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寂的公园里树叶已经变黄，他坐在树下的木头长椅上，双手拄着手杖的银质圆柄，望着湖中灰扑扑的天鹅，心里想着死亡。他第一次到日内瓦来的时候，这片湖还是宁静而清澈的，有温驯的银鸥飞到跟前，在人们掌中啄食。傍晚六点，妓女们像幽灵般出现，打着丝绸阳伞，裙裾的褶边薄如蝉翼。而现在，目力所及之处唯一可能出现的女性就是荒芜码头上的卖花女。令人难以置信，时间不仅摧毁了他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同样满目疮痍。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曾经显赫如今却鲜有人知晓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穿着深蓝底色白条纹的外套、锦缎马甲，戴着退休法官式的硬礼帽，长着火枪手一样高傲的胡须，微微发蓝的浓密鬈发泛起浪漫的涟漪。他有一双竖琴家的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代表鳏居的戒指，还有一双欢快的眼睛。唯一泄露他真实健康状况的只有疲惫苍老的皮肤。但以七十三岁的年纪来说，他依旧堪称风度翩翩。然而，在那个早晨，他却感到所有的浮华都已烟消云散。那些拥有荣耀和权势的岁月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他又回到了日内瓦，为马提尼克的医生们无法确诊的疼痛寻求确切的答案。原以为最多待上十五天，然而已经过了六个星期。日复一日都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检查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且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肝脏、肾脏、胰腺，以及更不可能的前列腺，寻找疼痛的根源。直到那个令人不快的星期四，给他做过检查的众多医生中最寂寂无闻的一位约他早上九点在神经科诊室见面。
这间诊室更像修士的小屋。医生个子不高，神情阴郁，因为拇指骨折，右手还打着石膏。当灯光熄灭，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脊骨的X光片。直到医生用指棍指给他看腰下两块椎骨的接合处，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脊柱。
“您的疼痛就来自这里。”医生说。
但他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疼痛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有时候似乎在右侧肋骨，有时候又似乎在下腹，腹股沟那里经常会突然感到刺痛。医生停下来听他的申诉，指棍尖仍旧停在屏幕上。“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这么长时间难以确诊，”他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在这里。”随后他指着太阳穴补充说：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总统先生，所有疼痛都在这里。”
在宣布诊断结果时，医生的态度让人如此紧张，以至于最后的治疗方案显得轻描淡写：总统先生必须接受一次有风险的手术。被问及风险究竟有多大时，这位老医生回答得含含糊糊。
“这个我们也无法断言。”他说。
直到不久以前，他说，这种手术失败致死的风险还相当大，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瘫痪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两次战争带来的医学进步使这些担心都成了过去。
“您放心吧，”他最后说，“好好安排一下您的事情，然后通知我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您别忘了，宜早不宜迟。”
这样一个早晨不适宜消化这个不幸的消息，尤其是当天气也突然变了脸。那天他很早就从旅馆出来了，没有穿大衣，因为当时窗外阳光明媚。他迈着沉稳的步子，从医院所在的丽日大街来到幽会天堂英国公园。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思考死亡。与此同时，秋天悄然而至。湖面上波涛汹涌，有如怒海，狂风惊走了银鸥，卷走了最后几片枯叶。总统先生站起来，没有买花，而是从公共花坛里折了一朵雏菊别在外套翻领上的扣眼里，却正好被那卖花女撞见。
“这些花不是上帝赐予的！先生，”她愤愤地喊道，“那是市政府种的花。”
他没有理会，径直大步流星而去，紧握着手杖的中间位置，不时转上几圈，有些轻佻，却不失风度。在白朗峰大桥，人们正手忙脚乱地降下被狂风卷成一团的联邦旗帜，永远顶着泡沫的优美的喷泉也提前关闭了。总统先生差点儿没认出码头上那家他常去的咖啡馆，因为绿色的遮篷收起来了，夏天时缀满鲜花的露台也已封闭。虽然是白天，大厅里也开着灯。弦乐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莫扎特那首预兆般的曲子。柜台上有一沓为顾客预留的报纸，他从里头取了一份，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钩上，戴上金框眼镜，选了一张最僻静的桌子坐下开始读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秋天来了。他从国际版读起，这个版面偶尔会有一些美洲的消息，接着从后往前浏览，直到服务员送来他每天喝的依云矿泉水。在医生们的强制下，他戒掉喝咖啡的习惯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也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确信自己行将就木，就重新开始喝咖啡。”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再给我一杯咖啡。”他用纯正的法语说。随即补充道：“要意式咖啡，能让人起死回生的那种。”并没有意识到话里的双关含义。
