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担任部长以来，有一个想法就一直困扰着塞萨尔·加维里亚：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代替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针对记者们的绑架正是对这个想法的回应。这曾经是他竞选总统时的核心话题，他在就职演讲中又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毒贩的恐怖主义是国家内部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解决；但是贩毒是国际问题，必须用国际手段解决，这样的区分很重要。首要问题是毒贩恐怖主义，头两枚炸弹投下时，舆论要求将这些恐怖分子送进监狱；之后的炸弹则让舆论要求实行引渡；但是从第四枚炸弹开始，舆论就要求赦免他们了。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引渡应该是给罪犯施压、让其交出人质的紧急手段。加维里亚打算毫不留情地将它付诸实践。
在就职的头几天，他为了组建政府和召集国民制宪议会忙碌不已，几乎没有时间和别人交流这件事。这届国民制宪议会将制定出百年来第一部彻底的国家改革方案。自从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谋杀以来，拉法埃尔·帕尔多就对恐怖主义深感不安，但是他也在最初的重担下忙得不可开交。他的情况很特殊，他被总统府任命为安全与公共秩序理事，这是他最初的几项职务之一。总统府被总统的革新之力撼动着。塞萨尔·加维里亚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他热爱诗歌，崇拜披头士，想要彻底变革，他本人给这一系列变革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大力扑倒。帕尔多带着公文包在那场暴风雨中四处奔走，并习惯了在任何可以工作的地方工作。他的女儿劳拉以为他失业了，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离家和回家时间。事实上，因形势所迫而产生的无规律性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性格恰恰相符，比起政府官员，他更像是一位抒情诗人。他三十八岁，有着突出而扎实的教育背景：曾就读于波哥大现代中学；获安第斯大学经济学学位，并在那里担任了九年教师和研究员；后来又获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规划学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如痴如醉地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书籍，尤其热衷于两个相差甚远的领域：诗歌和安保。当时，他只有四条领带，是他在前四年的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但他不喜欢戴，于是，他把领带放在口袋里，只在紧急时刻才拿出来使用。他还把裤子和外套随意组合，既不考虑花色也不考虑风格，他漫不经心地穿上不同颜色的袜子，而且只要可以，就只穿一件单衣，因为冷和热对他来说没多大影响。他最大的狂欢就是和女儿劳拉打扑克牌，一直打到凌晨两点。他们玩牌时非常安静，赌注是菜豆而不是钱。他美丽耐心的妻子克劳蒂娅常对他发火，因为他如同梦游一般在家里游荡，不知道杯子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关门、怎么把冰箱里的冰块取出来，而且他还有一样神奇的技能：可以无视一切令他无法忍受的事物。不只如此，最奇怪的地方是，他如同雕像一般不露声色，不留丝毫空间让他人窥探他的想法，还拥有一种无情的天赋：可以用不超过四个词就结束一段对话，或是用碑文般的单音节词解决一场激烈的争论。
他的同学和同事无法理解他在家中竟会毫无威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聪明、有序、冷静得令人发指的工作者，觉得他迷糊的特质不过是用来糊弄人的。他会对简单的问题发怒，却对无可救药的事业有着极大的耐心。他性格坚毅，几乎无法被他沉着、狡黠的幽默感调和。比尔希略总统应该是认识到了他守口如瓶和玄秘爱好的可取之处，于是委任他同游击队协商，让他负责冲突地区的重建。帕尔多在这个职位上，和M-19达成了和平协议。而如今，加维里亚总统深不可测的沉默同他不分伯仲，他们共同保护着许多国家机密。此外，在跻身全世界最不安全、最混乱国家之列的哥伦比亚，总统先生还把安全和公共秩序问题抛给了他。帕尔多的公文包就是他的办公室，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不得不借用其他办公室的卫生间和电话。但是总统会就各种问题频繁地咨询他的意见，并在困难重重的会议中如总统预期般专注地倾听他的想法。一天下午，他和总统单独留在办公室，总统疑惑地问他：
“告诉我，拉法埃尔，如果这些人中有人现在就自首，而我们却没有一条指控可以把他送进监狱。对此您不觉得担心吗？”
这是问题的关键：被警察追捕的恐怖分子若无法得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保障，是决计不会投降的。而如果将他们缉拿归案，政府又并没有将其绳之以法的依据。解决思路是，政府保证他们及其家人的安全，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寻求促使他们认罪的法律途径。拉法埃尔·帕尔多已经为上届政府思考过这个问题，当加维里亚向他提问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还有一些上届遗留的笔记。这些笔记正是解决方案的雏形： 自首的犯人若供认可被控告的罪行，将获得减刑；若将财物交给政府，还将获得额外的减刑。只有这些内容，但是总统隐约见到了方案的全貌，这与他不想采用战争或是和平手段，而是想采用法律手段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样，既无需放弃引渡这一必不可少的威胁，也能使恐怖分子不再与政府作对。
加维里亚总统向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提出了这个方案，后者立马心领神会，长久以来，他也一直在构思将贩毒问题纳入法制框架的方案。此外，他们两人都支持国民引渡，认为引渡是迫使毒贩投降的必要手段。
希拉尔多·安海尔的心不在焉有种智者的感觉，他措辞精准，很早就会熟练地在电脑上打字。他用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刑法中已经确立的条例完善了这个方案。周六周日，他在自己那台专供记者使用的手提电脑里撰写了第一份草案。周一，他第一时间向总统展示了带有手工涂改痕迹的草案。上面的油墨标题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起点：《服从法律》。
