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阉割的牲畜的嘶叫声和堂萨瓦斯的吆喝声混成一片，从窗子传进办公室里来。“要是他再过十分钟还不来，我就走。”上校等了两个钟头后这样自语道。但他又等了二十分钟。刚准备起身离去，堂萨瓦斯领着一群雇工走进了办公室。他在上校面前来来回回过了几趟都没正眼瞧他，直到雇工们都走了，他好像才发现上校在屋内。
“您是在等我吗，老兄？”
“是的，老兄，”上校说，“不过，您要是忙的话，我晚一点儿再来。”
可堂萨瓦斯已经走到门外，根本没听见上校说些什么。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
这是个炎热的中午，从街上反射来的光把办公室里映得亮堂堂的。上校热得昏昏沉沉，眼皮不由自主地合上了，而且立刻就梦见了自己的老伴。堂萨瓦斯的妻子踮着脚尖走了进来。
“您睡吧，”她说，“我把百叶窗关上，这间办公室热得就像地狱。”
上校蒙蒙眬眬地看着她。窗户关上了，阴影里又传来她的声音：
“您常做梦吗？”
“有时候做，”上校答道，为自己刚才睡着了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缠在蜘蛛网里。”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女人说，“现在我真想弄清楚梦里遇见的那些陌生人都是谁。”
她打开了电风扇。“上星期我梦见床头站着一个女人，”她说，“我壮起胆子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十二年前死在这间房里的女人。”
“可这座楼盖了还不到两年啊！”上校说。
“可不是嘛！”女人又说道，“可见有时连死人也会弄错。”
电风扇嗡嗡作响，阴影更显得昏暗了。上校又困又乏，可这个唠叨女人从做梦说到投胎。上校越听越不耐烦，正打算趁她告一段落时起身告辞，这时堂萨瓦斯和他的领工走进了办公室。
“我已经给你热过四次汤了。”女人说。
“你要是愿意，热十次也行，”堂萨瓦斯说道，“但这会儿别来打搅我。”
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卷钞票交给领工，又叮咛了几句。领工拉开百叶窗数钱。堂萨瓦斯看见上校坐在办公室里，却毫无表示，继续同领工说话。当他们又要走出办公室时，上校站起身来，堂萨瓦斯这才在开门前停下脚步。
“您有什么事，老兄？”
上校觉得领工正看着自己。
“没什么大事，老兄，”他说，“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那就快点儿讲，”堂萨瓦斯说道，“我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堂萨瓦斯手拉住门把等着，上校觉得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五秒钟。他咬了咬牙，低声说道：
“就是那只公鸡的事。”
堂萨瓦斯随即打开了门。“那只公鸡的事，”他微笑着重复了一遍，同时把领工推到走廊里，“都快翻天了，我这位老兄还惦记着他那只公鸡。”
然后他对上校说：
“好啊，老兄。我马上就回来。”
上校一动不动地立在办公室中央，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随后他走了出去，在镇上转了转。星期天的午休时分，镇上一切活动都停止了。裁缝铺里一个人也没有，医生的诊所大门紧闭，连叙利亚人的店铺里也无人看守。河水好似一块钢板。码头上，有个人睡在四只油桶上面，脸上还盖了顶草帽遮挡阳光。上校朝自己家走去，确信此时整个镇子上只有他一人在活动。
妻子在家里准备了一桌菜等他吃午饭。
“我赊了一点账，说好明天一早就还。”她解释道。
吃饭时，上校把过去三个钟头的情况给她讲了讲。她越听越不耐烦。
“你这个人太窝囊，”她听完说，“就像是去要饭一样。你应当理直气壮地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讲：‘喂，老兄！我决定把鸡卖给您了。’”
“照你这么说，生活也太容易了。”上校说。
她突然发了火。这一上午她都在收拾屋子，到这会儿还穿得怪模怪样的：脚上套着丈夫的旧鞋，腰里系了条油布围裙，头上还蒙了块破布，在两耳边各打了个结。“你连一点生意经都不懂，”她说，“你要是想卖掉一件东西，就得把脸板得像是去买东西一样。”
上校发现妻子这副模样很好笑。
“你就这样别动，”他笑着打断了她的话，“你这样子活像桂格燕麦上的小矮人。”
妻子一把扯下了头上的破布。
“我这是在认真跟你说话，”她说，“我现在就把鸡给那位老兄抱去。咱们打个赌，半个钟头内我要是拿不回九百比索，输给你什么都行！”
“你头脑发晕了吧，”上校说，“已经拿卖鸡的钱打上赌了。”
上校好不容易才把她劝住了。整整一上午，她都在盘算往后三年的日子该怎么过，认为再也不用每星期五去受那份罪了。她收拾好房子，只等这九百比索。她开了一份最急需的物品清单，没忘要给上校买双新鞋。卧室里也腾出了放镜子的地方；而现在，这一番计划突然幻灭了，她又羞又恼。
她小睡片刻起来时，上校正在院子里坐着。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她问道。
“我正想着呢。”上校答道。
“那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不出五十年我们准能拿到那笔钱！”
其实上校已经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就去把鸡卖掉。他想象着堂萨瓦斯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对着电风扇准备打针。他已经料到会得来什么样的回答了。
“把鸡带上，”出门时妻子劝他，“神仙到了场，奇迹才会出现。”
上校说什么也不肯。她把丈夫一直追到大门口，绝望之中又怀着一丝希望。
“不要怕他办公室里人多事杂，”她说，“你就拉住他的胳膊，不拿出九百比索来你就别松手。”
“人家还以为咱们要抢他呢！”
她没去理会丈夫。
“记住你是鸡的主人，”她再三叮咛道，“记住是你在帮他的忙！”
“好吧!”