他没有加糖，慢慢地小口喝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次用咖啡渣来预测自己的命运。这久违的味道暂时将他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过了片刻，仿佛出于精准的直觉，他感到有双眼睛正盯着自己。于是他假装不经意地翻动报纸，从眼镜上方看过去。那是一个面色苍白、胡子拉碴的男人，戴着一顶运动便帽，身上穿着一件翻毛外套。那人匆忙移开视线，避免与他目光相遇。
这张脸有些眼熟。在医院的大厅里曾打过几个照面，某一天看天鹅的时候也见过他骑着小摩托经过湖边大道，但确实并不觉得认识。但也不排除这是他流亡生涯中诸多幻想中的迫害之一。
他不紧不慢地看完报纸，一边沉浸在勃拉姆斯大提琴曲磅礴的旋律中，直到疼痛的感觉变得如此强烈，只靠音乐的抚慰已无法压制。于是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拴着链子的金表看了看，就着最后一口水服下两片午间的止痛片。在摘下眼镜之前，他拿起咖啡杯查看自己的命运，结果让他打了个寒战：未知。最后他付了账，留下微薄的小费，从衣钩上摘下手杖和帽子，来到街上，没有再看那个窥视他的人。花坛被狂风搅得一片狼藉，他沿花坛边走着，步履轻快，似乎已经对命运的预示释怀。但突然他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于是在拐角处停下，转过身去。为了不撞上他，跟踪的男人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在距离他的双眼不到两拃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总统先生。”男人嗫嚅道。
“告诉那些花钱雇你的人，别做梦了，”总统依旧微笑着，嗓音充满魅力，“我的身体毫无问题。”
“这件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男人说，迎面而来的高贵感压迫着他，“我在医院工作。”
他说话的口音、节奏，甚至他的羞涩，都属于地道的加勒比人。“别告诉我您是医生。”总统说。
“我多么希望我是，先生。”男人说，“我是救护车司机。”
“抱歉。”总统确信自己弄错了，“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没有您的工作辛苦，先生。”
总统毫不掩饰地打量着他，双手拄在手杖上，饶有兴致地问：“您是哪里人？”
“加勒比人。”
“这点我看出来了，”总统说，“但是哪个国家的？”
“跟您一样，先生。”这人说着向他伸出手来，“我叫荷马·雷伊。”
总统惊讶地打断了他，没有放开他的手。
“是吗？”他惊叹道，“多有意思的名字！”
荷马放松下来。
“这不算什么，”他说，“我的全名是荷马·雷伊·德拉卡萨。”
一阵凛冽的寒风突然袭来，站在街心的两人毫无防备。总统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他意识到，在没有穿大衣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步行两个街区到常去的那家穷人的小餐馆吃午饭。
“您吃过午饭了吗？ ”他问荷马。
“我从来不吃午饭，”荷马说，“我每天就吃一顿饭，晚上回家吃。”
“今天破个例吧，”他施展出浑身的魅力，“我邀请您共进午餐。”
他挽起荷马的胳膊，把他带到马路对面的餐厅。帆布遮篷上烫着金色的店名：皇冠牛排。店内狭窄而热闹，似乎没有空位了。荷马·雷伊很惊讶居然没人认出总统，于是跑到大厅最里面寻求帮助。
“他是现任总统？”餐厅老板问。
“不，”荷马说，“被推翻的。”
老板报以会心的微笑。
“对于这样的客人，”他说，“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桌子。”
他们被带到大厅最里面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那儿可以轻松自在地交谈。总统向餐厅老板表示感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承认流亡者的尊严。”他说。
这家餐厅的特色是炭烤牛排。总统和他的客人环视周围，看到别的桌上摆着大块的烤牛排，边缘还带着柔软的脂肪。“这牛排看上去妙不可言，”总统喃喃地说，“但我不能吃。”他用顽皮的眼神盯着荷马，改变了语调。
“事实上，我什么都不能吃。”
“您也不能喝咖啡，”荷马说，“但您却喝了。”
“您注意到了？”总统说，“今天不过是特殊日子的特殊待遇。”
这一天的特殊待遇并不限于咖啡。他点了炭烤牛排，外加一份新鲜的豆角沙拉，除橄榄油外没有任何调味品。他的客人点了同样的东西，另外要了半瓶葡萄酒。
在等着上菜的时候，荷马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没装钱而装了很多纸的皮夹，给总统看一张褪色的照片。总统认出了自己：穿着长袖衬衫，比现在瘦一些，头发和胡子都是浓黑色，站在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想突出自己。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地方，认出了那场不堪回首的竞选的标语，也记起了那段徒劳无功的日子。“太可怕了，”他喃喃道，“我常说， —个人在照片上比在现实中老得更快。”然后他做了一个往事已矣的手势，把照片还给了荷马。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是好多年前，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拉斯卡萨斯的斗鸡场上。”
“那是我的家乡。”荷马说，然后指着人群中的自己，“这个是我。”
总统认出了他。
“还是个小孩子！”
