到达这里，一路上多数时间里孩子由母亲抱着。如今看完了病，两人想必又要步行回去。这孩子很可能还是活不下去，不过至少不会死于肺结核。
还有一位病人——一位玛朗乞士。他是班达的圣者。此人疯疯癫癫，多数时候衣不蔽体。他从班达上游二十五英里处的科马尔开始，一路沿五狮谷而行，一直到西南方六十英里以外苏军占领平原上的恰里卡尔。此人成日胡言乱语，经常看到幻象。阿富汗人认为玛朗乞士都是有福之人，不但能容忍他们的怪异言行，还热心施舍饮食与衣物。
乞士走进来，腰上围着一块破布，头上还戴着一顶苏联的军帽。他紧捂着腹部作疼痛状。让-皮埃尔倒出一把二乙酰吗啡药片交给他。疯子将这些合成海洛因药片攥在手里，转身就跑。
“他肯定对这些东西上瘾了。”简说，声音中明显不甚赞同。
“他确实有瘾。”让-皮埃尔承认道。
“那为什么还给他？”
“他有溃疡。不然我还能怎么做——给他开刀不成？”
“谁让你是医生啊。”
让-皮埃尔开始打包。次日清早还要在科巴克坐诊。科巴克距此有六七英里的山路，途中他还有约要赴。
那个五岁孩子的哭声为山洞里带入一丝旧日的氛围。仿佛是旧玩具的气味，或是某道奇异的光线，促使你揉搓双眼。让-皮埃尔隐约感到有些恍惚。他看到孩童时所见过的人不断从眼前闪过，他们的脸孔与周围的事物重叠在一起，仿佛一架偏离了的放映机，将电影的画面打在了观众的后背，而非银幕之上。他看到自己的启蒙老师——带着钢框眼镜的麦迪生小姐；还有雅克·勒方丹，因为被叫作骗子而把让-皮埃尔打得鼻子流血；他看到纤瘦的母亲，一身不合适的衣装，总是心神不定；他尤其看到父亲，一个高大结实的愤怒壮汉站在禁区之外。
让-皮埃尔努力集中精神，整理去科巴克可能需要的器械和药品。他装了一烧瓶的纯净水，准备出门喝，当地村民会提供吃食。
他将行装拿到外面，驮在脾气暴躁的老母马背上——这就是他此类远行的脚力。这头牲口可以走上一整天的直线，就是不愿意拐弯儿，因此简叫它“麦琪”，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同名。
让-皮埃尔整装待发。他回到山洞，亲了亲简柔软的嘴唇。他刚要转身离开，法拉抱着香塔尔走进来。孩子在哭闹。简立即解开衬衣口子，把乳头送到孩子嘴边。让-皮埃尔摸摸孩子粉嫩的脸蛋说道：“祝你好胃口。”接着转身出门。
他牵着麦琪一路下山，来到荒芜的村庄，一路沿河堤向西南而行。烈日之下他快步前行，不知疲倦，对此他早就习以为常。
医生的伪装已甩在身后，想到马上要赴约，他不由得开始紧张。安纳托利会去吗？他有可能被耽搁了，甚至有可能被擒。如果被抓到，他会交代吗？他会因为不堪折磨而出卖让-皮埃尔吗？会有一群残酷成性的游击队员埋伏在约见地点，等着他掉进圈套，好报仇雪恨吗？
尽管他们富于诗情，信仰虔诚，这些阿富汗人终究是蛮族。这个国家最盛行的运动是“马背叼羊”，这种运动既危险又血腥：一具无头的小牛尸体陈于场地中央，对抗双方骑马列队各站一方。一声来复枪响，一众人马纷纷奔向牛尸。竞技的目标在于抢到尸体，将其驮到约一英里之外的预定地点，再将其带回场地，途中尽量不让任何对手抢到分毫。当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抢得四分五裂时——事实上往往如此——便将由裁判判定哪一方夺得的部分更多、更大。去年冬天，让-皮埃尔恰好碰上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地点就在五狮谷的罗卡镇。看了几分钟，让-皮埃尔才意识到：比赛双方所争抢的并不是什么小牛尸体，而是人，一个一息尚存的大活人。他对此反感到了极致，甚至试图阻止比赛，有人告诉他那个倒霉蛋是个苏联士兵，仿佛这样的解释便足够一般。此后玩家们便不再理会让-皮埃尔，五十个骑手个个玩兴正酣，都想在这场野蛮游戏中一展身手，他根本无法引起任何人注意。让-皮埃尔没有留下来眼看着那个人丧命，也许他应该留下。因为每一次他担心自己暴露时，那个苏联人的惨状便浮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无助的神情、涌出的鲜血、四分五裂的躯体……
