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弗兰克和她的家人非常吃惊。
他们正在收看西德的电视新闻。此刻，东德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甚至连共产党官员也在看：从他们屋顶上的天线角度就可以判断出来。
莉莉的父母卡拉和沃纳、卡罗琳和爱丽丝以及爱丽丝的未婚夫赫尔穆特和她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就在5月2日这天，匈牙利人开放了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
匈牙利没有偷偷摸摸开放边境。他们在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之间跨越边境的海杰什丘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也许尝试着招惹苏联展开行动。在几百名外国摄影记者的镜头下，匈牙利政府用这场盛大的仪式关闭了整个国境线上的电子报警器和监视系统。
弗兰克一家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视里的这一幕。
拿着巨大断线钳的边防军人开始切割铁丝网，然后捡起切割开来的铁丝网带走，随意地堆放在一起。
莉莉说：“我的老天，铁幕落下了。”
沃纳说：“苏联人受不了这个。”
莉莉没父亲那么确定。现如今她对什么事都没那么确定。“除非苏联接受，匈牙利人才不会这样做呢，你说是吗？”
沃纳摇了摇头。“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可以侥幸得手……”
爱丽丝的眼睛亮了。“这意味着我和赫尔穆特可以过去了！”他说。爱丽丝和未婚夫渴望能早日离开东德。“我们可以像度假一样开车去匈牙利，然后走过边界。”
莉莉很同情爱丽丝：她希望爱丽丝能碰上她本人没能遇到的机会。只是穿越边境不可能那么简单。
赫尔穆特问：“我们真能去西方了吗？”
“你们不能，”沃纳手指电视坚决地说，“首先，我还没见到走过边界的人。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人能走过去。第二，匈牙利政府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改变主意，开始大肆抓人。第三，匈牙利人如果真的开始让人离开，苏联肯定会派坦克进行阻止。”
莉莉觉得父亲也许太悲观了。沃纳七十多岁了，年纪越大越胆小。莉莉在父亲经营工厂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他嘲笑为电视机配遥控的念头，当遥控器变得不可或缺以后，他的工厂才开始迎头赶上。“看着吧，”莉莉说，“很快就会有人尝试离开，到时我们就知道是否有人阻止他们了。”
爱丽丝兴奋地说：“如果沃纳爷爷说错了呢？我们不能错失这种机会！我们该怎么办啊？”
爱丽丝的母亲急切地说：“这种事听上去很危险。”
沃纳问莉莉：“凭什么你觉得东德政府会继续允许我们去匈牙利呢？”
“他们必须允许，”莉莉争辩道，“如果取消几千个家庭的夏季假期，那真会有人革命的。”
“即便结果对别人来说很安全，对我们也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弗兰克家的人，”沃纳用夸张的语气说，“你妈妈是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你姐姐羞辱了汉斯·霍夫曼，瓦利杀死了一个边防军人，你和卡罗琳演唱抗议歌曲。另外，我们在西柏林还有生意，他们无法没收我的工厂。在共产党人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麻烦。很不幸，我们因此总会得到特殊的待遇。”
莉莉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必须加倍小心。”
“不管有什么危险，我都想去那边，”爱丽丝断然说，“我明白会有风险，但我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她责难地看着沃纳爷爷，“你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抚养大两代人。这是种邪恶、残忍、愚蠢、接近破产的制度——但还在这里存在。我想在西方住，赫尔穆特也想。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自由富强的社会长大。”说完她转身问未婚夫，“你说是吗？”
“是的。”赫尔穆特说，只是莉莉觉得他比爱丽丝更为谨慎。
“你们真是疯了。”沃纳说。
卡拉第一次说话了。“亲爱的，这不叫疯，”她具有说服力地对丈夫说，“没错，去那边的确很危险。但你忘了我们为奔向自由所做的事了吗？那儿比这儿还要危险百倍呢！”
“我们的一些同伴牺牲了。”
卡拉没让沃纳继续把话说下去。“但我们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那时正在打仗，我们必须击败纳粹。”
