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街亭
街亭之战发生于蜀汉建兴六年、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战役的大背景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
当时蜀汉的战略是以赵云、邓芝的佯攻部队在斜谷吸引住曹真军团，而蜀军的主力则在诸葛亮亲自指挥下从祁山一线向魏国军事力量薄弱的陇西地带展开突袭，以此达到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的效果，力求在魏国作出反应之前占领整个陇西地带。
从地图上来看，东西走向的秦岭和南北走向的陇山（今六盘山）形成一个倒立的“丁”字，将陇西、汉中与关中三个地区彼此分割开来。隔离在魏国关中地区与陇西地区之间的是陇山山脉，如果曹魏要从关中对陇右派出增援，势必要经过位于陇山中段的略阳，也就是街亭的所在地。从蜀军的角度说，也必须要控制住街亭，才能确保魏军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进入陇西战场，从而争取到时间清除掉魏军在陇西的势力。
《汉书·扬雄解嘲》云：“（陇山）响若坻颓。应劭曰：天水有大坂，名陇山，其旁有崩落者，声闻数百里，故曰坻颓。又曰：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足见陇山之险峻，以三国时代的技术能力，大兵团不可能直接翻越，只能取道街亭，反证街亭位置之重要。
蜀军对街亭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自诸葛亮祁山进入战场后，就将整个兵团分成了三部分：魏延、吴懿负责攻打上邽、冀城、西县，其任务是尽快平定陇西；马谡、王平、高详则被派往街亭，以防备魏军的增援部队威胁蜀军侧翼；诸葛亮则作为战略总预备队驻屯在西城附近。
任命马谡为阻援军团的统帅，这个人事决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里记“时有宿将魏延、吴懿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说明诸葛亮有意提拔这位亲信，希望马谡能借用此次机会获得实战功绩。但是可以想象，一线将领们对于这样一位空降而来的指挥官必然是会心怀不满的。
据洪亮吉、范文澜等史地学家考证，确认街亭即在今天水秦安县东北部。具体处所，如《秦安县志》所述，即今日之龙山——“断山，其山当略阳之街，截然中处，不与众山联属，其下为联合川，即马谡覆军之处。乾隆十四年，秦安知县蒋允嫌其名不祥，改称龙山。”
现今龙山脚下的陇城镇即为当年的街亭。陇城镇位宁距秦安县城东北40公里的一条宽约2公里、长达5公里左右的川道北段开阔处。由于镇西河谷中雄峙八方的龙山，山高谷深，形势险要，又有清水河挡道，关陇往来只有通过固关峡，翻越陇坂；沿马鹿－龙山－陇城镇一线行走，是由长安到天水唯一较坦荡的路。当年马谡驻扎的驻地海拔二百多米，方圆数千平方米，顶部能容万人，形似农家麦草堆的麦积崖；西北2.5公里的薛李川中，发现的一张铸有“蜀”字的弩机，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当时蜀军在街亭附近的具体部署是：马谡、王平、李盛、张休、黄袭等人率约两万人封锁关陇大道，而高详则率一支偏军驻扎在街亭北方的列柳城，防止马谡部侧翼被袭。
关于两位主帅马谡与王平的矛盾，史书并无明文记载。但是马谡作为丞相身边的高级参谋兼亲信、从来不曾参与过实战的精英人士，一下子空降为老将王平的顶头上司，难免会引起生性“性狭侵疑”（《蜀书·王平传》）的王平不满，进而产生矛盾。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大。
对于蜀汉的进攻，曹魏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立刻作出了反应，派遣右将军张郃及步骑五万前往增援。而张郃的部队经过街亭的时候，恰好碰到了前来阻击的马谡。
关于街亭之战，史书记载都十分简略。《三国志·明帝纪》只说：“右将军张郃击亮於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三国志·张郃传》：“（合）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三国志·诸葛亮传》：“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合所破。”《马谡传》：“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合所破，士卒离散。”《王平传》：“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於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资治通鉴》所载材料不出前引内容。
综合上面各项记载，可以整理出街亭之战的大致脉络：对于张郃大军的出现，马谡并没有选择依城死守，而是将部队移往南山——也就是海拔两百米高的麦积崖——进行防守。王平对此屡次进行规劝，但是马谡并没有听从，结果被张郃切断了水道，导致全军崩溃。幸亏王平在后摇旗呐喊，张郃怕有埋伏而没有深入追击，蜀军才免于被全歼的命运。