过去的感觉依然如影随形。一路上，他看着岩沟卡其色的石墙，童年的景象与被游击队捉到的噩梦交织在一起。最早的记忆便是关于那场审判，以及爸爸被判入狱时内心强烈的愤怒与不公感。当时的他还不怎么认字，不过还是能从报纸的标题上辨认出爸爸的名字。那时的他应该是四岁，这样的年纪，他并不理解“反抗组织”英雄的意义何在。他知道父亲是共产主义者，父亲的朋友们也都是：牧师、鞋匠以及在村里邮局坐柜台的男人；然而让-皮埃尔一直以为，大家之所以管父亲叫“红色罗朗德”是因为他发红的脸膛。当父亲被判叛国而坐牢五年，他们告诉让-皮埃尔这肯定与阿卜杜尔舅舅有关。阿卜杜尔是个有着棕色皮肤的凶恶男人，在让-皮埃尔家待了好几个星期，他是FLN（“民族解放战线”）的人。可当时的让-皮埃尔并不懂得FLN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大象什么的。他始终明白并且相信的只有一点：警察很残酷，法官很狡诈，人民大众都被报纸所欺骗。
一年年过去，他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煎熬感愈来愈深，他的愤怒也随之加剧。上学时其他的男同学都说他爸爸是卖国贼。他说恰恰相反，父亲勇敢地抗争，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可是没人相信他。他和母亲搬到另外一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不过还是被邻居知道了身份，他们纷纷告诫自家的孩子不要跟让-皮埃尔一起玩。最糟糕的还是探监。父亲的变化很明显，他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病态越来越明显；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他成为阶下囚，穿着邋遢的囚服，被人吆来喝去，战战兢兢，开口闭口管那些拿着警棍横行的恶霸叫“长官”。不一会儿，监狱的气味开始叫让-皮埃尔觉得恶心，一进门就想呕吐；而母亲也不再带他去探监。
直到父亲刑满出狱，让-皮埃尔才得以与他深谈，并且终于了解了全部。他终于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当中的种种不公比他想象的还要不堪。在德国人入侵法国后，法国共产党人早已在监狱里组织起来，并在“反抗运动”中起到了领军作用。战争结束后，父亲继续坚持与右翼专制进行抗争。那时阿尔及利亚已经变成法国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惨遭压迫与剥削，但依然勇敢为自由而战。年轻的法国人被强行征召入伍，被迫参与到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残酷战争中。在此期间，法国军队所犯下的暴行甚至让很多人联想到当年纳粹的行径。而那个总令让-皮埃尔联想到动物园脏兮兮大象的FLN其实是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的缩写。
让-皮埃尔的父亲是联名请愿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21位知名人士之一。当时的法国在打仗，此次请愿被说成是阴谋煽动，因为很可能被理解为鼓励法国士兵临阵脱逃。然而爸爸远没有止步于此：他在箱子里装满了从法国人那里筹集到支持解放战线的捐款，带着它穿越边界到了瑞士，并将这笔钱存进银行；也是他为阿卜杜尔舅舅提供了避难所，所谓的“舅舅”其实丝毫没有血缘关系，而是被法国国土情报监测部——也就是秘密警察所通缉的阿尔及利亚人。
