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一个月后，荒谬的关押制度已经出现了裂痕。她们起身时不再请求许可，可以自己倒咖啡、更换电视频道。在房间内说话还是得轻声细语，但是动作已经变得比较随意。玛露哈尽量当心，免得外面的人能听见她的咳嗽声，但她已经不需要蒙进枕头里咳嗽了。午饭和晚饭依然与原来一样，有同样的菜豆、同样的兵豆、同样干瘦的肉，还有一份普通的速食汤。
看守们经常互相讨论，除了窃窃私语之外，对她们也没有其他的防备。他们互相交流血腥的新闻，谈论他们在麦德林的夜晚因为猎杀警察赢了多少钱，讲述他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壮举和风流故事。玛露哈已经说服他们，如果发生武装营救，更实际的做法是保护她们，这样至少能够保证体面的待遇和宽容的审判。起初，他们看起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宿命论者，但感化策略使得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没有继续把武器对准囚徒们，而是用毛巾卷起来，藏到电视机后面。相互的依赖和相同的遭遇最终为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关系增添了几丝人性的光辉。
玛露哈由于她的性格因素无法隐忍任何让她痛苦的东西。她向脾气暴躁的看守们发泄不满。她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决心面对他们：“杀了我吧。”她偶尔向玛丽娜发泄，玛丽娜和看守们在一起时的心满意足让她愤怒，她的末日幻想让她失去理智。有时，玛丽娜会抬起头，无缘无故做出让人气馁的评论或是邪恶的预言。
“在这个院子后面有一间作坊，停着杀手们的汽车。”她有一次说，“所有的杀手都在那里，早晚都拿着猎枪，准备来杀我们。”
然而，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发生在一个下午，玛丽娜习惯性地发表对记者的侮辱性言论，因为一档关于被绑架者的电视节目没有提到她。
“所有记者都是婊子养的。”她说。
玛露哈走到她面前。
“这可不对，”她愤怒地驳斥玛丽娜，“请您放尊重点。”
玛丽娜没有反驳。后来，她冷静了一会儿，向玛露哈道歉。事实上，玛丽娜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她六十四岁，曾经是一个出众的美人，有一双又大又黑的漂亮眼睛和一头银发，尽管头发有些杂乱，但依然保持着光泽。她瘦得只剩皮包骨。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到来的时候，她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与看守之外的人交谈过了，她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她们。恐惧对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瘦了二十公斤，精神低落至尘埃里，成了一个幽灵。
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名脊骨神经医学家，他在体育界也有着良好的声誉，身材魁梧，有着一副好心肠。他全心全意地爱她，他们生了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她掌控着自家和其他几家亲戚的一切，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承担一个人数众多的安蒂奥基亚家族的一切事务。她就像所有人的第二个母亲，因为她的权威，也因为她的操劳。除此之外，她还关心任何一个叩开她心门的外人。
她卖汽车，也卖保险，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由于她桀骜不驯的独立意识。而且，她似乎有能力卖出一切她想卖出去的东西，只是因为她想挣钱自己花。然而，熟悉她的人会感到痛心，一个天生具有诸多美德的女人却置身于悲惨的命运之中。她的丈夫接受了将近二十年的精神治疗，生活无法自理，两个兄弟在一场可怕的交通事故中丧命，一个兄弟因为心梗而猝死，另一个兄弟在一场混乱的交通事故中被红绿灯的灯杆压死，还有一个喜欢四处旅行的兄弟永远地失踪了。
她被绑架的处境是无解的。她也同意那种已经被普遍认可的想法，他们绑架她只是为了得到一名有分量的人质，他们可以杀了她，又不至于因此让投降谈判落空。但是，她被囚禁了六十天的事实让她觉得，刽子手们发现，用她的生命换取某种好处几乎不太可能。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处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她依然花上数个小时认真仔细地打理手指甲和脚指甲。她把指甲挫平、磨光，用自然色的指甲油把指甲刷得闪闪发亮，这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她还很细心地修剪眉毛和腿毛。克服了最初的困难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就开始帮助她。她们学会了如何与她相处。贝阿特利丝和她不停地聊天，谈论喜爱和憎恶的人，没完没了的低语声甚至把看守们给激怒了。而玛露哈试着安慰她。她们俩都觉得非常难过，因为她们是除了看守之外，唯一知道玛丽娜还活着的人，但她们不能告诉任何人。
