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那不勒斯港时，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里的气味跟里奥阿查港—样。当然，她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一点，因为这艘破旧的远洋轮船上全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来的意大利人，这是战后他们第一次返回故土，没有人会理解她的感受。但无论如何，以七十二岁高龄抛家别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了十八天之后，她总算感到不那么孤单，惊惶，同周围格格不入了。
天刚蒙蒙亮，人们就看见了陆地上的灯光。旅客们起得比往常早，怀着对下船后的境况的担忧换上了新衣。因此，在船上度过的这最后一个周日看上去像是整个旅途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周日。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是为数不多的参加弥撒的人之一。之前在船上她一直服半丧，为了下船，她换上了一件粗帆布褐色长袍，腰间系着方济各会的绳结腰带，脚上穿一双粗革凉鞋，这双鞋除了太新之外，看上去完全是一双朝圣者的鞋子。她这是提前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她曾发誓，如果上帝慈悲让她有机会到罗马瞻仰教皇，她就至死都穿着这件长及脚跟的袍子。而现在，这个心愿已经可以被视为实现了。在弥撒结束之前，她在神前点了一根蜡烛，感谢他赐予自己勇气抵御加勒比海上的风暴。接着她又为自己的九个儿女和十四个孙辈各念了一遍祈祷的经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里奥阿查狂风肆虐的夜里梦着她。
早饭后，她登上甲板，发现船上的生活已经改变。行李全都堆在跳舞的大厅里，周围摆满了意大利人从安的列斯那些神奇的集市上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在酒吧的柜台里，一只伯南布哥的猕猴被关在铁笼子里。这是八月初一个明媚的早晨，也是战后一个典型的夏日周末，在战时，阳光不过是每一天开始的提示。巨大的轮船在清澈的海水中缓慢地行驶，像病人一样气喘吁吁。地平线上，安茹公爵阴森的城堡刚刚开始若隐若现，那些倚着栏杆探身出去的旅客就自以为认出了他们熟悉的地方，虽然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他们还是用手指着，用南欧方言欣喜若狂地大喊大叫。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在船上交了许多好朋友，因为她总是在父母们跳舞的时候帮忙照看小孩子，甚至还为大副的水手衫缝过扣子，这时却突然发现他们是如此陌生。当她第一次遭遇热带气候萎靡不振时，那种相互关怀的社会精神和人性温暖曾经帮助她驱散了第一缕乡愁，如今它们已消失殆尽。永恒的同舟共济之情在港口映入眼帘的那一瞬间就结束了。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不了解意大利人善变的天性，她认为责任不在其他人心中，而在自己心中，因为在返乡的人群中她是唯一一个混迹其间的外乡人。出门在外就是这样吧，她心里想。倚在栏杆上，凝视着消失在深海中的无数个世界的遗迹，她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作为外来者的刺痛。突然，她身边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失声尖叫，把她吓了一跳。
“我的妈呀，”她指着海里喊道，“快看那边！”
是一个溺水的人。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看到他仰面漂浮在水中。这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有着罕见的天生的优雅风度，真诚欢快的眼睛同清晨的天空一个颜色。他身着礼服，里面是锦锻马甲，脚上穿着漆皮短靴，领子上还别着一朵绽放的栀子花。右手有一个用礼品纸包裹的小方盒子，青紫色的僵硬手指紧紧抓着打了蝴蝶结的缎带，那是他在死去的一瞬间抓住的唯一的东西。
“他肯定是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掉下去的。”一位船员说，“在这片海域，夏天经常发生这种事。”
这一幕一闪而过。轮船已经驶入港湾，旅客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些不那么阴郁的事情上。但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还在想着那个溺死的人。那个可怜的人，他的长尾礼服在轮船的尾波中漂荡。
船一进港，一艘破旧的牵引船就迎了上来，用绳子牵着它穿过众多毁于战火的军舰的残骸。随着轮船在锈铜烂铁中前行，海水渐渐变得满是油污，天气比里奥阿查下午两点还要炎热。在上午十一点的烈日下，整个城市突然出现在峡谷的另一边，有梦幻般的宫殿，还有山坡上挤挤挨挨、五顔六色的老旧小屋。这时，从被搅动的水下散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觉得，那正是她家院子里腐烂的螃蟹的味道。