“差不多。”荷马说，“在整个南部竞选过程中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是大学生助选团的头儿。”
总统以为接下来会听到责备的话。
“而我显然当时甚至没注意到您。”他说。
“正相反，您对我们非常友善。”荷马说，“但是我们人太多了，您不可能记得我。”
“后来呢？”
“后来的事，还有谁比您更清楚？”荷马说，“军事政变后，我们能在这里相逢，一起等着吃下半头公牛，这是一个奇迹。有这份运气的人不多。”
这时菜上来了。总统把餐巾系在脖子上，像小孩儿的围嘴。他并非没有感觉到客人未说出口的惊讶，解释道：“如果我不这么做，每顿饭都得牺牲一条领带。”在开吃之前，他先尝了尝肉的老嫩，露出满意的表情，回到谈话的主题。
“我不明白的是，”他说，“为什么您之前没有走上前来跟我相认，而是选择像警犬一样跟踪我。”
荷马告诉他，第一次看见他从一个特殊通道进入医院的时候就认出他了。那时正值盛夏，他穿着一套白色安的列斯亚麻西服，黑白相间的皮鞋，衣领上别着一朵雏菊，一头优雅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荷马打听到，总统孤身一人待在日内瓦，无人帮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他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法学学位。根据他的要求，医院的管理人员承诺对他的信息严格保密。当天晩上，荷马就跟妻子商量好，要和总统取得联系。然而，他跟踪了五个星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这次如果不是被撞个正着，他可能还是不会上前问候。
“我很高兴您这么做了。”总统说，“虽然事实上，我完全不介意一个人待着。”
“这不公平。”
“为什么？”总统真诚地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使自己被遗忘了。”
“我们对您的怀念要比您想象的深刻得多。”荷马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真高兴看到您像现在这样，健康而年轻。”
“然而一切都预示我将不久于人世。”总统平静地说。
“您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荷马说。
总统惊讶得跳了起来，但仍未失去风度。
“啊！真见鬼！”他惊呼，“难道在美丽的瑞士，医疗信息的保密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吗？”
“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对于救护车司机来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荷马说。
“这个消息我是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前，从唯一应该知道的人那里听说的。”
“不管怎样，您都不会白白死去。”荷马说，“会有人将您奉为高贵的楷模，给予您应有的位置。”
总统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模样。
“谢谢您的提醒。”他说。
他进餐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紧不慢，干净利落。他一边吃，一边看着荷马的眼睛，荷马觉得他能看穿自己的心思。在充满怀旧和回忆的长时间交谈之后，总统脸上露出调皮的坏笑。
“之前我已经决定不去操心自己的遗体，”他说，“但现在我觉得应该釆取一些像侦探小说里那样的预防措施，以防别人找到。”“做什么都没用，”荷马开玩笑说，“在医院里，没有什么秘密能维持一小时以上。”
喝完咖啡，总统査看了杯子下面，再次打了个寒战：一模一样的信息。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用现金付了账。付账前确认了好几遍账单，又过分仔细地清点了好几遍手里的现金，最后留下的小费只够换来服务员一句嘟囔。
“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向荷马告别，“我现在还没有确定手术日期，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手术。但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还会再见的。”
“为什么不在手术之前？”荷马说，“我老婆拉萨拉为有钱人做饭。鲜虾饭没有人能做得比她更好，我们非常希望能找个晚上邀请您来家里做客。”
“我被禁止吃海鲜，不过我很乐意品尝。”他说，“您来定时间吧。”
“周四我休息。”荷马说。
“很好。”总统说，“那周四晚上七点我去您家。真的很高兴。”
“我来接您吧。”荷马说，“大马士旅馆，工业路十四号。在火车站后面。对吗？”
“没错，”总统站起身来，显得比以往更有魅力，“看起来，您应该连我的鞋码都摸清了。”
“当然了，先生。”荷马被逗乐了，“四十一码。”
有一件事荷马·雷伊没有告诉总统，但在之后的岁月中却一再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这个故事的人：他最初的动机没那么单纯。和其他救护车司机一样，他同殡葬公司和保险公司做交易，在医院里兜售他们的服务，尤其是向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国患者。所得微不足道，还得跟其他提供消息的雇员分享，关于危重病人的秘密信息都是你传他、他传我这样传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前途可奔、靠着极其微薄的薪水同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流亡者来说，算是不错的慰藉。
