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何塞·蒙铁尔死了。除了他的寡妇以外，人人都觉得大仇已报。可是，好几个钟头之后，大家才确信他真的死了。好多人看到尸体后还将信将疑。尸体躺在热烘烘的灵堂里，那口黄色的棺材浑圆浑圆的，像个甜瓜，尸体周围塞满亚麻布枕头和被单。死人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和一双漆皮靴子，脸色很好，比生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有生气。他还是那位每逢礼拜天就去望八点钟弥撒的堂切佩·蒙铁尔，只是现在他手中拿的不是鞭子，而是十字架。必得拧紧棺材盖上的螺丝钉，把棺材砌进豪华的私家陵墓，全镇人才会相信他不是在装死。
葬礼过后，除了寡妇以外，大家都觉得只有一点难以置信——何塞·蒙铁尔居然会自然死亡。当大家都盼着他在某次伏击中被人从背后枪击而丧生时，只有寡妇相信她会看着他老死在床上，忏悔完毕，毫无痛苦，像个现代圣徒一样死去。她只搞错了一些细节。某个礼拜三下午两点，何塞·蒙铁尔死在了他的吊床上，原因是大夫严禁他生气，他却偏偏大动肝火。他老婆以为全镇人都会来参加葬礼，送来的花会多到屋子都装不下。可是，到场的只有蒙铁尔的同党以及宗教团体，收到的只有镇政府送来的花圈。他儿子从驻德国领事馆、两个女儿从巴黎都发来三页纸的唁电。看得出来，他们是站着用邮局的公用笔写的；撕掉了不少表格，最后才找到价值二十美元的词句。他们谁也没有答应回来。那天晚上，蒙铁尔的寡妇趴在给了她幸福的丈夫枕过的枕头上痛哭了一场，六十二岁上，她才第一次尝到了愤恨的滋味。“我要永远闭门不出了。”她在想，“我好像也被塞进了何塞·蒙铁尔的那口棺材。我再也不想知道世上的任何事了。”她是真心实意的。
寡妇身体虚弱，备受迷信折磨。二十岁那年奉命嫁给了唯一那个父母允许她在十米以内会面的求婚者。她从来没有和现实生活直接打过交道。她丈夫的尸体从家里挪走三天后，眼泪令她明白，她应该振作起来。但是，她又无法找到新生活的方向。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何塞·蒙铁尔带进坟墓里的无数秘密都和那只保险箱里装的东西有关。镇长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叫人把保险箱挪到院子里，靠在墙边。两个警察用步枪朝着锁头连连射击。整个上午，寡妇待在卧室里，只听得随着镇长的大声号令，一次又一次响起了闷哑的枪声。“就差这事儿了。”她在想，“一连五年，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别再开枪了。可现在，我得感谢上帝让他们在我家里开枪。”那天，她竭力集中精神，呼唤死神，但没有得到回应。快入睡时，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房子的地基一个劲儿地摇晃：他们不得不用炸药炸开保险箱。
蒙铁尔的寡妇叹了口气。绵绵阴雨让这个十月显得无比漫长。她不知所措，在何塞·蒙铁尔杂乱无章的巨大庄园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勤劳的老仆人卡米查埃尔先生一力承担起管理家务的职责。最后，蒙铁尔的寡妇终于直面她丈夫已经死去的事实，这才走出卧室，处理家务。她去掉家里的一切装饰，用黑布蒙上家具，在墙上挂着的死者遗像周围挂上黑布条。葬礼后一连两个月，她闭门不出，养成了咬指甲的习惯。有一天，她哭得两眼肿胀，红通通的，觉出卡米查埃尔拿着一把撑开的伞走了进来。
“收起那把伞，卡米查埃尔先生。”她说，“咱们倒霉事够多的了，就差您拿把撑开的伞进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把伞放在角落。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皮肤泛着光泽，穿一身白色衣服，鞋子上用刀子割开了几个小口，好让鸡眼别太挤着。
“等伞干了我就把它收起来。”
丈夫去世以来，寡妇第一次打开了窗子。
“倒霉事这么多，还有这个冬天。”寡妇咬着指甲嘟嘟囔囔地说，“看样子，这雨永远不会停了。”
“今天和明天都停不了。”管家说，“昨天晚上，鸡眼闹得我根本没法睡。”
寡妇相信卡米查埃尔先生的鸡眼对天气的预测。她望了望阒无一人的小广场、寂寞无声的邻舍，这些人都没有打开大门观看何塞·蒙铁尔的葬礼。此时，她对自己的指甲、无边无沿的土地以及丈夫遗留给她的无数份永远弄不明白的协议书，完全绝望了。
“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寡妇低声抽泣。
那些日子，前来拜访寡妇的人有理由认为她已经神志不清。但其实，她从来没有像那会儿那么清醒。在政治大屠杀开始以前，她就在自家窗前度过了那些阴惨惨的十月上午，对死者怀着无限怜悯，想着：假如上帝星期日不曾休息，就有时间让世界终结了。
“他应该用好那一天，就不会留下这么多糟糕的事情了。”寡妇说，“那么一来，他就能永远歇着啦。”
丈夫死后，唯一的变化就是她有了怀着阴郁念头的具体理由。
