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人们一定会说他们是为维护荣誉而杀人。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拍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精疲力尽了，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尚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但是，我们是无罪的。”“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这是一件荣誉的事。”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理好。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儿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像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塞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呆到2点钟。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蹓跶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说。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那是惟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事前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用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10英寸，宽2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7英寸，宽1英寸半。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22个人声称维卡略兄弟俩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惟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3点20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礼拜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他们一般都是在礼拜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我想他们是喝醉了，”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是礼拜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只是来磨磨刀。”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像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鐾了几上，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
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被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条牛的奶，那就更不敢下手了。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屠夫说。“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波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牴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6点开始又变成了酒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3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为止。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3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4点10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就是弄一船石油来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像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是关着的。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过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抹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她对他们是那样的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他们还像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别是杀像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可能对警察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4点差几分钟起床的。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利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像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主教该怎么想呀？”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新港”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5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找到了维卡略兄弟。“我看到他们时，以为他们只是说大话吓唬人，”上校按照他个人的逻辑推理对我说。“因为他们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烂醉如泥。”他几乎连问都没有问他们要干什么，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叫他们回去睡觉。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就像在惊恐不安的妻子面前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上校对两兄弟说，“如果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呀！”维卡略兄弟俩离开了牛奶店。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镇长轻率地处理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失望，因为她觉得镇长应该把孪生兄弟关起来，直到把事情搞清楚。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把屠刀拿给她看了看，就算了却了此事。
“他们已经没东西杀人了，”上校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而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凭着她的直觉看出了这个问题。她敢肯定，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可是拉萨罗·阿蓬特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上校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醒圣地亚哥·纳赛尔；好，新年好。”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大概会永远记着拉萨罗·阿蓬特那副使她有点讨嫌的矮胖的样子，可是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幸运儿留在记忆里，尽管他由于偷偷搞那种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而有点神魂颠倒。他那个礼拜一的举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办事轻率。事实是，直到在码头上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他才记起了他，那时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十分得意。
维卡略兄弟俩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十二三个去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6点钟以前早已把事情传得家喻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入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4点，她看见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12英寸长，3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像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作的案，两把刀都很粗笨，并且用过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六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像，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2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维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11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被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惟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像往外尿玻璃碴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狂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天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开，当他们从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过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你们可要好好当心，”她对他们说。
因此，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觉得孪生兄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给他们上了一瓶烈性酒，企图最后打掉他们杀人的念头。“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孤单！”彼得罗·维卡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和换上新刀片的刮胡刀，可是他却用剔肉刀刮了胡子。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那是男人的一种野性。“他像电影里的暴徒，”她对我说。后来彼得罗·维卡略亲口告诉我说，这事是真的，他是在军营里学会用剃头刀刮脸的，这种习惯一直没能改变。可他的哥哥则谦恭地借了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刮胡刀刮了脸。最后，他们俩默默地、慢吞吞地将那瓶酒喝完，睡眼惺忪地看着对面那幢房子的紧闭着的窗户。此时，有些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并不需要的牛奶，询问一些店里没有的食品，实际上是想看看维卡略兄弟是否真的在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要把他杀死。
