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帕·默里爱上了美国。这里的收音机频率昼夜无休，电视有三个频道，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早报。美国人很慷慨，家里都很大，他们举止放松，不拘小节。而故乡英国就不一样了，英国人即便在做生意、进行电视采访，举行体育比赛时都像在维多利亚式客厅里喝茶一样拘谨。加斯帕的军官父亲没看出这一点，但他的德犹混血母亲却看得很清楚。在美国，人们的举止要更直接。餐馆里的侍者不鞠躬，也不虚情假意地和客人打招呼，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却比英国要高得多。在美国，没人会刻意奉承。
加斯帕计划为《圣朱利安新闻》写一组美国纪行的文章，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离开伦敦前，他找到巴里·皮尤，问《回声报》是否有兴趣看他写了些什么。“看啊，如果你写的东西够特别。”皮尤无动于衷地说。上周加斯帕在底特律采访了奇迹乐队的主唱史莫基·罗宾逊，然后把采访的稿子邮递给了《回声报》编辑部。他觉得稿子应该已经到了伦敦。他在信里附上了杜瓦家的电话号码，但皮尤一直没打电话。加斯帕仍然满怀希望，他想今天打电话问问皮尤。
在美国，加斯帕住在华盛顿的杜瓦家。杜瓦家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一座豪华住宅里，房子很大。“我爷爷卡梅隆·杜瓦一战前买下了这里，”早饭时，伍迪·杜瓦对加斯帕说，“他和我爸爸都是参议员。”
名叫贝特西小姐的黑人女仆为加斯帕倒了橙汁，问他要不要吃些鸡蛋。“谢谢你，我喝点咖啡就行了，”他说，“一小时后我还要和家里的一个老朋友再吃顿早饭呢！”
加斯帕是在杜瓦一家出游伦敦时，在威廉姆斯家彼得大街的房子里见到他们的。除了杜杜，他和杜瓦家的其他人都说不上熟悉，但杜瓦一家还是热情地欢迎加斯帕的来访。和威廉姆斯家一样，杜瓦家的人都很大方，对年轻人更是如此。劳埃德和黛西经常收留流浪在外的年轻人——少则一天，多则一周。加斯帕更是在他们家待了好几年。杜瓦家的人似乎也很好客。“谢谢你们让我住在这里。”加斯帕对贝拉说。
“别客气，这没什么。”贝拉说。
加斯帕转身问伍迪：“没猜错的话，今天您要为《生活》杂志拍摄民权大游行的现场照片吧？”
“是的，”伍迪说，“我会混在人群里，用小型三十五毫米相机小心地把现场最真实的镜头拍下来。别的摄影记者会拍摄平台上发言的名人的特写。”
伍迪穿着很随意的休闲裤和短袖衬衫。对他这样的大高个来说，在人群中抓拍照片也并非易事。但伍迪的新闻照片仍然闻名世界。“和所有对新闻职业有兴趣的人一样，我很熟悉你拍的那些照片。”加斯帕说。
“你有没有感兴趣的专题？”伍迪问，“犯罪、政治，还是战争？”
“我想涉及尽可能多的方面——就像您那样。”
“我感兴趣的是面孔。无论是葬礼、橄榄球赛，还是凶杀案调查，我首先会拍这些场合下的一张张最真实的脸。”
“今天你想拍下些什么？”
“没人能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马丁·路德·金预测参加游行的有十多万人。如果真有这么多，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权游行。人人都希望现场能气氛平静，但这根本无法保证，看看伯明翰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华盛顿可不一样，”贝拉插话说，“这里有黑人警察。”
“黑人警察的数量很少，”伍迪说，“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在现场。”
杜杜·杜瓦走进餐厅。她十五岁了，身材娇小。“谁会在现场？”她问。
“希望别是你，”她妈妈说，“你可别去给我惹麻烦。”
“我当然不去了，妈妈。”
加斯帕发现，分别的两年里，杜杜变得谨慎了很多。这天她穿着棕褐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的牛仔衬衫，显得很可爱，而非性感。对于也许会最终失控的游行日来说，这身装束非常合适。
杜杜对加斯帕的态度仿佛她已经忘了他们在伦敦的调情似的。她示意加斯帕别想当然地重拾他们那段过往。显然，这两年她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加斯帕反倒大松了一口气，幸好她没觉得自己是属于她的。
最后一个出现在餐桌上的是比杜杜大两岁的哥哥卡梅隆。他身穿白衬衫和亚麻西服，戴着领带，像个中年人。“卡梅隆，你也别去惹麻烦。”贝拉说。
“我根本不想沾游行的边。”卡梅隆拘谨地说，“我打算去史密森尼博物馆逛逛。”
杜杜问：“你们觉得有色人种应该得到选举权吗？”
“我不觉得他们会惹出什么麻烦。”
“有了选举权的话，他们就不会以别的方式惹麻烦了。”
贝拉说：“够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加斯帕喝完咖啡。“我要打个越洋电话。”接着他又自觉地补了一句，“我会付钱的。”尽管他也不知道钱是不是真的够。
