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露哈睁开双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们所能承受的，愿上帝别赐予我们。”距离绑架发生已经有十天了，不论是贝阿特利丝还是她，都已经习惯了一种在第一天晚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生活。绑匪们经常向她们强调，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关押制度比监狱还要严格。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她们说话，而且只能窃窃私语。她们不能随意从床垫上起身，这张床垫就充当了她们的床铺。她们的一切需要都必须向两个看守请示：请示坐下，请示伸腿，请示和玛丽娜说话，请示抽烟。看守紧紧盯住她们不放，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玛露哈得用枕头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声音。
唯一的那张床是玛丽娜的，一盏床头灯不分日夜地亮着，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平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睡在床垫的两头，就像十二宫里的双鱼座，两人盖同一床被子。彻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墙站着。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只要伸一下腿，就会踩到人质的床垫。仅有的一扇窗户被关上了，她们生活在阴暗之中。睡觉前，唯一一扇门的缝隙也会被破布堵上，免得玛丽娜打开床头灯时，灯光照进屋里的其他房间。在玛露哈的请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蓝色灯泡，之前它让所有人都显得苍白得可怕。因此，除了电视机闪烁的灯光之外，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其他光源。这个密闭的屋子完全不通风，充斥着热气和臭味。早上六点到九点是最糟糕的时候，人质们醒了，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她们等待门缝上的破布被取走，让她们可以透透气。咖啡和香烟供应得很及时，而且有求必应，这是玛露哈和玛丽娜唯一的安慰。对于贝阿特利丝这位呼吸疗法专家来说，小屋里积累的烟雾是一种灾难。然而，由于另外两位是如此快乐，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着。一次，玛丽娜抽着烟，喝着咖啡，感叹说：“如果我们三个能在我家一块儿抽烟、喝咖啡，笑谈这些可怕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啊。”那天，贝阿特利丝不仅不觉得自己在勉强忍受，反而遗憾自己不会抽烟。
把她们三个安排在同一间监狱里是一项应急方案。那辆被撞的出租车暴露了绑匪的行踪，她们被带去的第一所房子没法使用了，这才有了最后时刻的变动和这样的窘境：只有一张窄床；一张简易床垫要供两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挤着三个人质和两个轮班的守卫。玛丽娜也被从另一幢房子（据她自己说，那是座农场）带走过，因为那里的守卫嗜酒如命、不守规矩，将整个组织都带入了危险的境地。无论如何，一家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竟没有丝毫的善心来为它的追随者和受害者提供人道的环境，这让人匪夷所思。
她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们通过声音判断出附近有一条重型卡车专用公路；似乎还有一家卖酒的路边小店，放着音乐开到下午；有时会听见召集群众参加政治或宗教活动的喇叭声，还能听见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她们还有好几次听见了下届制宪议会竞选活动的口号。更常听见的是小型飞机近距离起飞和降落时发出的轰鸣声，因此她们猜测自己是在瓜伊玛拉尔机场附近。这个提供短距离跑道的机场位于波哥大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玛露哈从小就对草原的气候非常熟悉，她觉得房间的冷气并非来自开阔的田野，而是来自城市。此外，守卫们防范过于严格。除非他们身处城市中心，否则这很难解释。
最让人惊讶的是一架轰隆作响、偶尔经过的直升机。它离他们那么近，好像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蒙托亚说，是负责绑架案的军官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不得不习惯那个声音。在那几个月里，那架直升机每个月至少降落一次，人质们确信这与她们有关。
要划分现实和玛丽娜充满感染力的幻想是不可能的。她说帕丘·桑托斯和迪安娜·图尔巴伊就在这幢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因此直升机里的军官每次来访时，都同时处理这三起案件。有一次，她们听见院子里发出警报声。“管家”教训他的妻子，慌慌张张地命令她，让她把东西抬高点儿、放到这边、向上翻，仿佛是想把一具尸体塞进某个装不下的地方。玛丽娜阴森森地胡言乱语，认为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可能被肢解了，他们正在把尸块藏到厨房的瓷砖下面。“他们一旦开始杀人就停不下来，”她说，“接下来就是我们了。”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后来她们偶然得知，那晚他们是在给旧洗衣机换地方，四个人抬它都很费劲。
