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乐乐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天都黑了还不见人回来。我一会儿看看窗外，手里心不在焉地按着遥控器，雨水顺着玻璃窗往下淌，一想到门口的小径到了晚上黑漆漆的，心就跟着一起下沉，一支烟过后，我终于沉不住气了，拿起衣架上她的外套，走出门去。
下过雨之后，外面阴冷阴冷的，我顺着小径往前走，一边靠抽烟取暖一边吸着鼻子，手心里一直攥着手机，走了没多远，就看到那个哆哆嗦嗦的身影迎面向我走过来。刚才打了半天她的手机都打不通，一着急我的脾气就冒上来：“你上哪儿去了？打你手机干吗不接？”我扔掉烟，一抖外套披在她身上。
“打了吗？”她翻着手机说，“哦，还真有，放包里没听见嘛。”
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稻草人，特别可笑。我兀自转身，垂头丧气地快步往回走。
“哎。”她从我后面赶上来，用指尖戳了一下我的肩膀，“这就生气了啊？”
“你那什么破手机，我打你手机，你从来都听不见！”这样说，只是不想让她觉得我小气，开始东拉西扯找手机的不是。
“哪有，这不碰巧了嘛，再说，你才打过几次啊？”她不服似地撅起嘴，等着我拿钥匙开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乔奕呢？”
“他在楼上洗澡。”我生硬地回答道，走进去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抓起沙发上的电视遥控器，乱按一通，“我白天带他去了心理中心。”
“噢，那位医生说什么了吗？”她脱掉披在身上的外套，随手搭在椅背上。
“他希望乔奕去他那里工作，他有专门合适他的工作。不过……我还没答应他。”
她无法理解地看着我。
“他想让乔奕住到那里去。”我补充道。
“那很好啊，你为什么不答应啊？”她拿起桌上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杯水，大口大口喝着，似乎特别渴。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生哪门子的气，其实我知道她说的“很好”没有别的意思，但我还是故意曲解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让他搬出去住？”
她一怔，看着我：“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这样可能会对他有帮助。”
“有什么帮助！不就是从一个康复中心再到另外一个康复中心，跟他之前待的地方有什么分别？”我把手里的遥控器甩在沙发上，站起来。
“可你总不能让他在你身边待一辈子啊，他23岁了，是个大人，他也应该有自己的事情做，做他自己感兴趣的事，交他自己的朋友。”
“你是说，他跟我们不一样喽？你早就这么想了，他留在这里碍你眼了是吗？”
“乔唯，你不用找机会跟我吵架！”凌乐乐戳穿了我。有时候，我真的对她敏锐的洞察力感到惊奇，她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竭尽全力隐藏到最后，保存功力给对手一记绝杀，一剑封喉。过去，我们吵过大大小小的架，林林总总地归纳起来，就算起头的人是我，到最后赢的人也还是她。她最拿手的好戏就是说这句话：“你不用找机会跟我吵架。”此话一出，我马上就沦为一个愚蠢幼稚的小孩，最可恶的是，我还总是对自己愚蠢幼稚的行为后知后觉。
“我去楼上换衣服。”她踢掉鞋子没好气地说。
我啃着手上的指甲，兜圈子似的在客厅里转来转去，不过是好心出去等她回家，怎么到最后就……我开始对自己刚才那一系列的愚蠢行为感到发自肺腑的懊恼，一时气不过朝近处的椅子踢了一脚，她的背包放在上面，背包的拉链开着，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我慌慌张张地看着楼梯，从地上一样一样捡起来，打算趁她还没发现全部塞回包里。然后，我捡起掉落在我脚边的牛皮纸信封。
我没有把它塞回皮包里去，而是拿在手上，掂了掂，我站起来拉过椅子坐下，信封上印刷着父亲的实验室所在大学的名称。这种信封家里多的是，随便拿来装点东西并不奇怪，可这个信封显得格外醒目。它太旧了，旧得让人莫名地感觉到这里面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尘封已久的“秘密”。我握紧信封一角的手心渗出汗来。
我舔了舔嘴唇，将它打开。
随着那张泛黄的纸张一点点在我眼前展开，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整个脊背都僵住了。
“你干吗翻我东西，”凌乐乐从楼上下来，看我手里拿着这个信封，劈手就过来夺，“还我！”