“冷战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来说也是场战争。”
沃纳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他不情愿地说。
“很好，”卡拉说，“既然你同意了，那我们就来拟个方案吧。”
莉莉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电视机。电视上，边防军人依然在拆卸着铁丝网。
波兰选举那天，坦尼娅和作为参选人的达努塔去了教堂。
这天是6月4日，星期天，蓝天上有几朵白云。达努塔给她的两个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替他们梳了头。马利克打上了代表团结工会的红白两色的领带，红色和白色同时也是波兰国旗的颜色。达努塔戴了一个稻草做的白色圆顶帽，帽沿上插了根红色的羽毛。
坦尼娅感到疑虑不安。这一切真的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吗？波兰真的可以选举了？匈牙利的国境围栏真的拆除了吗？欧洲真的在裁军？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和重构是真的吗？
坦尼娅梦想着和瓦西里一样奔向自由。他们俩希望环游世界：想去巴黎、纽约、里约热内卢、德里看一看。瓦西里将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谈到他的著作以及这些年来的隐秘生涯。坦尼娅会撰写一些旅游手记，或许还会写本自己的书。
从白日梦中醒来之后，她却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坏消息的来临：设置路障，开进坦克，逮捕不同政见者，实行宵禁，或是哪个穿着蹩脚西服在光头在电视上宣布他们挫败了帝国主义者资助的反革命图谋。
神父告诉会众把票投给最虔诚的参选人。因为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因此他的话具有明显的导向。讲求绝对服从的波兰神职人员不喜欢自由主义的团结工会，但他们很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
选举比团结工会希望得来的要快。团结工会必须赶紧筹集资金，租用办公室，雇佣员工，发动全国性的竞选活动，这些都得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完成。雅鲁泽尔斯基知道政府组织坚实，随时可以应付选举，因此把竞选的准备期设定得非常短，希望让团结工会猝不及防。
但这却是雅鲁泽尔斯基做的最后一件聪明事了。从那以后共产党人变得毫无生气，似乎觉得铁定会赢而懒得去进行竞选活动一样。他们的竞选口号是“和我们一起会更安全”，这句口号活像是避孕套的广告词。坦尼娅在给塔斯社写的报道中提到了这个笑话。让她惊讶的是，编辑们竟然在审核时没有把这一内容去掉。
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次选举是近十年来波兰的残暴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总要惹麻烦的电工莱赫·瓦文萨之间的一场个人较量。达努塔有张和瓦文萨合影的照片，每个团结工会的参选人都有。在竞选活动中，团结工会把这样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竞选期间团工会发行了一张日报，报纸上的文章基本上都由达努塔和她的女性朋友们所写。团结工会发散最广的一张传单上出现的是加里·库珀扮演的威尔·凯恩元帅，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一张写着“1989年6月4日，我们的大日子”的选票。
也许共产党在选战中的无为是可以预料的，坦尼娅心想。毕竟，对选民毕恭毕敬，对他们说“请投我一票”在波兰精英阶层是无法想象的。
被称为参议院的新的上层领导机构拥有一百个议席，共产党希望赢得其中的大多数。在坦尼娅看来，比起特立独行的瓦文萨，被独裁统治禁锢的波兰人民更可能投票给熟悉的雅鲁泽尔斯基。在被称为色姆的下议院，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输了，色姆百分之六十五的席位是预留给共产党和共产党盟友的。
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高。团结工会成员认为，如果他们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共产党人就不得不允许在政府里出现不同的声音。
坦尼娅希望他们是对的。
弥撒以后，达努塔和教堂里的每个人都握了手。
接着坦尼娅和戈尔斯基一家去了投票站。选票上的内容又长又复杂，于是团结工会在选票站外设了一个棚子，向选民们演示该如何投票。选民不能在心仪的参选人的名字上作标记，而要在不喜欢的参选人的名字上画上条线。在团结工会助选人员向选民们出示的选票上，所有共产党人都被用线划掉了。