他的妻子拉萨拉·戴维斯更加现实。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穆拉托女人，来自波多黎各圣胡安。身材娇小结实，有着蜜糖色的光滑皮肤，充满野性的眼睛同她的气质十分相称。他们是在医院做慈善服务时认识的，那时她是杂务助理。在那之前，她作为保姆被祖国的一个富翁带到了瑞士，后来被遗弃在日内瓦。虽然她是尤鲁巴族女孩，两人还是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他们住着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位于一栋公寓楼的八层，楼里没有电梯，居民以非洲移民为主。他们有个九岁的女儿叫芭芭拉，七岁的儿子拉萨罗有些智力发育迟缓的迹象。
拉萨拉·戴维斯是个聪明、暴脾气的女人，但是心肠很软。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金牛座，并且对星座占卜有一种盲目的迷信。然而，她一直没能实现以给百万富翁当占星师来谋生的愿望。让她有时能补贴点儿家用，偶尔还能有可观收入的生计是为阔太太们准备晚宴，以供她们在宾客面前炫耀，让别人以为那些精美的安的列斯菜肴是出自她们之手。荷马则羞涩而拘谨，除了现在做的这点儿事，别的什么也不会。但是拉萨拉从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心地单纯，在性方面也很能满足她。原先他们过得还不错，但这几年，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日子越来越艰难。总统到达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动用五年来的积蓄了。因此，当荷马·雷伊在医院里匿名的病人中认出他来时，夫妻俩开始浮想联翩。
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一开始，他们想过向他兜售全套的殡葬服务，包括给遗体做防腐处理，然后运送回国。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死亡并不像一开始看上去那样离他那么近。到与总统共进午餐的那天，夫妻俩已经因为诸多疑问而感到茫然了。
事实上荷马并没有担任过大学生助选团的领袖，或其他类似的角色。拍下那张照片那天，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助选活动。但阴差阳错，这张照片居然奇迹般地在衣柜里被找到了。不过他的一腔热忱是真的。他也确实是因为参加了反军事政变的巷战，不得不逃离祖国，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生活在日内瓦的唯一原因是他已经毫无斗志。因此，这个小小的谎言不应该成为他获得总统好感的障碍。
第一件让夫妻俩感到诧异的事情是，日内瓦到处都是失意政客的华府豪宅，但这位著名的流亡者却住在凋敝的格罗特社区一家四等旅馆里，混迹于亚洲移民和妓女中间，独自一人在穷人的小餐馆用餐。荷马亲眼见到他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随着他，有时候会近到很容易被发现，看着他傍晚时分在老城阴郁的墙和丛生的黄色风铃草间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尔维诺塑像前发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也曾跟着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阶，被茉莉花浓烈的香气呛得几乎室息，只为了在博地弗广场的最高处观赏夏日漫长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着秋天的第一场雨，既没穿大衣也没撑雨伞，为了听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跟学生们一起排队。“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没得肺炎。”他后来跟妻子说。前一个周六，天气开始变凉，他看到他买了一件假水貂领的秋装大衣，但不是在流亡政客经常光顾的罗纳大街上那些金碧辉煌的商场里，而是在拉斯普尔加斯的市场上。
“什么都别指望了，”听了荷马的叙述，拉萨拉惊呼，“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死了可能还得慈善团体去给他收尸，埋到公共墓地去。咱们永远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也许他是真的没钱。”荷马说，“毕竟这么多年没工作了。”
“哎哟，你这小黑鬼。上升星座也在双鱼座的双鱼座是一回事，傻是另一回事。”拉萨拉说，“全世界都知道他卷走了政府的财产，他是马提尼克最有钱的流亡者。”
荷马比拉萨拉大十岁，是听着总统在日内瓦一边读书一边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故事长大的。相反，拉萨拉则是听着敌对媒体对各种丑闻的报道长大的，她从小就在一个敌视总统的家庭当保姆，这些丑闻在这个家庭中被进一步夸大了。因此，因为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晚上，荷马回到家时欣喜若狂，而她却对总统邀请他去高级餐厅吃饭这种情节不屑一顾。让她气恼的是，荷马没有借机向总统提出任何要求，而他们曾梦想过很多东西，从孩子们的奖学金到医院里一个更好的职位。她觉得自己的怀疑得到了确认：这位总统已经打定主意，宁可曝尸荒野喂兀鹫，也不愿意把手里的钱用于一个像样的葬礼，并让遗体荣归故里。但最终点燃怒火的是荷马特意留到最后的消息：他邀请总统周四晚上来家里吃鲜虾饭。
“你还嫌这一切不够吗？”拉萨拉冲他喊道，“要是他吃罐头虾中毒死在这儿了，我们还得拿留给孩子们的积蓄来给他办丧事！”出于对婚姻的忠诚，最后她妥协了。她不得不向一个邻居借了三套银餐具和一个玻璃沙拉盘，向另一个借了电咖啡壶，向第三个借了一块绣花桌布和一套瓷咖啡杯。他们原本一致同意以家里的寒酸境况博取客人的同情，但她还是把旧窗帘换成了过节时才会挂出来的新窗帘，拿掉了家具上的护套，并花了一整天时间刷地板、除尘，将屋里的东西变换位置，直到房间焕然一新。