“这你哪儿来的？”
“你还我！”
我松开手，指尖留下信封被抽走时的空落感。我看着她，觉得她离我又遥远又陌生。
她把信封捂在胸口，咬着嘴唇。
“你把它带在身上干什么？你还把它拿给谁看了？你到底从哪弄来的？”我近乎于低吼着，声音在原本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骇人，像头被困了很久突然爆发的野兽。
“我没有！”她也对我喊道，“我干吗要拿给别人看？”连我都听出她说话时声音里的心虚。我一把拉过她，“你还发现什么了，这么晚你去哪儿了？”我感到自己的胸腔里像个活塞，有一团东西一直在里面反复地挤压，没有终结。
“你放开！”她皱着眉头瞪着我，“你弄疼我了！”每次她这样看着我的时候，我在她的眼里，都会见到一个我很不想看到的自己，那个自己暴戾、挫败，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我突然笑了，笑声回荡在整个客厅里，穿过楼层的隔板，连弟弟都听到了我的笑声，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睡衣，顶着湿答答的头发靠在楼梯上，像看一只怪物似的看着我。
“你把它拿给那两个警察看了吧？你刚刚出去是不是去找他们了？啊？你说话呀。”我抓住她的肩膀，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滴下来，随着身体的晃动像流星一样飞溅在我的手背上，砸出一朵晕开的水花，那一瞬间我心软下来，我垂着头，看着她。她也用不知所措的目光望着我，我恍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弄疼她了，所以她一直在哭。我轻轻地把手松开，退后几步，用汗水浸湿的双手在她脸上抹了一把。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胸前抱着那个让我内心生疑的信封，肩膀因为哭泣而上下抖动着。我靠近她，低下头亲吻她，用尽全力地吻下去，我听到活塞在我的胸腔里上下摆动，每摆动一次，我就吻她一次，直到舌尖传来被什么烫到了一样的刺痛感，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从口腔里散开。她从我的怀中挣脱开去。
我吐掉那口腥甜的血，用手背蹭了一下嘴角。
“你疯了！”她红着眼睛说。
“我疯了？对！我早就应该疯了！”我点着头，拍着胸口说，“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个人，他已经撑到极限了，他不想知道那个什么阿姨到底是谁杀的，也不想知道他那个离家出走的爸爸到底做过什么，更不想知道他妈的折磨了他这么久的意外到底是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自杀！够了，他受够了，你们每个人都在查，用你们的好奇心，用那些天花乱坠的理由，我也在查，可你们知道我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吗？你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管最后的真相是什么，需要承受的都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是我啊，还有他。”我很努力地想要把顷刻间一拥而上的悲哀给压下去，但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我一把拉过乔奕，不顾他尖叫着对我又抓又打，“你看看他，看看他！你可以那么轻松地拿着它，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
我转身揪住乔奕的衣领：“你什么都知道对吧？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开口！你以为把自己装成哑巴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你多聪明呀，从生下来就选了一个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而我呢？我拿什么来伪装我自己？你告诉我，告诉我！”他被我推着后退，直到无路可走，撞在餐桌上，“你看着我，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不看我，在滑雪场，你都看见了，你什么都看见了不是吗？你平时那么在意那些微小的细节，怎么会看不见呢？她明明知道那条雪道上的围栏被打开了吧？所以她才往那个方向冲过去，你当时就站在山顶，看着我们戴上防风面罩，就这样滑了下去，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跟上来，是吧？