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作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作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户部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地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却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册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加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就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长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囚禁李煜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青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都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适合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舟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后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里咔嚓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除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还搞了一次拆迁。其时在后湖内外，还住着许多居民，多以打鱼、采菱、湿地种植为生。现在这里要划为禁区，居民们自然也得迁走。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炳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为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着一个老头，姓茅。茅老头给朱元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把黄册库修成东西向的，这样朝阳一出，先晒东边，夕阳一落，再晒西边。每天这么曝晒一遍，就能保证纸张干燥无虫了。
朱元璋听了大喜，然后“作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给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还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为墓丘附祠，旁边修起神庙，尊其为湖神。
洪武爷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吧！
别说后世之人不信，就连《神祠记》作者本人赵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间负责黄册库管理的官员，很有探索精神，决定亲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庙的附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赵官趁修葺的机会，把下面的方台扒开一看——别说茅老人的骸骨了，连毛都没一根。
赵官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庙，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这个土台子，不过是当年的祭神遗址罢了。后人无知，当成墓台，又附会出奇怪的传说。
那么这个毛老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嘉靖年间有个叫李默的吏部尚书，他曾经写过一本《孤树裒谈》，里面谈到了毛老人的第四个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个版本。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元璋为了制衡里甲，规定每一里要设一位老人，有权裁决里内争端。老人有一个特权，可以越级上访，直抵京城。
其实这些老人，还有一项福利。
当时朱元璋规定所有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来京城朝觐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员的车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觐见，朱元璋正在为后湖潮湿的事情发愁，就随口问道：“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也没有。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
传说真伪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历史上真正的黄册库，出于防潮防虫的考虑，确实是大多按东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风。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光照时间来除湿、除虫。偶尔也有朝南北，这取决于库房修在什么方位。
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黄册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堆放在库房里就完了，设计者为它们打造了特别的设施。
黄册库里一排一排摆放黄册的木架子，叫作架阁。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层分格，文件分门别类地搁在上头，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黄册库里，每库里有四个大架阁。每个架阁分成三层，分为数格，用来收贮档案。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阳光。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避免弄湿文件。
黄册库的设计者很细心，要求这些架阁必须使用木头，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个大横板，得数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时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无法承重。
要知道，黄册是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页数又特别多，算下来平均每册得四五斤。十几册甚至几十册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撑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当然，这些黄册不能光靠这点窗户的阳光。管理人员还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把书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月不能晾晒，因为天气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对纸张也有伤害。
在晾晒期间，只要天气足够好，一次要晒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库。
本来这种晾晒工作，要打造专门的木制晒架。后来官府觉得木制太容易坏，损耗惊人，便改变了做法。他们在每间库房门口，都用砖头砌了十个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长三砖，宽两砖，彼此相隔七尺。然后在砖墩之间，架起四根长七尺的铁棍，黄册就挂在这些晾衣竿上晾晒。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阳光对纸张保存的伤害也够大的。不过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么细致已经算是尽力了。
除了防潮，黄册库对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生炉取暖。库房里的地面都要铺设沙子，上覆木板。这样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都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这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格局。后来到了正德年间，梁洲增设的库房越来越多了，距离厨房越来越近，主官索性把厨房给移到环洲上去了。每次人员吃饭，都必须从梁洲跑到环洲。这样做很不方便，但上头对此绝不通融，甚至还特意立了一块牌子：“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