周四晚上，总统出现在门口，因为刚刚爬了八层楼梯，呼吸还有些急促。他穿着新买的二手大衣，戴着过时的圆顶卷边帽，只带了一枝玫瑰送给拉萨拉。她惊讶于他的男性风度和王子般的举止，但除此之外，总统给她的第一印象跟她料想的毫无二致：虚伪而贪婪。他显得很做作，一进门就仿佛突然陷入了狂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闭着眼睛，伸开双臂惊呼：“啊，祖国海的味道！”而事实上，她在做饭的时候，为了不让满屋子都飘着虾的味道，还特意把窗户打开了。他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气，只给她带了一枝玫瑰，而且毫无疑问是从公共花坛里偷的。他是如此傲慢无礼，在看到关于自己光辉的总统生涯的剪报和荷马满怀赤诚钉在客厅墙上的竞选小旗时，神色轻蔑。他心肠很硬，甚至没有向芭芭拉和拉萨罗问好，而两个孩子特意为他准备了礼物。在用餐的过程中，他还说有两样东西是自己不能忍受的：狗和孩子。她恨他。但是，加勒比人热情好客的天性使她克制住了偏见。她穿着只有节日里才会穿的非洲长袍，戴着萨泰里阿教徒的项链和手镯，在整个晚餐期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她的表现堪称完美，无可挑剔。
事实上，鲜虾饭并不是她最拿手的，但她做得很用心，也非常成功。总统吃了两盘，赞不绝口。他也很喜欢炸香蕉片和鳄梨沙拉，虽然这两道并非他们的家乡菜。拉萨拉一直保持缄默，安静地倾听，直到享用餐后甜点时荷马不合时宜地陷入了上帝是否存在的死胡同。
“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总统说，“但是跟人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关心的是重要得多的事情。”
“我只相信星座。”拉萨拉说，她扫了一眼总统的反应，“您是哪一天出生的？”
“三月十一日。”
“我猜就是！ ”拉萨拉带着得胜的惊讶说，然后语调优雅地问道：“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双鱼不会有点儿多吗？”
她回厨房去准备咖啡的时候，两个男人还在谈论上帝。她把残羹冷炙都收拾了下去，全心全意盼着这个夜晚有个完满的结局。当她端着咖啡回到客厅时，总统的一句话让她目瞪口呆。
“不用怀疑，我的朋友，咱们可怜的祖国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当了总统。”
荷马看到拉萨拉站在门口，端着借来的咖啡壶和瓷杯子，似乎快要晕过去了。总统也注意到了。“别这么看着我，女士。”他柔声说，“我说这些都发自内心。”然后，他转向荷马：
“还好，我正在为自己的不明智付出昂贵的代价。”
拉萨拉送上咖啡，关掉了餐桌上方的灯，那雪亮的光不适合聊天。客厅里变得幽暗，气氛亲密了些。她第一次对这位客人产生了兴趣，他的风趣幽默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悲哀。当总统喝完咖啡，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等残渣落下时，她的好奇又增加了几分。
在饭后的闲聊中，总统告诉他们，他选择马提尼克岛作为流放地，是因为跟那时刚刚发表了《返乡札记》的诗人艾梅·塞泽尔交往甚笃，是他帮助自己开始了新生活。靠着妻子继承的那笔遗产余下的部分，他们在法兰西堡的山里买了一栋用硬木造的房子，窗户上装了铁丝网，朝向大海的露台上开满野花。在那里，听着蟋蟀的叫声，闻着从磨坊飘过来的糖浆和甘蔗酒的气味，睡觉真是一种享受。妻子比他大十四岁，唯一的一次分娩让她落下了病。他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为了抵抗命运，他埋头重温那些拉丁文经典作品，并确信自己的余生就将这样度过。在很多年里，他不得不抵御曾经的追随者提出的各种各样冒险的诱惑。
“但是我再也没有拆过任何一封信。”他说，“从来没有。因为我发现，即使是那些最紧急的，过一个星期就不那么紧急了，过两个月，甚至连写信的人自己都忘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拉萨拉点了一根烟，伸出手急切地抢了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并把烟留在了嗓子里。拉萨拉吃了一惊，拿出烟盒和火柴，想再点一根。但是总统又把已经点燃的那根还给了她。“看您抽得那么享受，我实在没有办法抵挡诱惑。”他说。但是他不得不把烟都吐出来，因为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烟瘾一直没有彻底放过我。”他说，“有时候它会战胜我，比如现在。”
他又咳了两回。疼痛又回来了。他拿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服下晚间的两片药，然后拿起咖啡杯看了看：没有任何改变。但这次他没有打寒战。
“在我之后，有一些我原来的支持者当了总统。”他说。
“萨亚格。”荷马说。
“萨亚格，还有别的人。”他说，“都跟我一样，强求一种我们不应得的荣誉，从事着一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工作。有些人追求的只是权力。但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更可悲：头衔。”
拉萨拉被激怒了。
“您知道別人是怎么说您的吗？”她问。
荷马警觉地插话道：
“那全是谎言。”
“是，又不是。”总统非常平静地说，“就一个总统而言，最狼藉的名声可以既是事实，又是谎言。”