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闭上眼睛？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因为你怕了，你不敢，你知道她滑下去意味着什么，她想死想了很久了对吧？你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啊——”他把我推出好远，从餐桌上捡起那把锋利的水果刀，双手牢牢地握住刀柄，倒退着缩进桌子底下。我一瞬间傻眼了，只得蹲下来，跟他道歉，说我刚才不该那么做，现在得把刀放下，否则会伤着自己，但他只是紧紧地攥着，仿佛要把那把刀刺向我。然后，我听到他把身体里所有的气流都顶在舌尖，说道：“该死！”又一声声“该死！”第三声、第四声、第五声……“该死该死该死……”他不间断地喊着，用刀戳向木头做成的椅子腿，椅子倒在地上，迸裂的褐色油漆之间露出一道道白森森的木条……直到他彻底砍累了，才颓然地把水果刀丢在地上。
凌乐乐按住他的肩膀，轻抚着他的背：“没事了……没事了。”她的话好像一句咒语，乔奕渐渐平静下来，闭着眼睛不停地流泪，他们俩都在哭。只有我，像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怪物一样呆呆地望着他们。我在嫉妒，如果能哭出来的话应该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吧，人类用哭来释放情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我又觉得眼前的一切这么虚幻。
我问自己：乔唯，你为什么不会哭呢？你看，你爱的女人正转过头来用哭肿的双眼望着你，边啜泣边喊你的名字，她似乎在跟你说着什么，渴望你给她一个解释。但从刚才开始，这个房间里的声音就离你特别遥远，好像你正隔着电影荧幕看着他们两个，看着这两个对于你来说最亲的人，他们正上演着一出你弄不懂剧情的苦情戏，哭哭啼啼、悲悲切切。再看看你，你坐在客厅的地板中央，脸上挂着和你母亲如出一辙的冷漠表情，有一瞬间，你忽然能够理解她的冷漠了，那种冷漠，仿佛是一种防卫，是一道墙。你的身体里流着她的血，所以自打你一出生就学会了这种防卫，只要不随便付出感情就不会感到失望，她是这样做的，你也一样。就好像古时出征的将士穿的铠甲，那些冰冷坚硬的铠甲仿佛成了长在他们身上的壳。人心太软，一击就碎，将士除了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也是为了保护那颗心，有颗击不碎的王者之心才能让征战沙场的人走到最后。所以，即使这层壳又厚又重，可他们还是会穿着它，像蜗牛一样，直到在沙场上战死的那一刻。打从一开始，你就懂得穿上这层壳了，所以不到最后一刻，你休想把它脱掉，这层壳已经长在了你的身上，跟皮肤连成了一体，假如你现在脱掉，是会扒一层皮下来的，你也不想看到这么血肉模糊的画面吧？
所以，我对自己说，乔唯，你就好好地穿着它吧，不管它多么厚，多么重，你得穿着它站起来，就算拼尽全力你也要站起来，向需要你的人走过去。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多么需要你，而是你，的确需要他们。没有了他们，你就和以前一样是一具行尸走肉，没有了他们，你怎么会是现在的你。
这一晚，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睡着。在我把自己所有的推测告诉凌乐乐的那一刻，我就为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手中的烟蒂一支一支燃尽。到最后，我只是任由自己冻得麻木的嘴唇叼着传说中能让人变得清醒的尼古丁，直到它变成一截长长的灰白色烟灰棒，我看着它突然一下，坍塌成一片灰烬，未等落在地上，就被夜风带走了。
我躺下去，后背贴着冷冰冰的水泥地面，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清醒。我抬起手背揉了揉被香烟熏得发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夜空，如果父亲也在和我仰望这同一片星空，但愿他能够听到我说的话，我希望他回来，不论他做了什么，我只想他赶快回来。
几小时之后，当我坐在警察局里，听到司徒南告诉我关于父亲的消息时，我真的以为是自己的许愿成功了，他说大使馆终于找到了父亲。他在当地得了病毒性肝炎，被送去当地的一家医院救治时，整个人都在昏迷之中，因此与救援队失去了联络。另外，他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今天上午，父亲已经被送回国了。
“他现在人在哪里？”