这里就有几个疑点。首先一点，马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的决策其实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街亭位于魏国纵深之地，本身又是小城，可以想象其规模和坚固程度并不适合固守，何况狭窄的关陇通道到了街亭这一段，就豁然变宽到2公里左右；以马谡的兵力，在这种宽阔地带下难以与张郃的五万大军相对抗。如果他不舍城上山，而是当道扎营，无险可守，很可能会输得更惨。
《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也就是说，张郃自洛阳开出的时间，与诸葛亮自祁山进入陇西的时间大致相当。洛阳距离街亭约700公里，而祁山距街亭约400公里；但是魏军走的是境内坦途大道，而蜀军则是在敌境之内，要花时间占领西县并确保该地区无残余的魏军干扰补给线，然后方能继续北进，所以张郃和马谡抵达街亭的时间相差应该不会太长。换言之，马谡未必有时间去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而这对于坚守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可以想象，马谡抵达街亭后的数日之内，张郃的增援部队就已经逼近街亭。马谡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构筑工事，于是果断决定全军移往麦积崖扎营——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在街亭大道驻守的难度，直接将大营扎到了山上。
这并不意味着让道于敌。马谡即使在大道旁的山上扎营，张郃也不敢继续朝陇西进军，马谡随时可以切断他的后路，并威胁他的侧后翼。因此张郃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先消灭马谡，然后再西进——但是马谡驻守在麦积崖，有险可守，想消灭他绝非易事。也就是说，马谡的“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只是选择了一个更容易防守的地点罢了，对于“阻援”的战略目的并无什么不利影响。
唯一的问题，就出在水源上，这个是马谡失败的关键。《张郃传》说是“绝其汲道”，《王平传》说是“舍水上山”，两段记载略有些矛盾。按照后者的说法，马谡舍弃水源而跑到山上去——很难想象身为军事参谋这么多年的马谡会忽略水源问题。从陇山“上有清水四注”的地理特点来考虑，或许在其驻扎的高处或者不远处存在着水源，因此马谡才得以放心上山扎营。小说中就取这种可能性，而历史上真实如何则难以确实。
无论是“舍水上山”还是山上本来就有“汲水之道”，总之在街亭战役一开始的时候，这条水道就被张郃切断了。究竟张郃是如何切断的，以及马谡为什么对此没考虑周全，无法从史书上查到。小说中我将其设计为因为王平与马谡有矛盾，没有保护水源反而自己逃走，导致全军覆没。这是基于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没有史料予以佐证。
总之，马谡在街亭被击败了，张郃的大部队进入了陇西地带，对蜀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关陇通道畅通之后，曹魏的后续部队可以源源不断地开进。蜀军倾国之兵不过十万，若形成消耗战的局面就等于必败；因此诸葛亮在一得知街亭战败后，为避免陇西成为蜀军的绞肉机，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蜀汉的第一次北伐就此落下帷幕。
关于马谡的结局
马谡的结局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疑点。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戮谡以谢众”，《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云“（亮）收谡下狱，杀之……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这两处记载与一般的看法相同，认为马谡是因街亭之败而为诸葛亮所杀。
而《三国志·马谡传》里却说：“谡下狱物故。”有网友文章考证：《汉书·苏武传》载“前人以降及物故，分随武还者九人。”注：“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王先谦补注引宋祁曰：“物，当从南本作歾，音没。”又引王念孙曰：“《释名》：‘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史记·张丞相传》集解：‘物，无也；故，事也；言无所能与事’。案宋说近之，物与歾同，《说文》：‘歾，终也’，或作殁，歾、物声近而字通，今吴人言物字声如没，语有轻重耳。物故犹言死亡。”可见这里对“物故”的解释就是死亡，囊括诸死因。
至今日本仍旧有“物故”一词，特指去世，也是古汉语遗留下来的一点痕迹。
而在《三国志·向朗传》中却写道：“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也就是说马谡的结局，光是《三国志》中就有三种说法：处死、狱中死以及逃亡。
不过仔细推敲来看，这三者并不矛盾。这三个说法也许是同一件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马谡可能是先企图逃亡，被抓，然后被判处了死刑，并死在了监狱中。
从“朗知情不举，亮恨之”这一点来看，马谡逃亡的时间发生于蜀军从陇西撤退之后，而且他逃亡的目标并不是去私下找诸葛亮——也许他打算北投曹魏，或者准备直接南下成都找后主与蒋琬说情，不过这一点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总之马谡非但没有主动投案自首，反而绕过了诸葛亮企图逃亡。