加维里亚总统十分谨慎。在确定方案肯定会被通过之前，他不会把它送到部长委员会。因此，他同希拉尔多·安海尔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一起彻底检查了草案。拉法埃尔·帕尔多虽然不是律师，但他的只言片语往往能切中要害。后来，总统把更加成熟的版本提交给了安全委员会，希拉尔多·安海尔在会上得到了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和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的支持。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法律工作者，他将负责法令的实施。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并没有反对这个方案，但他认为，在同麦德林集团的斗争中，任何非战争途径都是无用的。“只要埃斯科瓦尔不死，”他经常这么说，“这个国家就没得救。”他坚信，除非允许埃斯科瓦尔在政府的保护下在监狱里继续贩毒，否则他绝不会投降。
他们把方案呈交给了部长委员会。方案中明确：为了避免发生惨剧，他们不会与恐怖分子协商，而且毒品消费国要为这场惨剧负首要责任。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与毒品贸易的斗争中，赋予引渡最大的法律效力；而对自首的人来说，不被引渡将作为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措施中的最大奖励。
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由法官们负责考虑的可宽恕罪行截止日期。也就是说，在法令规定的日期之后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得到庇护。总统府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是截止日期最理智的反对者，他提出了一项有力的依据：政府将无法对该日期之后的罪行问责。然而，大多数人都赞同总统的方案。必须要设定截止日期，否则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项政策可能会变成犯罪分子们随时烧杀抢掠的通行证，直到他们决定投降为止。
为了让政府免受非法协商的质疑，加维里亚和希拉尔多达成协议，在审判期间，不直接接见任何由“可被引渡者”派来的使者，也不会同他们或是任何人协商任何法律事宜。也就是说，不讨论任何原则问题，只讨论操作问题。全国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他既不供职于行政机关，也不由行政机关任命）将正式负责与“可被引渡者”或者其合法代表的一切联系。所有的交流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以便存档。
他们在讨论法案时非常高效，还带着一种在哥伦比亚难得一见的缄默。一九九○年九月五日，法令通过了，即2047号战时法令：自首与认罪者可以免于引渡；如果认罪后还同司法部门合作，将获得多达三分之一的减刑；如协助揭发，将获得六分之一的减刑。总之，如果一个人因其某项或所有罪行而被要求引渡，只要积极配合，就可以获得多达一半的减刑。对正义最简单、纯粹的诠释是：引渡意味着极刑。签署该法令的部长委员会否决了三起案件中的引渡决议，也通过了三起，这仿佛是一份公示，声明新政府只会将放弃引渡作为法令能给出的主要优惠。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部松散的法令，不如说这是一项用来从整体上打击恐怖主义的总统政策。它不仅仅针对毒贩，还针对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罪犯。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没有在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他对法令的真实想法，但是几年后（在竞选共和国总统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部法令，说它是“这个时代的谎言”。“这部法令践踏了司法的威严，”他写道，“葬送了刑法的历史性尊严。”
这条法令前路漫长又复杂。“可被引渡者”（即众所周知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商号”）虽然为了得到更多好处，将大门微微敞开，但立马对法令进行了抨击。主要理由是该法令并没有明确他们不会被引渡。他们还要求能被当作政治犯处理，并享有M-19游击队员那样的待遇。M-19已经被赦免了，而且成立了一个被认可的政党。一名成员还当上了卫生部长，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可被引渡者”的另一个顾虑是，他们需要一座保证他们不受敌人伤害的监狱，还要保障他们的家人与随从的生命安全。
传言说，政府制定这部法令，是由于受到了绑架案的压力，而向毒贩的让步。实际上，该方案在迪安娜被绑架之前就已经有了进展。而几乎与法令出台同时，“可被引渡者”绑架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丽娜·蒙托亚的做法，又一次拧紧了螺母。后来，因为八个人质也无法让他们达到自己的诉求，他们又绑架了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他们一共绑架了九名记者，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此外还有一名逃脱了埃斯科瓦尔私人迫害的政客的妹妹。在某种程度上，在该法令证明其效力之前，加维里亚总统就逐渐变成了自己发明成果的受害者。
迪安娜·图尔巴伊·金特罗像她的父亲一样，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感受和激情，还富有领导才能，这两点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著名政客的圈子里长大。从儿时起，政治就注定塑造她的世界观。“迪安娜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理解她、喜爱她的朋友评论说，“服务国家的执着意愿是她人生的第一要义。”但是，权力就像爱情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有用也有害。它在带来一种飘飘然状态的同时，也会引发它的反面：对难以抗拒、转瞬即逝的快乐的追寻。这只能用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来类比——无比渴求又心怀恐惧，苦苦追寻却无法企及。迪安娜想要了解关于权力的一切，想要置身其中，想要发现事物的缘由、样貌以及她生命的真谛，她有着无法被满足的贪念，因而经受着权力的折磨。一些与她密切交往过的人和爱过她的人，都在她的心神不定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她很少有快乐的时候。
只有询问她本人，才能得知这把双刃剑中的哪一面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二十八岁时，她就成为父亲的私人秘书和左膀右臂，应该是在那时，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何为权力，并被困在了权力交错的狂风中。她的众多朋友讲述说，她是他们认识的最聪颖的人之一，掌握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信息量，有着令人惊叹的分析能力以及识别他人意图的过人天赋。她的敌人们直截了当地评价她是王位背后引起骚乱的祸根。然而，其他人认为，她为了维护父亲的命运不顾一切、众叛亲离，因而忽略了自己的命运，成了朝臣和谄媚者的棋子。