司徒南把两只手搭在桌子上，蓝鸽也看着我，从他们两个凝重的表情中，我预感他接下来要说的肯定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消息：“乔唯，乔梓冲一下飞机就自首了。”
可笑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意外，好像自己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结局。这是最坏的结局了吧？一定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坐下来以后就感到一阵心慌，喉咙也跟着发干，我拿起面前的纸杯，喝干了杯子里的水，直到喝完我才注意到，有一只纤小的飞虫粘在杯底，已经死了。我攥起拳头将纸杯捏扁。
蓝鸽在一旁补充着：“他已经承认了全部的罪行，谋杀吕伊娜，藏尸；谋杀方虹，并制造成她自杀的假象。”
“你们逮捕他了？”我发觉自己的声音变得很怪，像在声带上撒了一层盐。
“他人在第九看守所，明天我们会对他进行提审，根据他的供述，再作最后的调查。”司徒南用右手握住自己的左手，身体前倾，眨了一下眼睛，漆黑的瞳孔里映出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陌生人，“你想见他吗？”
站在警察局的走廊里，我想让自己尽量显得镇静一些。胸腔里不断撞击的气流渐渐被拉扯成一条长长的带子，将刚刚收回的灵魂绑在身体里，嘱咐它如何面对接下来超脱于理性之外的可能性。
“乔唯，”蓝鸽叫我，“我们五分钟后出发。”
我说“好”，但我想先打个电话。
说起这通电话宿命论者一定会说“这就是命运”，心有灵犀这种事过去在我和凌乐乐之间还从未出现过，就在我的手指就要在“呼出”按键上落下的一瞬间，她的头像替换了打电话的界面，铃声响了起来。
后来，在我的大脑像中了病毒一样死机的那段日子，我总是想不明白这通电话到底是我打给凌乐乐的，还是她打给我的。她说话的声音通过层层电波的衰减，传进我的耳朵里，但听起来清晰得就像我把拉去了她所在的那个现场：“乔奕让人打伤了……”我想她的嘴唇一定是在发抖，声音变成了一串断断续续的呜咽，像是被电波压扁了似的挤进来，“血……流了很多血……我好怕……”我这才分辨得清刚才那段吵人的噪音是救护车的喇叭在响，顷刻间又混入了一段闹铃似的滴滴声，“你们快看看他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现在在哪儿？”我拼命抑制住自己不要在这里喊出来，蓝鸽正向我走过来，她本来和司徒南说着话，眼神滑过我的时候好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嘴突然不动了。
“第四医院。”我对着手机听筒重复道。
“什么？”
“得马上去那儿。”
一、二、三……
一、二、三……
我从未对听见这三个数字感到如此恐惧过，但我确定自己刚刚在电话里清晰地听到了有一个男声在喊“一、二、三……”让人恐惧的不是铿锵有力地喊出这三个数字本身，而是喊过这三个数字之后那让人心悸的停顿，无数种可能与之相关的画面在脑子里推搡着跑起来，卷起让人看不清道路的尘土。就在我跌跌撞撞走去打开车门的时候，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搭住我的肩膀，印象中，这是司徒南第一次用友好的方式对我说话，他一共阻止过我两次，第一次是因为怀疑，第二次却对我伸出了援手。他说话的口气让我觉得他像一个认识许久的兄长，又像是长官在给就要上阵的士兵发号施令：“把钥匙给我，我来开车。”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一个警灯，啪的一下扣在车顶，红色和蓝色的光芒瞬时开始在警笛的叫声中交替闪耀，在去往医院的路上这辆普通轿车在他的驾驶下成了一级方程式比赛中的跑车，一路畅通无阻。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我紧紧攥着手机整颗心都悬在嗓子眼的时候，听到坐在后排的蓝鸽说：“这下回去又要挨骂了。”她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气，反而透出一种自豪感，即便在这之后多出了三项车辆违章记录，我也还是觉得“特权”这个词其实也可以在某些时候突然转换为褒义词，关键看是否用对了地方。
所有和惊险刺激有关的感觉都在见到凌乐乐的那一刻成了上辈子的事，我最先认出的是那件带血的灰色外套，这件外套戴起帽子把拉链拉到头，就会出现一个完整的超级玛丽图案，是我嫌图案太幼稚才给弟弟的。他总把它当成战衣似的穿在身上，舍不得换掉……现在它被人包成一团，放在她旁边的长椅上。
“人呢？”我问。
“在里面抢救。”她用手背抹着下巴上的眼泪和血迹，我用手托住她滚烫的脸，“别哭，你伤到了没有？”她抬起刚才擦脸的那只手摆了摆，眼泪不断滑进我的手心里。