父亲向让-皮埃尔解释，这些跟他在对抗纳粹的战斗中所做的事情并无二致。他还在做着同样的斗争。那时，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德国人，正如现在真正的敌人也不是法国人民：真正的敌人是资本家，是财产的所有者，是富人阶级和特权阶级，是那些可以不择手段以维护自身地位的当权者。这些人手握大权，几乎掌控者半个世界——尽管如此，饱受压迫的穷苦大众仍有着一线生机。因为，在莫斯科，当家做主的正是人民，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工人阶级都在向苏联寻求帮助、指导与启发，为自由而战。
随着让-皮埃尔渐渐长大，这幅理想的图景也渐渐变得暗淡，他发现，苏联并非是劳动者的天堂。然而，这并没有令他改变根本的信仰。他依旧坚信，在莫斯科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希望，也是战胜狡诈法官、无良警察和报纸的唯一方法，就是它们残酷地背叛了他的爸爸。
父亲成功地将火炬传递到儿子的手上。他仿佛之前就已知晓一般，身体情况很快便走向恶化。他脸上再也没有之前的红晕。他不再参加示威游行、组织募捐舞会，也不再写信给当地报章。他承担了一系列较为轻松的文员工作。当然，父亲是党员，也参加了工会，但并未重新担任委员会主席，也不再负责会议记录、准备日程。他依旧下下象棋，同牧师、鞋匠和管村里邮局的男人喝点茴香酒。曾几何时，他们聚在一起热烈地商讨时局政事；而如今，这种讨论已经变得暗淡无趣，仿佛他们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那场革命被无限期推后一般。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让-皮埃尔这才知道，原来父亲在监狱里便感染了肺结核，而且一直没有康复。他们夺走了他的自由，瓦解了他的意志，同时也毁了他的健康。最糟糕的是，他们给他贴上了叛国者的标签。他是个英雄，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自己的同胞，最终却被判叛国罪而含恨辞世。
他们会后悔的，爸爸。如果他们知道我正在实施的报复，他们一定会后悔的，让-皮埃尔想着，一边牵着那头瘦骨嶙峋的母马上了山坡。正是有了我所提供的情报，这里的共产党才得以掐断了马苏德的供给线，让他去年冬天无法积存武器弹药。今年夏天，他无法发动针对空军基地、发电站和公路供给卡车的袭击，只能苦于抵抗政府对其领地的袭击。爸爸，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令这些野蛮人几乎无计可施。他们还妄想着将这个国家带回到过去落后而黑暗的蛮荒时代，用伊斯兰教的迷信思想统治这方土地。
当然，仅仅掐断马苏德的供给线还远远不够。他已经是一个领袖人物。再者，此人有着足够的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可以从反抗军领袖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的总统，是一位铁托、戴高乐和穆加贝一般的人物。解除他的力量还不够，这样的人必须摧毁——必须被苏联人控制，无论死活。
问题在于，马苏德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转移，如同林中的野鹿，突然在草丛中露个头，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让-皮埃尔很有耐心，苏联人也是如此：迟早有一天，让-皮埃尔可以确切掌握马苏德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动向——兴许是受了伤，或者是计划参加某场葬礼——到了那时，让-皮埃尔则会用他的无线电发出一条特殊的代码，猎鹰捕食的机会就会到来。
他真希望能将自己在阿富汗的真正意图告诉简，甚至也许能说服她，让她看到这其中的正义之所在。他要向妻子说明：他们的医疗工作起不到半点作用，因为帮助反抗军只会延长当地人的痛苦，让他们继续生活在贫穷与无知当中；同时又阻止苏联击中这个腐朽国家的要害，在挣扎与惨叫中将它带入20世纪。简也许能够理解。然而，他本能地意识到，简不会原谅他一直以来如此欺骗自己，她会变得怒不可遏。让-皮埃尔能够想象那样的简：她骄傲，绝不屈就，不走回头路。她会马上离开自己，就像当初离开埃利斯·塞勒一般。连续被两个男人用同样的方法骗得团团转，她一定会怒上加怒。
