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我还能清楚记得那一天的日期：1965年12月4日。因为几天前，《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在中文系引起激烈讨论，在我们历史系内部也引出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辩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就连教研室走廊上都站满了大声争辩的教师，这种环境让人很难专心致志地批改作业。
那天刚上完下午第二节课，我回到教研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宿舍。刚走出主楼楼门，还没打开自行车锁，一名学生就小跑着出来叫住了我，说系主任在到处找我，看样子还挺着急。我对当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老严还是比较头疼的，我们之间许多观点并不合拍，偏偏他还对我青眼有加，总喜欢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沏上热茶摆龙门阵。既然被学生叫住，我只能揣起钥匙，夹着公文包转回系里，敲开了二楼最东头主任办公室的门。这一次会面，本以为又是一次话不投机的清谈，谁知道最终竟颠覆了我的整个人生观，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我都无法走出这一天留下的阴影。
老严开了门，笑呵呵地让我进屋。我一看就觉得气氛不对，屋里有客人。办公室的肖大姐正提着暖壶给客人倒茶，白瓷杯里漾起碧绿的茶香，那是主任轻易不肯拿出来的上好龙井。两个陌生的同志一坐一站。站着的是个小年轻，穿着没有军衔的崭新军装，样子显得有点拘束，手碰一碰茶杯的柄又赶紧挪开，看上去不好意思端起来喝；坐着的是个三四十岁的干部，皮肤黝黑，穿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灰色干部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知道是来自哪个机关。
“这位是赵……同志，身后站着的是小李。这位呢，是我们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讲师张老师，他对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相当有研究，应该能配合你们的工作。”老严热情地介绍道。
我莫名其妙地走过去，伸出右手跟站起来的干部相握。
“张老师你好，我姓赵。”这人脸黑沉沉的一丝笑容都没有，介绍中也没有单位和身份头衔。
我们分别在沙发上坐下。肖大姐给我沏上龙井茶，端着暖壶出去了。我奇怪地望向老严，看到他正把一封盖着红图章的介绍信对折之后塞进信封，小心翼翼地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张老师，这次到师大来请求你们协助，不能说是政治任务，但确实与一宗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事件有关。我们急需一位熟知近代日军侵华战争史的人参与到工作当中。严主任介绍了你，是肯定你的能力与政治水平，有为祖国和人民付出的立场和觉悟。”姓赵的干部嘴里说着场面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有点儿发毛。
“我只是个小讲师而已，说不上有什么能力，不过能帮得上忙的话还是很乐意的。”我顺着他的话答道，眼神又飘向老严，示意他赶紧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了。
老严从抽屉里拿出一听马口铁罐装的红双喜卷烟，取出烟来发给大家：“抽烟抽烟。这位赵同志是从昌平过来的，路上跑了整整一下午。小张啊，我已经给你开好假条了，你吃过晚饭就随着赵同志去昌平办事。两天、三天回来都不打紧。你的课我让别人先代着，工资照发，每天一元五角钱的伙食补助，你看呢？”
我满头雾水接过香烟，从兜里掏出火柴点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出差倒是没事儿，可究竟去做什么呢？难道是抗日遗迹的恢复性重建？要说出现场也轮不到我啊……”
站在旁边的小李同志脸红红地接过一根卷烟，就着老严手里的火柴点了，吸了一口，捂着嘴咳嗽两声。姓赵的干部轻轻把老严的手一推，自己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铝箔纸包的烟盒，倒出一根带过滤嘴的香烟叼在嘴上：“这件事的保密等级比较高，我们不能多说，你同意的话，请签署这份保密协议，到了那里之后就明白了。”他没急着点燃香烟，先从身旁的人造革挎包里掏出一摞纸来摊在茶几上，又摸出一支钢笔，摘下笔帽递给我。
我草草扫了一眼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没看太明白，就看见最上面的框框里写着“等级：绝密”，末尾公章盖的是“公安部预审局”。这个单位我从没听说过，不由得抬起头重新打量一下对面的干部。姓赵的似乎习惯别人盯着他的眼光，眼神木木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是好事，小张。”老严靠在办公桌上吐着烟圈，“好事。”
当时那种环境之下，不由得我不捉起笔，在保密协议最后签下自己的名字。那时想得也简单，不管是苦差还是美差，出趟门散散心总比待在系里听别人吵嘴强，再说不就是去昌平嘛，一天就打个来回了。
“谢谢你，张老师。”姓赵的干部收起协议和钢笔，再次站起来跟我握手。我也赶忙站起来拉住他的手，心里还想这个赵干部看起来冷冰冰的，做人还挺热情。谁知他转脸对严主任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动身了，晚饭在那边解决吧，趁着天没黑，还有一截山路要爬。”
“吃完饭再走吧，食堂现成的热乎乎的饭。”老严都从抽屉里掏出饭票了，闻言可怜巴巴地瞅着对方。
赵干部一点不领情地回绝道：“下次吧，下次。张老师，也不用收拾什么行李，顺利的话明天就能送你回来，咱们这就出发，没问题吧？”
“没、没问题。”我那时候脑中就一个念头：要去的地方可千万别让换拖鞋，我的两只袜子后跟都破了大洞，千不怕万不怕，就怕脱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