维卡略兄弟大概一直没有看见那扇窗户透出灯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4点20分回家的，但是他不必开灯就可以到卧室去，因为楼梯的灯是彻夜不熄的。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了。当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上楼叫他去迎接主教时，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的。我们一起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一直待到3点过后，那时她亲自打发走乐师们，将庭园里舞场的灯全部熄灭，让她的卖笑的女人们单独回房间休息。这些舞女已经劳累了三天三夜，开始是偷偷地招待那些上宾，其后是公开地来到我们跟前，同我们这些比贵宾低一等的人调情。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这个女人，我们应该说，只要和她睡上一次觉死了也甘心，我从未见过那样标致、那样温存的女人；她是最会向男人献殷勤的，但是，她也是个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所谓“这里”就是指她办的一所公开的妓院，有几间供租用的房子。还有一个供跳舞用的大庭院，那儿悬吊着从帕拉玛里波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形如大圆瓜的灯笼。是她毁掉了我们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学的多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比一张空床更可悲的地方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第一次见到她就神魂颠倒了。我提醒他：“秃鹫抓苍鹭，不知是祸福。”可是他没有听进我的话，他被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迷魂汤灌得晕头转向。他完全被她迷住了，在他15岁时，她成了他寻花问柳的导师，直到易卜拉欣·纳赛尔揍了他一顿皮带，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且关进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达一年多之久，才算把他们拆散。那以后，他们依然感情很深，但那是严肃的，已经没有爱情纠葛了；她是那么尊重他，只要他在，绝不撂下他而去陪其他嫖客。在最近那次假期里，她托辞劳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把我们早早打发走，但是大门并不上栓，走廊里还留下一盏灯，为的是让我偷偷地回去。
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一种几乎是神奇的化装本领，他最喜欢将舞女们装扮成另外的样子。他常常将一些女人的衣服抢出来给另外的女人穿上，这样每个女人都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变成了别的女人的相貌。一次，有个女人为自己被打扮得和另一次一模一样而痛哭一场。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一样。”可是那天夜里，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赛尔最后一次高高兴兴地变他的戏法，借口说那次不愉快的回忆使她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们拉着乐队到大街上游逛演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略兄弟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害时，我们正在娱乐。快4点钟时，正是圣地亚哥·纳塞尔出主意叫我们登上老鳏夫希乌斯住的小山为新婚夫妇演唱。
我们不仅在窗下为他们唱了小夜曲，而且在花园里燃放了焰火和鞭炮，可是我们觉得别墅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想到里面没有人，特别因为新汽车就停在门口，车篷还折叠着，为婚礼挂上的彩带和蜡制柑桔花完好地摆放着。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当时像个专业乐师似地弹奏着吉他，他为新婚夫妇即兴演奏了一首夫妻打趣的歌曲。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而是明月当空，空气清澈，山下墓地中磷火在闪动。另一边，远远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和荒凉的沼泽地，天边的加勒比海波光粼粼。圣地亚哥·纳赛尔指着一盏导航灯，告诉我们那是遇难者的鬼魂，因为有一艘满载塞内加尔黑奴的轮船沉没在卡塔赫纳港湾里。无法想像他心中有什么不快，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安赫拉·维卡略的短暂婚姻生活在两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巴亚多·圣·罗曼是徒步将妻子送回她父母家里的，免得汽车马达声过早地宣布他的不幸；他又孤单一人了，在老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坐守漆黑无灯的空房。
当我们走下山时，我弟弟邀请我们到市场饭店去吃炸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边走去，路上看到旧港一带穷人下榻的小客栈开始亮起灯来；他在拐过街角之前，摆摆手向我们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他家的后门同圣地亚哥·纳赛尔告别的，他们商定过一会在码头会面。当狗听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家门时，像往常一样，汪汪地叫起来，但是他在暗影里摇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当他穿过厨房向卧室走去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正在炉灶上照看着咖啡壶。
“白人，”她叫住他说，“咖啡就好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稍等一会再喝，并且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5点半叫醒他，给他送一件和身上穿的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躺下，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就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打发讨奶的乞丐婆送来的口信。5点半她按时叫醒了他，不过她没有打发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亲自拿着亚麻布衣服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的，因为她时刻都警惕着不让女儿落入贵人们的魔掌。
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穿过走廊——妓女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中间——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卧室。房间里没有灯光，可是我一进去马上就嗅到了女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看到了黑暗中那双失眠“母狮子”的眼睛，随后我便心荡神移地忘掉了一切，直至教堂的钟声噹噹地响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走进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买香烟。他喝得太多了，因此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一直模糊不清，可是他从没有忘记彼得罗·维卡略让他喝一杯酒，那杯酒几乎要了他的命。“纯粹是惩罚我，”他对我这样说。巴布洛·维卡略正在打盹儿，我弟弟进去把他惊醒了，他便将刀拿出来给我弟弟看。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说。
我弟弟却记不清他讲过这句话。“即使我记得他说了这句话，也不会信以为真，”他多次这样对我说。“鬼才会想到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更不用说是用杀猪刀去杀人啦！”接着两兄弟问我弟弟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因为他们曾看见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呆在一起。我弟弟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和维卡略兄弟听了他的回答异常惊愕，此事在预审时两兄弟分别作了供认，并记录在案。据他们声称，我弟弟当时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死了。”随后，我弟弟为主教祝了福，身子碰到门框上，趔趔趄趄地走了出去。在广场中央，他遇到了神父阿马多尔。阿马多尔身穿法衣，正向码头走去，后面跟着个辅祭，手敲小铃铛，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做露天弥撒而准备的。一看到这些人走过去，维卡略兄弟在胸前画了十字。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讲，当神父若无其事地从她家门前走过去时，维卡略兄弟大失所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不过，许多年以后，当神父阿马多尔在卡拉弗尔神秘的疗养院隐居下来时对我透露说，实际上他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口信和别人的告急信，当时他正准备到码头去。“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的事，而是民政当局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顺路把事情告诉给普拉西达·里内罗听。”不过，在穿越广场时，他已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您应该理解这一点，”他对我说，“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主教要来。”在杀人的那一瞬间，神父感到那样绝望，那样鄙视自己，除了叫人敲钟报警之外，什么也没有想到。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是从厨房的门走进家去的，我妈妈怕爸爸听到我们回来的脚步声特意没有闩门。路易斯睡觉之前去上厕所，但是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当我另一个弟弟哈依梅起床去上学时，看见他脸朝下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中哼着歌。我那个修女妹妹不去迎接主教，因为头一天的醉意未消，她叫了好长时间也未把路易斯叫醒。“当我去厕所时，钟正敲5点，”她对我说。后来，当我妹妹马戈特进去洗澡准备去码头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路易斯拖到卧室去。在睡意蒙眬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拉响了头几声汽笛。后来由于彻夜唱歌跳舞，累得精疲力尽，便酣然入睡了，一直睡到我的修女妹妹一边急急忙忙穿着法衣，一边闯进卧室，发疯般地把他唤醒：“他们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