蒙面首领的意外回归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宽慰之一，他在第一天就曾经拜访过她们。他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带来了她们十二月九号之前会被释放的消息，那是制宪议会选举的日子。这条新闻对玛露哈来说意义非常特殊，因为那一天是她的生日。和她的家人一起过生日的想法提前使她喜悦万分。然而，那是个转瞬即逝的美梦：一周后，那位首领告诉她们，她们不会于十二月九日被释放，而且绑架时间还会变得更长：圣诞节和新年时都不可能被释放。这对她们俩都是沉重的打击。玛露哈饱受初期静脉炎的困扰，炎症引发了剧烈的腿痛。贝阿特利丝觉得呼吸困难，胃部溃疡还出血。一天晚上，她被疼痛折磨得失去了理智，她恳求“大灯”，让他破例准许她在那时候上厕所。他考虑很久之后同意了，同时警告她，自己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没有用。贝阿特利丝继续发出伤犬一般的哭声，她觉得自己快死了。最后连“大灯”都可怜她，到“管家”那儿给她拿了一剂丁溴东莨菪碱。
尽管她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但是仍没能获得任何关于她们所在位置的可信依据。看守们害怕邻居们听见他们的声音，她们由此以及从外面传来的声音猜测，那里是一个居民区。那只不分昼夜随时打鸣的发疯的公鸡可能印证了这一点，因为被关在高楼上的公鸡通常不再能感知时间。她们经常听见在很近的地方，有不同的声音叫唤着同一个名字：“拉法埃尔。”短途飞机飞得很低，直升机依然离得非常近，以至于她们觉得它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坚信着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她觉得那是巡视绑架案进程的高级军官。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而言，这是她的另一个幻想。但是，每次直升机来到的时候，关押生活的军事化规定就会重新变得严格起来：像军营一样有序的房子，里面上了插销、外面上了锁的门，低声讲话，随时待命的武器以及没那么糟的食物。
十二月初，看守人员由一开始就和她们在一起的四个人换成了另外四人。他们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看起来就像是从恐怖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们管他叫“猩猩”，他也确实像猩猩：身材巨大，像角斗士一般强壮，肤色很深，毛发浓密卷曲。他的声音太过洪亮，无法低声说话，而且也没有人敢要求他那么做。很明显，所有人见到他都觉得低他一等。其他看守都穿短裤，但他穿着健美裤。他戴着遮住脸孔的防寒帽，穿着完美显示身材的紧身衣，脖子上戴着一块圣子像章，手臂非常漂亮，手腕上戴着能带来好运的巴西手环。他的手很大，命运线在苍白的手掌上尤为明显，像是被火烙上去的。房间几乎装不下他。他每次挪动身体都会让周围一片狼藉。人质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之前的看守，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次糟糕的换岗。特别是对贝阿特利丝来说，因为她一开始就让他看不顺眼。
在那些日子里，看守和人质们都感到百无聊赖。作为圣诞节欢庆氛围的前奏，房子的主人和教区神甫举行了九日祭。那位神甫是他们的朋友，他或许是无辜的，或许是同谋。他们做祷告，合唱圣诞歌，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用苹果酒碰杯。苹果酒是家里的正式饮品。最后，他们洒圣水给房子驱邪。他们需要大量的圣水，甚至动用了油桶来搬运。神甫走了以后，女主人走进屋里，在电视机、床垫和墙上洒圣水。三名人质非常惊讶，不知所措。“这是圣水，”女人一边洒水一边说，“它能让我们平安。”看守们划着十字，双膝跪地，用天使般的热忱接受圣水的洗礼。
这种对祷告和节庆的兴致是安蒂奥基亚人特有的，整个十二月都没有减退。玛露哈已经做了准备，以免看守们得知九号是她的生日：她已是一个五十三岁的灵魂。贝阿特利丝保证过，她会保守秘密，但是看守们通过一档玛露哈的孩子们在她生日前夕献给她的特别电视节目得知了这个消息。