就这样，在蒙铁尔的寡妇备受绝望折磨时，卡米查埃尔先生正在试图阻挡灾祸降临。事情进展得不妙。何塞·蒙铁尔用恐怖手段独霸当地的商业活动，一旦摆脱了他的威胁，老百姓立刻采取报复行动。顾客迟迟等不来，牛奶在院中堆积如山的罐子里凝固了，蜂蜜在皮口袋里发酵了，奶酪在仓库阴暗的柜橱里喂肥了虫子。何塞·蒙铁尔躺在装饰着电灯泡和仿大理石大天使的陵墓里，正为他六年来的杀人和欺压暴行付出代价。在本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财致富。独裁政权的第一任镇长刚到镇上那会儿，何塞·蒙铁尔还是一个谨小慎微、对所有政权都拥护的应声虫。当时，他已经穿着裤衩，坐在米仓门口度过了半生。有一段时间，他赢得财运亨通、信仰虔诚的名声，因为他高声允诺只要赢了彩票，就给教堂捐赠一尊一人高的圣约瑟像。两个礼拜后，他赢了六注，履行了诺言。而人们第一次看见他穿鞋子，就是在新镇长到任时。新镇长是一名警官，左撇子，性情粗野，曾明确下令铲除反对派。何塞·蒙铁尔当起了他的秘密线人。作为一个朴实的商人，何塞·蒙铁尔那副胖人特有的安详神气没有引起人们丝毫不安。他区分开政敌中的穷人和富人。对穷人，警察在公共广场上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对富人，限他们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地。何塞·蒙铁尔一连几天整日和镇长关在令人憋闷的办公室里，策划一场大屠杀。与此同时，他妻子却在怜悯死去的人。镇长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拦住了丈夫。
“那人是个罪犯。”妻子对他说，“你得利用你在政府里的影响，让他们把那个野兽撵走，他会把镇上的人杀得一个不留。”
何塞·蒙铁尔那些天忙得不可开交，看也不看他老婆，一把推开她说：“别冒傻气啦。”其实，蒙铁尔的生意并非屠杀穷人，而是赶走富人。待镇长用枪把富人的大门打得千疮百孔，给富人定下离开镇子的时限，何塞·蒙铁尔就以他自己定下的价钱收买富人的土地和牲口。
“别犯傻了。”老婆对他说，“你帮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在外地饿死，可你准得破产，而他们永远不会感激你。”
何塞·蒙铁尔连笑一笑的时间都没有，推开她说：
“回你的厨房去，别在这儿烦我。”
照这个速度，不到一年，反对派被消灭了。何塞·蒙铁尔成为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人。他把女儿们送到巴黎，为儿子谋得驻德国领事的差事，竭尽全力巩固他的王国。可是，他享受这份不义之财还不到六年时间。
蒙铁尔死去一年之后，只有传来坏消息时，寡妇才会听到楼梯被压得吱吱地响。有人总在傍晚时分来访。“土匪又来了。”他们说，“昨天抢走了五十头小牛。”蒙铁尔的寡妇一动不动地躺在摇椅上，咬着手指甲，心中只有愤恨。
“我跟你说过，何塞·蒙铁尔。”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个不知道感恩的镇子。你在坟墓里尸骨未寒，人人都扭过身子，背朝着我们啦。”
没有人再来她家。在那些阴雨连绵的月份里，她唯一看到的人就是那位忠心耿耿的卡米查埃尔先生。每次走进家门，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撑开的伞。事情完全没有好转。卡米查埃尔先生给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写了好几封信，建议这位少东家回来照管生意，甚至还答应由自己来照顾寡妇的健康。他收到的都是些含糊其词的回答。最后，何塞·蒙铁尔的儿子干脆说，他不敢回来，是怕有人朝他开枪。于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上楼来到寡妇的卧室，不得不向她坦承，她已经破产了。
“这更好。”她说，“什么奶酪啊，苍蝇啊，我是烦透了。只要您愿意，缺什么就拿什么。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吧。”
打那以后，她和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每到月末给她女儿们写信。“这是个该死的镇子。”她对女儿们说，“永远留在那边吧，不用惦记我。知道你们幸福，我也就幸福了。”女儿们轮流给她回信，口气总是那么愉快。看来，信是在温暖、明亮的地方写的，停笔思索的时候，她们一定曾在许多镜子前面照来照去。她们也不打算回来。“这里才是文明世界。”她们说，“那里的环境不适合我们。人不能生活在一个因为政治问题就杀人的野蛮国度里啊。”蒙铁尔的寡妇读着信件，感觉好些了，对每句话都点头称是。
有一次，女儿们跟她谈起巴黎的肉市。她们说，那里宰杀玫瑰色的小猪，把整猪挂在门上，用花冠、花环装扮起来。最后，一行和她女儿们字体不一样的字迹补充道：“想象一下，人们把最大最美丽的康乃馨插进猪屁股里。”读了那句话，蒙铁尔的寡妇两年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上楼去卧室，没有关上屋里的电灯。躺下之前，她把电风扇扭向墙壁，然后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一卷胶布和念珠，裹好咬伤的右手大拇指的指甲。随后，她开始祈祷，念到第二个经段时把念珠交到左手，因为隔着胶布，她数不准珠子。有一阵子，她听到远处雷声隆隆。随即，脑袋耷拉在胸前睡着了。拿着念珠的手顺着体侧滑了下去。这时候，她看见格兰德大妈站在院子里，裹着白被单，梳子放在裙兜里，用大拇指捻虱子。寡妇问：
“我什么时候死啊？”
格兰德大妈抬起头，说：
“到你觉得胳膊累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