夜里万籁俱静，只有一只没有时间观念的疯狂公鸡随时都会打鸣。她们听见远在天边的犬吠声，附近也有一只狗在叫，她们觉得那是守卫养的狗。一开始，玛露哈的状态很糟糕。她蜷缩在床垫上，闭着眼睛。在几天的时间里，她试图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不是不得已，就不睁开双眼。她无法连续睡八个小时，几乎每次都睡不到半小时，醒来时，又一次身处焦虑之中，那焦虑在现实中窥探着她。这是一种持久的恐惧：她真切地感觉到胃里有一条温暖的线，总是处在爆炸的边缘，让她恐惧不安。玛露哈像看电影一样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试图抓住美好的回忆，然而，不愉快的回忆总是占了上风。她曾三次从雅加达出发回到哥伦比亚，其中一次，她正在吃午饭，路易斯·卡洛斯·加兰邀请她领导团队帮助他竞选下届总统。在上一届选举中，她是他的形象顾问，和姐姐格萝莉娅在全国展开了竞选活动。他们欢庆过胜利，经受过失败，躲避过风险，因此，这个请求是符合常理的。玛露哈觉得很合理，很满意，但是，吃完饭后，她察觉到加兰脸上有一种意义不明的神情、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她以准确的洞察力快速判断，有人要杀他。征兆太明显了，于是她说服丈夫也一同回哥伦比亚。虽然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给他提了醒，但没有向他说明死亡的风险。启程前八天，他们在雅加达被一则新闻惊醒：加兰被杀害了。
那次经历使她有了抑郁倾向，绑架事件又加剧了症状。她找不到可以坚守的东西，无法摆脱自己正面临致命危险的想法。她不说话，也不吃饭。贝阿特利丝的冷淡和蒙面人的粗鲁让她很心烦，她也无法忍受玛丽娜对绑架者的顺从和对他们制定的规则的认同。她仿佛是另一个看守，如果玛露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咳嗽，或是动作超过了必要的幅度，她就会训斥她。玛露哈把杯子放在一个地方，玛丽娜吓坏了，急忙把杯子拿走：“小心！”然后把杯子放在别处。玛露哈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她。“您别费心了，”玛露哈说，“您在这儿做不了主。”最糟糕的是，看守们也担惊受怕，因为贝阿特利丝整天都在记录囚禁生活的细节，等到自由的那天好讲给丈夫和孩子们听。她还列了一份很长的清单，记录了房间里所有让她厌恶的东西。后来，当发现找不到不让她厌恶的东西时，她只好放弃了。看守们从广播里听说了贝阿特利丝是理疗师，但是他们把理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弄混了，害怕她在筹划用科学方法把他们逼疯，于是禁止她记录。
玛丽娜的“堕落”是可以理解的。对她而言，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死亡前夜之后，在这个已经属于她，而且只属于她的世界里，另外两个人质的到来就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入侵。她和看守们的关系本来已经非常密切，却被她们搅乱了。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她重新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尽的孤独之中，此前她本已克服了这种情绪。
而对玛露哈来说，没有哪个夜晚像第一晚那样难以忍受。那是一个漫长的寒夜。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凌晨一点，波哥大的气温在十三度到十五度之间，市中心和机场附近下起了毛毛细雨。玛露哈被倦意打败了。她刚睡着就开始打鼾，但随时又会因为自己老烟枪的咳嗽醒过来。咳嗽很顽固，无法控制。清晨，潮湿的墙壁上渗出了冰冷的夜露，这使她的咳嗽更加严重了。她每次打鼾或者咳嗽时，看守就会用脚后跟在她头上踹一脚。出于一种难以遏抑的恐惧，玛丽娜站在了看守们一边。她威胁说要把玛露哈绑在床垫上，免得她一直动；又威胁要堵住她的嘴，免得她打呼噜。
玛丽娜让贝阿特利丝听凌晨的广播新闻。这是个错误。在第一次接受蜗牛电台的亚米德·阿玛特采访时，佩德罗·盖莱罗医生训斥、辱骂了绑架者，还向他们发出了挑战。他威胁他们，让他们表现得像个男人，承担起责任。贝阿特利丝非常恐惧，她坚信这些侮辱会落到她们身上。
两天后，一个头目如一阵狂风般踹门而入，他衣冠楚楚，身材魁梧，身高有一米九。他穿着无可挑剔的热带羊毛西装和意大利皮鞋，系着黄色真丝领带，这衣着和他粗鲁的举止形成强烈对照。他朝看守们骂了两三句脏话，粗暴地对待其中最害羞的一位——同伴们管这名守卫叫“大灯”。“我听说您很紧张，”他对“大灯”说，“我警告您，在这儿，紧张的人都得死。”接着，他不假思索地对玛露哈说：
“我听说，昨晚您很烦人，又出声儿又咳嗽的。”
玛露哈回答时十分冷静，这种冷静可能会被误解成鄙视。
“我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但是我感觉不到，”她回答，“屋里太冷了，清晨的时候墙上还会滴水，所以我没法忍住不咳嗽。”
那个男人不是来听抱怨的。
“您觉得您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他吼道，“如果您晚上再打呼噜、再咳嗽的话，我们就一枪打爆您的头。”
然后，他又对贝阿特利丝说：
“或者打爆你们孩子和老公的头。我们都认全了，而且知道他们在哪儿。”
“随您便，”玛露哈说，“我不可能不打呼噜。您想杀我就请便吧。”
她很坦诚，而且随着被监禁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意识到这样做是对的。从第一天开始，她们就遭到了粗暴对待，这是绑匪们用来击垮人质的方法。相反，贝阿特利丝没有那么高傲。她丈夫在广播里的疯狂表现依然让她耿耿于怀。
“您为什么非得把我们的孩子牵扯进来，他们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她快哭了，“您没有孩子吗？”
他回答说有，或许他有些动容，但贝阿特利丝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泪水让她无法继续说下去。玛露哈已经冷静下来，她告诉这个头目，如果真的需要达成某种协议，她们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谈谈。