“病人家属来了没有？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
“你什么血型？”
“B型。”
“赶紧跟我来一趟。”
我抽血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手术服的女医生就在一旁等着，她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伤者的哥哥还是弟弟？”“哥哥。”“说下你弟弟的年龄。”“23岁。”她在一张纸上记录着：“待会儿抽完血先把费交了。”
“他现在怎么样？”我问。
“正抢救着呢，一会儿就知道了。先去把费交了啊。”说完，把一沓票据往桌上一扣。
她把血拿走了，旁边的小护士见我站起来就喊我：“哎哎，你去哪儿啊？你看你那个棉球都掉了，你现在还不能走，给你水，坐这儿歇一会儿。”
“交费处在哪儿？”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让你在这儿待一会儿你听不懂啊。”
“我问你交费处在哪儿？”我提高声音。
“喊什么喊……出门右转，上二楼，真是不识好歹。”
看了无数次手表之后，我终于放弃了再去追究时间过得到底有多缓慢，平时人们总嫌它过得太快，它定是怄了一肚子气，选你最需要它快的时候报复你，这样才报复得过瘾。那件带血的外套被我攥在手里，领口上、袖子上沾到血迹的地方变成了暗红色。穿这件连帽卫衣时弟弟总爱把帽子扣在头上，可他不明白它毕竟不是一件战衣，危险时刻保护不了主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流了多少血，肯定比我输给他的还要多，我不敢接着往下想，除了扬起头靠着抢救室对面的墙壁，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急诊抢救室那几个字的两侧透出白光，和走廊里的灯光连成一片，让我记起一个月之前做过的那场噩梦。现在，它终于变成了现实。外套上的红色在我眼中渐渐晕染开来，地面倾斜成一个奇怪的角度，我的肩膀突然感觉到一阵震动，耳边飘来一团由远及近的声音，我睁开眼，分不清都是谁和谁站在那里，等我看清之后，发现站在最前面的司徒南用一双大手牢牢抓住我，我甩开他的手，有点想笑：“你们在干吗？都站在这儿干吗？”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外套，向旁边伸了伸手，摸索到了椅子的靠背，立刻滑进那张金属做的长椅上，不堪重负的双腿和双脚顷刻得到了释放。我坐下来的地方，还残留着暖哄哄的体温，不知刚才谁坐在上面。我想动动脖子，脑袋却沉得抬不起来。
“你得去睡一会儿，”他说，“你刚才差一点就躺地上了，别硬撑了，逞英雄可不在这一时。”
“我就想在这儿坐一会儿，你们都别管我了。”蓝鸽从旁边伸手递了一瓶水过来，我听到她说：“给他喝点水。”
舌尖有沁凉的水送进来，我吞咽着眨动眼睛时，发现凌乐乐的手贴着我的脸：“别担心，医生有了血，一定能救得了他的。”
“能吗？”我的声音很小到连自己都听不见，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我正准备再问一遍，声带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难以言语，我只好咽了一下口水。
“睡会儿吧。”她托着我的头，让我靠在她的肩上。
眼皮越来越沉，筋疲力尽的感觉像厚重的棉被一样覆盖上来，可意识还在负隅顽抗，它正趴在我的耳朵边上喋喋不休：“不能睡，不能睡……万一手术结束了，我睡着了可怎么办？”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眨了眨眼睛，看到弟弟从急救室那边朝着我走过来。我赶快站起来迎上去。
他竟然什么都没穿，灯光照得他皮肤表面上的汗毛上闪闪发光。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脖子，和平时不一样，他竟然表达自如地和我讲话，还叫了我一声“哥”。
他说：“哥，我要走了。”
“什么啊？”我皱眉道，“走？去哪儿？”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不行，你不能走，你得留下，你看，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呢，等了你半天了。”
“我得走了，他们也在等我。”他伸长手臂往窗外一指。
“他们是谁？”
“是来带我走的人，你看不见，只有我能看见。”
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滚烫的液体滴在手背上。
他捏着我的肩膀：“别这样，我眼中的哥哥可是能为我把别人打趴下的家伙。”
“是别人把我打趴下吧？”这时候了，我竟然还不忘自嘲。