坦尼娅旁观着选民们的投票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经历。她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拿着支铅笔往下移，每当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时她的嘴里便发出满意的咕噜声，然后伴着满足的微笑在名字上画上条线。坦尼娅觉得，政府采用让选民获得巨大满足感的划线方式进行选举真是太不明智了。
坦尼娅和一些选民谈了话，问他们做选择时心里在想什么。“我把票投给了共产党人，”一个穿着昂贵外套的女人说，“他们使这场选举成为了可能。”但大多数选民似乎都挑选了团结工会的参选人。坦尼娅显然采访错了人。
坦尼娅去达努塔家吃午饭。吃完饭之后，坦尼娅和达努塔留马利克在家照顾孩子，乘坦尼娅的车前往市中心惊奇咖啡馆楼上的团结工会总部。
那里的气氛高涨。民意调查说团结工会领先，但没人会依赖民意调查的结果，因为大约一半的选民还处于犹豫不决之中。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都说那里的士气非常旺盛。坦尼娅本人感到乐观和高兴。不管是何结果，苏联的盟国似乎有了一场真正的选举。为这就有理由高兴。
选票站关闭以后的那天晚上，坦尼娅和达努塔一起去观看达努塔选区的计票过程。这是紧张的一刻。如果当局决定欺诈的话，他们有许多种伪造结果的方法。团结工会的计票人严密地监视着计票过程，但没人发现有不合规矩的事情发生。这本身就非常奇妙。
达努塔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从她脸上的震惊来看，坦尼娅知道达努塔没有预料到自己会以那么大的优势获胜。“我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她难以置信地说。接着她张嘴大笑，开始接受在场每个人的祝贺。太多人亲吻了她，坦尼娅不禁为卫生问题担心起来。
脱身以后，她们驾车沿着路灯闪耀的街道，回到惊奇咖啡馆的总部，总部里的所有人正围坐在电视机前。达努塔不是唯一大胜的参选人——至今为止，团结工会参选人的表现都很不错。“真是太好了！”坦尼娅说。
“到底怎样还很难说！”达努塔阴郁地说。
坦尼娅发现团结工会成员的情绪不是很高涨。她对他们的消沉反应非常不解。“到底哪里不对啊？”
“我们的表现太好了，”达努塔说，“共产党人不会接受，他们一定会有所反应。”
坦尼娅没想到这一层。
“至今为止政府还没取得任何一个选区的胜利，”达努塔说，“即便在不被反对的地方，他们也没拿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这太没面子了。雅鲁泽尔斯基必定不会允许这样的结果出现。”
“我去找我哥哥谈谈。”
坦尼娅有一个可以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号码。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德米卡依然在办公室。“是的，雅鲁泽尔斯基刚刚打来过电话，”德米卡告诉她，“那里的共产党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雅鲁泽尔斯基说了些什么？”
“他想像八年前一样颁布戒严令。”
坦尼娅的心一沉。“真该死。”她回忆起波兰秘密警察不顾孩子们的哭喊把达努塔拖出家门的那一幕，“戒严令不能再颁布第二次了。”
“他建议宣布选举无效。‘我们仍然把权力的杠杆牢牢地握在手中。’他说。”
“这倒是真的，”坦尼娅失望地说，“军队在他们手里。”
“但雅鲁泽尔斯基不想亲自做这种事。他希望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坦尼娅心一热。“戈比是怎么说的？”
“他还没回答。有人正在把他唤醒。”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他也许会让雅鲁泽尔斯基自己解决。过去四年他一直这么说。但我不是很确定。眼看着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被彻底抛弃……哪怕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结果也是无法承受的。”
“什么时候会知道结果？”
“戈尔巴乔夫说完同意或不同意之后会接着继续睡。一小时后给我打电话。”
坦尼娅挂上电话。她不知道该怎么想。雅鲁泽尔斯基显然想进行镇压，逮捕所有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抛弃民主和自由，像1981年那样恢复独裁。共产党国家闻到自由的气息时总会这样做。但戈尔巴乔夫说过，旧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戈尔巴乔夫说了实话吗？
通过戈尔巴乔夫对波兰选举的反应就能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坦尼娅在痛苦地等待中盯着眼前的电话机。该怎么对达努塔说呢？她不想让这里的所有人陷入恐慌。不过她也许应该把雅鲁泽尔斯基的意图事先告诉他们。
达努塔问她：“你看上去很忧郁。你哥哥说了些什么？”