她觉得这位蒙着面的头目听取了她的建议，因为星期天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带来了当天的报纸，上面有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声明，表示他想跟绑匪们商定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看来，绑匪们也相应地行动起来了。至少，头目非常满意，他让人质们列了一张必需品清单：肥皂、牙刷、香烟、面霜还有一些书。清单上的部分物品当天就到了，但有几本书四个月之后才收到。在监禁期间，她们收集了圣子和圣母玛丽亚的各种画像和纪念物，看守们离开或是休整完回来时，都会留下或是带来这些东西。十天后，她们已经养成了一种居家习惯。她们把鞋子放在床底下，但是房间里太潮湿了，必须时不时地把鞋子取出来，拿到院子里晾干。她们只能穿看守们第一天拿给她们的男袜，袜子是厚羊毛的，有不同的颜色。她们一次穿两双，免得走路出声。她们被绑架当天穿的衣服被没收了，绑匪给她们发了运动服，每人一件灰的和一件粉的，她们穿着运动服活动、睡觉。还发了两套内衣，冲澡的时候才能清洗。刚开始，她们穿着运动服睡觉。后来，她们有了一件睡衣，天冷的时候，她们把睡衣套在运动服外面睡。绑匪们还给了她们一个口袋，用来装她们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备用的运动服、干净的袜子、换洗的内衣、卫生巾、药和化妆品。
她们三人和四个看守共用一个卫生间。上厕所的时候，她们只能把门掩上，不能上锁。而且，尽管还得同时洗衣服，冲澡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绑匪们给她们多少烟，她们就能抽完多少。玛露哈一天抽一盒多，玛丽娜更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家用便携式收音机，好让人质们听新闻，让看守们听音乐。她们收听上午的新闻时，音量很低，好像在干一件偷偷摸摸的事。相反，看守们听舞曲的时候会把音量调得很高，像是他们情绪的写照。
早九点，看守们打开电视收看教育节目，接着看电视剧和另外两三个节目，最后是午间新闻。电视机运行的最主要时段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那段时间，就像在孩子的房间里一样，即便没有人看，电视机也一直开着。相反，看新闻时，人质们用极其细致的注意力仔细研究，试图发现家人们加密过的信息。当然，她们永远无法得知自己错过了多少加密信息，又把多少无关的话语错读成了充满希望的口信。
最初的两天内，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在不同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八次。他确信，他的声音会通过某个节目传到受害者那里。此外，玛露哈的孩子几乎都是传媒界人士。有几个孩子在固定时段有电视节目，他们利用这些节目保持着一种他们认为的单边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是无效的，但他们还是坚持着。
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她们看到的第一个节目是阿莱桑德娜从瓜希拉回来之后制作的。精神科专家海梅·加维里亚是贝阿特利丝丈夫的同事，也是他们家的老朋友。他讲授了一系列如何在封闭空间内保持良好情绪的指南。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认识加维里亚医生，她们明白了节目的意图，并对他教授的内容做了笔记。
根据一场与加维里亚医生关于绑架受害者心理学的长谈，阿莱桑德娜准备了八期节目，这是第一期。她挑选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喜欢的话题，并在其中融入了只有她们才能解读的个人信息。阿莱桑德娜决定每周邀请一个回答问题的嘉宾，这些问题意有所指，肯定能立刻引发人质们的联想。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毫无准备的观众也发现，这些看似单纯的问题里包含其他内容。
在同一座城市里，离玛露哈她们所在的位置不远，关押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房间里，情况一样令人憎恶，只是没有那么严重。一种解释是，除了政治用途之外，对她们的绑架还有复仇意图。此外，几乎可以确定，玛露哈的看守和帕丘的看守是两组人。他们分开行动，相互之间完全不联系。尽管这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其中还是有令人费解的不同之处。帕丘的看守们更加亲切，更有自主性，也更容易满足，而且对他的身份也没那么小心翼翼。帕丘睡觉时被一条金属链绑在床边的栏杆上，为了避免将他挫伤，金属链表面裹上了绝缘胶带，这就是他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连一张能被绑起来的床都没有，这是她们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
从第一天起，帕丘准时收到报纸。总体来说，报纸上关于这起绑架案的叙述非常随意，而且信息量很少，这让绑匪们笑弯了腰。当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时候，他的作息时间已经固定了。他整晚都很清醒，大约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入睡。晚上，他有时自己看电视，有时也和看守们一起看，或者跟他们谈论当天的新闻，尤其是关于足球比赛的新闻。他看完书已经很累了，但还有脑力玩纸牌、下棋。他的床很舒服，他从第一天开始就睡得很好，直到感染了疥疮，又痒又痛，而且还双眼灼热。他们洗干净棉被，在房间里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后，这些毛病就消失了。由于窗户被木板封死了，他们从不担心有人会从外面看见屋内的亮光。