“快去打吧，”贝拉说，“用书房的那部，别担心钱。”
加斯帕松了口气。“您真是太好了。”他说。
贝拉挥手让加斯帕不用在意，“《生活》杂志也许会帮我付电话账单的。”她含糊地说。
加斯帕走进书房。他打给伦敦的《回声报》编辑部，找到巴里·皮尤。皮尤问他：“加斯帕，在美国过得好吗？”
“非常好，”加斯帕紧张地咽了口口水，“收到我采访史莫基·罗宾逊的那篇文章了吗？”
“收到了，写得很棒，谢谢你。但不适合登在《回声报》上，你改投《新音乐评论》试试。”
加斯帕大失所望。他没兴趣为流行音乐杂志写稿。“好吧，”尽管这么说，但他不打算放弃，“我原本以为，史莫基是披头士最感兴趣的歌手这件事会让读者对采访更感兴趣呢。”
“你的尝试不错，但还差了点火候。”
加斯帕努力不表现出失望。“谢谢你。”
皮尤问：“华盛顿今天有游行吗？”
“今天有民权大游行，”加斯帕又看到希望了，“我会去那里——要我写篇报道吗？”
“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
如果一切正常，就不需要他了。加斯帕失望地想。但他还是说：“没问题，我会的。”
加斯帕放下听筒，焦虑地看着电话。他史莫基·罗宾逊的报道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认为报道中史莫基和披头士的联系肯定能吸引读者。但他错了，他只能再试一次。
他回到餐厅里。“我得走了，”他说，“我要去威拉德宾馆见别斯科夫参议员。”
伍迪说：“马丁·路德·金也住在威拉德宾馆。”
加斯帕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也许能对他做篇专访。”《回声报》一定会对马丁·路德·金的专访感兴趣的。
伍迪笑了。“那里有几百个准备采访他的记者呢！”
加斯帕转身问杜杜：“我等会能见到你吗？”
“我们十点在华盛顿纪念碑集合，”她说，“据说琼·贝兹要在那里演唱。”
“我到那里找你去。”
伍迪问：“你说你要去见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是的，他是黛西·威廉姆斯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我知道。我和你妈妈年轻时，他父亲列夫·别斯科夫的家庭纷争是布法罗热议的话题。替我跟格雷格问声好吧。”
“没问题。”说完，加斯帕便离开了。
乔治·杰克斯走进威拉德宾馆的咖啡店，四下寻找维雷娜的踪影，但维雷娜还没到。他看见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正在和一个梳着披头士发型的、二十来岁的金发青年人吃早餐。乔治坐到他们那桌，向两人问了声早。
格雷格介绍说：“这是来自伦敦的学生加斯帕·默里。他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加斯帕，认识下乔治·杰克斯。”
加斯帕和乔治握了握手。和大多数第一次见到格雷格和乔治两人在一起时的人一样，加斯帕有些吃惊。但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礼貌地没去问其中的缘由。
格雷格对乔治说：“加斯帕的母亲是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犹太难民。”
加斯帕说：“我妈妈永远忘不了那年夏天美国人对她的欢迎。”
乔治对加斯帕说：“那你一定很熟悉种族歧视的话题。”
“这倒没有，我妈妈很少谈起过去的事情。”他笑了笑，“在英国的学校，一开始有人叫我犹太小子加斯帕，但很快就没人这么叫了。乔治，你会参与今天的游行吗？”
“也算是参与吧。我为鲍比·肯尼迪工作，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一天顺顺利利地过去。”
加斯帕很感兴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在国家广场设置了临时的自动饮水机、救护站、移动厕所，甚至还有一处支票兑现装置。纽约有一个教堂做了八千份三明治供组织者免费分发。所有演讲被限制在七分钟以内，保证游行能准点结束，参加者能在天黑前离开华盛顿。另外，华盛顿今天全天禁止售卖酒类。”
“这会有效果吗？”
乔治不知道答案。“坦白说，一切都取决于白人。只要有几个白人警察耀武扬威，用上警棍、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局势就乱套了。”
格雷格说：“华盛顿可不同于最南边那些保守的州。”
“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方，”乔治说，“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加斯帕继续着自己的问题：“如果发生骚乱会怎么样？”
格雷格说:“郊区有四千个军人待命，临近的北卡罗来纳准备了一万五千名空降兵。华盛顿的医院取消了所有的非紧急手术，为可能的伤者腾地方。”