在整个流放期间他一直住在马提尼克岛，除了每天阅读官方报纸上的几则消息，跟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他在一所公立中学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艾梅·塞泽尔时不时给他一些翻译的活儿，以此维持生计。在八月令人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他会在吊床上一直待到中午，在卧室里电扇的嗡嗡声中读书。妻子则照料着放养的鸟儿，即使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也只是戴上一顶装饰着人造果子和纱制假花的宽沿草帽遮阳。但是，当酷热退去，在露台上享受清凉还是很惬意的。他长时间地看着大海，直到夜幕降临，她则坐在柳条摇椅里，戴着破旧的草帽，每根手指上都戴着花哨的戒指，看着来往的各国轮船。“这艘是开往圣人港的。”她说，“瞧那艘船装满了圣人港的香蕉，都走不动了。”在她眼里，没有哪艘船不是自己国家的，而他则在一旁装聋作哑。不过最后她忘记得比他更彻底，因为她失去了记忆。他们就这样待着，直到喧闹的黄昏结束，不得不蔽身于被蚊子占领的房子里。某个秋天，在露台上看报纸时，总统吃惊得跳了起来。
“噢，见鬼！”他说，“我死在埃斯托里尔了！”
他的妻子正昏昏欲睡，也被这新闻吓了一跳。消息登在报纸第五版的角落里，一共六行。这家报纸偶尔会发表一些他的翻译作品，报纸的主编也会时不时地来拜访他，可现在却说他已经死在了里斯本的埃斯托里尔，那里是欧洲堕落的温床和巢穴。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他不愿意埋骨的地方。一年以后，妻子真的去世了，咽气前一直被仅剩的记忆折磨：他们的独子曾经参与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最后却被同伙枪毙了。
总统叹了口气。“我们就是那样，无可救赎。”他说，“一片被想象成积聚了全世界的渣滓、没有一丝爱意的大陆，一群习惯了劫持、强暴、黑幕交易、欺骗、尔虞我诈的人。”拉萨拉那双非洲人的眼眸此时正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迎着她的目光，试图以老练精湛的口才使她信服。
“混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把眼泪和流动的血液混在一起。对这样一杯苦酒，还能期待什么呢？”
拉萨拉用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让他如坐针毡。但在深夜告别的时候，她控制住了情绪，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吻。总统拒绝了荷马陪他回旅馆的好意，但是没能阻止他帮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当荷马回到家时，等待他的是暴怒的妻子。
“他是全世界最老奸巨猾的总统，”她说，“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尽管荷马费尽口舌想让她平静下来，他们还是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不眠之夜。拉萨拉承认，总统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有种迷倒一切的魅力和阳刚之气。“别看他现在这样，又老又落魄，上了床肯定还很勇猛。”她说。但她觉得，上帝赋予他的这些天赋被他挥霍在了虚伪上。她无法忍受他假惺惺地说自己是祖国最差劲的总统；也不能忍受他吹嘘自己的简朴生活，因为她始终相信他拥有整个马提尼克岛一半的财富；更不能忍受他假装对权力漠不关心，因为显而易见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重回总统宝座，哪怕只有一分钟，好将他的敌人们踩到泥里。
“而他所说的一切，”她总结道，“只是为了让我们臣服在他脚下。”
“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荷马说。
“没什么好处。”她说，“但虚荣是一种永远不可能被满足的恶习。”
她怒气冲天，以至于荷马无法忍受跟她同床共枕，裹着毯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拉萨拉依旧很早就起床了，跟平时在家时一样赤裸着全身，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把那顿不愉快的晚餐留下的痕迹清除得一干二净。天一亮她就还掉了借来的物件，窗帘换回了旧的，家具挪回原处，直到房间变得跟头天晚上之前一样贫穷而整洁。最后，她扯下了剪报、画像、粗劣的竞选小旗，全部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大喊一声：
“见鬼去吧！”
一星期后，荷马看到总统在医院的出口等他，请求他陪自己回旅馆。他们爬上陡峭的三层楼梯，进了一间阁楼。屋里只有一个天窗，窗外是灰暗的天空，窗口拴了一根晾衣绳。一张双人床占据了一半空间，此外只有一把样式简单的椅子、一个洗手盆、一个便携式浴盆和一个简陋的衣柜，衣柜上面的镜子雾蒙蒙的。总统注意到了荷马的震惊。
“这里是我当年上学时住的地方。”他似乎是在为自己辩解，“我在法兰西堡预定的。”
他拿出一个丝绒包裹，把毕生的积蓄摊在床上：几个装饰着各色宝石的金手镯、一条三层珍珠项链、两条镶宝石金项链、三条坠着圣像的金链子、一对镶绿宝石金耳环、一对镶钻耳环、一对镶红宝石耳环、两个圣物匣、一个相片盒、十一枚各种珍贵材质做的戒指，还有一顶可能曾经属于某位女王的闪闪发光的皇冠。然后又从另一个盒子里拿出一些袖扣，三对银的和两对金的，各自都有配套的领带夹，还有一块镀白金的怀表。最后，他从一个鞋盒里拿出六枚勋章：两枚金的，一枚银的，其余毫无价值。
“这是我这辈子剩下的所有东西了。”他说。
除了卖掉所有这些，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凑齐医疗费了，他希望荷马能够帮他尽可能秘密地卖掉。但荷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满足他这个请求，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正规的发票。
总统解释说，它们都是他妻子的嫁妆，从她祖母那里继承来的，那位生活在殖民时期的老人继承了哥伦比亚几个金矿的一大笔股票。怀表、袖扣和领带夹则是他自己的。而那些勋章，当然，在属于他之前不属于任何人。