十月份，他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幻觉。绑匪们命令他给家人寄去自己还活着的证明。他费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幻觉，要了一罐黑咖啡和两包烟，接着开始书写来自灵魂的口信，完成后连个逗号都没改。他把口信录在一卷迷你磁带里。跟普通的磁带相比，信使们更喜欢这种磁带，因为更容易藏起来。他尽可能地放慢语速，并试着改善发音，他说话的态度没有泄露他阴霾的情绪。最后，他录了两则《时代报》当天的头条新闻，用来标记传递消息的日期。他很满意，特别是对第一句话：“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明白，完成这则口信对我来说有多难。”然而，等到阅读刊登出来的消息时，他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觉得这则口信像把绳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因为在最后一句话中，他请求总统尽全力解救记者们。“但是，”他提醒道，“不能违反法律和宪法的规定。这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让目前被绑架的新闻界重获自由。”几天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消息传来，他变得更加沮丧，因为他认为这是事情将变得冗长繁复的征兆。逃亡计划由此开始酝酿，并且还将变成无法抗拒的执念。
迪安娜和她组员的情况与其他人质不同。此刻，距离被绑架已经有三个月，他们被困在波哥大以北五百公里的地方。同时囚禁两个女人和四个男人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后勤和安全问题。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牢房里，看守们彻底缺乏宽容心。在帕丘·桑托斯的牢房里，跟他同属一代人的看守们和蔼可亲、不循规蹈矩。而在迪安娜小组的监狱里，一种临时感统治了一切，这让被绑架者和绑架者都处于警觉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不稳定感毒害了一切，使得所有人都更加紧张了。
迪安娜小组还因其囚禁地点游移不定而与众不同。在长期的囚禁中，人质们在麦德林市内和附近地区被无故转移了至少二十次，被转移到不同风格、不同类别和不同条件的房子里。他们能进行这样的转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绑架者与波哥大的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行动，能够完全控制环境，并和上级保持直接的联系。
这批人质只有两次被关在同一所房子里，而且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刚开始，他们被分成两组：理查德、奥兰多和埃罗·布斯在一所房子里，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有几次转移非常匆忙，而且毫无预兆。由于警察的突袭，他们随时都得马上收拾东西，而且几乎总是徒步攀爬陡坡，还总是在没完没了的暴雨中把水坑踩得哗哗直响。迪安娜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女人，但是囚徒生活中的冷酷与羞辱恶劣至极，大大超出了她身心忍耐的限度。有几次转移的方式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穿过麦德林的街道，搭乘普通的出租车，躲过街上的岗哨和巡警。最开始的几周，没有人知道他们被绑架了，这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残酷的事实。他们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纸，但在九月十四日之前都没有任何一条报道他们失踪的新闻。直到有一天，新闻栏目《氪》报道说迪安娜小组并没有对游击队进行采访，而是被“可被引渡者”绑架了，但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又过了好几周，“可被引渡者”才正式承认绑架行为。
看守迪安娜小组的负责人是一个聪明、不拘小节的帕伊萨人，别人叫他堂帕丘，不提姓也不提其他称呼。他大概三十岁，但外表有着长者的祥和。只要他一到，马上就能解决日常生活中既留的问题，还能给未来播撒希望。他给人质们带去礼物，书、糖果、音乐磁带，还告诉他们目前的战况和国家的现状。
然而，他只会偶尔出现，而且糟糕地分派了他的权力。看守们和信使们非常混乱，他们从不蒙面，用漫画里的绰号称呼彼此，在每一处关押地都给人质们带去至少能安慰他们的口信或是字条。从第一周开始，绑架者们给小组成员买了规定的汗衫、洗漱用品、化妆品和本地的报纸。迪安娜和阿苏塞娜与他们玩飞行棋，而且好几次帮助他们列物品清单。一位看守说的一句话让阿苏塞娜十分惊讶，她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上：“你们不用担心钱，最不差的就是钱。”刚开始，看守们的生活十分混乱，听音乐的时候把音量调到最高，还不按时吃饭，经常穿着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但是迪安娜承担起了领导的职责，让一切变得井井有条。她强烈要求他们穿上体面的衣服，调低搅乱她们睡眠的音乐的音量，并让一个试图睡在她床边那张床垫上的人离开房间。
阿苏塞娜二十八岁，文静而浪漫。在跟丈夫一起生活了四年之后，她就无法离开他了。她经受着幻想中的嫉妒的折磨，尽管知道他永远不会回信，但她还是给他写情书。从被绑架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她每天都记笔记，而且更新得非常及时，以便将来把它们写进书里。她在迪安娜的新闻栏目工作了好几年，和迪安娜的关系没有超出工作的范畴。但是，在不幸面前，她们惺惺相惜。她们一起读报，交谈到黎明，试着一直睡到午饭时间。迪安娜说话的时候总是咄咄逼人，但阿苏塞娜从她身上学到了关于生活的知识，这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在小组成员的记忆中，迪安娜是一个聪明、快乐、有活力的伙伴，还是一个对政治很敏感的分析员。沮丧的时候，她对他们表达了愧疚之情，因为是她使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我不在乎我会怎么样，”她告诉他们，“但是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不能平静地生活。”她和胡安·维塔有着长久的友谊，十分担心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是用最充分的理由、最坚决的态度反对此次采访的人之一。他曾因为严重的心梗住院，一出院就陪着她踏上行程。迪安娜没有忘记这些。绑架案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她哭着走进他的房间，问他是否因为她之前没有理会他的建议而恨她。胡安·维塔非常坦率地回答：是的。当得知落入了“可被引渡者”手中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恨她，但是最后，就像接受难以避免的命运一样，他接受了被绑架的事实。最初几天的恨意也变成了愧疚，因为他没能说服她。