坦尼娅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什么都还没决定。这倒也算是事实。“雅鲁泽尔斯基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还没联络上他。”
他们继续盯着电视屏幕。团结工会赢得了一切。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人还没能赢得选举中的任何一个席位。更多处的结果印证了早前的迹象。用压倒来形容还不足够：团结工会可以说赢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在咖啡馆楼上的房间里，人们的欣喜中夹杂着恐惧。他们所希望的权力转移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肯定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共产党人也许会用武力攫取权力。如果共产党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时代就结束了。
坦尼娅在给莫斯科打电话前强迫自己等待了一整个小时。
“他们谈过了，”德米卡说，“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镇压。”
“感谢上帝，”坦尼娅说，“那雅鲁泽尔斯基准备怎样做？”
“他会尽快下台。”
“真的吗？”坦尼娅不相信竟然有这等好消息。
“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想他的确别无选择了。”
“尽情地庆祝吧。”
坦尼娅挂上电话，对达努塔说：“不会有暴力了，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的方式。”
“哦，我的老天，”达努塔的声音里夹杂着欣喜和难以置信，“我们真的胜利了，是吗？”
“是的，”坦尼娅带着从心底腾起的希望和满足感说，“噩梦般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7月7日正值盛夏，布加勒斯特热得透不过气。德米卡和娜塔亚随戈尔巴乔夫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组织领导人峰会。接待他们的是罗马尼亚的疯狂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这次峰会最为主要的议程是“匈牙利问题”。德米卡知道这个讨论项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提出来的。匈牙利的自由化运动唤起了没有改革的那些国家被压抑的本能，威胁到其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其中以东德最甚。几百个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离开他们的帐篷，走进森林，穿过破旧围栏上的破洞进入奥地利，投入了自由的怀抱。从巴拉顿湖到边境的公路上到处是东德越境者毫不遗憾丢弃的特拉班车和瓦尔特堡车。大多数越境者没护照，但这完全没关系：他们会被送往西德，到那以后可以自动获得西德公民的身份，在西德政府的帮助下安顿下来。他们无疑能用上更为舒适可靠的大众车。
华沙组织的领导人会在桌子上放着国旗，桌子摆成长方形的会议室里会面。和以往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这样的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昂纳克是这次会议的推动者，但主持会议的却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从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座位上起身，开始攻击匈牙利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他身材矮小，弓着背，眉毛浓密，目光狂野。尽管只是对会议室的几十个人说话，但他却像对体育场里的几千个人演讲一样手舞足蹈。咆哮时，他的嘴唇里不时会迸出口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求：像1956年那样再次出兵匈牙利。他号召华沙条约组织入侵匈牙利，驱逐米克洛斯·内梅特，使匈牙利恢复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德米卡环顾会议室四周。昂纳克频频点头。捷克斯洛伐克强势的领导人米洛斯·雅克什露出赞同的表情。保加利亚领导人图多尔·日夫科夫显然也表示同意。只有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无动于衷地一动不动，也许他是对自己在竞选中被击败感到丢脸吧。