堂萨瓦斯和医生在卧室里。“趁他在家快点去，老兄，”他的妻子对上校说，“他马上就要去农庄，星期四才能回来，大夫正为他作准备呢。”上校心里两股力量斗争着：尽管已经决定把鸡卖掉，可他又希望自己晚到一个钟头，那样就碰不上堂萨瓦斯了。
“我等一会儿吧！”他说。
可女人一定要他进去，她把他领进了卧室。她丈夫坐在床上，只穿了条裤衩，一双无神的眼睛盯着医生。上校在一旁等着。医生把病人的尿液在试管里加了热，又闻了闻气味，对堂萨瓦斯做了个手势，表示一切正常。
“就该把他给毙了，”医生转向上校说道，“靠糖尿病来结果这帮阔佬，真是太慢了。”
“您已经让您那该死的胰岛素极尽所能了，”堂萨瓦斯说，皮肉松弛的屁股扭动了一下，“可我这根硬钉子不好啃呀！”然后，他对上校说：
“来呀，老兄，下午我出去找您，连您的帽子都没见到。”
“我不戴帽子，免得要在别人面前摘下来。”
堂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一支装血样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便开始收拾他的提箱。上校心想，他该告辞了。
“换作我，大夫，就给他开上十万比索的药费单子，”上校说，“这样您就不会忙成这个样子了。”
“我已经向他提过这笔交易了，不过不是十万，而是一百万比索，”医生说，“贫穷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
“多谢您这个方子，”堂萨瓦斯一面说，一面尽力把大肚皮塞进马裤里去，“可惜我不能接受，免得您也受这份富翁罪。”医生对着提箱上镀镍的锁欣赏起自己的牙齿来，又看了看表，一点儿不耐烦的意思也没有。堂萨瓦斯正在穿靴子，冷不防问了上校一声：
“好了，老兄，您那鸡怎么啦？”
上校明白医生也正等着听他如何回答，便咬一咬牙。
“没什么，老兄，”他低声说，“我是来把它卖给您的。”
堂萨瓦斯已经穿好了靴子。
“没问题，老兄，”他不动声色地说，“这也是您能想到的最明智的办法了。”
“我玩这个已经嫌老了，”上校看着医生那难以捉摸的表情，连忙解释道，“要是退回去二十年，还差不多。”
“您总是像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医生答道。
上校缓过气来，等着堂萨瓦斯再说点什么。可这位什么也没说，而是穿上一件带拉链的皮夹克，准备走出卧室。
“要不咱们下星期再谈吧，老兄。”上校说。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堂萨瓦斯说，“我有个主顾，大概能出四百比索，但要等到星期四再说。”
“多少钱？”医生问道。
“四百比索。”
“我先前可听说不止这个价啊！”医生说道。
“您上次说能卖九百比索呢！”上校见医生感到惊讶，也趁势说道，“这可是全省最棒的公鸡！”
堂萨瓦斯对医生说：
“要放在过去，随便谁都会出一千比索，可现在，谁也不敢把好鸡拿出来斗，你得冒着被人乱枪打死，从场子里抬出来的风险哪！”接着又悲天悯人地转向上校：
“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老兄。”
上校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
他跟在他们身后穿过走廊。堂萨瓦斯的妻子把医生留在了客厅，想讨教一下怎么对付“那些突如其来而又莫名其妙的事情”。上校在办公室里等他。堂萨瓦斯打开保险柜，往各个衣兜里都塞了些钱，然后递给上校四张钞票。
“这是六十比索，老兄，”他说，“等鸡卖了咱们再清账。”
上校陪着医生走过码头一带的集市，在傍晚的凉意中，那儿又热闹起来。一艘满载甘蔗的驳船正顺流而下。上校发现医生的神情还是那样古怪莫测。