看守们觉得他们以某种方式参与了那档节目，他们毫不掩饰激动之情。“玛露哈女士，”一位看守说，“比亚米萨尔医生年纪很大吧？身体好吗？他爱您吗？”他们期待玛露哈会向他们介绍她的某个女儿，想要跟她们约会。无论如何，在监牢里看那档节目就像是死去之后从另一个世界观看无法参与其中的生活，活着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管家”和他的妻子毫无预兆地走进房间，带着一瓶克里奥约香槟酒，给每个人拿了一个杯子，还端着一个仿佛涂满了牙膏的蛋糕。他们祝福玛露哈时，情感非常强烈。她们和看守们一起合唱“生日快乐”。所有人都吃了蛋糕，喝了酒，而玛露哈陷入了复杂的情感斗争之中。
十一月二十六日，胡安·维塔醒来时得知，由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即将被释放。恐惧让他动弹不得。就在那几天，他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健康。他觉得，那则通知是向舆论交出第一具尸体的幌子。因此，在看守通知他为自由做好准备之后的两个小时中，他遭受了恐惧的折磨。“我本来更愿意自己了结，”他说，“但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我只能接受它。”他们命令他刮胡子，穿上干净的衣服。他这么做时，确信他是在为自己的葬礼穿衣打扮。他们给他指示，告诉他获得自由之后的做法，特别是迷惑记者提问的方法，这样警方就无法推测出用以辅助营救行动的蛛丝马迹。正午后不久，他们坐上车，在麦德林错综复杂的街区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在一个街角突然把他放下了。
释放胡安·维塔之后，他们又把埃罗·布斯单独换到了一个不错的街区，对面是一所为富豪小姐们设立的有氧体操学校。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热爱聚会、挥金如土的穆拉托人。他的妻子大概三十五岁，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她从早餐开始就佩戴着极其惹眼的昂贵珠宝。他们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和他的祖母在另一所房子里生活，他堆满了各种机械玩具的卧室被埃罗·布斯占了。鉴于自己是被安置在家庭中，埃罗·布斯做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
房子的主人大概像玛琳·黛德丽电影里的人们一样，和这个德国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埃罗·布斯两米高，一米宽，是个五十岁的青少年。他的幽默感可以经受住债主考验，他的西班牙语像是在妻子卡门·圣地亚哥的加勒比风格中煎了一小会儿。作为德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在拉丁美洲的通信员，他曾经冒过巨大的风险，甚至在军事体制下的智利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担忧着自己黎明时就会被枪决。因此，他已经习惯了身处各种困境，甚至在被绑架时还可以享受当地的风俗。
在这所房子里，风险并没有减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使者带着装满钞票的口袋前来，然而他们总是过得很拮据。因为房子的主人们很快就把所有钱都花在聚会和零食上，有时候，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每逢周末，他们都为兄弟、堂表亲和亲密的朋友们准备聚会和丰盛的食物。孩子们满房子乱跑。第一天，他们认出了这个经常在电视里看见的德国巨人，非常激动，像对待电视剧演员一样对待他。不少于三十个与绑架案无关的人向不戴面具的他索要照片和签名，和他吃饭，甚至和他跳舞。在那座疯子们的房子里，他一直住到囚禁生活结束。
高筑的债台最终逼疯了主人们。为了养活被绑架者，他们不得不典当电视机、贝塔录像机、唱片机以及随便什么东西。女人脖子、手臂和耳朵上的珠宝逐渐消失，直到一件不剩。一天清晨，男人把埃罗·布斯叫醒，向他借钱，他妻子将要分娩，已经开始阵痛，他却发现他没有一分钱可以付给医院。埃罗·布斯把他最后的五万比索借给了他。
十二月十一日，在胡安·维塔被释放十五天之后，埃罗·布斯也被释放了。为此，房子的主人给他买了一双穿不了的鞋子，他的鞋码是四十六号，他们找了很久，找到的最大鞋码只有四十四号。他们给他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买的尺码比他原来穿的小了两号，因为他瘦了十六公斤。他们把摄影设备和手提包还给了他，手提包的里衬中还藏着几本笔记。他们把分娩时花的五万比索和他之前借给他们的一万五千比索还给了他，这一万五千比索是用来还他们从市场里偷来的钱的。他们还给了他很多东西，但他唯一的要求是，请他们给他争取一次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采访。他没有得到答复。