这些人都是暴君、虐待狂、大肆杀戮者。斯大林就是个这样的人，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典型。德米卡心想，任何允许这种人当家的政治体制的人都是十足的恶魔，我们为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点呢？
不过和会议室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德米卡一直在看着戈尔巴乔夫。
言辞无关紧要，谁对谁错根本毫无意义。没有光头上有葡萄酒渍男人的同意，房间里的人无权做任何事。
德米卡觉得他知道戈尔巴乔夫会怎样做。但他不是很确定。和他统治的大帝国一样，戈尔巴乔夫常在保守和改革之间摇摆。别人说什么都很难改变他的主意。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
齐奥塞斯库几乎在尖叫了。这时戈尔巴乔夫看了米克洛斯·内梅特一眼。在齐奥塞斯库大喷口水，大骂脏话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对内梅特微微地笑了笑。
让德米卡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接着竟然对内梅特眨了眨眼。
微笑了一会儿，戈尔巴乔夫把目光移开，恢复了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
直到布什总统的欧洲之行快结束时，玛丽亚一直在避免和加斯帕·默里见面。
玛丽亚从来没见过加斯帕。她知道加斯帕长什么样：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她在电视上见过加斯帕。这些年来玛丽亚一直是加斯帕某些最佳新闻报道的秘密信息源，但加斯帕并不知情。和加斯帕打交道的是他们的中间人乔治·杰克斯。他们很小心。所以这条线到现在一直没被人发现。
他知道加斯帕被《今日》栏目解雇的前因后果。白宫向电视网老板弗兰克·林德曼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位明星记者遭到了驱逐。因为东欧卷起的骚动，加之灵敏的新闻嗅觉，加斯帕担任的似乎又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
布什和包括玛丽亚在内的随从最后来到了巴黎。7月14日是巴士底日，那天，她和记者团的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一起观看法国军队的冗长阅兵，心里盼着能快点回家和乔治做爱。这时，加斯帕过来和她搭话。加斯帕指着伊维·威廉姆斯巨大的面霜广告。“她十五岁时迷恋上了我，”他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看着广告。伊维·威廉姆斯因为政治倾向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但在欧洲却是个巨星。玛丽亚记得在报道中看到过，伊维在个人品牌护肤产品上所挣的钱比她演电影加起来所挣的钱还多。
“我和你从没见过面，”加斯帕说，“但我在和维雷娜·马昆德同居的时候，认识了你的教子杰克·杰克斯。”
玛丽亚机警地和他握了握手。和记者交谈总会存在危险。不管你说了什么，和记者的交谈总会使你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之后总会对你究竟说了些什么展开争论。“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玛丽亚说。
“我很尊敬你的作为，”他说，“你至今所做的一切即便对白人男性来说也很不容易。对于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来说，你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讶的。”
玛丽亚笑了。加斯帕很有魅力——他就是靠这个让人开口说话的。同样他也完全不可信赖，他是那种为了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出卖自己的母亲的人。玛丽亚不动声色地问加斯帕：“你对欧洲的感受如何？”
“现在这是欧洲最令人激动的地方，”他说，“我真是太走运了。”
“太好了！”
“不过，”加斯帕说，“这次出访对布什总统来说却远远谈不上成功。”
该来的还是要来，玛丽亚心想。尽管同意加斯帕的分析，但她必须捍卫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布什总统太胆小了，没能取得东欧自由化运动的领导权。但玛丽亚却说：“我们觉得这可以算是一种成功。”
“算了，你一定会这么说。私下里我想问问你，布什总统是不是敦促雅鲁泽尔斯基——旧体制下的共产主义暴君——竞选波兰总统了呢？”
“雅鲁泽尔斯基也许是监督循序渐进的改革的最佳人选。”尽管不相信，但玛丽亚却还是这样说。
“布什把瓦文萨惹恼了。团结工会请求一百亿美元的援助，布什却只答应援助一亿美元。”
“布什总统是个小心行事的人，”玛丽亚争辩道，“他认为波兰人首先需要改革他们的经济，然后才能获得援助。不然援助款就浪费了。总统是个保守派。加斯帕，你可能不喜欢，但美国人支持他这么做。所以他们才会选他当总统。”