黄册库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么多纸堆在一处，整整两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灾都没有。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软件问题。
这些档案实在太多了，又来自五湖四海，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后检索。
后湖黄册库的库房，是以东、西、南、北、前、后为名。具体到库房内的架阁，则以“千文架阁法”做编号。
这是宋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绝无重复，特别适合编码。咱们现在常说的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其实就是这种检索法的产物。
不过具体到黄册本身，动辄几万册，千字文系统显然就不堪敷用了。
黄册库的办法是，先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还要用一长条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
这种分类，是为了方便地方查询。后湖库存的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这是后湖黄册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说前文曾经提及的那位休宁县的平民王叙——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档案，他该怎么做呢？
第一期攒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攒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所以王叙要先找“地”字号架阁。
他拿着一张对照表，发现“地”字号架阁是在梁洲前五号库里。他打开库房，走到“地”字号架阁，会看到一摞摞黄册整齐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头贴着索引条。王叙找了一圈，看到“直隶徽州府”字样，赶紧走过去，从这一摞黄册里翻出标明“休宁县”的几本册子，再找到里仁乡呈递的分册，翻开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图，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户籍情况了。
后湖黄册库的落成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间。也就是说，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攒造黄册，就开始责令工部筹备库房建设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黄册并鱼鳞图册要“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可见其已正式投入运营。
黄册库最初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间库房。其中九间库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档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阁；洪武二十四年则用了库房二十五间、架阁一百座。
从此，随着每十年大造黄册，后湖黄册库一直在扩建。
到了永乐帝，大明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本来永乐应该把后湖档案也迁过去，可是北京周边找不出像玄武湖这么天造地设的湖泊——有也没用，冬天湖面一上冻，任何人都能闯进去。后湖黄册库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户部代管。
这么决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江南是天下税赋重地，干系重大，黄册库设在这里，能更好地为其服务。
于是从永乐开始，每期黄册造完，除了总册需要进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册仍旧存放在这里，一直持续到明末。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无怪乎时人评价：“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如此规模的档案库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还得配备管理团队。
在洪武年间，黄册库的最高长官是由户部侍郎代理。那会儿官员人手不够，个个身兼数职。后来到了宣德年间，才专门增设了一个户科给事中的岗位，专管后湖册籍事。
这个安排，其中颇有奥妙。
明代的官职里，有一个“六科给事中”，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这个纪委是独立运作，不归部委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
“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其他给事中都是从七品。品位不高，可权柄与威慑力却不低。像是廷推、廷议之类的高级官员会议，这些七品小官，同样有权参加。
区区一个档案库，长官居然是户科给事中，可以说是高配了。
不过再细一琢磨，这并不算啥高配。
因为这个户科给事中，前头还有俩字：南京。
靖难之后，永乐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大明拥有两套中枢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职配置完全一样。不过可以想象，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除了给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还有一位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这个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户部一共有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名字迷惑，误导性太大。
其实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带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要带管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要带管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各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可以看到，广西清吏司的带管业务，和仓储密切相关。从该司调派主事一人来监管黄册库，也算专业对口。虽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级别比户科给事中高，地位却不如彼。
他们两位，一位是监督户部办事的，一位是户部办事的，职务上彼此牵制。一个品低地位高，一个品高地位低，位阶上互为制衡。
除去这两人之外，黄册库管理层的第三顺位，叫守备太监，司掌关钥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备太监负责——也算是大明独有的特色吧。
这套不分轩轾的配置阵容，倒也符合档案库这种特别重要的冷衙门定位。
除却这几位大员之外，还有五十名监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负责日常晾晒黄册。匠役从应天府所属的两个县里征招，要求还不低。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则晾晒完黄册之后，都没法正确放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京城东、北二城兵马指挥司和沈阳左卫牧马千户所，三个军事单位各出一批歇操卫兵，昼夜沿湖巡视，驱赶闲杂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设一哨，严加防范。
户部十三司还轮流调拨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逻。可谓是戒备森严。
后湖与四面陆地隔绝，没有桥梁通行，因此黄册库还配属了三十七个船夫和十二条官船，负责与岸上的往来联络。但这些船可不是随叫随走的，平时都停泊在太平门外，用铁索串锁在码头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谓之“过湖”。
过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岛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门外的湖口检阅厅，主事官员仔细查验其身份、凭信文书。无误后，由掌握钥匙的内监打开铁索，带队上船。当日济渡任务结束后，内监还得把船重新锁上，加上封条。