但即使有向朗帮忙，马谡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接下来就是诸葛亮的“戮谡以谢众”。虽然文中说是“谢众”，但未必意味着公开处决。考虑到马谡的身份，诸葛亮也许采用的是“狱中赐死”这类比较温和的做法，然后将死亡结果公之于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马谡首先被公开判处了死刑，但是“判罪”和“行刑”两步程序之间还有一段间隔的时间。就在这段间隔时间里，马谡因为疾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物故”。因此在法律程序和公文上他是“被戮”，而实际死因则是“物故”（小说中就采用了这一种可能性）。
无论是病死还是赐死，根据前面考证，都可以被称为“物故”。
关于费祎
吾友叶公讳开对于费祎其人有专题文章论断，此处就不赘言，请参看《暗流汹涌——也谈费文伟》。小说中的费祎性格就是参考此文而形成的。
关于费祎遇刺事件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云：“（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客郭循的履历是这样的。《魏氏春秋》说他“素有业行，著名西州”。《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延熙十五年）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就是说姜维进攻西平，虽然西平没打下来，但抓获了时任魏中郎的郭循。后来郭循归顺蜀汉，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坐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却并不是真心归顺，他终于还是刺杀了费祎。魏国得知以后，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资治通鉴·嘉平五年》）
这起刺杀事件仔细推究的话，疑点非常之多。就动机来说，这不可能是魏国朝廷策划的阴谋。费祎是出了名的鸽派，他在任期间是蜀魏两国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几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魏国正乐享其成，不可能刺杀掉他而让鹰派姜维上台，自找麻烦。
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郭循跟费祎就算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会攻打西平，自己会不会被俘，被俘以后是直接杀掉还是受到重用等等。如果真的是因私人恩怨而刺杀费祎的话，不可能将整个计划建筑在这么多偶然之上。
而这两个可能都排除掉的话，剩下的最有动机杀费祎的人，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得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动机的。
而姜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像《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愣头青，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而郭循在众目睽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是标准的死士作风。
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西平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捉住郭循的是姜维，把他抓住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实际上这些偶然却是完全可以被姜维控制的——姜维有能力决定发动战役的时间、地点以及对俘虏的处置，这一连串偶然只有姜维能使其成必然。
这几条证据综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很难不叫人怀疑姜维在这起刺杀事件中是无辜的。
我们这些生活在后世的人，凭借残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断出姜维有杀人的动机和嫌疑，当时的蜀国肯定也有人会怀疑到他。但是史书上的记载中姜维是完全无辜的，和这事丝毫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在《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有这样一件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一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是郭循上寿时想刺杀后主而“为左右所遏”的话，那他的意图早在拜见后主前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就应该被拿下治罪，怎么可能还会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参加岁初宴会并接近费祎呢？