她出生于一九五○年三月八日，是冷酷无情的双鱼座。出生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不管身处何地，他都是天生的领袖：波哥大安第诺学院、纽约圣心大学、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在波哥大也一样，他在那里读完了法律专业但没有等到文凭。
她从事新闻业较晚（幸好新闻界不会论资排辈），对她来说，是新闻业让她遇见了最好的自己。她创办了《今日×今日》杂志和新闻栏目《氪》，这是她为和平而努力的最直接的道路。“我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与别人争吵了，”她当时说，“现在我更期待与人和解。”确实如此，她甚至坐下来同M-19的指挥官卡洛斯·皮萨罗进行和平谈话。卡洛斯曾在战时往图尔巴伊总统所在的屋子发射了一枚炮弹。讲述这件事的朋友大笑着说：“迪安娜明白，要像一名棋手，而不能像一名对世界拳打脚踢的拳击手。”
因此，对她的绑架除了她作为人的分量，自然还担负着很难驾驭的政治分量。前总统图尔巴伊曾公开也曾私下表示过，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可被引渡者”的消息，因为他认为，保证他们的企图不为人知就是最谨慎的做法。但实际上，在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绑架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埃尔南多·桑托斯刚从意大利回来就告诉了他，并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共同制定行动方案。桑托斯在他家巨大书房的阴影处找到了他，前总统已经确信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将被处决，感到万分压抑。就像在那个时期所有见过图尔巴伊的人一样，桑托斯印象最深的，是他承受苦难时的尊严。
寄给他们俩的信有三页，以印刷体写就，没有署名，引言让人惊讶不已：“请诸位接受来自‘可被引渡者’的问候。”信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其简明、直接、毫不含糊的风格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所特有的。信件开头承认了对两名记者的绑架。根据信中所述，这两名记者“健康状况良好，关押条件尚可，对于绑架来说，两人的关押条件皆属正常”。剩下的部分回忆了“可被引渡者”受警察镇压的羞耻经历。最后，他们提出了释放人质的三项不容拒绝的条件：终止麦德林和波哥大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撤走“精英部队”（警方打击贩毒贸易的特殊团队）；罢免“精英部队”的长官以及另外二十名警官，“可被引渡者”认为他们是折磨并谋杀麦德林东北地区四百多名年轻人的罪魁祸首。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被满足，“可被引渡者”将发动毁灭性的战争，在大城市进行炸弹袭击，并发起针对法官、政客和记者的暗杀。结语很简单：“如果引发政变，那正好。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失去的了。”
不容事先商议的书面答复须于三天后交至麦德林洲际酒店，那里会有一间以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名义预订好的房间。负责联系的中间人将由“可被引渡者”指定。桑托斯同意了图尔巴伊的决定，答应只要他们没有获得可靠的消息，就不向任何人透露这条信息以及接下来的任何信息。“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地把没有署名的信息传达给总统，”图尔巴伊总结说，“也不能有辱尊严。”
图尔巴伊向桑托斯提议，两人先各自回复，然后将两封信的内容合成一封。他们的最终成果是一封正式的声明，宣布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政府事务，但愿意公布一切由“可被引渡者”用确凿证据揭露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政府行为。至于警察的行动，他们提醒说，要阻止他们实属不易；如果没有指控二十名警官的证据，他们不可能被免职，记者也不可能写社论抨击他们并不了解的情况。
阿尔多·布恩那凡图拉是一名公证员，从许多年前在斯帕基拉国立学院开始，他就疯狂地热爱斗牛。他是埃尔南多·桑托斯可以绝对信任的老朋友。他负责送回信。他刚走进在洲际酒店预订的308房间，就有人打来电话。
“您是桑托斯先生吗？”
“不，”阿尔多回答，“但我代他过来。”
“您把东西带来了吗？”
那声音听起来如此直白，以至于阿尔多怀疑会不会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跟他通话。他回答说是。两名着装和仪态像是行政人员的年轻人来到了房间。阿尔多把信交给了他们。他们向他伸出手，并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离开。
一周前，图尔巴伊和桑托斯接待了安蒂奥基亚律师基多·帕拉·蒙托亚，他带着“可被引渡者”的最新来信。帕拉并非波哥大政坛的陌生面孔，但好像总是在暗处。他四十八岁，曾两次作为自由党人的候补出现在众议院，还有一次作为全国人民联盟（简称Anapo, M-19的前身）的正式成员出现在众议院。他曾在卡洛斯·耶拉斯·莱斯特莱波政府担任共和国总统法律办公室的顾问。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麦德林从事法律行业。一九九○年五月十日，他因有与恐怖分子合作的嫌疑而被捕，两周后，又因缺乏证据被释放。尽管历经坎坷，他依然被看作一名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和出色的谈判人员。
然而，似乎很难想象出比他更不适合做“可被引渡者”密使的人。他一点也不低调，是一个对加官晋爵非常在意的人。他穿着时髦的亮灰色行政套装和鲜艳的衬衫，戴着青春靓丽的领带，还在上面打了一个意大利式的硕大结扣。他的举止过分讲究礼数，用词华丽，装腔作势，与其说他对人亲切，不如说他在殷勤奉承。要他同时伺候两位先生，相当于逼他自寻短见。面对自由党前总统和全国最重要报刊的总编，他开始滔滔不绝。“尊贵的图尔巴伊先生、尊敬的桑托斯先生，我随时恭候您二位的差遣。”他说，接着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我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
埃尔南多很快发现了问题。
“所以您捎来的这封信是他的？”
“不是，”基多·帕拉眼睛都不眨一下，改口说，“是‘可被引渡者’的，但是你们的回复应该是给埃斯科瓦尔的，因为他会在协商中施加影响。”
这样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埃斯科瓦尔不会在司法部门面前暴露踪迹。在可能牵涉到他的信件中，他会使用印刷体来掩饰，并以“可被引渡者”或是任意名字（马努埃尔、加夫列尔、安东尼奥）署名，正如这些商讨绑架案的信件一样。相反，在那些自称是指控者的信函中，他会使用他本人的有些稚嫩的字体，他不仅会签名，还会印上拇指指纹。在绑架记者时期，对他本人是否参与绑架案的质疑或许是合理的：也许“可被引渡者”只不过是他的假名，但也可能恰恰相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姓名和身份或许只是“可被引渡者”的挡箭牌。
