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解经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一个对与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在经学世界里是确凿无疑的，即是否符合孔子的教诲。
但问题是：孔子的教诲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哪些，这是很难搞得清楚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的经师各自宣称传承孔圣之旨，而这三家对同一段经义的解释又往往大相径庭。《公羊传》对“夏四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是：
克之者何？杀之也。
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
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段者何？郑伯之弟也。
何以不称弟？当国也。
其地何？当国也。
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译文
问：“克”字是什么意思？
答：是“杀”的意思。
问：既然是“杀”的意思，直接说“杀”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克”字呢？
答：这是为了强调郑庄公之恶。母亲想立段为国君，自己却把段给杀了。不如不给段地盘好了。
问：段是谁？
答：是郑庄公的弟弟。
问：《春秋》为什么不称段为弟？
答：因为《春秋》把段当作匹敌一国之君的人物。
问：《春秋》写明克段的地点又是为什么呢？
答：也是因为《春秋》把段当作匹敌一国之君的人物。
问：可是，齐人杀公孙无知，为什么就不写明地点呢？
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国都之内。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内，《春秋》就不写明地点；而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外，但谋乱被杀之人并没能匹敌一国之君，《春秋》也不会写明地点。
《公羊传》的解经，基本上是从《春秋》的文本本身字斟句酌而来的，非常细腻，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把所有该解释的内容全部解释清楚，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细心发现了。比如，《春秋》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在一些专家的眼里，这个“夏五月”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记载——虽然不像“春王正月”那样博大精深，但也一样表达了孔子的特殊用意。孔子为什么不记“夏，郑伯克段于鄢”，而偏偏要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呢？微言大义就在其中。
按照《春秋》被发掘出来的所谓义例，郑庄公讨伐叔段属于“讨贼”的情况，而讨贼应该只记时（季节）而不记月——这就是何休所谓的“讨贼例时”。
问题出现了：既然“讨贼例时”，克段一事就应该被记作“夏，郑伯克段于鄢”，而孔子特地注明“五月”，究竟有什么深意呢？何休解释道：“这是批评臣子没能以时讨贼，和卫国人杀州吁同例。不依‘讨贼例时’的惯例，因为这件事里主要的过错是亲亲之道的丧失，所以孔子就不把它当作严格的讨贼事件来记录了。”进一步的解释是：“如果按照讨贼的惯例，这里应该称‘郑人’而非‘郑伯’，就像齐人杀公孙无知的语法结构一样。孔子这里主要批评的并不是讨贼太慢，而是郑庄公有失亲亲之道。”
何休说这个“夏五月”的含义和卫国人杀州吁同例，这就可以两相比较，从中发掘圣人深意。这是解经的一个传统手法，《礼记·经解》简述群经要义，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郑玄解释说：“属”就是“合”的意思，这是说使人能够将不同的文辞与事件进行联系、对照，以判明是非，这得益于《春秋》的教化。更有人（如陈亮）认为，“圣人经世之志，寓于属辞比事之间”。
从元代起，科举考试就曾经因为《春秋》的这一“属辞比事”的特点而推出过一种特殊的出题形式：合题，即合《春秋》数事为一题，让考生通过这数事的联系、对照来发挥其中义理。何休这里所作的属辞比事正是元明以来科举合题之祖。
那么，就“夏五月”的含义和卫国人杀州吁做一下联系与对照：州吁被杀见于《春秋·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这句话在语言结构上和“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基本相同。州吁以庶子身份弑君篡位，最后被国内元老用计除掉。《公羊传》解释这句话里的“卫人”的含义，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何休注释：“讨贼的惯例是只记季节而不记月份，《春秋》这里记录了月份，是为了突出州吁被除掉得太慢了。”
属辞比事有了结果，至于说这样的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这就总要引入一些信仰的精神了。后世的合题考试就更难一些，因为考生还要多加一层考虑，即猜测考官的理解。顾炎武曾经深叹个中之弊，说《春秋》简直就成了一本谜语书。
《春秋》仅一万余字，谜题却在所多有：记事有深意，记时也有深意；符合体例的地方有深意，破例的地方也有深意；写了什么有深意，没写的也有深意。“夏五月”和“夏”，这么一个区别，就被公羊家嚼出了无穷深意。时间上看似简单的寥寥记载，在公羊家眼里反映了圣人治世大法的一则核心义理。
何休提出过《春秋》的纲领有所谓“三科九旨”，及至清代，后起的公羊学大家孔广森撰成新时代的经典《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对何休种种旧说破而后立。其中很主要的一项就是重新梳理“三科九旨”：“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在孔广森的这个新系统里，《春秋》里的时、月、日正是天道的体现，意义不可不谓重大。在州吁被杀一事上，孔引崔彦直的意见，认为州吁才一作乱，卫人就应该立即讨伐，这才是大义所在，而他们一直拖到九月才在濮地杀了州吁，所以孔子特地记明了月份，以显示卫人行动之慢。孔又作按语，说《春秋》记杀州吁“于濮”，其意义和记克段“于鄢”是一样的。记叙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在公羊家解读《春秋》的过程中全都蕴含有无穷的深意。
那么，公羊家的解释到底对不对呢？这问题不好评论，但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即便在公羊学内部，许多问题（包括原则问题）都是争议不清的，比如上述孔广森驳证何休的时、月义例，而廖平又提出一个《无月例论》，认为在时（季节）、月、日的区分上，无非是大事记之详，小事记之略，而如果有小事值得重视，就在时间上详细一些，反之亦然。可到底谁才掌握了真理呢？很难判断。第二，仅在克段一事上看，在“三传”之间做横向比较，《公羊传》的解释明显与《左传》不同。而且，义理解说的不同先放在一边，单是在事实上，《公羊传》认为“克”是“杀”的意思，郑伯克段于鄢，是说郑庄公把叔段给杀掉了。就算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义理正确”，但“事实正确”无疑只可能有一个答案，叔段要么被杀，要么没有被杀，两个答案不能同时成立。
从《左传》看，郑庄公先后打下京地、鄢地之后，叔段逃到了共地（今河南辉县），这才有了“共叔段”这个名号。而且，《左传·隐公十一年》还记载着郑庄公在攻下许国之后的一段话：“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这是在克段一事的十年之后回忆当初，感叹弟弟叔段正在国外流亡。
到底谁说的对呢？这首先要解决两个疑点：一是“共”，二是“克”。
共叔段之“共”到底是地名还是谥号，这是有争议的。汉代大儒贾逵、服虔就认为“共”是谥号，其含义是“敬长事上”，与出奔共国之“共”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此说属实，叔段就变成了一个正面形象。而孔颖达力驳其非，认为叔段出奔，无人为他拟定谥号。
再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克”：如果“克”字确实是“杀”的意思，《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确实可以被理解为“郑伯杀段于鄢”的话，那么不管《左传》的说法是否符合史实，至少是不符合《春秋》的；如果“克”字解释不出“杀”的意思，加之《左传》的叙述显然比《公羊传》更有说服力，那么《公羊传》的可信度自然就要受到合理的质疑了。
这个时候，《穀梁传》的意义似乎变得重要起来。“春秋三传”，有两传发生矛盾了，第三方的意见会倾向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