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名下的所有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那这一条就是直指要害了。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做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是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见是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1526年）起担任歙县知县。当地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愎，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便被迫含泪认㞞。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着一着接一着，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再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呗！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720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650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300，或捐100，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将以见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4000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8000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吗？
还真需要。
《近事丛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到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是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罄尽。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每一层环节都得使钱，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4000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远远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冤枉，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明代有一个官职叫作“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其理解为一个空降的司法兼纪委官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
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巡按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申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隶属于南直隶地区，归中央直辖，没有省一级的按察使司，但属于应天巡按御史的巡查区。
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应天巡按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办公地点，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应天巡按御史的办公室——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1370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巡视遍历各地，各地都会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郭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作“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级别更高。在大明国初，行省一级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军政一肩挑，比现在的省长权力还大。
比如在隆庆年间，海瑞就曾巡抚应天十府，威名震慑，吓得整个南直隶官场为之簌簌。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南直隶巡抚一共有两个，一个叫“凤阳巡抚”，负责凤阳、庐州、淮安和扬州四府，兼漕运总督；还有一个叫“应天巡抚”，负责应天、苏州、松江、徽州、安庆等十府政务。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叫巡抚都院，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署办公。
弘治十四年，应天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
徽州百姓一提到都院和察院，都敬畏地称之“两院”。
嘉靖八年（1529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可巧新一任巡按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的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很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许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
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定不好看。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只有法椿显得有些狼狈，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力不能及。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里老、邻居等相关人证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查现场。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2.仍将观音堂东边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追查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杖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以及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皇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
法椿。
宁国府审案之时，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判决下来。可是他并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转过来。
不过这件事若再从祖坟入手，难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余，想出一条毒计来。
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十五日，杨干院对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节法会，无论僧俗男女都可以来参加。远近乡人听说之后，纷纷聚拢过来，一时杨干院内外熙熙攘攘，分外热闹。
呈坎距离杨干不远，后罗氏的年轻族人们见到如此好玩，也纷纷跑去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