基多·帕拉似乎总是有将“可被引渡者”信中的提议更进一步的准备。但是，得用放大镜阅读这些提议，才能发现真实的意图。实际上，他为他的客户寻求的是与游击队相似的政治解决方法。此外，他还当面提议借助联合国的介入将麻醉剂问题国际化。同时，面对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断然拒绝，他提出了多个备选方案。就这样，一段漫长而了无成效的谈判开始了。最终，事情将变得错综复杂、没有出路。
从第二封信开始，桑托斯和图尔巴伊与共和国总统私下进行了联系。晚上八点半，加维里亚在私人图书馆的小厅里接见了他们。他比往常更冷静，希望获悉与人质有关的最新信息。图尔巴伊和桑托斯把两次信件往来和基多·帕拉的介入告诉了他。
“糟糕的使者，”总统说，“他非常聪明，是个好律师，但极其危险。不过，他有埃斯科瓦尔的全力支持。”
他读信时的认真态度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他仿佛隐了身，完全忽略了周围事物。读完之后，他的评论机智而全面，相关推测没有一个多余的词。他告诉他们，任何情报机构都无法得知人质们被藏在了哪里。就这样，总统确定了人质处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掌控之中，这是一个新的消息。
那天晚上，加维里亚证明了自己在做最终决定之前质疑一切的本领之精湛。他想过这些信可能是伪造的，基多·帕拉可能正在进行另一场游戏，甚至，所有这一切可能是某个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毫不相干的人的恶作剧。来访者们离开时，不像进门时那样神采奕奕了。看来，总统认为这是国家的重大事件，他们的个人情感只能占据很小的空间。
在制宪议会针对引渡问题（或者说是赦免问题）表态的同时，埃斯科瓦尔会随着自身问题的演化而不断改变条件，以便拖延绑架时间来获得额外和意外的好处，这是达成协议的主要困难之一。在埃斯科瓦尔与被绑架者家属进行的狡猾的通信中，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表述清楚。但是，在他与基多·帕拉保持的秘密通信中，为了把协商的策略变动与长期展望告知于他，埃斯科瓦尔把这些内容表述得一清二楚。“你把我们的所有烦心事都传达给了桑托斯，这样非常好，免得这事变得更加复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得有白纸黑字和法律条文，我们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任何罪行被引渡到任何国家。”他还要求政府明确投降后的招供条件。另外的两个要点是特殊监狱的警卫力量以及家人和随从的安全。
过去，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的友谊一直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而从那时起，两人的友谊开始变得私人而密切。他们能在绝对的沉默中面对面坐上数个小时。他们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内心的想法、秘密的猜测、最新的资讯，甚至建立了一个用来传达保密信息的完整加密体系。
这大概并不容易。埃尔南多·桑托斯是一个视责任大过一切的人，只消一句话，他就能解救或是毁灭一个生命。他很情绪化，容易精神紧张。他的群体意识在他做决定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儿子被绑架期间，和他相处过的人都担心他无法熬过这种折磨。他不吃东西，也睡不了一个整觉，总是把电话放在手边，铃声一响就扑上去。在那几个月里，他很痛苦，很少有社交时间。他认为儿子必死无疑，为了能承受儿子死亡带来的打击，他采取了一个精神治疗方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自己的房间里，沉溺于回顾他令人惊叹的邮票收藏以及空难中烧焦的信件。他的妻子艾莲娜·卡尔德隆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七年前与世长辞，留他孤单一人。他的心脏和视力状况恶化了。他想哭就哭，从不压抑。他在报纸与个人悲剧之间划清界限，这是他在如此戏剧化的情境中堪称典范的优点。
坚强的儿媳玛丽亚·维多利亚是他在那段痛苦的时光里主要的支柱之一。她记得，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几天里，丈夫的亲友挤得满屋都是，他们躺在地毯上喝威士忌和咖啡，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总是聊相同的话题，在此期间，对绑架案的震惊和对被绑架者的同情随之逐渐淡去。埃尔南多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直接去了玛丽亚·维多利亚的家里，带着情绪问候她，这种情绪最终将她撕碎。但是，当他不得不处理关于绑架案的机密时，他请求她把这些机密留给男人们，不要介入。玛丽亚·维多利亚个性很强，有着成熟的想法。她意识到，在一个男权家庭里，她永远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她哭了一整天，但是之后就恢复了活力，因为她决定争取自己在家里的身份和地位。埃尔南多不仅理解她的理由，而且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自责，他发现她是能够抚慰他痛苦的最好依靠。从那时起，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通过电话、书信和中间人，甚至通过心灵感应，他们之间都维持着一种无法击垮的信任。就连在错综复杂的家庭会议中，他们只要互相对望一眼，就能明白对方的想法，明白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她想出了几个好点子，其中之一是在报纸上刊登不加密的社论，这样可以跟帕丘分享家庭生活中的趣事。
最少被提起的受害者家属是莉莉安娜·洛哈斯·阿利亚斯——摄影师奥兰多·阿塞维多的妻子，和玛尔塔·露贝·洛哈斯——理查德·贝塞拉的母亲。虽然她们不是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亲属（尽管有相同的姓氏），但绑架案将她们变得密不可分。“并不是因为痛苦，”莉莉安娜说，“而是因为互相陪伴。”
莉莉安娜在给她一岁半的儿子埃里克·耶斯德喂奶时，通过新闻栏目《氪》得知，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整组人员都被绑架了。当时她二十四岁，三年前结了婚，住在婆家房子的二楼，房子位于波哥大南部的圣·安德烈斯区。“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姑娘，”一位朋友评价说，“她不该卷进如此糟糕的事件。”除了快乐之外，她还很有想法。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过来之后，每到新闻节目的播放时间，她就把孩子放在电视机面前，让他看看自己的爸爸。直到绑架案结束，她一直都这么做。