意识到打开了玛丽亚的话匣子，加斯帕开心地笑了，但他还要继续对玛丽亚施压。“在匈牙利，布什总统为拆除围栏对匈牙利政府表达了赞赏，而不是相反地继续施压。他反复告诫匈牙利人，路不要走得太远，步子不要迈得太快。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给出的这算是哪门子建议啊？”
玛丽亚没有否定加斯帕的话。他说的绝对正确。她决定附和加斯帕。看着一辆运有侧面印着法国国旗的狭长形状的导弹的低货架挂车从眼前经过，玛丽亚静心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她对加斯帕说：“你错过了一条大新闻。”
加斯帕狐疑地扬起眉毛。他很少受到这个方面的指摘。“说下去。”他带着一丝感兴趣的口吻说。
“这不是正式采访。”
“那就算是非正式的。”
玛丽亚长时间地审视着加斯帕。“只有澄清了这个问题，我才会继续往下说。”
“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们的对话是非正式的。”
“好吧。你可能知道总统得到的一些建议暗示戈尔巴乔夫是个骗子，开放和改革只是共产党人的诳语，整个自由化进程只是诓骗西方丧失警惕，解除武器的圈套而已。”
“这是谁给的建议？”
答案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但即便是非正式访谈，玛丽亚也不愿对记者说出这些人的身份。她说：“加斯帕，如果不知道他们是谁的话，那你就不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名记者了。”
加斯帕咧嘴一笑。“好吧，可你说的那条大新闻究竟是什么啊？”
“布什总统原本想接受这个建议——在他踏上这次旅途之前。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欧洲的土地上目睹了欧洲存在的现实以后，布什总统也相应地改变了看法。他在波兰说：‘我兴奋地感觉到，我正经历着创造历史的一刻。’”
“我能在报道中引用这句话吗？”
“可以，他对我说了这句话。”
“谢谢你。”
“总统现在相信共产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是真实而永久的，我们要给予谨慎的鼓励，而不是自欺欺人说这种事没有发生。”
加斯帕长时间地看着玛丽亚，玛丽亚觉得加斯帕的目光里包含有惊讶和尊重。“你说得对，”加斯帕思忖了一会儿，说，“这是条大新闻。迪克·切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些华盛顿的冷战分子看了这条新闻，一定会气得发疯。”
“这话是你说的，”玛丽亚说，“我可没说过这种话。”
莉莉、卡罗琳、爱丽丝和赫尔穆特驾车从柏林前往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和以往一样，这一路要走两天两夜。路上，莉莉和卡罗琳唱了会唱的每一首歌。
她们通过歌唱来掩饰心中的恐惧。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准备尝试逃到西方。没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莉莉和卡罗琳将会回到东德。虽然都是单身，但她们的人生却属于东德。她们痛恨东德现政权，但只是想反对，而不是想逃离。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还没展开呢！
莉莉仅仅认识两个试图离开东德的人：姐姐丽贝卡和哥哥瓦利。在跨越柏林墙的时候，丽贝卡的未婚夫掉下房顶，落得了终生的残疾。瓦利把车从一个边防军人的身上轧过去，把军人轧死了，因此而产生的创伤萦绕了瓦利很多年。他们的先例绝对称不上圆满。但现在的大形势变了——难道不是吗？
在度假营度过的第一晚，他们遇见了一位名叫贝特霍尔德的中年男子。贝特霍尔德正坐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滔滔不绝地对六七个拿着啤酒罐喝啤酒的年轻人说话。“这难道不明显吗？”他用自信而带有感染力的语气说。“整件事就是斯塔西设的圈套。这是他们逮捕颠覆分子的一种新办法。”
一个坐在地上吸烟的年轻人似乎有所怀疑。“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穿过边境以后，你就会被奥地利人逮捕。奥地利人把你押解给匈牙利警察，匈牙利警察会给你戴上手铐，把你送回东德。你会被直接送到利希滕贝格斯塔西总部的审讯室。”
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女孩问：“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我的堂兄试图从这越过边境，”贝特霍尔德说。“离开前他对我说：‘我会从维也纳给你寄明信片。’现在他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座劳改营的铀矿里劳改。政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招人在铀矿里工作，没人肯去那工作——铀发出的射线会导致肺癌。”
