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终到达了昆明。父母亲在研究机关与联合大学谋到了职位，我们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很快，我们同八位航校学员再次见面。这些人都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地区，家乡大多已经沦陷，山高水远，独居异乡，训练枯燥无味，生活寂寞。‘德国教官会拿鞭子抽人的。’他们说。他们每周休息时都会到我们家做客，三五成群地过来聚会，那是他们最欢愉的时光。那时我父母在昆明市郊龙头村借来一块地皮，请人修筑了三间土坯小屋，这座屋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谈笑间能暂时忘却思乡之苦与亡国之痛。
“我犹记得那座屋左近是邻村‘瓦窑村’。这村以烧陶器闻名，一条水渠蜿蜒绵长，长堤上种着郁郁葱葱的桉树。周末的黄昏，我会在长堤上等待结束作训的大哥哥们结伴走来。他们穿着笔挺制服的样子令人着迷。不光在我眼里，在联合大学女学生的眼里，他们也是最时髦的一群青年。”
女犯人的故事似乎有点不着重点，但赵干部很耐心地听着，打断的次数也逐渐变少。这里没有需要我验证的地方。1938年的昆明基本上是安全的，直到10月份日军攻陷武汉，才开始利用武汉机场起飞飞机轰炸昆明市区。
“那时昆明航校的设备非常落后，只有几架东拼西凑的破烂道格拉斯教练机，学员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概率很高，几乎每周都有事故发生。到1938年底，八名青年终于以第七期学员的身份从航校毕业。他们的父母、家人都在沦陷区，于是邀请我爸爸和妈妈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爸爸在典礼上自豪地致辞。我们一齐观看了教练机的飞行表演。那时，每个人都很快乐，他们兴奋于终于成为合格的空军军官，可以为抗日事业出力了；我们的快乐在于多了一群活泼健康的亲人。在那时的中国，还有什么比亲人团聚更快乐的事情呢？……但很快，日本人对昆明的空袭开始了，他们被编入飞行大队，开始驾着老旧的道格拉斯飞机和霍克飞机对抗日本人的新型战斗机。”女犯人说到这里，神情显得有点黯然。
“空袭的话……”赵干部听到这里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转向我寻求解释。
“是的，1938年末昆明开始遭到日军空袭，中方……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机又少又老旧，根本无法与日本鬼子对抗。”我立刻说出早准备好的回答。
女犯人点点头，继续说道：“没过多久，一封阵亡通知书就寄到了我的家中。那是一位姓陈的大哥。他是一个爱讲故事、爱开玩笑的广东人，总是喜欢讲与日本人在空中缠斗的离奇经历，没想到他真的在与日本战机的对战中坠地身亡。原来八位青年都将自己的通信地址留为我家的地址，把我的爸爸和妈妈当成了亲生爹娘。没等我们从悲痛中走出来，第二封阵亡通知书就到达了。那是一位姓叶的大哥，个子瘦长，不善言谈。他曾两次在教练机的坠机事故中生还，摔掉了南洋华侨与各界同胞集资购买的飞机，他的心情非常沉痛，发誓绝不再跳伞逃生。后来在一次警戒飞行中他的飞机发生严重故障，机长命令他跳伞，但他没有服从，还想挽救那架珍贵的战斗机，硬是同飞机一起坠地，机毁人亡。
“后来，1940年冬天，我们举家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李庄，但青年军官们的阵亡通知书还是一封接一封寄来。当年在旅馆中拉着动听小提琴的黄姓大哥同样牺牲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敌机时被敌人击中，遗体与飞机一起摔得粉碎，以至于无法妥善收敛。终于，最后一封阵亡通知书出现在邮递员手中，爸爸与妈妈的悲痛无以复加，他们一遍遍翻看这些青年人的照片、日记和信件，为消逝在天空中的英魂暗自垂泪。
“八封阵亡通知书，八份遗物，八条青年抗日志士的生命……”女犯人垂下眼帘，声音变得微弱下去。
“别说这些！说重点！”赵干部吼道，“继续说！”
124号犯人语声幽幽：“1941年，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我妈妈的三弟，与八名青年一样牺牲在碧空。我妈妈悲痛欲绝，写下这首诗悼念三舅，也同时悼念那些亲爱的青年军官，诗句是这样的：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我听着朴实而动人的诗句，一时间觉得有点恍惚。但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青年，面目却似乎渐渐清晰……
这时赵干部突然“呼”地站了起来，带着一阵风大踏步走到犯人身前。“啪！”响亮的耳光声将我惊呆了。女犯人脑袋歪在一边，头发散乱地贴在额头，脸上慢慢浮现一个血红的掌印：“让你说重点！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
“是，能听懂……”女犯人嘴角溢出血沫，带着屈辱低声回答道。
赵干部大踏步走回写字台后坐了下来，犹自呼哧呼哧喘着气，黑脸上漾起愤怒的红晕。他突然扭头冲我说：“别被她的话所迷惑！她的身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她与日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什么？”我禁不住上下打量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