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这些矿工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府从金衢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徽州府借兵这事，还牵涉另外一起公案，请看《徽州丝绢案始末》。）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龙脉一损，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只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都说成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听闻。
这么一说，龙脉安危不只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感兴趣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有这么一个理由，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没有立刻从谏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那叫顾头不顾腚。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产。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作“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冲期。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船槽岭顶东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西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日山、龙山，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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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 《县治学宫来龙总图》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力，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以凭拿竟。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坐守石灰宝藏，去外地另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来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虑……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
从府一级的视角，最为看重的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秋闱不振”“县学盛衰”，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
果然，此事上报之后，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不过他也很谨慎，没有大笔一挥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
在回文中，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此岭来脉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笔、砚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图？离县学远近若何？当地之民何以不遵？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尤其是，婺源县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是不是有当地的土豪劣绅在背后指使老百姓烧灰？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几个愚民，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个体户烧灰加卖灰，这个营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他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眼看往前又有税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船槽岭统一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说得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得更直白一点，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使，实同顽梗之故违。”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他还特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您就尽管放心吧。
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就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霖泽乡里”，后来误传为长林。它的位置，恰好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最大。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是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牟利，可再仔细一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岭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吧，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主张，又想开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怎么办呢？简单，直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
这种税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的灰税，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可是不免税，烧灰根本无从禁止，非激起民变不可。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细勘问，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所谓包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个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100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拿着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让灰户王五、付六两家开烧，统共收上120两银子，100两给公公，20两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
对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副作用也特别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在那个例子里，张三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一定会拼命压榨王五和付六，压榨越狠，他得钱越多。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藉口于灰税……向以包税之故，反启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
翻译一下：长林抗议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包税导致龙脉毁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也有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一骂包税，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一骂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词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藉口者，或以灰税未除。而本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但官府不能错，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显得民众特别不理性，免了税还闹事。
本来是官府收取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这么一挪移，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无知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没往徽州府踢。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意，也不必再深究了，大笔一挥，照准执行。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经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于船槽岭进山处，让所有人都看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十五日，这块石碑制作完毕，并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员、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围观下，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现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长，姑录于下：
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以培地脉，以振人文事。
据本县申查，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奉批览图，峰峦秀耸，内如三龙会脉，两湖中夹，月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笔砚池，种种奇绝。惜哉，伤于愚民之手！盖缘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则前志遗漏之罪也。矿以议包，何得妄凿？灰税驾指，又经县豁。此后，有敢盗采者，官府学校共仇之。此郡邑得为、当为、可为事理，不必转达院道也。仰县即竖石，大书严禁，有犯者许人讦告，从重究罪。仍编纂一条，补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此缴。
这篇通知为梁应泽的手笔，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他说龙脉被毁，是因为“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再比如他又说“矿以议包，何得妄凿”，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应泽提到灰税时，用了一个词：灰税驾指。“驾”是圣驾，“指”是到达、去向，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
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吗？怎么突然如此大胆？
原因说来简单。两个月前，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就此告终。
既然朝廷都取消矿税了，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
在这篇文章的下方，还有一系列落款。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以及同知、通判、推官三人，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官——知县金汝谐、县丞马孟复、主簿孙良佐、典史郑大成，以及县学的教谕、训导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县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样了。
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谭昌言父亲去世，已经丁忧离职。禁烧保龙，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前任知县”的位置。
名单再接下来，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汪应蛟、游应乾、余一龙、汪以时、余启元、余懋衡……在名单最后，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
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
在石碑的正面，则刻有“严禁伐石烧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
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外号叫作“刑厅”，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虽已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婺源县衙人手不够，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这个监督责任，便交给了婺源县学。
龙脉若有损伤，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龙，自然是责无旁贷，就像梁应泽说的那样：“官府学校共仇之。”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表决心说“责在通学诸生，有不能辞者”，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一有发现，立刻向官府汇报。
石碑既立，禁约终成。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不吝溢美之词，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
文人的笔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比如在大乡宦游应乾笔下，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恫矣。”
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恫矣：我现在心中忧苦、愧疚不安，毁谤之言害人甚烈，恐怕以后还会有人舍弃山灵，再次伐石烧灰，倘若成真，这将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
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他撰文讲到：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龙者罚毋赦”——这就近乎小说了。
无论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保天物，弭近害，怀永图，挽文运，葆灵光”。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的齐声称颂中，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