那几位在最后几天里陪伴他的毒贩把他从家里拖了出来，塞进一辆私家车里。为了防止被跟踪，他们在麦德林最上等的街区里兜了许多圈子，然后把背着行李的他留在了距离《哥伦比亚人》日报半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他还带着一封声明，在声明中，“可被引渡者”认可了他为捍卫哥伦比亚和拉美各国的人权所做的斗争，并重申，只要他们及家人的安全有司法保障，他们会寻求投降政策的庇护。埃罗·布斯把相机递给了第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行人，请他给自己拍摄一张获得自由的照片。自始至终，他都是一名记者。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通过广播得知了这个消息，看守说，她们会是接下来获得自由的。但是他们说了太多次，她们都已经不相信了。她们俩都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万一只有一个人获释，就让离开的那个人把信带出去。从那以后，对她们俩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们没有再得到任何消息，直到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清晨，迪安娜被房子里的窃窃私语和奇怪的动静吵醒。她们会被释放的预感让她从床上跳了起来。她通知了阿苏塞娜。没有人告诉她们任何消息，而她们已经开始收拾行李。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都在日记里记录了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一名守卫突然通知阿苏塞娜，让她准备离开。只有她。当时，迪安娜正在冲澡。在不久之后出版的书里，阿苏塞娜用简单得惊人的笔触重现了那个时刻。
“我回到房间，回家穿的衣服已经在椅子上放好。穿衣服的时候，迪安娜女士还在洗澡。她出来的时候看见了我，她便站住看着我，对我说：
“‘我们要走了吗，阿苏？’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急切地等待着答复。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我低下头，深呼吸，告诉她：
“‘不。我一个人走。’
“‘我很高兴，’迪安娜说，‘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迪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但是我告诉她，我为她感到高兴，让她安心离开。”她把写给妮迪娅的信交给阿苏塞娜。她及时写了这封信，以防他们不放她走。在这封信里，她请求妮迪娅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阿苏塞娜哭了，迪安娜拥抱她，让她平静下来，接着陪她上车，在那里，她们又一次相互拥抱。阿苏塞娜转身透过玻璃看迪安娜，迪安娜在挥手道别。
他们把阿苏塞娜送到麦德林机场，让她飞回波哥大。一个小时之后，她在车里听见电台记者问她的丈夫，当听到释放新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实话实说：
“我在给阿苏塞娜写诗。”
就这样，十二月十六日，他们实现了心愿，一起庆祝了结婚四周年纪念日。
理查德和奥兰多已经厌倦了在臭气熏天的牢房地板上睡觉，他们说服看守，给他们换了一个房间。他们被换到了那个被铐的穆拉托人先前住的房间，此前已经很久都没有听说关于他的消息了。他们惊恐地发现，床垫上有大量新鲜的血迹，很可能是缓慢的折磨或是突然的刺伤造成的。
他们通过电视和广播得知了释放行动。看守说，他们会是接下来被释放的。十二月十七日一大早，一位被叫作“长者”的首领（实际上就是负责迪安娜的“堂帕丘”）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奥兰多的房间。
“您把自己收拾得体面点儿，因为您要走了。”他告诉他。
他勉强能刮完胡子、穿好衣服，还没来得及通知在同一所房子里的理查德。他们给了他一封写给媒体的通告信，给他戴上了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长者”独自一人带着他在麦德林的数个街区里仪式性地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给了他五千比索的打车钱，把他留在一个他不认识的街心花园，因为他对这座城市毫不熟悉。那是一个凉爽干净的星期一，时间是上午九点。奥兰多无法相信这一切。甚至在当时，向载有乘客的出租车做着无用的手势时，他仍确信，对于绑架他的人来说，杀死他比冒险给他活路要容易得多。他一找到电话便马上打给妻子。
莉莉安娜正在给孩子洗澡，满手泡沫地跑去接电话。她听见了一个陌生而冷静的声音：
“瘦妞，是我。”