因为害怕失去她，让-皮埃尔值得继续骗下去，如同站在悬崖边，在恐惧中动弹不得。
当然，简已经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有时妻子看自己的眼神证明了这一点。但她以为是婚姻中出现了问题，这一点他能肯定——简并没有意识到，丈夫的整个人生都处在一个巨大的伪装之中。
想做到绝对安全并不可能，他尽可能做到小心谨慎，不让简或其他任何人发现。每次使用无线电时，他都是使用暗码进行通话。这并非是要提防反抗军的监听——他们并没有无线电设备，要提防的是阿富汗军方。阿富汗军队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人物，以至于军队对于马苏德来说毫无秘密可言。让-皮埃尔的无线电收发器很小，可以藏在医药箱的活底里面；不带包的时候，装置可以藏在衬衣或者背心的口袋中。这台无线电的缺点在于，其电力只能够支持简短的通话。要想记下运输路线和时间的完整信息，发报会相当耗时——更别说是使用暗码。这需要无线电，以及一个更大的电池组。让-皮埃尔和勒布隆德先生决定还是不这样做。让-皮埃尔也只能面见联络人来传递情报。
他来到山上向下看。目前所处的位置是一处小山谷的前沿，所在的这条小路通往另一座山谷，与这里垂直相切。午后的阳光下，一条奔腾的溪流熠熠闪光，将远处的那条山谷切出若干支岔。远处溪流的尽头，另一条山谷一路延伸至群山之中，直通科巴克。那里便是他的目的地。三座山谷的交会之处，就在河流的近岸，有一处石屋。整个区域遍布这样的原始建筑。让-皮埃尔猜想这些小屋应该是由游牧民和商旅所建，供其在夜间使用。
他牵着麦琪朝山下走。安纳托利很可能已经到达。让-皮埃尔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和级别，但设想他应该是克格勃的人。同时，根据之前那些关于各位将军的描述判断，安纳托利应该是位上校。无论是什么级别，此人一定不是搞案头工作的。这里和巴格拉姆之间隔着五十英里的乡间山路，安纳托利一个人花一天班时间步行来到这里。高颧骨、黄皮肤，安纳托利全然一副东苏联人的样貌。穿上阿富汗人的传统服装，他便化身为乌兹别克人，成为阿富汗北部蒙古部族的一员。这就解释了为何他的达里语说得磕磕巴巴——乌兹别克人有着自己的语言。安纳托利生性勇敢：他当然不会说乌兹别克族的语言，所以一直都有暴露的危险；他也知道，被游击队抓到的苏联军官都会被扔进“马背叼羊”的游戏去送死。
来参加这样的会面对让-皮埃尔的威胁则小很多。经常到边远村落去坐诊并非十分奇怪。然而，如果被人看到他总是“碰巧”遇上同一个四处游荡的乌兹别克人，则难免会引起疑心。当然，如果碰上一个讲法语的阿富汗人，被他听到两人的对话，恐怕让-皮埃尔也只能但求速死了。
他的便鞋在路上不会发出大的声响，麦琪的四蹄落在沙土路上也是悄然无声。接近石屋时他吹了一段口哨，以防除安纳托利之外有其他人在屋里：让-皮埃尔十分谨慎，尽量不惊动阿富汗人，这些家伙总是全副武装，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一跃而起。他探头走进屋里，意外地发现这凉爽的屋子里居然空无一人。让-皮埃尔坐下来，背靠在石墙上原地等待。过了几分钟，他闭上了眼睛。现在的他十分疲倦，但由于紧张根本无法入睡。这才是此次使命最糟糕的部分：恐惧与厌倦相互交织，在漫长的等待中将他吞噬。置身此地，没有手表，他已经学会了接受延误与等待，但并不能像阿富汗人那样在等待中泰然自若。他不禁想象着各种可能将安纳托利牵绊住的意外灾难。要是他意外踩到了苏联人的反步兵地雷，炸断了某只脚，那将是何等讽刺。事实上，这种地雷伤及的牲畜远多于人，不过威力还是一样大：失去一头牛对于一个阿富汗家庭来说，就如同家宅被炸、全家人皆在屋中一样致命。现在再见到装着粗糙木腿的牛或山羊，让-皮埃尔可笑不出来了。