随着轮船慢慢靠岸，旅客们认出了各自的亲属，激动得大呼小叫，码头上一片混乱。大部分是中年主妇，引人注目的胸脯紧紧地裹在丧服里，领着世界上最多也最漂亮的孩子。还有矮小勤勉的丈夫们，这种男人都是圣人：把报纸让给妻子先读，在大热天也穿着严严实实的书记员制服。
在集市般的喧闹中，一个很老的神情绝望的男人用双手从破破烂烂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又一把毛茸茸的小鸡。这些小生命一下子占领了码头，唧唧叫着，发疯一样到处乱跑。也许它们真的是有魔力的动物，许多小鸡在被无视这一奇景的人们踩到后仍然活蹦乱跳。魔术师把帽子口朝上放在地上，但是甲板上没有一个人给他扔钱。
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被这一壮观景象迷住了。这仿佛是专门为她进行的一场表演，因为只有她对魔术师表示了感谢。她没有注意到船员们什么时候放下了舷梯，人群如雪崩一般涌上来，船上像突然来了一群海盗，场面激烈而嘈杂。炎炎夏日里这么多人身上散发出的洋葱的腐臭味以及这么多家庭的欣喜若狂让她感到眩晕，一大帮搬运工拳脚相向争抢旅客的行李令她震惊，害怕自己会像码头上那些小鸡崽儿一样被践踏而死。于是她坐在黄铜包角的木箱子上，心无旁骛地一遍又一遍默念着在异教徒的土地上抵御诱惑和危险的经文。混乱结束后，大副发现只剩她还待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这时候不该还有人留在这儿。”大副和善地说，“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
“我得在这儿等领事。”她说。
没错。在出发前两天，她的大儿子给自己的朋友，也就是驻那不勒斯的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到港口接她，并帮她办理前往罗马的手续。他把轮船的名字、到达时间一并发了过来，还告诉领事，她下船时会穿上方济各会的长袍，很容易辨认。她表现得很坚定，所以大副允许她再多等一会儿。马上要到船员们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厅的椅子都已经倒扣在桌上。船员们正在泼水清洗甲板，为了不把她的箱子弄湿，好几次不得不帮她挪开。她虽然一再变换位置，却未受干扰，没有中断过祈祷，直到被他们从娱乐厅赶了出来。最后，她不得不顶着烈日坐在一堆救生小艇中间。快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大副经过那里时看到了她，穿着那身捂得严严实实的忏悔服，热得汗流浃背，绝望地念着玫瑰经。她既恐惧又悲伤，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
“一直祈祷有什么用。”大副也失去了耐心，“在八月份，连上帝都去度假了。”
他告诉她，在这个季节，一半的意大利人都在海滩上，尤其是周日。也许领事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没有出去度假，但毫无疑问在周一之前是不会上班的。此刻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找一家旅馆，好好休息一晚，第二天给领事馆打个电话，号码在黄页上肯定能找到。无奈之下，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只得听从了这个建议。大副帮她办完了入关手续，还帮她换了钱，然后把她送上一辆出租车，笼统地指示司机带她去一家像样的旅馆。
这辆破旧的出租车走得跟灵车一样慢，颠簸着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有那么一瞬间，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觉得，在这座街心的电线上挂满幽灵的城市里，她和司机是仅有的活着的生灵。但是她又想，一个总是喋喋不休、如此热衷说话的男人应该没有工夫伤害她这样孤身一人的可怜女人。为了见到教皇，她甚至敢于漂洋过海。
穿过迷宫般的街道，终于又看到了大海。出租车继续颠簸着行驶在一片炙热空旷的沙滩上。沿途有很多色彩鲜艳的小旅馆。但司机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门口停下，而是直接开到了外表最不显眼的那家，外面是个公园，种着巨大的棕榈树，安放着绿色长凳。司机把箱子放在树荫下的人行道上，看到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一脸怀疑，向她保证说，这是那不勒斯最体面的旅店。
一个英俊和蔼的行李员把箱子扛在肩上，把她带进了楼里。电梯夹在楼梯井中，是用金属网临时搭建的。一上电梯，他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大声唱起普契尼的一首咏叹调。这是一栋改造过的老房子，共九层，每层都有一家不同的旅馆。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突然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被塞进了一个鸡笼，在明晃晃的大理石楼梯中间缓慢地上升，在不经意间窥见房客们最隐秘的不安、破了洞的衬裤，以及泛酸的嗝儿。到三层的时候，电梯猛地停了下来，行李员停止歌唱，打开菱形推拉门，殷勤地躬身对她说，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