新闻栏目的成员告诉她和玛尔塔·露贝，他们将会继续帮助她们。莉莉安娜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是他们负担了医疗费。妮迪娅·金特罗也给她们打电话，试图让她们获得自己从未得到过的平静。她承诺，她在政府部门的一切行动都不仅仅是为了她的女儿，而是为了所有的组员，她还会把与被绑架者有关的一切消息都转达给她们。她确实履行了承诺。
玛尔塔·露贝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依靠理查德生活，当时女儿分别十四岁和十一岁。理查德在和迪安娜的小组一起离开的时候告诉玛尔塔，他三天后回来。第一周过去之后，她开始感到不安。她讲述道，她不认为那是一种恶兆，但是她一直给新闻栏目打电话，直到他们告诉她，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不久之后，他们被绑架的消息被公之于众。从那时起，她整天都开着收音机，等着儿子回来。只要她的内心感应到了什么，她就会给栏目组打电话。她的儿子是被绑架的受害者中最无依无靠的，她对此很不安。“但是除了哭泣和祈祷之外，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她说。妮迪娅·金特罗说服她，为了解救被绑架者，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并邀请她参加市民和宗教活动，不断激发她的斗志。莉莉安娜和奥兰多想的一样，她陷入了一个窘境：作为最没有价值的被绑架者，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处决的，也可能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因为处决他同样能够引发社会动乱，而且对于绑匪来说，后果更轻。这种想法让她陷入无法遏抑的痛哭之中，一直哭到绑架案结束。“每天晚上哄孩子上床之后，我就坐在露台上，一边看着大门等他回来，一边哭。”她说，“我这样坐了一晚又一晚，直到重新见到他。”
十月中旬，图尔巴伊博士通过电话，把一条用私人符号加密的信息传达给了埃尔南多·桑托斯。“如果你对斗牛感兴趣的话，我有几份不错的报纸可以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给你送过去。”埃尔南多明白那是一则关于被绑架者的重要消息。事实上，那是一卷从蒙特利亚寄到图尔巴伊博士家的磁带。其中的内容证实，迪安娜和她的同伴们还活着。虽然她的家人一再索求，却从几周前就失去了他们活着的证据。她的声音绝不会错：“亲爱的爸爸，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给你传达消息，但是在我们苦苦请求之后，他们允许我们这么做了。我就说一句话，是给你们未来行动的线索：我们一直都在收看、收听新闻。”
图尔巴伊博士决定把信息传达给总统，并试图获取新的线索。加维里亚接待他们时，正好在给当天的工作收尾。他和平常一样在私人图书馆里接待他们，他很放松，但是罕见地话多。他关上门，倒上威士忌，随意地说了几条政治机密。由于“可被引渡者”顽固不化，招降的进程似乎停滞不前，总统打算在法令原文中增加几条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整晚都在忙这件事，并相信当天晚上就能完成。他承诺说，第二天会给他们好消息。
第二天，他们如约回到那里，但是遇见了一个和前一天完全不同的人，他疑心很重，而且非常悲伤。从第一句话起，他们的对话就注定没有结果。“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加维里亚告诉他们，“我想帮助你们，也已经尽我所能去做了，但这个时刻，我无能为力。”很显然，某种关键的东西改变了他的情绪。图尔巴伊立即察觉到了。会面的时间还没到十分钟，他郑重、冷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总统，”他毫无怨恨地说，“您在做分内之事，我们作为一家之主也是如此，我理解您。您是国家元首，我恳请您不要做任何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事情。”最后，他指着总统椅说：
“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我也会这样做的。”
加维里亚站了起来，脸色惨白。他把他们送到电梯口。一名助手和他们一起下楼，在私人宅邸的底楼为他们打开车门。在他们驶进十月第一个悲伤的雨夜前，没人说话。街上车水马龙，喧嚣声穿过装甲玻璃，传到他们耳边时已经模糊不清。
“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在漫长的思索之后，图尔巴伊叹了口气。“昨晚和今天发生了某些事，但他不能告诉我们。”
这场戏剧化的面谈促使妮迪娅·金特罗女士来到了台前。她是前总统图尔巴伊·阿雅拉的前妻，他又是她的舅舅。他们育有四个孩子，其中迪安娜是老大。绑架案发生的七年前，她与前总统的婚姻被教廷废除。之后，她与自由党国会议员古斯塔沃·巴尔卡萨尔·蒙松再婚。由于当过第一夫人，她清楚前总统身份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他们如何被现任总统对待方面。“唯一应该做的，”妮迪娅曾经说过，“是让加维里亚总统认清他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虽然她并不抱有太多幻想，但她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在绑架案得到官方承认之前，她组织的公共活动就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她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占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活动，由孩子们朗读请愿书，恳求绑匪释放人质。十月十九日是全国和解日，那天，她成功让各大城市在正午十二点举行弥撒，祈求哥伦比亚人民和睦共处。在波哥大，这项活动在玻利瓦尔广场举行。与此同时，数个街区的居民组成的队伍拿着白手绢举行和平游行，他们点燃火炬，这把火炬直到人质们平安回来才会熄灭。因为她的行动，电视新闻在节目的开头播送所有被绑架者的照片，计算他们被关押的日子，而且随着他们被释放，不断撤掉相应的相片。同样也是因为她的倡议，全国各地的足球赛在开场之前都会呼吁释放人质。一九九○年全国年度选美冠军玛莉贝尔·古铁雷斯在她的获奖感言中，也以呼吁释放人质作为开场白。
妮迪娅出席其他被绑架者的家庭会议，听取律师的建议，通过哥伦比亚团结基金会进行秘密行动——至今，她领导这个组织二十年了，但她总觉得自己毫无建树。对于她这样个性坚定热情、敏感犀利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她将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行动上，直到发现他们身处一条死胡同之中。无论是图尔巴伊，还是埃尔南多·桑托斯，或是任何一名位高权重的人士，都无法给总统施压，让他与绑匪们协商。当图尔巴伊博士向她讲述上次拜访总统的失败经历时，她完全确定了这一点。因此，她决定自己行动，为了直接寻求女儿的自由，她开辟了通向自由的第二条战线。