“太厉害了，”加斯帕说，“看来你们是严阵以待了。”
乔治皱了皱眉头。这些预防措施不是公共信息，作为议员，格雷格被简报过，但他不该告诉加斯帕。
维雷娜现身在咖啡馆，走到他们的桌子前。三个男人同时站了起来。维雷娜对格雷格说：“参议员先生，早上好，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格雷格把她介绍给加斯帕时，加斯帕的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维雷娜对白人同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维雷娜替马丁·路德·金工作。”格雷格介绍说。
加斯帕满脸笑容地说：“能为我安排一下采访他吗？”
乔治打断了他的话。“为什么要采访金？”
“我是学生报的记者，刚才没跟你们提吗？”
“你没提。”乔治语带怒意。
“对不起。”
维雷娜对加斯帕的魅力也无法抗拒。“真的很抱歉，”她遗憾地笑了笑，“不过今天是不可能采访到金博士了。”
乔治很生气，格雷格应该事先告诉他加斯帕是个记者。上一次和记者接触时，乔治由于说话不谨慎甚至触怒了鲍比·肯尼迪。希望刚才没有说太露骨的话才好。
维雷娜转身看着乔治，声音中带着烦恼。“我刚和查尔顿·赫斯顿谈过。据他说，联邦调查局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们在各界名流中的支持者，说今天的游行很可能会发生暴力，让他们留在家里。”
乔治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联邦调查局担心的不是游行会发生暴力，而是会成功。”
维雷娜不满意这个答复。“不能试着阻止他们对游行的破坏吗？”
“我会告诉鲍比，但我想他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和埃德加·胡佛发生争执。”说着乔治碰了碰格雷格的胳膊，“我和维雷娜还有事要谈，我们先过去一下。”
维雷娜说：“我的桌子在那边。”
两人穿过咖啡馆走到维雷娜的桌子前。乔治很快就把鬼鬼祟祟的加斯帕·默里忘掉了。坐定以后，他问维雷娜：“现在形势怎么样？”
她趴在桌上，声音很小，语气却很兴奋。“这将是一次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的游行，”维雷娜的眼睛闪闪发光，“估计十万人都不止。”
“你怎么知道的？”
“所有今天到华盛顿的长途包车、火车和飞机都是满座的，”她说，“今早至少有二十多辆包座火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里都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歌声，在那种环境下，你都无法认真地思考问题。每小时有一百辆大巴通过巴尔的摩地道朝这边过来。爸爸包了架飞机，送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到华盛顿。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加纳都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播出整个游行的实况。”
“你觉得总共会有多少人？”
“我们猜是原先估算的两倍。”
乔治非常吃惊。“二十万人？”
“这是现在的估算，也许还会更多。”
“说不清这是好是坏。”
维雷娜生气地皱起眉。“怎么会坏呢？”
“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我不想惹出麻烦。”
“乔治，这是抗议游行——不可能不惹麻烦。”
“我希望向世人展示十万黑人团结一心的力量，而不是开启一场斗争。”
“我们已经在斗争了，这场斗争是白人先挑起来的。乔治，你难道忘了试图去伯明翰机场时手腕被打折的事了吗？”
乔治条件反射地碰了碰胳膊。医生说他的骨折已经痊愈了，但伤处有时仍然会感到一阵钻心的疼。“你看《与媒体见面》了吗？”他问维雷娜。在这档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金博士被一群记者轮流提问，场面很是火爆。
“当然看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暴力和共党分子的。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话题的主流。”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策略被《与媒体见面》牵着鼻子走。你觉得那些白人记者还会问些什么？别指望他们会让马丁·路德·金谈到白人警察的暴力、南方法院审判的不公正、腐败的白人法官或者三K党的事情。”