她看见木头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无精打采的孩子，前厅镶着五颜六色的玻璃，铜花盆里种着绿荫植物。她马上就喜欢上了这孩子，因为他有着跟她的小孙子一样的六翼天使般的卷发。她喜欢刻在铜匾上的旅馆名字，喜欢那股碳酸的味道，喜欢悬挂着的蕨类植物，喜欢那安静的氛围，也喜欢壁纸上的金百合图案。但是跨出电梯后，她心里一沉。一群穿着短裤和沙滩鞋的英国人在前厅的扶手椅上躺成一排，正在打盹。一共十七个。他们坐的位置完全对称，就好像一个人在镜廊里被反射了很多次。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第一眼看过去时，觉得他们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长长的一排粉红色膝盖，就像肉店钩子上挂着的猪肩肉。她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到了电梯里。
“去其他层吧。”她说。
“但这是唯一一家有餐厅的，女士。”行李员说。
“没关系。”她说。
行李员表示遵命。他关上电梯门，接着唱刚才没唱完的那首咏叹调，直到电梯到达五层。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刚才那家精致，店主是一位年轻的主妇，西班牙语说得很好，而且没有人在前厅的椅子上睡午觉。确实没有餐厅，但旅馆跟附近的一家小餐馆有协议，房客前去就餐可以享受优惠。于是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决定就在这里住一晚，一方面是被女店主的口才及其和善的态度所征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看到前厅没有粉红色膝盖的英国人在睡觉而松了一口气。
下午两点，房间的百叶窗紧闭着，昏暗的室内保持着密林般的凉爽和寂静，很适合哭泣。女店主一走，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就把两道门闩都插上，然后去小便。这是从早晨到现在她第一次上厕所，尿流很细，排泄也很费劲。但这让她找回了在旅途中迷失的自己。接着，她脱掉凉鞋，解开腰间的绳子，朝左侧躺在床上。对她一个人来说，这张双人床显得太宽大太孤单了。她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决堤。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里奥阿查。自从孩子们结婚自立门户，只留下她跟两个赤脚的印第安用人一起在家照顾丈夫那具早已没有意识的躯体，她甚至很少走出家门。她的半辈子都是在卧室中度过的，面对着自己唯一爱过的男人的残躯。他在将近三十年中一直昏迷不醒，躺在那张铺着小羊皮床垫、见证过他们青春和爱情的床上。
去年十月，他突然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认出了身边的人，并要求请一个摄影师来。摄影师从器材库里给老人搬来了巨大的蒙着黑布的风箱照相机，还有用于拍摄室内相片的镁光灯。病人亲自指挥拍摄。“先跟普鲁登西亚拍一张，为了这一生中她给予我的爱和幸福。”他说。镁光灯一闪，摄影师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现在，再拍两张给我珍爱的两个女儿，小普鲁登西亚和纳塔莉亚。”他说。摄影师拍了。“另外两张给我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孝顺和谨慎是我们家的楷模。”他说。就这样，一直拍到胶卷用尽，摄影师不得不回家去取。到了下午四点，房间里因为镁光灯的烟雾和闻讯赶来领取相片的亲戚、朋友及熟人的喧嚷变得令人窒息，病人开始在床上慢慢死去，同时还挥着手向众人告别，仿佛在渐行渐远的船上倚着栏杆把自己从这个世界抹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死并没有让她解脱。相反，她伤心欲绝。儿女们聚在一起，问她怎样才能感到宽慰，她回答说，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去罗马见见教皇。
“我要一个人去，并且穿着圣方济各的修士服，”她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承诺。”
在照料病人的那些年里，她唯一的乐趣就是哭泣。在船上时，因为不得不跟两位去往马赛的贫穷修女会的修女共处一室，她总是躲在卫生间里迟迟不出来，就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她哭泣。因此，那不勒斯这家旅馆的房间是她离开里奥阿查以来遇到的唯一一个适合放松地哭泣的地方。要不是下午七点女店主来敲门，告诉她如果不及时去小餐馆吃饭，晚饭就没得吃了，她能一直哭到第二天去往罗马的火车出发的时候。