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埃罗·布斯、理查德·贝塞拉和奥兰多·阿塞维多暂时没有那么多感到惊恐的理由。他们在柜子里找到了数量惊人的男装，都没拆封，还带着欧洲大牌的标签。看守们告诉他们，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多处安全屋里放着应急的衣物。“好好享受，小伙子们，想要什么就提。”他们开玩笑说，“因为交通问题，会有些延迟，但是我们可以在十二个小时内满足一切要求。”起初，大量的食物和饮料是用骡子运来的，这像是疯子才会做的事。埃罗·布斯告诉他们，没有一个德国人离得开啤酒。于是在下一次出行归来后，他们给他带了三箱啤酒。“氛围很轻松。”埃罗·布斯用他完美的西班牙语讲述道。那几天，他说服了一个看守，让他给三个被绑架者拍张照片，当时三人正在削土豆皮准备午饭。后来，在另一所房子里，拍照被禁止了，但他成功地把一台自动照相机藏在了衣柜上面，并用这台相机制作了一套关于胡安·维塔和他自己的彩色幻灯片。
他们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棋，但是人质们在看守们疯狂的赌注和魔术般的作弊伎俩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大家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可能才十五岁。他在一场每杀死一个警察能拿到两百万比索的比赛中崭露头角，还获得了奖品，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完全不在乎钱，理查德·贝塞拉一开始就卖给了他们几副太阳镜和一件摄影师用的外套，卖的价钱够他买五件新的。
在寒冷的夜晚，看守们会不时地抽大麻、把玩武器，有两次还走了火。其中一颗子弹穿过厕所的门，打伤了另一名看守的膝盖。他们通过广播听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为了解救绑架受害者而发出的号召，其中一个看守大喊道：
“这个婊子养的为什么非得掺和这件事？”
因为这句脏话，他的同伴愤怒地跳了起来，人质们不得不从中调停，以免他们爆发枪战。除了这次之外，埃罗·布斯和理查德都不怎么在意这些事，因为看守们并非凶狠歹毒之人。至于奥兰多，他认为自己是组里多余的人，理所应当会出现在死刑名单的首位。
后来，人质们被拆分成三组，分别安置在三所不同的房子里：理查德和奥兰多在一所，埃罗·布斯和胡安·维塔在另一所，迪安娜和阿苏塞娜在第三所。前两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上出租车，在极其糟糕的路况下，穿梭在商业中心之间。同时，麦德林所有的安保人员都在寻找他们。他们被安排在一所还在初步施工阶段的房子里，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两米见方的牢房，有四名看守，厕所很脏，没有灯。他们只能睡在两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隔壁房间一直锁着，那里住着另一个人质，据看守们说，绑架者向他索要上百万的赎金。那是一个魁梧的穆拉托人，脖子上戴着一条实心的金链子。他的双手被捆着，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被带去的那座房子既宽敞又舒适，仿佛是某位大首领的私人宅邸，被绑架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被囚禁在那里。她们在家用餐桌上吃饭，随意交谈，听流行唱片。阿苏塞娜的笔记上写到，她们听了罗西奥·杜尔卡尔和胡安·玛努埃尔·塞拉特的唱片。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迪安娜收看了在她的波哥大公寓里拍摄的电视节目。通过这个节目，她回想起她把衣柜的钥匙藏在了某个地方，但不确定是放在了音乐磁带后面，还是卧室的电视机后面。她还想起来，这场不幸之旅开始前，她最后一次匆忙地离开时，忘记了锁上保险箱。“但愿没人嗅到钱的味道。”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几天后，在一档普通的电视节目里，她得到了让她安心的答案。
居家生活仿佛没有因为房子里有被绑架者而有什么不同。陌生的女士们来到家里，像对待亲属一样对待她们，送给她们神迹圣徒的纪念章和画像，希望帮助她们获得自由。全家人带着孩子和狗来到家里，在房间里快乐地玩耍。糟糕的是，天气总是不太好。好不容易有几次出太阳的时候，她们也不能出去晒太阳，因为外面总是有男人在工作，他们可能是化装成泥瓦匠的看守。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躺在自己的床上，相互拍了照片，此时，她们的身体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变化。但三个月之后，在迪安娜的另一张相片上，她显得非常憔悴苍老。
九月十九日，迪安娜得知了玛丽娜·蒙托亚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绑架案。她不需外界的定论就明白，跟她刚开始以为的不同，对她的绑架并非一次独立事件，而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目的是交换更好的条件。堂帕丘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份精选出的记者和重要人物名单，只要绑架者有利益需要，就会绑架他们。就是在那时，她决定写日记，不是为了记录她的生活，而是为了记录她的心情和对事物的评价，其中包括：囚禁生活细节，政治分析，人性观察，与家人、上帝、圣母和圣子的没有应答的对话。好几次，她完整地抄写了祷文（包括《主祷文》和《圣母经》），这是一种原始的方式，以书写的方式祈祷或许更加深刻。