“换种说法跟你说吧，”乔治的声音很平静，“假设今天的游行能够平稳地进行下去，但议会仍然会否决民权法案，那样就势必会发生骚乱。金博士就能够说：‘十万人来华盛顿秩序井然地进行示威，歌唱圣歌，给你们选择正确的机会——但你们却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现在，你们看到了自己的顽固所造成的后果了吧？现在发生的骚乱你们只能怪罪在自己头上。’你觉得这怎么样？”
维雷娜不情愿地笑了，然后赞同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乔治？”她说，“你真是太聪明了。”
国家广场是个又长又窄、占地三百公顷的公园，从国会山到林肯纪念堂，绵延两英里。游行者们集中在中间五百多英尺高的华盛顿雕像前。乔治到达的时候，雕像前已经树立起一个舞台，琼·贝兹正在台上以清脆嘹亮的嗓音演唱《哦，自由》。
加斯帕寻找着杜杜·杜瓦，但台前已经聚集了至少五万人。加斯帕自然找不到她。
他正在度过有生以来最不同寻常的一天，而现在还不到上午十一点。格雷格·别斯科夫和乔治·杰克斯这两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人士无意间说了些独家内幕：如果《回声报》能感兴趣就太好了。另外，绿眼睛的维雷娜·马昆德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乔治和她睡过了吗？如果睡过的话，他简直太幸运了！
琼·贝兹之后登台的是奥德塔和约什·怀特，但使人群狂欢达到最高潮的却是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民谣三重唱组合。乔治不敢相信，他居然不需要买票就能看到这些巨星的演唱。彼得、保罗和玛丽演唱了最新上榜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首歌是鲍勃·迪伦写的，似乎写的是民权运动，歌里唱到了“那些人还要生存多少年，才能最终获得自由？”
鲍勃·迪伦本人上台的时候，现场的气氛近乎癫狂。他演唱了关于迈德加·埃尔维斯被杀的新歌《他只是他们游戏中的一个人质》。乔治觉得这首歌听起来谜一般高深莫测，但大多数观众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只是沉醉在这位最炙手可热的巨星的歌声里。
人群越聚越多。加斯帕很高，可以越过大多数人的头顶看到远方，却看不到人群的边缘。华盛顿纪念碑西面闪烁的人工湖直通纪念亚伯拉罕·林肯的希腊式神殿，估计游行者稍晚些才会到那里。但加斯帕看到许多人已经走到公园最西边的林肯纪念堂前，也许是为了占据观看演讲的最佳方位才这么早去的吧。
尽管媒体悲观地认为会发生骚乱，但现场并没有骚乱的迹象——难道这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吗？
人群周围站满了报纸杂志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师。或许是因为加斯帕的流行歌星发型，他们几次将镜头对准了他。
加斯帕开始在头脑里撰写起报道来。他觉得游行像森林里的野餐，游行者走在太阳照射的林间空地中，周围的森林里则潜伏着无数嗜血的捕食者。
加斯帕随着人群向西行走。黑人们穿着星期日做礼拜穿的服装，男人们系着领带，戴着草帽，女人们穿着印花裙，戴着头巾。白人的穿着倒是很随意。游行的主题超越了种族隔离，海报上提到了选举问题、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队伍中有来自工会、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代表。
加斯帕在林肯纪念堂附近遇见了杜杜。杜杜和一群女孩也正在朝同一个方向走。他们在台阶上的一个地方停下了脚步，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舞台的全貌。
女孩们传递着一罐温热的可乐。加斯帕发现其中一些人是杜杜的朋友，另一些则只是跟过来的路人。女孩们对来自外国的加斯帕非常感兴趣。演讲开始前，加斯帕一直和她们闲聊。开始时，人群已经蔓延得无边无际。他确信至少有十万人。
讲坛树立在林肯总统雕像前的一方大理石上。林肯的大手搭在椅子扶手上，他眉梢立起，表情肃然。
演讲者大多数都是黑人，但也有包括拉比在内的少数白人。马龙·白兰度跳到台上，挥舞着一支阿拉巴马加兹登白人警察对付黑人用的电警棍。加斯帕喜欢伶牙俐齿的工会领导人沃尔特·鲁特尔。鲁特尔在演讲中严厉地说：“如果不承认伯明翰的自由，我们就不能保卫柏林的自由。”
人群这时变得骚动起来，开始大喊马丁·路德·金的名字。
金博士几乎是最后一位演讲者。
马丁·路德·金是个布道者，而且是个非常好的布道者。他用词犀利，语调抑扬顿挫，演讲能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加斯帕非常羡慕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然而，金也许从来没有对这么多人布过道。很少有人在这么多人面前布过道。