上床前，弗兰克家的四个人轻声讨论着贝特霍尔德的话。爱丽丝轻蔑地说：“贝特霍尔德是那种只会夸口说大话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堂兄在铀矿里劳改呢？政府才不会承认这样使用囚犯呢！”
但赫尔穆特却很担心。“他也许只是个白痴。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开放的边境线也许的确是个圈套。”
爱丽丝说：“奥地利人为什么要遣返逃亡者呢？他们对共产主义无爱啊！”
“他们也许不想惹麻烦，也许不想把钱花在逃亡者身上。奥地利人为何要管我们东德人的死活呢？”
四个人讨论了一个小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莉莉躺了很久都没睡着，一直为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在担心。
第二天早晨，莉莉看见贝特霍尔德在公共厨房对另一群年轻人侃侃而谈，他的面前放着一大盘火腿肉和奶酪。他的话是真的，还是斯塔西特工做的虚假宣传呢？莉莉觉得有必要搞个清楚。贝特霍尔德像是还要在食堂里待段时间。冲动之下，莉莉决定搜一搜贝特霍尔德的帐篷。她离开了公共厨房。
帐篷并不安全：营方建议度假者不要再帐篷里留下钱或贵重物品。但贝特霍尔德的门帘还是被用绳子牢牢地捆上了。
莉莉开始解开绳子，她试着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好像自己有权这么做似的。但她的心里却直打鼓。莉莉习惯了鬼鬼祟祟——她和卡罗琳的现场演出都是半公开的——但她以前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如果贝特霍尔德因为什么原因丢下早饭，比她预料得先回帐篷的话，她又该怎么说呢？“哦，我跑错帐篷了，真对不起。”帐篷差不多都一样。贝特霍尔德也许会相信她——但他会怎么做，把警察叫来吗？
她掀开门帘，走进帐篷。
作为男人来说，贝特霍尔德算是够整洁的。他的衣服齐整地叠在手提箱里，帐篷里有个放着塞满换洗衣服的拉绳袋。除此之外，贝特霍尔德还有个放有安全剃刀和剃须皂的盥洗用品袋。他床上的金属床架之间铺着一层帆布。床边放着一小摞德语杂志。从外观上来看，这是个普通旅游者的帐篷。
别匆忙下结论，莉莉告诉自己。仔细寻找蛛丝马迹。贝特霍尔德是谁？他是干什么来的？
行军床上放着个折叠的睡袋。拿起睡袋时莉莉感到里面有点重。她打开睡袋，把手探进去摸索，从里面拿出一本满是黄色照片的书——还有一把枪。
这是把枪管很短的黑色小手枪。莉莉对武器知之不多，不知道它是哪种型号，但觉得这应该是人们口中的九毫米手枪。这种手枪看上去是为便于隐藏设计的。
莉莉把枪塞进牛仔裤口袋。
她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贝特霍尔德不是个无所不知的夸夸其谈者。他是个斯塔西特工，被派来传播威慑人的故事，阻止希望潜逃者逃到西方。
莉莉重新叠起睡袋，走出帐篷。贝特霍尔德还没回来。她颤抖着手指，飞快地把门帘重新绑上。再过一会她就平安了。贝特霍尔德一开始找枪，他就会知道有人来过了。如果莉莉能不被人发现顺利离开，贝特霍尔德就无从知道谁进过他的帐篷了。莉莉觉得他甚至不会把丢枪的事报告给匈牙利警方，匈牙利警察肯定会对带枪到本国度假营的德国特工感到不悦。
她飞快地离开了贝特霍尔德的帐篷。
卡罗琳在赫尔穆特和爱丽丝的帐篷里，仍然在小声争论放开边界会不会是个圈套。莉莉打断了他们的讨论。“贝特霍尔德是个斯塔西特工，”她说，“我搜了他的帐篷。”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是把马卡罗夫手枪，”曾经在军队里服役的赫尔穆特说，“这种苏联制造的半自动手枪是斯塔西的标准配置。”
莉莉说：“如果开放边境真的是圈套的话，斯塔西肯定会把事实保密。这么看来，贝特霍尔德告诉大伙的不可能是真的。”
赫尔穆特点点头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过去了。”
四个人同时站起身。赫尔穆特问莉莉：“想让我帮你把枪处理掉吗？”
“帮我处理掉吧。”莉莉把枪交给赫尔穆特，突然间感觉轻松了不少。
“我去湖岸边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枪扔进湖里。”
赫尔穆特处理枪时，三个女人把毛巾、泳衣和装着的防晒霜的瓶子放进特拉班的后备箱，像是要外出远足，使这次的假期更加圆满一样。赫尔穆特处理枪回来以后，他们开车去了趟杂货店，买了野餐时吃的奶酪、面包和红葡萄酒。
接着他们把车朝西开。
莉莉不时回头看看，但一直没看到跟踪者。
五十公里以后，特拉班在靠近边境的地方下了公路。爱丽丝有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在乡间小路上绕圈，假装在森林里寻找合适野餐地点时，他们看见路边有几辆东德牌照的遗弃车辆。他们知道来对地方了。
附近没有官方的检查站，但莉莉却还是很担心。东德的秘密警察显然对逃亡者很感兴趣，但他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