她以为有人想开她玩笑，马上就要挂断电话了。当她认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她大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奥兰多非常匆忙，他只告诉她自己还在麦德林，当天下午会到达波哥大。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莉莉安娜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她为自己没有听出丈夫的声音而感到忧心忡忡。胡安·维塔被释放的时候曾经告诉过她，奥兰多被监禁生活改变了很多，得费些功夫才能认出他。但是，她从来没想过，他连声音都变了。当天下午，她在机场受到了更大的震撼，她穿过一群记者，却无法认出那个亲吻她的男人。那正是度过四个月囚禁生活的奥兰多，他很胖，脸色苍白，蓄着黝黑扎人的胡子。他们两人都已经决定，一重聚就要第二个孩子。“但是，人太多了，那天晚上我们没做成，”莉莉安娜笑弯了腰，“第二天因为惊吓也没做成。”但是，他们很好地弥补了失去的时间：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再过一年，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释放人质的风波（对于其他人质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是一阵乐观的微风拂过）让帕丘·桑托斯相信，没有任何合理的迹象表明事情在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他觉得，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只是清除了小牌，以便在制宪议会上施加压力，获得赦免和不被引渡的权利。他留下了三张“A”：前总统的女儿、国内最重要的报纸的总编辑之子和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妻妹。虽然玛露哈不愿用粗浅的解读来让自己不失望，但是贝阿特利丝和玛丽娜感受到了重生的希望。玛露哈情绪低迷，圣诞节的临近让她更加萎靡不振，她讨厌强制性的节日，从来不做圣诞马槽和圣诞树，不发礼物和卡片。没有什么比平安夜凄惨的聚会更让她感到压抑，大家在这些聚会上因为悲伤而歌唱，或是因为快乐而哭泣。“管家”和他的妻子准备了一顿令人作呕的晚餐。贝阿特利丝和玛丽娜努力参加了，但是玛露哈吃了两片药效强劲的巴比妥，醒来时并没有感到内疚。
接下来的星期三，阿莱桑德娜的周播节目献给了妮迪娅家的圣诞夜，图尔巴伊全家都聚集在前总统身边；还有贝阿特利丝、玛露哈和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家人。孩子们出现在特写镜头中：迪安娜的两个孩子，玛露哈的外孙，也就是阿莱桑德娜的儿子。玛露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她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还在牙牙学语，现在他已经会说话了。最后，比亚米萨尔用他抑扬顿挫的嗓音详细地讲述了他们行动的经过以及进展。玛露哈用一句精准的话给那次节目作了概括：“美好而可敬。”
比亚米萨尔的信息让玛丽娜·蒙托亚打起了精神。她很快变得宽厚仁慈，表现出她的好心肠来。凭借着不为人知的政治敏感度，她开始兴致盎然地收听、解读新闻。对法令的分析让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她们被释放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大。她的身体开始好转，她甚至开始藐视囚禁规则，用自然、美妙、银铃般的嗓音说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她重要的一晚。妲玛莉丝送早饭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消息：他们将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聚会来庆祝新年，到时会有克里奥约香槟和猪肘。玛露哈想，那将是她人生中最悲伤的夜晚，她第一次在那一晚远离家人。她陷入了抑郁之中，贝阿特利丝也被击垮了。她们俩都没有心情参加聚会。玛丽娜正好相反，她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毫不吝惜地列举让她们高兴起来的理由。她甚至还鼓舞看守们。
“我们得讲点理，”她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说，“他们也远离家人，我们该做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高高兴兴地过年。”