加斯帕同时注意到，尽管游行和演讲进行得非常成功，如果美国不真正作出改变，也仍然没有意义。“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认为黑人宣泄一番就会满足的人将大失所望。”人群为每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发出欢呼。“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将不得安宁，”金警告说，“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临近七分钟演讲的结尾时，金的演讲越来越贴近《圣经》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依然被剥夺自我，依然没有尊严，依然要在‘白人专用’的标志前折返，那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入江河滔滔。’”
福音歌手马哈莉娅·杰克逊在他身后的平台上大喊：“我的主，我的上主啊！”
“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想。”他说。
加斯帕感觉到金丢弃了准备好的讲稿。他不再需要控制观众的情绪，而是从几个世纪黑人所受的磨难中组织语言。加斯帕意识到黑人们描述痛苦都喜欢用《旧约》里的《预言书》，寻求苦痛的安慰时都会用《新约》里的《福音书》。
金的声音因情绪而颤抖，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非正义的、充满着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他的演讲非常有韵律，二十万人的心弦随着他的演讲而摇动着。他又不仅仅是在演讲——他的话像诗，像圣歌，像肃穆的祈祷词。在每段话的最后，“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像基督教里“阿门”的起应一样令人心碎。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今天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并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携手并行——今天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加斯帕环顾四周，看见周围的黑人白人脸上都流淌着热泪。尽管同样很感动，加斯帕却没有流泪。
“当我们让自由之钟鸣响，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犹太教徒还是非犹太教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听众们几乎鸦雀无声。
金的话音因为强烈的感情而剧烈地颤抖着。“都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
“终于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演讲完，他从麦克风前往后退了几步。
人群发出加斯帕从没经历过的山呼海啸。众人欢呼雀跃。掌声像无尽的海洋一样此起彼伏。
金白发苍苍的导师本杰明·梅斯走到台前祈祷时，人群才安静下来。意识到今天的活动已经结束，游行者才不情愿地离开舞台，迈步回家。
加斯帕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场风暴、一场战役，或是一场性爱：耗费了大半体力，但心情却非常愉悦。
他和杜杜朝杜瓦家走，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加斯帕心想，《回声报》肯定会对十多万人闻听祈求公义祷告的宏大场面感兴趣。充斥着性丑闻的英国官场怎么能和如此酣畅淋漓的一幕抢头版呢？
他的想法非常准确。
回到家，杜杜母亲贝拉正坐在餐桌边剥豆子，贝特西小姐正在剥土豆皮。加斯帕一走进厨房，贝拉就告诉他：“伦敦《回声报》的一个皮尤先生打电话来找了你两次。”
“谢谢你，”加斯帕的心扑腾扑腾地跳得很快，“能让我回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快去打吧。”
加斯帕去书房打了个电话给皮尤。“你参加游行了吗？听金演讲了吗？”他连珠炮似的问。
“是的，是的，”加斯帕忙不迭地说，“非常不可思议——”
“我知道。我们都看了直播。你能写一篇现场见闻吗？把你的个人观感和最感动的事情写出来。不用刻意遵照事实，也不用考虑具体的人物形象。我们会在新闻版的重大新闻报道中展现那些东西。”
“很高兴能有机会写些见闻。”这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他已经乐坏了。
“写个一千字左右，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删减。”
“没问题。”