“我想这样的东西，没有人能拿得出发票。”
荷马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是这样，”总统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拋头露面了。”
他以一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平静态度开始收拾那些珠宝。“我恳请您的原谅，亲爱的荷马，但是，再没有比一个穷总统的贫穷更可悲的了。”他说，“活下去显得毫无价值。”那一瞬间，荷马被打动了。他屈服了。
那天晚上，拉萨拉很晚才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餐厅的水银灯下闪闪发光的珠宝，她的神情就像突然看到床上有只蝎子。
“你可别干蠢事，小黑鬼。”她吓坏了，“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荷马的解释让她愈加不安。她坐下来，像个金银匠一般谨慎地一件件审视这些珠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这些应该值不少钱。”最终她盯着荷马看了又看，还是一头雾水。
“见鬼！”她说，“怎么能确定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呢？”
“为什么不能？”荷马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他自己洗衣服，用电线挂在一间跟我们一样的小屋里。”
“那是因为他小气。”拉萨拉说。
“或是因为贫穷。”荷马说。
拉萨拉重又检査了一遍那些珠宝，但不像刚才那么认真，因为她也被说服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行头，从那堆珠宝中挑出一些自认为最贵的戴上，每根手指都戴了戒指，连大拇指都没空着，两只胳膊各套了好几个手镯，准备出门去兜售。“看看谁敢找拉萨拉·戴维斯要发票！”她得意地笑着说。她挑了一家十分合适的珠宝店，名气不大却自视甚高，在那里，买和卖都不需要太多解释。虽然心中慌乱，她进门的时候却步履坚定。
一个苍白消瘦的店员穿着正装，夸张地弯下腰亲吻了她的手，等候她的吩咐。店内灯光十分强烈，加上到处都是镜子，比室外还要亮堂，整个儿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硕大的钻石。拉萨拉目不斜视地跟着店员走到最里面，生怕他看出自己的心虚。
那里放着三张路易十五式书桌，用作独立的展示台。店员邀她在其中一张前面坐下，往桌面上铺了一块洁白的帕子，然后在她对面坐下，等待着。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拉萨拉摘下戒指、手镯、项链、耳环，总之她佩戴的所有东西，像下棋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桌面上，然后说她只想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实价值。
店员给左眼戴上单片眼镜，开始检验这些珠宝，店里陷入了手术室般的寂静。过了很长时间，他一边继续手上的工作，一边问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拉萨拉没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噢，我的天。”她叹息道，“我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猜也是。”他说。
店里重归沉寂，拉萨拉金色的眼睛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对那个钻石皇冠格外注意，把它跟其他珠宝分开，单独放在一边。拉萨拉叹了口气。
“您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处女座。”她说。
店员没有抬头。
“您怎么知道的？”
“从您的言谈举止就能看出来。”拉萨拉说。
他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直到鉴定完毕，才跟先前一样不动声色地转向拉萨拉。
“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从一个祖母那里继承来的。”拉萨拉说，声音有些紧张，“她去年过世了，在帕拉马里博，九十七岁高龄。”
店员直视她的眼睛。“我很遗憾。”他说，“但这些东西唯一的价值就是金子的分量。”他用指尖挑起皇冠，让它在灯下闪闪发光。
“除了这个。”他说，“这个非常古老，可能是埃及的，要不是光泽度不好，将会是件无价之宝。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
相反，其他首饰上的宝石，不管是紫水晶、绿宝石、红宝石，还是蛋白石，全都是假的，无一例外。“毫无疑问原先都是好东西，”店员说，一边收拾东西准备还给她，“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原来那些真正的宝石丢失了，被这些一文不值的玻璃替代。”拉萨拉感到一阵恶心，她深吸了一口气，克制住了恐慌。店员安慰她说：
“这种情况很常见，女士。”
“我知道。”拉萨拉松了一口气，“所以我想把它们出手。”
这时候她已经不再感到心虚了，又做回了自己。她不再兜圈子，从包里掏出那些袖扣、怀表、领带夹、金银勋章，以及其他那些属于总统的不值钱的小物件，全都摆在桌上。
“这些也都卖吗？”店员问。
“全部。”拉萨拉说。
拿到手的瑞士法郎都是崭新的，拉萨拉甚至担心上面新鲜的墨迹会把手指弄脏。她接过钱并没有数。店员把她送到门口，重复了一遍进门时的问候仪式，在为她打开玻璃门的时候，他叫住了她。
“还有一件事，女士，”他说，“我是水瓶座的。”
傍晚，荷马和拉萨拉带着钱去了总统住的旅馆。数了又数，还差一点儿。于是总统摘下婚戒，拿出怀表，解下自己正在用的袖扣和领带夹放在床上。
拉萨拉把婚戒还给了他。
“这个不行。”她说，“这样的纪念物不能卖。”