幻想中，他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他睁开眼睛，安纳托利的东方人面孔就在眼前，距离他只有几英寸。
“我完全可以打劫你。”安纳托利用流利的法语说道。
“我可没睡着。”
安纳托利盘腿坐在土地上。他身材矮胖，体格强壮，身穿宽松的棉质衣裤，头上戴着穆斯林头巾，又围了一条彩格围巾，肩上披着叫作“帕图”的泥土色毯子。安纳托利任由脸上的围巾垂下，咧嘴一笑，露出满是烟渍的牙齿。“你好吗，我的朋友？”
“很好。”
“你妻子呢？”
安纳托利问及简时的语气总带着几分阴险。苏联人极力反对他把简带到阿富汗，认为这样做会妨碍他执行任务。让-皮埃尔指出自己反正也要带一名护士——这是“自由医生组织”的原则：成对派遣。而且不论与谁搭档，只要对方长得不像大猩猩，鱼水之欢还是在所难免。最终苏联人同意了，但显得十分勉强。“简很好，”他说，“六周前生了个女儿。”
“祝贺你！”安纳托利似乎真心为他高兴，“但是不是出生太早了？”
“是啊。幸而没染上并发症。事实上还是村里的产婆帮忙接的生。”
“不是你？”
“我不在，当时正跟你见面。”
“上帝啊，”安纳托利一脸惊愕，“那么重要的日子，我居然还让你跑这么远……”
安纳托利的关心令让-皮埃尔感动，但他没有表现出来。“这种事情也无法预料。”他说，“再说，那次会面也有所收获：你成功打击了我说的那次运送任务。”
“是啊，你的消息很准确。再次恭喜你！”
让-皮埃尔感到一阵骄傲，但他尽力保持镇定。“我们的计划似乎进展顺利。”他谦虚道。
安纳托利点点头。“他们遇袭后有怎样的反应？”
“越来越绝望。”说话时让-皮埃尔意识到，面见联络人的另一大好处在于他可以提供背景信息、情绪变化与印象观点，这些信息都不够具体，无法用暗码通过无线电传达。“现在，他们经常出现弹药短缺。”
“下一次护送行动——队伍何时出发？”
“昨天就走了。”
“他们已经开始铤而走险，这很好。”安纳托利伸手在衬衣里拿出一张地图，在地上摊开。图上展示着五狮谷与巴基斯坦边境之间的地理状况。
让-皮埃尔聚精会神，极力回忆着与穆罕默德谈话的种种细节，并将护送队从巴基斯坦返回时所经的路线指给安纳托利。他也不清楚返程的具体时间，因为穆罕默德也不知道在白沙瓦要多久才能买到需要的物资。但是，安纳托利在白沙瓦也有眼线，这些人会告知他五狮谷的护送队何时离开。有了这些信息，他便能够制订出行动的具体计划。
安纳托利并没有做笔记，但已经记住了让-皮埃尔说的每一句话。汇报完毕后，他们将整个流程再次确认，这次由安纳托利重复，让-皮埃尔确认。
安纳托利将地图折好，重新放进衬衫里。“马苏德怎么样了？”他平静地问道。
“上次跟你对话后就再没见过他。”让-皮埃尔说，“我只见到穆罕默德，连他也不确定马苏德的下落，更不知道他何时会出现。”
“马苏德是个老狐狸。”安纳托利说道，口气中罕见地带着一丝情绪。
“我们会抓住他的。”让-皮埃尔说。
“哦，我们肯定会抓到他。他知道追捕正全力展开，所以他才销声匿迹。不过猎犬身上也有味道，他不可能躲一辈子。”安纳托利突然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内心感受，他连忙笑笑，回归实际，“对了，电池。”说着，他从衬衣里掏出一包电池组。
让-皮埃尔从医药包底的夹层掏出小型无线电收发器，取出旧电池换上新的。两人每次见面都是如此，保证让-皮埃尔不会因电力不够而失去联络。安纳托利会将旧电池带回巴格拉姆，不能冒险将苏联制造的旧电池留在五狮谷，因为当地没有任何电器。
让-皮埃尔将无线电重新放回包里，安纳托利说：“你这儿有治水疱的东西吗？我的脚……”他突然停下，皱起眉头，支棱着脑袋倾听着。
让-皮埃尔紧张起来。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会面还从未被人发现。两人都知道，这种事情是迟早的事，他们也有所准备，知道如何假装陌生人，共用一间休息处，并在闯入者离开后继续假装谈话。如果迹象表明对方暂无去意，他们便会一同离开，仿佛碰巧前往同一方向。这些都是之前商量好的，尽管如此，让-皮埃尔依旧觉得自己一脸心虚。