那几天，哥伦比亚团结基金会位于麦德林的办事处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有关于迪安娜的一手消息。他说，在麦德林附近的一个农庄，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的蔬菜篮子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迪安娜在那里。他还说，看守们看球时，会喝得大醉，满地打滚，如果这时开展救援行动，他们不可能做出任何反应。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他还提供了农庄的草图。消息十分可信，妮迪娅甚至专程前往麦德林回复他。“我向线人请求，”她讲述说，“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这条信息，并让他明白，如果有人试图营救，我女儿，甚至她的看守们都会遭遇危险。”
迪安娜在麦德林的消息让妮迪娅产生了前往拜访玛尔塔·妮耶维丝和安海莉塔·奥乔阿的想法，她们是豪尔赫·路易斯、法比奥和胡安·大卫·奥乔阿的姐妹。这三兄弟因为贩毒和非法致富被指控，还作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私人朋友而闻名。多年之后，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妮迪娅说道：“我带着强烈的愿望前去，希望她们帮助我与埃斯科瓦尔取得联系。”奥乔阿姐妹告诉她，她们的家人饱受警方的欺凌。她们认真听她倾诉，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也告诉她，埃斯科瓦尔一事，她们无能为力。
玛尔塔·妮耶维丝明白绑架意味着什么。一九八一年，她本人被M-19绑架，绑架者向她的家人索要巨额赎金。作为回应，埃斯科瓦尔创建了一个暴力组织——“杀死绑架者”（MAS）。三个月之后，在一场对抗M-19的血腥战争之中，她获得了自由。她的姐妹安海莉塔也自认为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俩耗尽心力制作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警察的暴力行为、私闯民宅的行径和无数违反人权的罪行。
妮迪娅没有失去继续斗争的动力。最后，她希望她们至少能把她的信带给埃斯科瓦尔。她已经通过基多·帕拉送出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奥乔阿姐妹一开始拒绝送信，因为埃斯科瓦尔之后可能会因为这封信带来的某种伤害而怪罪她们。然而，在谈话结束时，她们被妮迪娅的激情感染了。妮迪娅回到波哥大，确定她给两扇门各开了一条缝：一扇通往她女儿的自由，另一扇通往奥乔阿三兄弟的和平投降。因此，她觉得应该亲自把自己的行动告诉总统。
总统马上接见了她。妮迪娅开门见山地谈起奥乔阿姐妹对警察行为的不满。总统让她把话说完，只是偶尔提出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他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想让指控像妮迪娅所说的那样严重。至于她个人的诉求，妮迪娅有三个需要：救出被绑架者；总统控制好局面，避免发生营救惨剧；延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期限。总统给她唯一的保证是：不论是对迪安娜还是对其他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家人的授权，不会实施任何营救行动。
“这是我们的政策。”他告诉她。
尽管如此，妮迪娅还是怀疑总统是否已经采取了充分的保障措施，防止有人试图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实施营救。
一个月前，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妮迪娅和奥乔阿姐妹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她还拜访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妻子的姐妹，后者详细地向妮迪娅讲述了警方的欺凌事件，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深受其害。妮迪娅给她带去了一封写给埃斯科瓦尔的信，足有两页半长，几乎没有留白。她使用了花体字，在打了几次草稿之后，形成了用词准确而感情丰富的风格。她意图直抵埃斯科瓦尔的内心深处。开头写道，这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战士，而是写给巴勃罗这个人，“那个敏感的人，他爱自己的母亲，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写给那个拥有妻子，拥有幼小无辜而脆弱的孩子，并想保护他们的男人。”她发现，埃斯科瓦尔在利用绑架记者来引起舆论的关注，作为他事业的助力，但她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因此，她在信中总结道：“请您表现出人性本来的模样，并以世人了解的伟大与慈爱的姿态，把被绑架者还给我们。”
读信的时候，埃斯科瓦尔妻子的姐妹似乎真的被感动了。“我敢肯定，这封信会让他非常感动，”她停了一会儿，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您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会感动他的，这将对您的女儿非常有利。”最后，她把信折了起来，放进信封里，亲自把信封封上。
“您放心走吧。”她告诉妮迪娅，真诚得丝毫不让人怀疑，“巴勃罗今天就会收到这封信。”
那天晚上，妮迪娅回到波哥大，怀着希望等待那封信的结果。她决定求总统做一件图尔巴伊博士不敢提的事：在协商释放人质的同时，暂时中止警方的行动。她这么提了，加维里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他不能下达这个命令。“我们会提供司法政策作为备选。”他接着说，“但是，中止警方行动对释放被绑架者没有好处，只会让我们不再追捕埃斯科瓦尔。”
妮迪娅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他毫不在意她女儿的生命。当总统向她说明警力无法协商时，她不得不遏制自己愤怒的情绪。他说警方的行动不需要获得许可，他也不能要求他们停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行动。那次拜访非常糟糕。
既然与共和国总统周旋后无功而返，图尔巴伊和桑托斯决定另辟蹊径，他们想不到除“高贵者”之外更好的选择。这个组织由前总统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前总统米萨尔·帕斯德拉那，议员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与红衣主教、波哥大大主教马里奥·莱沃约·布拉沃组成。十月，被绑架者的家属同他们在埃尔南多·桑托斯家里会面。他们先讲述了与加维里亚总统会面的情况。事实上，通过司法解释修改法令，从而给投降政策开辟新路径的可能性是那几次会面中唯一让洛佩斯·米切尔森感兴趣的内容。“得动点脑子。”他说。帕斯德拉那表示支持寻求新方法，以迫使毒贩投降。但是用什么武器呢？埃尔南多·桑托斯提醒蒙塔那·古埃亚尔，可以动员游击队的力量。