旅馆的伙计陪她去餐馆。从海上吹来一阵清凉的微风，在傍晚七点暗淡的天光下，海滩上仍有一些游泳的人。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跟着伙计走在陡峭而狭窄的小街组成的迷宫中，这些小街似乎刚从周日的午睡中醒来。她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藤架下，餐桌上铺着红格子桌布，临时充作花瓶的细颈腌坛里插着纸花。时间尚早，只有服务员们自己在吃饭，一个可怜巴巴的修士独自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就着洋葱啃面包。一进去，她就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她，因为那件褐色的修士服，但她面不改色，因为清楚这种可笑的穿着是忏悔的一部分。服务员是一个美丽的金发碧眼的女孩，说起话来像唱歌一样好听，让她不禁产生了一丝怜悯。她想，像这样的女孩也只能在小餐馆里当服务员，看来战后意大利的情况确实非常糟糕。不过，待在开满鲜花的藤架下让她感觉很舒服，厨房里飘来的放了月桂的菜肴的香味勾起了她的食欲，这一天因为太过忧虑，她都忘记了饥饿。很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没有了哭的欲望。
然而，这顿饭她也没能吃得自在。一方面是因为，虽然那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和善又耐心，跟她沟通起来却很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餐馆里唯一能提供的荤菜竟然是几只叫声悦耳动听的小鸟，而且正是她在里奥阿查的家里拿笼子养着的那种。在角落里吃饭的修士为她们充当起了翻译，他努力向她解释，欧洲还没有度过战时的物资匮乏，还有山上的鸟可吃在这里简直就是一种奇迹。但是她拒绝了。
“对我来说，”她说，“那就像吃掉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这样，她不得不因陋就简，吃了一碗面条汤，一份炖西葫芦，里面有几条陈年腌肉，以及一块像大理石一样硬的面包。在她吃饭的时候，那位修士走过来恳求她请他喝一杯咖啡，并且坐在了她旁边。他是南斯拉夫人，但是曾在玻利维亚传道，他的西班牙语说得不怎么好，但是表达能力很强。在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看来，他就是个普通人，身上丝毫没有奢侈生活遗留的痕迹。她注意到他的手并不光滑，指甲开裂肮脏，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洋葱味，顽固得就像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似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为上帝服务，而且在离家万里之遥的地方，能遇到一个跟自己相互理解的人，还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他们边吃边聊。随着食客越来越多，旁边的桌子坐满了，周围充满了羊圈一样嘈杂的谈话声，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干扰。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已经对意大利有了一个明确的印象：不喜欢。不是因为这里的男人有些放肆，虽然那对她来说已经很过分了，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人吃山上的鸟，虽然她难以接受，而是因为这里人性不善，居然任由溺死的人在海里漂着。
除了咖啡，修士还让她请了一杯格拉巴酒。他试图让她认识到这个结论下得太轻率。因为在战时意大利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率的系统，用来救援、辨认以及在圣地埋葬那许多溺水而亡的人，这些人总是在天亮时被发现漂浮在那不勒斯海湾。
“几个世纪以前，”修士总结说，“意大利人就意识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并努力把这唯一的一次生命过到最好。这使他们变得精于算计、反复无常，但是也治愈了他们的残酷。”
“他们甚至都没有把船停下。”她说。
“他们所做的是通过无线电通知港口管理部门，”修士说，“现在应该已经打捞上来，并以上帝的名义埋葬了。”
这个话题使两人都有些闷闷不乐。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已经吃完了，直到这时她才发现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离她最近的那几桌坐的都是几乎全裸的游客，正在默默地用餐，其中有几对恋爱中的男女顾不上吃饭，不停地相互亲吻。在里面靠近柜台的桌子旁，附近的居民正在一边玩骰子一边喝一种无色的廉价葡萄酒。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明白，她只有一个理由继续待在这个令人讨厌的国家。
“您认为要见到教皇很难吗？”她问。