经过一个小湖时爱丽丝说：“我估计离边境的围栏已经不到一英里了。”
很快，驾驶汽车的赫尔穆特把车从乡间小路开到森林中间的一条土路上。开了一段路以后，他把车停在湖边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
赫尔穆特关闭汽车发动机。“好了，”他对沉默着的三个女人说，“我们还要继续假装吃午饭吗？”
“不装了，”爱丽丝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抬得很高，“我现在就想过去。”
四个人都下了车。
爱丽丝一边看着指南针，一边给其他人带路。森林里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路相对比较好走。高大的松树过滤了阳光，把一块块的金色投射在脚下的松针上。森林里很安静。莉莉听见附近湖里水鸟的叫声，不时还会听见远处拖拉机传来的突突声。
他们经过了一辆半掩在树木下的黄色沃尔特堡车，车的窗户破了，挡泥板也已经生锈了。一只鸟从打开着的后备箱里飞了出来，莉莉估计这只鸟一定在后备箱里做了窝。
她不时朝四周看看，寻找能暴露官员身份的灰色或绿色布料，但没有发现任何人。她注意到赫尔穆特和她一样警觉。
他们爬过一个坡，这时森林突然消失了。他们走上一块长条形的空地，看到几百码前方的边境围栏。
围栏很普通。树立着的桩子都是些随便砍出来的木桩。木桩间有几排多半曾经通过电的电线。围栏的最上方有一道六英尺高的铁丝。围栏的另一边是八月阳光下长满金色谷物的田野。
他们穿过长条形的空地，来到围栏前。
爱丽丝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翻过去。”
赫尔穆特说：“他们肯定断了电……”
“是的。”爱丽丝说。
卡罗琳急躁地伸出手，碰了碰电线。她碰了每根电线，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没通电。”她说。
爱丽丝亲吻拥抱了母亲和莉莉。赫尔穆特和两位长辈握了手。
一百码外，两位穿着灰色束腰外衣，戴着尖顶帽的匈牙利边防战士走上山坡。
莉莉高呼：“哦，不。”
两个边防战士举起枪。
“大家都别动。”赫尔穆特说。
爱丽丝说：“没想到到了边境却功亏一篑。”她哭了起来。
“别灰心，”赫尔穆特说，“事还没完呢！”
靠近他们以后，匈牙利士兵放下枪，用德语和他们说话。边防战士显然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你们来这干什么？”一个士兵问。
“我们来森林里野餐。”莉莉说。
“真是来野餐的吗？”
“我们可不是来干坏事的。”
“这里是禁区，你们不能来这。”
莉莉很担心边防战士会逮捕他们。“好吧，”她说，“我们这就走。”
莉莉担心赫尔穆特会挑起一场打斗。他们四个可能因此而被杀。她浑身颤抖，腿虚弱得都快站不住了。
第二个士兵说话了。“尽量小心点。”他说。接着他沿着他们来的方向指着围栏。“从这里走过去四分之一英里，围栏上有个缺口，你们也许可以在不经意间跨过边境。”
两个士兵对视了一眼，然后绽放出会心的笑容。之后他们又继续巡逻去了。
莉莉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边防战士继续向前走，一次也没有回头看他们。莉莉和家人们在安静中看着他们渐渐走出视线。
周围再一次没有人以后，莉莉说：“他们似乎告诉我们……”
“去找围栏的缺口，”赫尔穆特说，“我们马上去找吧。”
他们急忙朝士兵所指的方向走去。为了便于躲藏，他们贴着森林的边缘往前走。果不其然，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以后，他们找到了围栏一处断裂的地方，围栏的木桩被连根拔起，拉断的电线躺在地上，像是被重型卡车闯过去一样。周围的泥土被重复地踩踏过，黄绿色的草稀稀拉拉。缺口的另一边，两块田之间的一条小道尽头，几个屋顶在大树之间若隐若现：一个村落，或仅仅是个小村子。
终于自由了！
围栏边的一颗小松树上挂着许多钥匙串，也许有三十到五十串。人们把家里或车上的钥匙挂在松树上，以这种激烈的姿态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当树枝被微风轻轻摇动的时候，钥匙串在阳光下闪着光。小松树看上去倒像是棵圣诞树了。
“别犹豫，”莉莉说，“十分钟前我们已经道过别了，你们快走。”
爱丽丝说：“妈妈，莉莉姑姑，我爱你们。”
“快走。”卡罗琳说。
爱丽丝拉起赫尔穆特的手。
莉莉前后审视着围栏边的长条空地。举目望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走过缺口，小心地跨过倒地的围栏。
到了另一边以后，他们停下脚步，朝莉莉和卡罗琳挥手。事实上，他们之间只隔了十英尺的距离。“我们自由了！”爱丽丝说。
莉莉说：“替我向瓦利致意。”
“还有我。”卡罗琳说。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手拉手沿着田野之间的小路继续朝前走。
走到小路的尽头以后，他们再次转身，朝莉莉和卡罗琳挥手。
接着他们走进小村，消失不见了。
卡罗琳的脸被泪水浸湿了。“不知还能不能相见。”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