“您身体怎么样，大夫。”
医生耸了耸肩。
“平平常常，”他说，“看来我自己也得找个医生看病了。”
“冬天了嘛，”上校说道，“就拿我来说吧，肠子就像烂了似的。”
医生用绝非职业兴趣的目光打量着上校，一边和坐在各自店铺门口的叙利亚老板们一一打招呼。到了诊所门口，上校给他讲了讲自己对卖鸡这件事的看法。
“我是没别的办法了，”他向医生解释道，“那畜生简直是在吃人肉呢！”
“吃人肉的畜生只有一个，那就是堂萨瓦斯，”医生说道，“我肯定他会把那只鸡以九百比索的价钱转手卖出去。”
“您这么认为吗？”
“当然！”医生说，“他会把这笔买卖做得跟他那回向镇长签订著名的爱国条约一样出色。”
上校不愿相信。“他在那个条约上签字是为了保住他的小命，”他说，“这样他才能在镇上留下来。”
“这样他才能用半价把那些被镇长赶走的同党们的家产买下来。”医生反驳道。因为在口袋里没找见钥匙，他敲了敲门，然后又转向满腹狐疑的上校。
“别太天真了，”他说道，“堂萨瓦斯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人。”
这天晚上，上校的妻子出去买东西。上校陪她到叙利亚人的商店，心里回味着医生的话。
“你马上去找一下小伙子们，告诉他们鸡已经卖了，”妻子对他说道，“别让人家等到最后一场空。”
“堂萨瓦斯回来之前，鸡还不能算卖了。”上校答道。
他看见阿尔瓦罗在台球厅里玩轮盘赌。星期天的晚上，台球厅里热气腾腾，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就连空气也仿佛格外闷热。一条长长的黑油布上画着花花绿绿的数字，桌子正中放了只箱子，上面点了盏汽灯，把数字照得通明。上校觉得很有意思。阿尔瓦罗押“二十三”，已经一输再输。上校从他肩上看过去，发现九次里“十一”中了四次。
“押‘十一’，”他在阿尔瓦罗耳边悄声说，“这个中得最多。”
阿尔瓦罗仔细看了看油布，空了一轮没押。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来，里面夹了张纸条，他把纸条从桌子底下递给了上校。
“阿古斯丁写的。”他说。
上校把秘密传单藏进衣袋。这时，阿尔瓦罗在“十一”上下了大注。
“开始少下些。”上校说。
“没准预感成真呢。”阿尔瓦罗答道。当那只花里胡哨的大轮盘转起来以后，又有几个人把他们的钱从其他格子移到了“十一”上。上校的心悬到了半空，头一回感到碰运气这种事的魅力，真是教人既兴奋又害怕。
结果中的数字是“五”。
“真对不起，”上校不好意思地说，怀着难以克制的负疚心情看着那只木板刮子把阿尔瓦罗的钱一下子给刮走了，“都怪我多管闲事。”
阿尔瓦罗没看上校，而是微微一笑：
“别担心，上校。到情场上再试试嘛！”
忽然，吹奏曼波舞曲的号声停了下来，赌钱的人都举着双手散开了。上校听见身后响起了步枪上膛时那种节奏清晰、令人胆寒的短促声音。他想起兜里装着那份传单，明白自己已经不幸地陷入了警察的搜查圈。他没有举起手便转过身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如此近距离，几乎是面对面地看见了杀害他儿子的凶手。他个头矮小，皮肤黝黑，有点像印第安人，一脸的孩子气。他就站在上校对面，枪口直指着上校的肚子。上校咬紧牙关，用手指轻轻拨开了枪筒。
“借光。”他说。
他直视着那双猫头鹰似的小而圆的眼睛。霎时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正被这双眼睛吞噬，嚼碎，消化，然后又立即被排泄了出来。
“您请便，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