在一场漫长而顺畅的交流之后，洛佩斯·米切尔森得出了第一个结论。他说：“我们要跟‘可被引渡者’玩游戏。”于是，他提议写一封公开信，宣布“高贵者”已经掌握了被绑架者家属的话语权。大家一致同意让洛佩斯·米切尔森写这封信。
两天后，第一稿起草完毕，并在一场会议中被公布，基多·帕拉和埃斯科瓦尔的另一名律师出席了这次会议。那份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贩毒可以被视为集体犯罪的观点，具有特殊性；还指出了一条通往协商的前所未有的道路。基多·帕拉跳了起来。
“一种特殊的犯罪，”他惊讶地大喊，“这真是太棒了！”
之后，他以自己的方式扩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那是一种完美的特权，处于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之间的模糊边缘地带。这使得“可被引渡者”可能与游击队同样，取得政治地位。第一次阅读时，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埃斯科瓦尔的那名律师要求“高贵者”拿到一封加维里亚的信，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方式保证埃斯科瓦尔的生命安全。
“我很遗憾地告知诸位，”埃尔南多·桑托斯对这个要求非常恼火，他说，“我不会插手这件事。”
“我更加不会。”图尔巴伊说。
洛佩斯·米切尔森强烈拒绝。于是，律师要求他们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见，让总统亲口向埃斯科瓦尔保证。
“这事儿没法在这儿谈。”洛佩斯说。
在“高贵者”聚集起来起草声明之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就已经获悉他们最隐蔽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一封急信中给基多·帕拉做出了极端的指示。“我给你自主权，你想办法让‘高贵者’邀请你去交流想法。”他写道。接着他罗列了一系列“可被引渡者”做出的决定，以赶在其他不同的提议之前确定他们的立场。
“高贵者”的信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其中包含了关于之前行动的重要的新内容：“我们的调解行动有了新的意义，我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一次偶然的营救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哥伦比亚人得到真正的安宁。”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让人充满希望。加维里亚总统觉得这很不错，但是他认为应该与“高贵者”划清界限，避免人们将其与官方立场混淆。他还指示司法部长发布通告，申明投降政策是让恐怖分子自首的唯一政策。
埃斯科瓦尔对这封信则是一行字都不喜欢。十月十一日，他刚读完登报的信函，就愤怒地把回复发给了基多·帕拉，之后哥伦比亚所有的沙龙里都回响着他的答复。“‘高贵者’的信简直无耻，”他说，“他们让我们尽快释放人质，因为政府为了研究我们的事耽误了时间。难道他们觉得我们又会上当吗？”他说，“可被引渡者”的立场和第一封信里写的一样，“既然我们在第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就没有更改立场的理由。这是一次谈判，不是一场判断谁更聪明谁更愚蠢的游戏。”
事实上，当时埃斯科瓦尔已经领先“高贵者”好几光年了。他想让政府给他分配一块独立、安全的土地——一块监狱营地，正如他所说的，就像M-19完成投降手续之后得到的那样。一周多以前，他交给基多·帕拉一封信，详细地说明了他想要的特殊监狱的情况。他说，最完美的地点是距离麦德林十二公里的一座农庄，这座农庄是他的财产，但登记在另一个人名下。恩比加多市政府可以租下该农庄，将其改造为监狱。“由于这需要很多开销，‘可被引渡者’将根据费用支付补贴。”他接着说。最后，他用一大段令人惊愕的话作结：“我之所以把这些都告诉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跟恩比加多市市长谈一谈，告诉他你是代表我去的，然后把我的想法解释给他听。同时，我希望你说服他给司法部长写一封公开信，告诉司法部长，他认为‘可被引渡者’没有寻求2047号法令的庇护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恩比加多市能够建设一座特殊监狱，保障投降者的生命安全，以此为哥伦比亚人民的和平做出贡献。你去跟他们面谈，并明确提出让他们和加维里亚交涉，向他提议营地的事。”这封信的明显目的是强迫司法部长公开做出答复。“我知道，这会是一枚炸弹。”埃斯科瓦尔在信中写道，并以极其平和的语气结尾：“有了这些，我们就能逐步把我们的人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然而，部长拒绝了信中提出的要求，埃斯科瓦尔不得不在下一封信里放缓语气。在这封信中，他第一次提供了比他所要求的更多的东西。为了换取监狱营地，他承诺解决不同贩毒集团、团伙和帮派之间的冲突，保证让一百名弃暗投明的毒贩投降，最终开辟一条和平之路。“我们没有请求赦免，没有请求对话，也没有请求任何他们说给不了的东西。”他说。这单纯是一个关于投降的提议。“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请求对话，请求政治地位。”他甚至蔑视了对他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对引渡没有意见。我知道如果被活捉，他们会杀了我，就像他们对所有人做过的那样。”
他的策略是，家属如果想要与被绑架者保持通信往来，就得拿极大的好处来换。“你告诉桑托斯先生，”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想要弗朗西斯科还活着的证据，首先得发布《美国观察》的报告，再发一篇对其主编胡安·蒙德斯的采访，还有一篇关于麦德林屠杀、酷刑和失踪案的报道。”但是当时埃尔南多·桑托斯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他意识到，虽然他因循环往复的提案和反提案损耗极大，但对他的对手们也是如此。比如，基多·帕拉在十月底就经受着一种难以抵御的紧张状态的折磨。桑托斯回复埃斯科瓦尔，只要他没有得到儿子还活着的确凿证据，就不会发表一个字，也不会再次接待他的使者。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退出“高贵者”作为要挟，支持他的做法。
这种措施很有效。两周后，基多·帕拉在一家旅馆跟埃尔南多·桑托斯通话。“我和我的妻子坐车过来，十一点到您家，”基多·帕拉说，“我给您带了最美味的甜品。您不知道我享用了什么，您也想象不到您将会享用到怎样的东西。”埃尔南多立马觉得他们会把弗朗西斯科带过来。但是他们带来的只有他录在迷你磁带里的声音。为了听这卷磁带，他们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没有合适的录音机，直到有人发现电话机的自动应答器也可以播放磁带。
帕丘·桑托斯可以出色地从事多种职业，除了语音教师。他想以他思考的速度说话，但他的各种零碎的想法总是接踵而至，说得没有想得快。那晚，让人惊讶的是，一切与平时完全相反。他说得很慢，声音平稳，结构完美。实际上，帕拉带来了两条口信——一条给他的家人，另一条给总统，都是他在一周前录制的。
绑架者们自作聪明地让帕丘念了几则报纸头条作为录制日期的依据，埃斯科瓦尔必定不会原谅这个错误。这给了《时代报》法律编辑路易斯·伽农利用重磅新闻亮相的机会。