他笑了笑，：“不管是什么。”
我这才想到我手里拿着那件外套：“来，把这个穿上，外面冷。”说着，我拎起衣服就要往他身上披，就好像那一年，我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个早晨，父亲做的一样。
“没时间了。”他挣脱开我的手，照在他身体上的白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他的整个身躯近乎透明。我想要抓住他，伸出去的手却从他的身体穿过去：“不，不……喂，等等，等等，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还带着回声：“我们还会再见的……”
“怎么才能再见？”我的声音被卷进那团白光里，他的影像慢慢随着白光一起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团雾气，在空中飘散。
我一睁眼惊醒过来，从椅子上坐起，外套滑落到脚边：“我看见他了……”说完这一句我才察觉到，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大喊大叫。”凌乐乐摊开我的掌心，帮我擦干手心里的冷汗，我语无伦次地说着：“真的看见了，就刚才，他从那走过来……”
“什么呀？没人走过来……”她的脸色因为害怕变得很苍白。
急救室的门突然开了，我挣脱开凌乐乐的手，第一个冲到医生跟前，年长的男医生脱掉口罩，他看到我先是恍惚了一下，接着对我摇摇头：“很抱歉，他失血严重，在抢救中大脑已经死亡，我们给他上了呼吸机，可以靠这个坚持几天，这段时间，你们准备后事吧。”
“不可能的！我刚才还看见他了，他还跟我说话，就站在那儿。”医生的视线顺着我的手向走廊尽头扫了一眼，可那里除了一扇上了锁的门，什么都没有。
几个护士像在拉扯一块白色的床单一样七手八脚地从急救室里推出来一张病床，担架上的人嘴角插着一根很粗的塑料管子，胸口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着，我用手拖住病床：“你看，他还活得好好的，他还有呼吸。你们怎么了啊？你们都看不见吗？”我真替这些人感到可笑，他们怎么就那么轻易地宣判一个人的生死呢？自以为穿上白衣就能扮演上帝和天使了吗？厨师也穿白衣的，卖肉的伙计也穿白衣的。
司徒南拉开我：“松手，乔唯，松手！你冷静点，那是呼吸机，他自己已经不能呼吸了。”就连警察也这么说，这些人究竟都怎么了？
我挣脱他，过去抓住那个医生：“你救救他，你肯定有办法，你救救他，他现在需要什么，我身上有，”我撸起袖子，露出一小块青紫的淤血，“需要血，是吧？来，抽我的！”医生的目光里透出惊恐，“你这个人，简直就是胡闹。”他叹气道。
我用自己的理解方式会意了他的目光，冷笑着：“对对对，不是血，”我又哭又笑，像个醉汉似的摇晃着把颤抖的手指放在鼻子上，“我知道你要什么，我现在就去取给你，我银行里有一百万，够不够？全都给你……”
“先生，拜托你理智一点。”医生厌烦地扯掉口罩，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尽力了，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乔唯，可以了。”司徒南拦在我和医生中间，给医生和后面的病床让出一条路来，病床上的人头部用厚厚的纱布严严实实包裹住，病床的轮子滑过我脚边时，我只看到那张脸被一层毫无生气的惨白笼罩着，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弟弟，他不是那个样子的，这怎么会是他呢？即便平时的他也像现在一样安静，但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亲眼看着那些殷红的血液顺着透明的输液管从我的身体里流出去，流了那么一大袋子，压在负责抽血的护士手上沉甸甸的，可为什么他还是面无血色，对对对，我得问问警察，警察总是知道为什么，我抓住司徒南的衣领：“你说，那些人是不是把血洒了？啊？”
“你说什么呢？拜托你清醒一点。”他抓住我的肩膀摇了摇，可他的影像已经脱离了我的视线。
“我得再去抽一袋，再抽一袋。”我喃喃道。
后来的事，全是凌乐乐讲给我听的，她说我随便拉住一个护士就疯了似的举着两只胳膊说：“抽我的血。”她说我当时眼圈泛青，眼白里布满血丝，把值班的护士全都吓坏了，险些被当做狂犬病发作隔离起来。最后是两个保安架着我，被一个护士注射了一针镇静剂，护士朝司徒南和蓝鸽站的方向瞪了一眼说：“你们这也太闹了，干扰别的病人休息，医院可不是给他一个人开的。你们俩是他什么人啊？”蓝鸽回答她：“我们是警察。”