下一刻，他听到门外有足球的声音，同时传来粗重的喘息声；接着，一条黑影渐浓，笼罩了阳光照射的入口。简走进屋子。
“简！”他开口道。
两个男人立马起身。
让-皮埃尔问道：“怎么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谢天谢地，总算追上你了。”她上气不接下气。
利用眼角的余光，让-皮埃尔看到安纳托利转过身，仿佛一个阿富汗男人见到了厚颜无耻的妇人一般。这一动作帮助让-皮埃尔镇定下来。他迅速查看四周。幸好几分钟以前，安纳托利已经收起了地图。可是无线电——无线电从医药包里露出个头，足有一两英寸。不过简没看到——暂时还没看到。
“快坐下，”让-皮埃尔说，“喘口气。”说着，他也坐下来，并利用这个机会挪了挪包，好让露头的无线电对着自己，从而避开简。“究竟怎么了？”他问。
“有个医疗问题，我解决不了。”
让-皮埃尔紧张的神经稍微有所松弛：他一直担心简会起疑心，从而跟踪他到这里。“先喝点水。”说着，他一只手伸进包里，翻找时趁机用另一只手将收发机推进包里。藏好之后，他掏出自己的那瓶纯净水递给简。他的心跳开始回归正常，人也渐渐镇定下来。证据已经隐藏妥当，她还有什么好起疑的？也许她听到安纳托利讲法语，但那也不是什么稀奇事：阿富汗人如果讲外语的话，一般都是法语；而且乌兹别克人的法语通常讲得比达里语好得多。简进门时安纳托利在说什么？让-皮埃尔回忆道：他想要治水疱的药膏。正好！阿富汗人遇到医生通常会索要药品，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是如此。
简喝了几口水，然后说道：“你走后没过几分钟，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被送进来，他的大腿受了重伤。”说着，她又抿了一小口。她没有理会安纳托利，让-皮埃尔发现她极度专注于病患的紧急状况，几乎没注意到屋里第三个人的存在。“他在罗卡的战斗中受的伤，他父亲一路将他背回山谷——走了足足两天。到达时，伤口已经严重腐坏。我给他用了六百毫克青霉素粉剂，通过臀部注射，然后清理了伤口。”
“处理方法完全正确。”让-皮埃尔说。
“几分钟后他突然开始冒冷汗，神志不清。我测了他的脉搏，很快，但很微弱。”
“脸色有没有变白或发灰？呼吸有无困难？”
“有。”
“你如何处理的？”
“我按照休克处理：垫高双脚，为他盖毛毯，并且喂他喝茶，然后就跑来追你了。”她几乎要哭出来，“他父亲背他走了整整两天——我不能让他死。”
“他不一定会死。”让-皮埃尔说，“注射青霉素引发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很少，但也属典型。处理这种情况先打半毫升肾上腺素，肌肉注射，之后再打抗组胺剂——比如六毫升苯海拉明。要我跟你一起回去吗？”提议后他瞅了瞅安纳托利，对方并无反应。
简叹了口气：“不用了。山那边还有其他垂死之人等着你救，你去科巴克吧。”
“你确定？”
“确定。”
安纳托利划着火柴，点燃一根香烟。简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让-皮埃尔。“半毫升肾上腺素，之后是六毫升苯海拉明。”说着，她站起身。
“没错。”让-皮埃尔跟着起身，吻了吻她，“你确定自己能应付？”
“当然。”
“那你得抓紧时间。”
“好。”
“用不用得着麦琪？”
简想了想。“应该不用。那条路步行更快。”
“那就听你的。”
“再见。”
“再见，简。”
让-皮埃尔目送她出门，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阵。他与安纳托利都一言不发。过了一两分钟他走到门口向外张望。他可以看到简——就在二三百码以外的地方有一个细长的小身影，身着一件纤薄的棉裙，意志坚定地朝着山谷大步进发。尘土飞扬的棕黄色背景当中，只有她孤单一人。他一直注视着，直到简消失在群山之中。
他回到屋内，背靠墙坐在地上，与安纳托利四目相对。“老天爷，”让-皮埃尔道，“就差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