更何况，刺杀后主对于魏国来说是没什么好处可言的。那时候刘禅的儿子刘睿在延熙元年就被册封为太子，而且朝内并无立嗣之争。也就是说，刘禅的死不会导致蜀汉局势混乱。一名魏国降人有什么理由对后主如此痛恨到了屡次企图刺杀的地步呢？
所以这一条记载不像是对郭循拜见后主情景的描述，倒像是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为了充分证明郭循“存心不良”而后加进去的补叙。然而，这条补叙看起来似乎只是蜀汉群臣深入揭批郭循反革命行径的一条黑材料，但仔细推究来看，却不难发现它大有深意。它给人一个暗示：“郭循原本是打算刺杀后主，因为太难下手，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而刺杀后主的首席重臣费祎。”
只要蜀国相信那条记载是真实的，那姜维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我总没动机杀我朝皇帝吧”，进一步推论的话，也许这个记载就是姜维或者他授意的某位朝官说出来的。
最后要提的是郭循的身份。以郭循在魏国的地位和名望，与姜维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进入蜀国的“郭循”，也许只是姜维以一名死士做的替身罢了，而真正的郭循也许已经死于西平战役之中。以姜维的地位，想要藏匿特定敌人尸体，以自己的亲信代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可能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或者杀掉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拿自己豢养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公开宣称俘获了“郭循”。接着郭循被押解到成都，在自己表示忠顺和姜维在一旁的推动下取得蜀国信任，拜左将军之位。然后在延熙十六年年初大会上，策划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为了澄清自己的嫌疑，在事后授意近侍官员对皇帝刘禅说郭循脑后有反骨，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以此来防止别人怀疑到自己身上。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得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中就部分借用了这一种可能性。
关于虏疮
虏疮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花。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云：“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一说武陵蛮）之时，将士多被当地人传染，班师回朝时，也就将这种传染病带回了中原，号称“虏疮”。
所以文中马谡得此病，应属可能。
关于陈寿父子
《晋书·陈寿传》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陈寿的父亲既然为马谡的参军，应该也参加了街亭之战的，小说就据此而写；不过陈父的名字于史无征，书中所写“陈松”是编造出来的。而《华阳国志·陈寿传》载：“……（寿）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提到他有个哥哥，但是名字也不详，小说里姑且将其称为“陈德”。
按《晋书·陈寿传》，陈寿卒于晋元康七年，据此回溯的话，那么他应该是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小说中马谡在南郑见到陈松是建兴六年，其兄陈德时年为五岁，比陈寿大十岁，年龄上设定尚属合理。
关于本文的最后说明
严格来说，这并非是严谨的历史小说，而是将不同历史时间点的数种可能性连缀到一起的一种尝试。这种可能性未必是史实，但确实有可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这样说，史实的事件是固定的，但是事件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却存在着诸多的可能。如果将正史视做A面的话，那么隐藏其后的这些概率不一的“可能性联系”就属于B面。
街亭的失败是确定的，马谡的逃亡是确定的，费祎的遇刺是确定的，这些都是属于A面的正史。但是，在这些史实事件背后，有可能隐藏着联系：马谡可能在街亭替王平背了黑锅；费祎可能处心积虑陷害马谡；姜维可能与马谡合作刺杀了费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对这种可能性的一次探讨，所以我觉得称这个小说为“可能的”历史小说，更为恰当。
写作的时候特意选择了比较西式的文字风格，也算做是一种对三国的另类诠释吧，请原谅我的恶趣味。
最后感谢叶公讳开、禽兽公讳大那颜两位在写作期间给予的史料、史学见解以及创作技巧的支持。事实上我的灵感和对三国史的心得，全赖他们两位平日的教诲。如果说这篇小说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全因我站在他们二人肩上的缘故——当然，这是A面的说法，从另一个历史角度来说，我将他们二人踩在了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