“警察啊？”她像撒气似的拔出了针头，“警察了不起啊，警察不也得来医院看病。你们还干站着干吗？你！”她指着司徒南说，“过来，帮他按着点儿。”就这样，那个很厉害的护士让司徒南帮我按了两分钟棉球。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把父亲从看守所接来了，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父亲坐在我旁边，如果不是他的脸又黑又瘦，我差点以为自己睡了一觉就回到了五年前。父亲的脸颊深陷下去，看着我的时候，眼里有种无法掩饰的歉疚：“我去看过他了。”他抬起被手铐锁住的双手抹了一把脸，看样子他刚刚肯定哭过了。我握住他的手，点点头，叫了声：“爸。”
“嗯。”
“对不起，我没照顾好他。”
“不怪你。”
“到底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杀了人。”
“是那样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垂得低低的，好像一只鸵鸟。
父亲和我守在弟弟的病房里，只有呼吸机维持着弟弟微弱的心跳，到了下午，红十字会也来了人，他们建议我捐出弟弟的器官，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微笑着说：“有很多人都需要你的帮助。”被我赶苍蝇一样赶了出去，他活着时候没人问津，死了却有这么多人需要他的帮助。
但第二天，我还是在肾脏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因为那个需要肾源的家属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们，跑到病房里又哭又闹。我只想为弟弟最后的时间留点清净。第三天，医生取出了弟弟的肾脏，然后，撤掉了呼吸机，医院允诺承担抢救弟弟的一切费用，因为器官的受赠者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商。
他们撤掉弟弟的呼吸机时，我就在一旁看着，我看着他们把那根管子从他的嘴里拿出来，然后，关掉仪器上那个红色的按键。人们总说，生命的创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一个奇迹，但让一个人停止呼吸，却只是一瞬的事，轻易到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钮，就什么都没了。
警方很快就抓住了行凶的人。那个黄昏他戴着鸭舌帽，选了灯光最为昏暗的那条小路行凶，就是为了遮挡住自己的面目，他以为天空中落下的雨水可以洗刷掉他的罪恶，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那场雨后来停了。而且，被他当做袭击目标的那个男人，也刚好那么凑巧，不是他想等的那个人，他是在那个背影轰然倒下的一瞬间才醒悟自己可能打错了人。怪不得他们扭打做一团的时候，对方除了语无伦次的尖叫之外突然变得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他印象中，那个对手很强的，可面前这个人除了跟他长着一模一样的面孔外，在攻击能力上竟没有一点像他。有一瞬间他还在想，这个人今天到底怎么了，直到他将对手制伏后，有个女人蹲在旁边哭喊着他的名字，他才知道自己真的报复错了人，但为时已晚。他呆呆地站着，听着那个女人喊了一个跟他要等的人很相似的名字，他看着拎在手里的木棒，这是他趁着天黑从刚才路过的建筑工地上随手捡来的，捡它的时候他只觉得尺寸和分量刚刚好，能好好教训对手一通又不至于把他打死。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真是细节决定成败，他戏谑地想，那些名人说过的话真是太他妈的有道理了。就在这根木棒的一端有一根长度不足以令人察觉的钉子，但对于一个活人柔软的后脑勺来说，这颗微小的零件却有着致命的杀伤力，于是他怔住了，他在想自己完蛋了，他把人打死了。而就在他怔住的一分钟时间里，那个蹲在角落里的女人借着月光看到了他鼻梁上那道紫红色的伤疤。那一刻她马上明白了，原来那个寄水果刀到家里的人，也是他。
现在他看不到我，但我能够看见他。我站在一面很大的玻璃屏风前面，警察问我哪一个是他的时候，我特别想手里能有一把手枪，那样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瞄准他的头，像练习射击打靶一样，让他的脑袋开花。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那根木棒本来应该落在我头上的，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弟弟只比我走快了那么一点点，就不明不白地做了我的替身。
其实，真正应该站在屏风后面接受审判的人，是我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