就算过湖上了洲陆，黄册库也不能轻开。负责人得先从主事官员那儿领取文书，再到守备太监那儿领取钥匙，结束之后，要把钥匙原样交回。
当时有两句诗：“四面环巡照大禁，中洲守护绝通衢。”诗一般，但描述的禁绝情景半点不假。
明代关于“过湖开库”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间，曾经有一位监生，从守备太监那儿拿了钥匙去开门，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钥匙也带回去了。他媳妇一看钥匙上缀着的黄色绒绳太旧，给换了一根新绳。等监生把钥匙交还守备太监，太监一看大惊，说这钥匙绳是马娘娘亲自搓的，你擅自换走，要倒大霉。吓得监生连滚带爬回家，还好媳妇没来得及把旧绳子扔掉，赶紧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场大祸。
这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尤其是马娘娘亲自搓绳这个细节，很有民间想象的风格。不过它至少证明，后湖管束之严，连老百姓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过湖斗争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个叫郭镛的太监，奉命去两广公干。他路过南京时，突发奇想，硬是逼着内监把船锁打开，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登上梁洲，在黄册库逛了足足半天，过午才走。
这事惊动了南京的御史们，他们以监察御史孙纮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书天子弹劾郭镛“擅游禁地”，强调说黄册库是国家机密所在，虽然这人并未造成什么损害，但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进入，贻害无穷，所谓“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
册籍之重，兹事体大。皇帝很不高兴，把郭镛申斥了一通，顺手夺了他的两广差使。
这起纠纷，引起了宦官们很大的不满，认为南京御史小题大做，故意让他们难看，暗搓搓地伺机报复。到了弘治三年，司礼监有个叫何穆的太监，前往后湖巡视。这次他奉了圣旨，黄册库官员乖乖地请他过湖勘验。
何穆巡视了一圈，眼皮也不抬，开口批评说后湖的关防太过松懈。官员赶紧请教说怎么改进，何穆也不客气，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点，太平门旁边的石闸，要标定一个刻度。平日湖内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决定，过则开，不过则不开。
第二点，湖边每百步设置石碑一通，写明“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第三点，于神策门外东城脚下湖边，修起一道界墙并栅栏，切断人畜往来，防止百姓窥伺册库。
第四点，过湖船只，要严加管理，铁锁连串，铺门封锁。何穆这四点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议，并无不妥，可黄册库官员一听，就知道里面暗藏杀机。
先看第一条。
后湖的体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稳定，所以洪武年间在太平门和太平堤设置了石闸、石洞，涝时开闸泄洪，旱时闭闸蓄水，以保证黄册库的安全。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么在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么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围，着手准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准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闲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这么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管人员，将前闸不时启闭，走泄湖水，复有前弊。”
这么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复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除了“民”，还有个“官”。
这个“官”字，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时有个南京守备太监叫蒋琮，因为长江芦场的利益问题，跟南京御史们打得不可开交。蒋琮为了寻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陈祖生控诉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没什么钱，管理人员经常趁职务之便偷偷打点柴薪、捞点鲜鱼。卢锦、方向作为黄册库的上级主管，派佃户在裸露的湖滩上种了几块地，从中占点小便宜。没想到这事被蒋琮给掀出来了，导致两人都被下狱。
郭镛路过南京时，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这件案子，想亲眼见识一下。没想到，同仇敌忾的御史们立刻抓住这个痛脚，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何穆这次到南京来，也是因为郭镛回去哭诉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软，这才派他来查实。
现在御史们已经被何穆㨃得灰头土脸，黄册库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礼监都派专门的渔船来湖内捕鱼，好供给官员用度。但是原来打鱼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着官船捕鱼的当儿混进来，存在隐患。从今以后，要限定捕鱼的日子，对船只严格检查，渔网只允许用五天，其余时间全部收走。
存在隐患只是托词，其实是为了整黄册库的人。他们平时没什么好处，只有每年趁这机会网几船鱼，改善一下生活。这一下，全没了。
还有，何穆指出，现在湖内五洲之上的芦苇太多，是个火灾隐患。可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内，因此责令管库官员并杂役、匠役等人，把这些芦苇都砍去充当柴薪。他还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积聚过多……就行会官估价，变卖银两，送应天府官库收贮，以备修理本库等项支销。”
听起来冠冕堂皇，毫无破绽。但仔细一琢磨，后湖黄册库管人员额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赚到的钱却只能充公用。这根本就是变相把一部分办公支出，转嫁到库管人员个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的先进管理手段，让底下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何穆把这些“合理化”建议，整理成奏疏上报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们士气大挫。经此一役，蒋琮那边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狱，而蒋琮本人毫发无伤，宦官一方在两个战场均大获全胜。
至于躺着也中枪的后湖黄册库，只能哭着进行整改，让后湖禁制变得更加严苛。有人写了首诗讽喻此事：“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点不错。到了万历年间，有位吏部左侍郎顾起元路过南京，不得其门而入，不由得感叹说：“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过于钟山与后湖，今为皇陵册库，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
连吏部左侍郎都不让靠近，可想而知黄册库平时人迹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后湖这里才会变得特别热闹。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会重新攒造黄册，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黄册入库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现场得由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外加主事四人亲自坐镇查验，还有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子监的学生严阵以待。
国子监一般的编制是一千五百人。这一下子去了一千两百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这么多人？这是要打仗吗？
还真差不多。
这些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将要跟全国的地方官吏百姓，展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黄册的攒造过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