在玛丽娜被绑架的那个晚上，看守们给了她三件睡衣，但是她只穿过一件，把另外两件放进她的私人口袋里保存了起来。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带来了，她们三个把运动服用作监狱制服穿，每十五天清洗一次。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玛丽娜变得更加兴奋之前，没有人记得这些衣服。“我有个想法，”她说，“我这儿有三件睡衣，我们把这三件睡衣穿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接着她问玛露哈：
“亲爱的，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玛露哈说，她无所谓。玛丽娜觉得绿色更适合她，又把粉色的给了贝阿特利丝，给自己留了一件白色的。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化妆盒，提议给彼此化妆。“今晚让我们都漂漂亮亮的。”她说。玛露哈已经受够了在穿着上的装扮，便暴躁地拒绝了。
“我都到了穿睡衣的境地了，”玛露哈说，“到这步田地了，还在这儿化得像个疯女人？不，玛丽娜，这可不行。”
玛丽娜耸了耸肩。
“那我化了。”
由于没有镜子，玛丽娜把化妆品递给了贝阿特利丝，坐在床上，让贝阿特利丝给她化妆。贝阿特利丝在床头灯的灯光下，化得完整、雅致：掩盖了苍白皮肤的胭脂、热烈的嘴唇、眼影。那个曾因个人魅力和美貌而名声斐然的女人竟依然如此美丽，她们俩都惊叹万分。贝阿特利丝对自己的马尾辫和学生气质感到非常满意。
那天晚上，玛丽娜展现了她作为安蒂奥基亚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看守们效仿她，每个人都用上帝赋予的嗓音说想说的话。“管家”例外，他在放纵的酒宴中依然低声细语。“大灯”借酒壮胆，送给贝阿特利丝一瓶男士香水。“让你们在被放出去的那天，能在无数拥抱你们的手臂里散发香气。”他告诉她们。粗鲁的“管家”没有忽略这件事，他说那是一份来自压抑之爱的礼物。这使得贝阿特利丝的诸多恐惧中又多了一样。
除了被绑架者之外，“管家”、他的妻子和四个轮班看守也在。贝阿特利丝如鲠在喉。玛露哈非常想家，而且觉得很羞愧。但是，她也无法掩饰自己对玛丽娜的敬佩之情：玛丽娜穿着白衣服，满头银发，声音动听，因为妆容而显得光彩照人、青春洋溢，快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她还是成功地让别人信服了。
她和看守们开玩笑，让他们摘了面具喝酒。有时候，他们热得受不了，于是要求人质们背过身去，让他们摘下面具透透气。十二点整，消防车的鸣笛声和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所有人都挤在房间里，他们坐在床上、床垫上，在锻炉间般的热气里大汗淋漓。电视里响起了国歌。玛露哈站了起来，命令所有人起立和她一起唱国歌。最后，她举起苹果酒，为哥伦比亚的和平干杯。半个小时之后，酒喝完了，聚会也结束了，盘子里只剩一块猪腿骨和吃剩的土豆沙拉。
换岗让人质们松了一口气，因为换回了她们被绑架那晚的同一批看守，她们已经知道如何应对他们了。玛露哈尤其觉得放松，她的身体正在低落的情绪中每况愈下。起初，恐惧使她全身疼痛，因为她被迫保持着不自然的姿势。后来，由于看守们施加的不人道的压力，疼痛变得更加明显了。十二月初，由于不听话，她被罚一整天不能上厕所。等到能去的时候，她什么都排不出来。那是顽固性膀胱炎早期症状。从那开始，一直到囚禁结束，她都受着出血症的折磨。
玛丽娜跟丈夫学过运动按摩，她用她微弱的力量坚持帮玛露哈复原。她依然保留着新年的好心情，依然乐观，讲述着趣闻轶事：她在生活。她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支持被绑架者的电视运动中，这给了她希望和快乐。她再次感受到了曾经的自己，存在过的自己，身处此地的自己。她总是出现在电视运动的第一阶段，直到有一天，她没有缘由地不再出现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都不敢告诉她，她被从名单里划去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相信她还活着。
对于贝阿特利丝来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她曾经把这一天定为获得自由的最后期限。失望击垮了她，连她的狱友们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有一段时间，玛露哈没法正视她，因为她失去了控制，号啕大哭。她们甚至在一个不比卫生间大多少的房间里忽略彼此的存在。情况变得难以为继。
对于三名人质来说，在洗完澡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互相用保湿霜进行缓慢的腿部按摩是最持久的消遣。为了防止她们失去理智，看守们提供了充足的保湿霜。一天，贝阿特利丝发现保湿霜快用完了。
“等保湿霜用完的时候，”她问玛露哈，“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再管他们要。”玛露哈刻薄地回答，接着用更加刻薄的语气强调：“要不然，我们就看着办。对吧?”