修士回答说，没有比夏天见教皇更容易的事了。教皇正在甘多尔福堡度假，每周三下午公开接见来自全世界的朝见者。门票很便宜：二十里拉。
“那如果想单独向他忏悔要多少钱？”她问。
“教皇不听任何人忏悔。”修士有点儿震惊，“当然，除了国王。”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拒绝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可怜女人。”她说。
“就连有些国王，虽然贵为国王，却到死都没有等到向教皇忏悔。”修士说，“但是请告诉我，您犯下了什么可怕的罪孽，需要千里迢迢来找教皇忏悔呢？”
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想了一会儿，修士第一次看到她微笑了。
“圣母啊，”她说，“我只须看他一眼就够了。”然后她由衷地叹息了一声，补充说：“这是我毕生的愿望。”
事实上，她仍旧感到恐惧和悲伤。她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立刻离开，不只离开这个地方，而且离开意大利。修士可能觉得继续陪她聊下去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于是对她说了句“祝您好运”，起身到另一张桌子上讨咖啡去了。
离开餐馆时，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发现这个城市变了模样。太阳到晚上九点还没有落山，让她十分惊讶。涌上街头享受清爽晚风的喧嚣的人群让她感到害怕。无数发疯的摩托车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她无法忍受。骑摩托车的男人们光着上身，漂亮的女伴在后座上搂着他们的腰，车子在猪肉铺和西瓜摊间一蹦一蹦地蜿蜒行进。
周围的气氛如过节般欢腾，但对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她迷了路，突然发现自己走进了一条古怪的街道，所有房子都一模一样，面色阴郁的女人坐在门口，房子里红色的灯光时明时灭，她害怕得浑身发抖。一个穿着考究的男人，手上戴着粗大的金戒指，领带上镶着一颗钻石，跟了她好几个街区，先用意大利语，接着又用英语和法语跟她说着什么。看她一直不回应，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捆明信片，抽出一张给她看。而她只扫了一眼就感觉自己正在穿越地狱。
她惊恐万状，落荒而逃。在街道尽头，她终于又看到了黄昏的大海，闻到了那股跟里奥阿查港一样的腐烂海鲜的臭味，于是放下心来。她认出了空荡荡的海滩对面那些五颜六色的旅馆、灵车一样的出租车，以及无垠的夜空中第一颗钻石般耀眼的星星。在海湾尽头，她认出了来时乘坐的那艘巨大的轮船，甲板上亮着灯，孤零零地泊在那里。她意识到，这艘轮船跟她已经毫无关系了。她从那里往左拐了进去，但是没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聚集了一大帮好奇的人，被一辆警车挡在封锁线外。一排救护车敞着车门，停在她住的那栋楼前面。
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踮起脚尖，越过那群看客的肩头，再次看到了那些英国游客。他们正一个接一个被人用担架抬出来，一动不动，神色庄重，看起来依旧像是同一个人被反射了很多次。为了晚餐，他们都穿上了正装：法兰绒裤子，斜条纹领带，深色外套，胸袋上绣着三一学院的盾徽。当他们被抬出来时，从阳台上探出身子的附近居民，还有被堵在街上的好奇的人群，像在观看体育比赛一样齐声数数。一共是十七个。救护人员把他们两个两个地放进救护车，然后车子鸣着警笛开走了。
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被这么多意外状况弄得茫然失措，她走进电梯，里面挤满了其他楼层的房客，说着她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每一层都有人下，除了三层。三层的旅馆大门敞开，灯亮着，但是柜台后面没有人，前厅的扶手椅上也没有人，就是在那里，她看到了那十七个午睡的英国人粉红色的膝盖。五层的女店主兴奋不已地评论着刚刚发生的悲剧。
“全死了！”她用西班牙语对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说，“晚餐时他们喝了牡蛎汤，都被毒死了。八月份的牡蛎，您想想！”
女店主把房间的钥匙递过来，就不再理会她了，而是用本地话对其他客人说：“因为这里没有餐厅，所以在这里过夜的人全都安然无恙！”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再次感到喉头哽咽。在这个国家可以同时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她插上房间的门闩，然后把小写字台和扶手椅都拖过来顶到门上，最后把箱子也放到门口，好像要建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来抵御心中的恐惧。接着她换上寡妇的睡衣，仰面躺在床上，念了十七遍玫瑰经，祈祷那十七个中毒的英国人的亡魂能够安息。
—九八〇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