很显然，迪安娜并不打算写一部可以出版的作品，而是在构思一本关于政治和人性的备忘录，写作的过程变成了她与自身痛苦的对话。她用又圆又大的字体写作，字迹清楚，但是很难解读，因为她把笔记本里横线间的空隙完全填满了。起初，她在清晨时分偷偷地写作，但是绑匪们发现之后，给她提供了充足的纸笔，好让她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找点事做。
九月二十七日，在玛丽娜和帕丘被绑架一周之后，她写下了第一则笔记：“十九号（周三），本次行动的负责人到来。从那天开始，发生了很多让我窒息的事情。”她思考着为什么始作俑者没有宣布这起绑架案是他们的杰作，接着她自己回答道：一旦他们对始作俑者的目的起不到作用，那些人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杀掉他们，而不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感到非常恐惧。”她写道。比起她自己的状况和从各方来的让她可以总结自身处境的消息，她更担心同伴们的状况。她一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就像她所有的家人，特别是她的妈妈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信仰变得愈发强烈而深刻，甚至达到了神秘主义的境地。她为所有与她生命相关的人，甚至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向上帝和圣母祈祷。“也许他最需要您的帮助。”在日记中她给上帝写道，“我知道，为了避免更多的痛苦，您努力让他看见善之所在。我代他请求您，让他理解我们的处境。”
毫无疑问，对于所有人而言，最困难的事就是学会与看守们相处。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看守是四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十分粗鲁，而且频繁轮岗。每隔十二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他们坐在地上，拿着冲锋枪，时刻准备着。他们都穿着印有商业广告的短袖上衣、运动鞋和短裤，有时候自己用修枝剪把裤子剪短。六点开始值班的看守中，有一人会一直睡到九点，这段时间应该由另一个看守负责，但他在这个时段基本上也会睡着。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曾经想过，如果一队警察在这个时候发起突袭，看守们完全来不及清醒。
看守通常都是绝对的宿命论者，知道自己会英年早逝，而且接受这个事实，只在乎活在当下。他们做着可憎的工作，原谅自己的方式是帮助家人、买高档衣服、买摩托车，还有守护母亲的幸福。母亲是他们最爱的人，他们做好了为她赴死的准备。他们和受害者依靠着同一位圣子和同一位圣母生活，带着变态的虔诚，每天都向圣子和圣母祈祷，恳求他们的庇护和慈悲。因此，他们向圣子和圣母进献贡品，让他们帮助自己成功地犯罪。排在第二的信仰是氟硝西泮。这是一种镇静剂，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电影里的英雄伟绩。“和啤酒混在一起，喝的人立马会进入飘飘欲仙的状态，”一个守卫说，“所以，如果有人这时候借给他武器，他就会抢一辆车去兜风。别人把车钥匙交给他的时候，脸上的惊恐表情会让他感到享受。”他们憎恨其他的一切：政客、政府、国家、司法、警察、全社会。他们说，生活就是一坨狗屎。
一开始不可能分辨出他们，因为唯一能见到的是面具，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但时间向他们表明，面具能够遮挡面孔，但遮挡不了性格。就这样，她们一一辨认出了他们。每张面具后都有不同的身份、性格和无法磨灭的声音，还有一颗心。虽然她们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和他们一起分担囚禁生活的孤独，和他们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互相帮助解答旧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和谜语。
玛丽娜服从看守们的规则，但也并非对他们一视同仁。她喜欢一些看守，讨厌另外一些；她像母亲一样在他们中间散布恶意的言论，最后酿成了内部矛盾，使得房间里的和谐氛围岌岌可危。但她强迫他们所有人念《玫瑰经》，大家都照做了。
在第一个月的那些看守里，有一位患有突发痴呆症，还反复发作。他们叫他淘气包。他很喜欢玛丽娜，对她很亲热，还会对她发脾气。然而，从第一天起，他就是玛露哈最凶恶的敌人。他会突然间发疯，踹电视机，还用头撞墙。
那个最古怪、最阴郁、最沉默的看守非常瘦，几乎有两米高。他在面具外面又套了一件深蓝色汗衫，就像一个疯疯癫癫的修士。他被人叫作“和尚”，长时间弯着腰，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他应该是最早来的几个看守之一，玛丽娜和他很熟，而且对他照顾有加，跟对待其他人不同。他休假回来之后会给她带礼物，其中有一个塑料的耶稣受难像，玛丽娜就用系在上面的普通绳子把它挂在脖子上。只有她见过他的脸，因为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到来之前，所有的看守都不蒙面，丝毫不掩饰他们的身份。玛丽娜把这看作她无法逃出那个监牢的征兆。她说那是一个衣着考究的少年，有着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眸。贝阿特利丝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的睫毛又长又卷，从面具的孔隙里伸了出来。他能做出最好和最坏的事。就是他发现了贝阿特利丝戴着圣母像章项链。
“这里不准戴项链，”他说，“您得把它给我。”
贝阿特利丝痛苦地反抗。
“您不能拿走它，”她说，“这是噩兆，如果拿走它，我身上会发生不好的事。”
他被她的痛苦感染了。他解释说，不准佩戴像章是因为里面可能会有远距离定位的电子装置。但是他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样吧，”他提议说，“您把项链留着，把像章给我。很抱歉，但这是他们给我的命令。”