总统顺从了，重新戴上戒指。拉萨拉又把怀表还给他。“这个也不行。”她说。总统不同意，但她坚持把它放回原处。
“在瑞士谁会想到卖表？”
“我们已经卖了一个了。”总统说。
“没错，但那个不是按表卖的，值钱的是金子。”
“这个也是金的。”总统说。
“是金的，”拉萨拉说，“但是您甚至可以不做手术，却不能不知道时间。”
还有一副金眼镜架，她也还给了他，虽然他还有一副玳瑁的。她掂量了一下手中的东西，然后不容置疑地说：
“再说，这些也够了。”
在离开前，她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摘下晾着的湿衣服，打算拿回家烘干熨烫。荷马骑着小摩托，拉萨拉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紫色的黄昏，华灯初上。风吹落了最后几片叶子，树木看起来像是光秃秃的化石。一辆卡车从罗达诺大街开过来，收音机巨大的音量划过街道，留下一道音乐的细流。乔治·布拉桑唱道：“我的爱人，请牢牢抓住时间的缰绳，飞逝的时光如同阿提拉的铁骑，所到之处，爱情一片荒芜。”荷马和拉萨拉默默地前行，沉醉在歌声和令人难忘的风信子的味道中。过了一会儿，她才如梦初醒。
“真见鬼。”她说。
“什么？”
“可怜的老头，”拉萨拉说，“过的什么鬼日子！”
接下来那个周五，也就是十月七日，总统接受了长达五小时的手术，术后的状况跟术前一样不明朗。事实上，对总统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知道自己还活着。十天以后，他被转到了多人病房，允许探视。他像完全变了个人：苍白而茫然，稀疏的头发在枕头上摩擦一下都会掉落。过去优雅敏捷的肢体，现在只剩下双手还算灵活。第一次尝试靠两根矫形拐杖走路，结果令人沮丧。拉萨拉留下来睡在他床边，以省下请夜班护工的开支。头一天晚上，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哭喊了一夜。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打消了拉萨拉最后的疑虑。
在到达日内瓦四个月后，总统出院了。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他那点儿微薄积蓄的荷马支付了医院的费用，开着救护车，跟其他同事一起把他抬上了八楼。他被安顿在孩子们的卧室，这两个孩子，他从来都分不清谁是谁。慢慢地，他接受了现实，用军人般的毅力坚持进行康复训练，终于又能拄着那根手杖走路了。但就算穿上从前的华服，他也已经面目全非，不论是外貌还是言谈举止。由于害怕预报中说的严冬，虽然医生们认为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他还是决定乘坐十二月十三日从马赛出发的轮船回家。事实证明，那确实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到最后，他的积蓄还是不够支付所有开销，拉萨拉想要背着丈夫从为孩子们存的钱里拿出一些来贴补他，却发现那笔钱已经被动过了。荷马向她坦白，他背着她从里面取了一些钱来支付医院的费用。
“好吧。”拉萨拉无奈地说，“就当我们养了一个大儿子。”
十二月二号，漫天飞雪，他们把他送上了一辆开往马赛的火车，回到家时才发现孩子们的床头桌上放着一封告别信，里面有他的婚戒，以及他从未想过要卖掉的他亡妻的婚戒，送给芭芭拉，还有他的怀表，送给拉萨罗。那是一个周日，一些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加勒比邻居也赶到科尔纳万火车站，还请了一个维拉克鲁兹竖琴乐队为他送行。总统穿着邋遢的大衣，围着拉萨拉的彩色长围巾，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一直站在最后一节车厢门口，冒着寒风，挥着帽子向大家告别。当火车开始加速，荷马突然发现总统的手杖还在自己手中，于是跑到站台尽头，把手杖用力扔过去，希望总统能在半空中接住。但是手杖掉在了铁轨上，随即被碾得粉碎。那真是恐怖的一瞬。拉萨拉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那只颤抖的手伸向空中，试图抓住那根终究没能够到的手杖，幸亏乘警及时抓住了他的围巾，这位满身是雪的老人才没有摔下去。拉萨拉惊恐地跑向丈夫，努力从眼泪中挤出一丝微笑。
“我的天啊！”她喊道，“这家伙真是命大！”
他发来一通长长的感谢电报，告诉他们他平安地回到了家。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杳无音信。最后他们终于收到一封长达六页的手写信，信中的他同之前已经判若两人。身体的疼痛又回来了，和从前一样剧烈而准时。但他决定置之不理，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诗人艾梅·塞泽尔又送给他一根镶珍珠母贝的手杖，但他决心不再依靠手杖。从六个月前开始，他常常吃肉和各种海鲜，一天最多能喝二十杯黑咖啡，但是再也不看杯托上咖啡渣的排布了，因为从前那些预言最后被证明同事实正好相反。在七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喝了几杯马提尼克精工细酿的朗姆酒，感觉非常好，而且又开始抽烟了。当然，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改善，但也没有恶化。不过，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想告诉他们，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和一个有尊严的祖国，他想回到故乡，投身革新运动的最前线，哪怕只能落个没老死在病榻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名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里总结道，日内瓦之旅是天意。
一九七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