“半小时后打电话过来，我帮你把电话转给文稿誊写员。”
“能多给我点时间吗？”加斯帕问。但皮尤已经挂上了电话。
“啊！”加斯帕对着墙嘟哝着。
伍迪·杜瓦的书桌上有本黄色的拍纸簿。加斯帕拿过来，顺手拿起支铅笔。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在拍纸簿上写下：
“今天我站在二十万人的庞大人群之中，听马丁·路德·金重新定义了美国人。”
玛丽亚·萨默斯非常兴奋。
新闻办公室的电视开着，萨默斯停下手头的工作，和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几乎所有白宫人一样，观看马丁·路德·金在游行中的演讲。
演讲结束，玛丽亚兴奋极了。她迫不及待想知道总统对演讲怎么想。没几分钟她便被叫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想要抱住总统的冲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非常棒”是肯尼迪总统的反应。接着他又说：“他在来这儿的路上了。”玛丽亚非常高兴。
杰克·肯尼迪变了。玛丽亚爱上他的时候，他只是理智地看待民权运动，并没有投入太多情感。改变他的不是他们的情事，而是种族主义者的残酷无情和目无法纪。总统决心不惜代价使新的民权法案得以通过。玛丽亚比任何人都知道总统对此有多担心。
乔治·杰克斯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他的穿着和以往一样得体：深蓝色西装、浅灰色衬衫、条纹领带。他热情地对玛丽亚笑了笑。玛丽亚很喜欢乔治：乔治是个需要时能赶到身边的朋友。在她眼里，他是魅力仅次于肯尼迪总统的男人。
玛丽亚知道，她和乔治之所以被叫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是政府里仅有的几位有色人种雇员之一。他们原本作为一种象征被吸纳进政府。但这并不能算是一种不诚实：尽管数量还是很少，但肯尼迪提拔的黑人雇员已经比几个前任都要多了。
马丁·路德·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肯尼迪总统和他握了手，说了一句：“我有一个梦想。”
总统的意愿很美好，但玛丽亚担心这话说出来有点不合适。金的梦想来自无数次的被打击、被压迫。杰克·肯尼迪出身美国精英阶层，一生下来就有权有势：他怎么能说自己有个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梦想呢？金明显也感到了这点，他看上去非常尴尬，很快把话题岔开了。玛丽亚知道总统稍后会在床上问她自己什么时候说错了话，她会找个能让他安心的解释。
早饭以后，金和其他民权领袖就没吃过东西了。总统意识到这一点，让白宫厨房送来了咖啡和三明治。
玛丽亚让所有人站好拍了张照，然后开始了讨论。
金和其他民权领袖的情绪都非常高涨。他们告诉总统，在今天的大游行之后，新民权法案的出台已经箭在弦上了。法案中应该包括一条禁止种族就业歧视的条款。黑人年轻人正以令人吃惊的比例辍学，看不到一丝未来的曙光。
肯尼迪建议黑人应该像犹太人那样重视教育，鼓励孩子们上学。玛丽亚就来自这样一个黑人家庭，她非常同意总统的观点。难道黑人孩子辍学的账都要算在总统头上吗？不过她很清楚，总统这只是故意把话题转移开，不想谈几百万个职位只留给白人的事实。
民权领袖们要求总统成为民权运动的领头人。玛丽亚知道总统不能出口的一层心思：如果为黑人争取权益的态势过于明显，所有白人的选票都会流到共和党那边。
精明的沃尔特·鲁特尔给出了另一条建议。找出共和党背后的商人，分散他们的力量，他建议道。跟他们说，如果不合作，他们的利润就会削减。玛丽亚知道这种威逼利诱的伎俩一直是林登·约翰逊的拿手好戏。总统没把这条建议当回事——这根本不是他的做事风格。
肯尼迪估摸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投票意向，数着手指计算可能反对民权法案的议员人数。结果，这些冷漠、怀有偏见的议员竟然是大多数。对他来说，通过一条走过场的法案都很困难，立场强硬的法案就更不用说了。
忧郁像葬礼上披着的披巾一样笼罩了玛丽亚。她感到劳累、沮丧、悲观。她开始头疼，希望能马上回家。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议结束以后，兴高采烈的气氛不见了。民权领袖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神情都很沮丧。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梦想，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有这个梦想。
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虽然玛丽亚仍不敢相信，但平等和自由似乎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