另一方面，“大灯”偏执地认为有人要杀他，常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他能听见虚幻的声音；也许是为了迷惑想要认出他的人，他声称自己脸上有一道巨大的伤疤。他用酒精擦拭他碰过的所有东西，以免留下指纹。玛丽娜取笑他，但是无法缓解他的癔症。他会在半夜突然惊醒。“喂！”他非常害怕，低声说，“警察来了！”一天晚上，他关掉了床头灯，害得玛露哈在厕所门上狠狠地撞了一下，几乎失去了知觉。最过分的是，“大灯”还责备她不会在黑暗里活动。
“别操蛋了，”她说，“这又不是侦探片。”
看守们也像是被绑架了。他们不能在房子的其他地方活动，休息时他们睡在另一个房间，房子被锁死了，以免他们逃走。所有的看守都是安蒂奥基亚人，对波哥大很不熟悉。一个看守说，他们每隔二十或三十天休一次假，离开或前往这栋房子时，他们会被蒙上眼睛或是被装进汽车后备箱，以免他们获悉自己的位置。另一个看守害怕一旦他没了用处就会被杀，好把他知道的秘密埋进坟墓。蒙着面、衣冠楚楚的头目们会不定时出现，前来接收情报、发布指令。他们的决定是无法预测的，不论是被绑架者还是看守，都任由他们摆布。
人质们的早餐在最不合理的时刻到来，她们吃的是牛奶咖啡配香肠玉米饼。中午吃浸在灰色汤汁里的菜豆或兵豆、油渣肉丁、一勺米饭，喝一瓶汽水。房间里没有椅子，她们只能坐在床垫上吃饭。出于安全考虑，刀叉被禁止使用，她们只能用勺子吃饭。晚饭很随意，就吃热过的豆子和中午的其他剩菜。
看守们说，房子的主人拿走的钱占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叫他“管家”。他四十来岁，体格健壮，中等身材，说话时鼻音很重，充血的眼睛从面罩的小洞里露出来，看起来昏昏欲睡，可以由此推测，他长着一张羊神般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个叫妲玛莉丝的小个子女人，声音很尖，衣衫不整，满口蛀牙，可以整天扯着嗓子唱萨尔萨、巴耶纳托和班布科。她的听力像炮兵一样烂，但她是如此激情四射，让人不禁想象她独自一人在房子里随着自己的音乐翩翩起舞的场景。
要等到人质们提出抗议的时候，“管家”夫妻才会清洗杯盘和床单。抽水马桶一天只能冲四次水。星期天的时候，房主一家会出门，厕所会一直锁着，免得冲水的声音引起邻居的注意。看守们便在洗脸池或是淋浴排水口撒尿。只有当头目们的直升机快来的时候，妲玛莉丝才会试图掩盖自己的疏忽。她像消防员一样，用水管快速地冲洗楼道和墙壁。她每天都看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点，然后把午餐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儿扔进高压锅里，把肉、青菜、土豆、豆子全混在一起，然后点火，直到高压锅开始喷气。
她和丈夫频频争吵，证明恶言恶语拥有极大的力量和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时能登上灵感的高峰。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都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偶尔会邀请其他孩子来院儿里看电视或者玩耍。老师有时会在周六拜访他们。其他一些吵吵嚷嚷的朋友则随时会来，兴致一到就放音乐开派对。这时，“管家”夫妇就会锁上房门，强行关掉收音机，强迫玛露哈他们收看静音的电视节目，并且憋得再难受都不能上厕所。
十月底，迪安娜·图尔巴伊发现阿苏塞娜忧心忡忡、十分悲伤。她一整天都不说话，也没有心情和别人分享任何内容。这并不奇怪：阿苏塞娜聚精会神的能力十分出众，特别是在她阅读的时候，如果那本书是《圣经》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她当时的沉默还伴着担惊受怕的情绪和异常苍白的脸色。她坦白地告诉迪安娜，两周前，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怀孕了。她算得很清楚，她被囚禁了五十多天，连续两次月经都没来。迪安娜因为这个好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是她典型的反应，但是，这加剧了阿苏塞娜的痛苦。
在最初的几次到访中，堂帕丘向他们承诺过，他们会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被释放。他们觉得这是真的，因为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行动自由。然而，总会出现更改日期的借口。在那个星期四之后，他们又被告知将于十二月九日被释放，以此庆祝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接着是圣诞节、新年、三王节、某人的生日。在延期的锁链里，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小勺一小勺的安慰。
十一月，堂帕丘继续拜访他们，给他们带去了新书、当天的报纸、过期的杂志还有盒装巧克力，还向他们讲述其他被绑架者的情况。当迪安娜得知自己并不是被佩雷斯神甫囚禁时，她迫切地想要采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并不是为了发表（如果确实能发表的话），而是为了跟他讨论投降的条件。十月底，堂帕丘告诉她，她的请求被批准了。但是十一月七日的新闻报道给她的幻想带来了致命的第一击：麦德林队和国家队的足球比赛被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被绑架的新闻报道打断了。
胡安·维塔和埃罗·布斯在牢房里得知了这则新闻，他们觉得这是最坏的消息。他们也得出了结论：他们只不过是一部恐怖电影的群众演员。是“凑数的料”，胡安·维塔说；是“废物”，看守们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一名看守对埃罗·布斯喊道：
“闭嘴吧，您还真把自己当客人了。”
胡安·维塔陷入了沮丧之中。他吃不下，睡不好，迷失了方向。他选择了令人怜悯的解决方式：一次性死去，而不是每天死去无数次。他脸色苍白，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呼吸困难，总是做噩梦。当时，他只跟死去的亲人们对话，他看见他们活生生地来到自己床边。埃罗·布斯非常不安，于是掀起了一场德国式的骚动。“如果胡安死在这儿，那都是你们害的。”他告诉看守们。看守们听取了他的警告。