“他在波哥大。”他说。
事实上，帕丘朗读的一则新闻头条只在当地报纸中出现，发行范围仅限于波哥大北部。这条信息珍贵如金，如果埃尔南多·桑托斯没有反对武装营救，这条信息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他来说，这是个重获新生的瞬间，主要是因为磁带中的内容让他确定，被绑架的儿子赞同他处理绑架案的方式。此外，家人们一直认为帕丘是兄弟姐妹中最脆弱的一个，因为他脾气暴躁，情绪很不稳定。没有人会想到，在七十天的囚禁之后，他仍神志清醒，有着很强的自控力。
埃尔南多把全体家庭成员都召集到家里，让他们听录音，一直听到黎明。只有基多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哭了。埃尔南多朝他走了过去，安慰他。在汗湿的上衣里，他嗅出了恐惧的味道。
“别忘了，警察不会杀我。”基多·帕拉眼泪汪汪地告诉他，“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会杀了我，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玛丽亚·维多利亚无动于衷。她觉得帕拉在玩弄埃尔南多的感情，在利用他的弱点，一边给他点好处，一边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基多·帕拉应该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告诉埃尔南多：“那个女人是块铁板。”
事态进展到这一步时，十一月七日，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了。“高贵者”失去了立足之处。十一月二十二日，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向他的同伴们提议解散组织，此前他曾公布过这一计划。他的同伴们庄重地依次将关于“可被引渡者”最终条件的结论提交给总统。
如果加维里亚总统指望投降法令能迅速使毒贩们大规模投降，那么他必然要失望了。因为情况并非如此。新闻界、政界和知名法律界人士的反应，甚至是“可被引渡者”的律师们的合法提议都表明，应该修改2047号法令。首先，这部法令让任意一名法官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引渡。该法令的另一个缺点是，贩毒的决定性证据都在国外，与美国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变得非常关键，但是获取证据的期限非常紧迫。解决方法（在法案中没有体现）是延长期限，并将沟通的责任转移到共和国总统府，由总统负责把证据带回国。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也没有在法令中找到他所期待的决定性支持。他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交流以及他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的最初几次会晤，让他对形势有了整体的看法。投降法令是正确的，但有缺陷，他只有很小的行动空间去解救他被绑架的亲人。这是他对投降法令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没有得到她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获得丝毫她们活着的证据。他唯一与她们联系的机会是一封通过基多·帕拉送出的信，在信里他展现出乐观的态度，并保证不会再做任何与解救她们无关的事情。“我知道，您的情况非常糟糕，但请您放心。”他对玛露哈写道。
事实上，比亚米萨尔正处在阴霾之中。他已经山穷水尽，整个漫长的十一月里，他唯一的盼头就是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承诺，他说总统正在构思一部可以补充、解释2047号法令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帕尔多告诉他。拉法埃尔·帕尔多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路过他家，随时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但是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如何继续。比亚米萨尔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进行过低效的对话，他的结论是，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他不信任基多·帕拉。他了解一些基多在国会奔走钻营的往事，认为他是一个不正派的投机者。然而，不论好坏，那是唯一一封信，他决定彻底地赌一把。时间紧迫，他别无选择。
应他的请求，前总统图尔巴伊和埃尔南多·桑托斯约见了基多·帕拉，条件是埃斯科瓦尔的另一位律师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也得出席。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严肃认真，有着良好的声誉。基多·帕拉以他惯用的天花乱坠的词汇开启了对话，但比亚米萨尔从第一句话开始就用桑坦德式的斗牛技巧让他双脚着地。
“您别跟我瞎扯，”比亚米萨尔告诉他，“我们直奔主题吧。您到处尽要求些没用的，所以您把什么都弄僵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很简单，这些家伙得投降认罪，坐十二年的牢。这是法律规定的。完了。作为交换，他们能获得减刑，保障生命安全。别的全是瞎扯淡。”
基多·帕拉毫不犹豫地顺势说话。
“您看，我的医生，”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政府说不会引渡他们，所有人都这么说。但是法令哪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比亚米萨尔表示赞同。如果政府表示不会实施引渡，那就要在法律的层面这么表示。说服政府修改法律中的模棱两可之处是任务所在。其他（对“特殊”罪行的狡猾解读，或是拒绝认罪，或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只不过是基多·帕拉迷惑人的辞令。显然，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就像他们自己名字说明的那样，当时，唯一真实而紧迫的诉求就是不被引渡。因此比亚米萨尔认为，在法令中明确这一点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此之前，他要求基多·帕拉坦诚、坚决地表态，而坦诚和坚决正是“可被引渡者”要求比亚米萨尔一方持有的态度。首先，他想知道帕拉被授予了多少权力进行谈判；其次，在法令修改完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会释放人质。基多·帕拉很认真。
“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他说。
“一定是所有人。”比亚米萨尔说。
“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