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这名叫做陈桂民的空军飞行员并没有死于坠机事故，而是秘密潜逃至日本，当了一所大企业的经理，然后再回国来找这位……”我的话说了半截，发现不知该用哪个词来代指眼前的女人，叫“同志”显然不妥，叫“小姐”是万万不能，直呼“犯人”又显得不尊敬，不由一时语塞。
幸亏赵干部拾起了话茬：“对！这也是我们的猜测。陈桂民死于1939年6月，当时是24岁，他活到今天的话应当是50岁，与照片上的日本人吻合。我找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几位同志谈过话了，他说五十州关男无意中曾说过几句中国话——准确地说，是广东话。这个日本人很警觉地立即否认自己会说粤语，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了下来。研究广东话的同志分析录音带后指出，此人说的是粤语的一个分支：阳江话。”
我低头再次观察照片，事实上很难分辨这样一位老人的年纪，说五十岁可以，说六七十岁也没问题。“为何能断定是阳江话呢？仅凭只言片语，没准只是巧合呢？比如一位朋友告诉我，用上海话说‘葡萄’这个词的时候，发音和日语中的‘葡萄’（ぶどう）一模一样。”我想了想，开口问道。
赵干部严肃地扭头望着我：“问得很好，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结论，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唯物辩证主义工作方法。事实上，语言专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有一天北京下起大雨，五十州关男无意中说出了‘落水’这个词。普通话说‘下雨’，广州话说‘落雨’，唯有阳江话会说成‘落水’，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
我们对话的过程中，女犯人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也没有针对日本人的身份做出辩解。这时赵干部突然一拍桌子：“事实还不够清楚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你就与国民党反动派过从密切，这些人无耻地出卖了国家和民族，伪装飞机失事制造死亡的假象，投敌卖国取得了日本人的身份，如今利用你们不可告人的关系重新取得联系，想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向外传递机密情报！我们已经完全掌握到你勾结外国的犯罪事实，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交代全部犯罪内容，不要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梁犯！”
赵干部一不留神又叫出了犯人的名字，但我旁听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她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姓赵的家伙是个大嗓门，声音嗡嗡地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回荡，小李推开门看了一眼，确认我们都安然无恙后又将门带上。
“我没有犯罪。”女犯人终于开口了，声音相当平静，“我无数次重申过这一点，但你们只用无理取闹的方式一次次逼供，诱导我写下子虚乌有的证言。我没有卖国，我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我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报，我无愧于我的岗位，也无愧于党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你们只是想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长久地关在监牢中，那恭喜，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若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让你们严重匮乏的良心偶然发现，肯听我说出事实的真相，那么我已经做好再次陈述事实的准备——就像之前我多次做过的那样。”
赵干部“砰”地一拍桌子，但这次他将愤怒压抑住了，紧紧闭着嘴巴，额头的一条青筋忽隐忽现。“张老师，”他突然扭头盯着我，阴沉沉的眼光看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就需要你来协助我了。”
“当然，当然。”我咽了口唾液，无意识地在纸上画了几条波浪线。
“每次审讯进行到这里，124号犯人都会用一套准备好的说辞来混淆事实。她嘴里的话非常离奇，就连最下作的小说家也编不出来，居然以为我们会相信！”赵干部用脚从桌子底下勾出痰盂，“咳——噗！”狠狠一口浓痰吐了进去，“我们使用了公安部最新研制的高精尖设备：微电子测谎仪对她进行了探测，也找来医院的精神科专家对她进行过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精神完全正常，也并没有说谎。等一下你就会觉得好笑了，张老师……她竟然真的相信那一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谨慎地点点头，说：“那么，要我做的是找出她话里的漏洞，证明她即将说出的事情全部是谎言，对吗？”
“那不是最终目的，不过你可以这样理解。”赵干部扭动身体摆出一个舒适的坐姿，双手不安定地敲着桌子，冷冷开口道：“开始吧。”
女犯人抬头望着灯泡里明亮的钨丝，表情宁静地开始陈述。我拿着钢笔在信纸上写下一个“1964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只是想装作记录什么，以缓解屋里紧张而神秘的气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