他们请来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他是著名的普里斯科集团中的大卫·里卡尔多和阿尔曼多·阿尔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的兄弟。他们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贩毒初期就跟他合作。据说，他们在麦德林东北地区培养青少年杀手。传言中，他们领导着一群青少年杀手，干着最龌龊的勾当，其中就包括看守绑架的受害者。而与此产生对照的是，医疗界都认为孔拉多医生是业界翘楚，他唯一的污点在于，他是，或者曾经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家庭医生。他进来时没有蒙面，还用出色的德语向埃罗·布斯问好，这让德国人吃了一惊：
“你好埃罗，一切还好吗？”
这次来访让胡安·维塔十分意外，并不是因为诊断结果——“精神高度紧张”，而是出于书籍爱好者的激情。医生给他开出的唯一药方是“读好书”糖浆。这个药方的效果和关于这位医生的政治新闻完全相反，囚犯们觉得那些新闻就像一剂毒药，可以杀死最健康的人。
十一月，迪安娜的不适加剧了：剧烈的头痛、痉挛性腹痛、重度抑郁，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并没有医生来访的记录。她想，这或许是由于境况的停滞而产生的抑郁。接近年末，她的处境越来越不明朗。“在这里，时间流逝的方式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她写道，“我对一切都提不起劲。”当时的一段记录反映了她的悲观情绪：“我回顾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有多少爱啊！多少次不成熟地做出重要的决定啊！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不值得的事情上啊！”在这场激烈的良心拷问中，她的职业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虽然我越来越确定从事新闻业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什么，但是我看不清我的空间。”她甚至也没放过自己的杂志，它“不仅在商业上贫乏至极，在出版内容方面也是如此”。她毅然判定：“它缺乏深度，分析也不足。”
当时，日子在所有人质等待堂帕丘的过程中流逝。总有人提前说他要来，但是很少能说准。他的来访是衡量时间的尺度。他们听见轻型飞机和直升机从房顶飞过，认为那是日常的巡逻。然而，每次飞机经过，看守们都会行动起来，他们会准备好武器，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不断重申的警告中，人质们知道，如果发生武装攻击，看守们会首先把他们杀死。
尽管如此，十一月以希望结尾。困扰阿苏塞娜·里埃瓦诺的疑惑消散了：她的症状是假性怀孕，可能是由精神紧张引起的。但是她并不感到庆幸。正相反，在最初的惊吓之后，生孩子的想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幻想，让她有信心能在获得自由之后很快重生。而迪安娜则在“高贵者”发表的可能达成协议的声明中看见了希望。
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来说，十一月余下的时间是用来调整的。她们俩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贝阿特利丝很勇敢、很有个性，她安慰自己现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并将这种安慰当作避难所。前十天她很能忍，但她很快就意识到，情况极其复杂凶险，于是她开始旁观困境。玛露哈是个冷静的分析者，反对贝阿特利丝近乎不理智的乐观。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让她无能为力的事实，囚禁会是漫长且艰难的。她躲进自己的内心深处，仿佛蜗牛躲进了它的壳。她储存能量，深度反思，甚至习惯了自己可能会死去这一难以回避的想法。“我们不会活着从这里出去。”她对自己说。这种心安理得的宿命论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连她自己都惊讶万分。从那时起，她觉得她是自己的主人，她关注一切，关注所有人，并成功说服了看守，让规定变得不那么严苛。从被囚禁的第三个礼拜开始，连电视节目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填字游戏做完了，她们在房间里找到的几本杂志里少数几篇值得阅读的文章也读完了。这些杂志可能是之前某起绑架案留下的。但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玛露哈每天仍给自己保留了两小时完全独处的时间，就像她在被绑架前一直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十二月的头几条新闻显示，她们有理由充满期待。玛丽娜预测着自己可怕的命运，玛露哈开始设计充满乐观色彩的游戏，玛丽娜很快也加入进来：有个看守竖起了拇指，表示赞许，她们认为这说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有一次，妲玛莉丝没有去买生活必需品，她们把这解读为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因为她们就快要被释放了。她们乐在其中，假装自己即将被释放，还选定了日期以及方式。她们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想象着那一天会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们还会在玛露哈公寓的露台上举办聚会。“你们想吃什么？”贝阿特利丝问道。玛丽娜厨艺精湛，口述了一份女王菜谱。她们开始是闹着玩，结束时已经信以为真。为了离开，她们梳洗换衣，给彼此化妆。绑匪曾预告，十二月九日是释放人质的日子，理由是庆祝制宪议会的选举。她们收拾停当，甚至为记者会做好了准备，想好了每一个答案。那一天在焦虑中流逝了，但并没有在苦恼中终结，因为玛露哈坚定地认为，她的丈夫早晚会把她们解救出来，她毫不怀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