“您别这么跟我说话。”贝阿特利丝勃然大怒，冲她大声喊道：“我现在之所以在这儿都是您的错！”
这样的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那一刻，她说出了她在这么些紧张压抑的白天与恐惧的黑夜里隐忍的一切。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情绪的爆发并没有伴随着更加强烈的恨意。贝阿特利丝处于一切的边缘，她克制地活着，独自咽下怨恨，不加细细品尝。一句简单的、漫不经心的话迟早会解放压抑在恐惧下的攻击性，当然，这是可能发生的最不严重的事了。然而，轮值的看守并不这么想。他担心会发生剧烈的争吵，于是威胁要把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分开，关进不同的房间。
她们两人都很不安，因为对性侵的恐惧依然存在。她们相信，只要她俩在一块儿，看守们就不容易得手，因此把她们分开的想法总是最让她们恐惧的。另一方面，看守们总是两两出现，互相并不亲近，而且似乎在监视对方，这像是一种维持内在秩序的防备措施，以免人质出什么大岔子。
但是，看守们的压迫在房间里营造出了一种病态的氛围。十二月轮班的看守们带来了一台贝塔录像机，用来播放极其色情的暴力电影，时不时还会放些色情片。房间里充斥着令人无法忍受的躁动。此外，人质们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把门留一条缝，她们不止一次发现看守在偷窥。有一个看守一直用手顶着门，这样她们上卫生间的时候门就关不上了。当贝阿特利丝故意一下子把门关上的时候，他的手指几乎要废了。另一件让人不适的事情是值第二轮班的看守中有一对同性恋，他们用各种下流的方式调情，一直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大灯”对贝阿特利丝一言一行的过分监视、赠送给她的香水和“管家”的无礼也是骚动的种种表现。他们互相讲述强奸陌生女人的经历，交流变态的色情行为和虐淫的快感。这让气氛变得更加怪异了。
由于玛露哈和玛丽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午夜前，“管家”为贝阿特利丝叫来了一位医生。那是一个年轻人，衣着得体，很有教养。他戴着一个黄色的丝质面具，和他的黄色衣服很相称。通常，蒙面医生很难让人觉得值得信任，但是，他一进门就表现得相当熟练。他能让人安心，给人带来安全感。他带着一只像行李箱一样大的高级皮箱，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计、心电描记器、便携化验箱和其他急救用品。他给三名人质做了全面的检查，用便携化验箱给她们化验了血液和尿液。
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悄悄对玛露哈说：“看着您处在这样的境地却无可奈何，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羞愧的人。我想告诉您，我是被迫来这里的。我是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博士的朋友。我支持他，给他投过票。您不应该受这样的罪，但是请您试着克服它。冷静对您的身体有好处。”玛露哈对他的话非常欣赏，但为他道德的妥协程度感到惊讶不已。他跟贝阿特利丝说了一样的话。
她们俩的诊断结果是重度心理压力和早期营养不良，因此他建议要丰富、平衡膳食。他发现玛露哈有血液循环问题和需要警惕的水疱感染症状，便以七叶树、利尿剂和镇定片为基础给她开了药方。他给贝阿特利丝开了镇静剂，来减轻胃溃疡的痛苦。至于玛丽娜，他之前已经见过了，还给她提了建议，让她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他发现她没有好好听取这些建议。他让她们三个每天至少散步一个小时。
从那时起，看守给她们每人一个装着二十片镇静剂的药盒，让她们早上、中午和睡前各服一片。极端的情况下，她们可以把镇静剂换成药效强劲的巴比妥，以便从恐怖的监牢暂时解脱。只要四分之一片，她们就能在数到四之前不省人事。
那天凌晨一点钟，她们开始在漆黑的院子里散步，看守们带着没上保险的机关枪战战兢兢地监视她们。走完第一圈的时候，她们有点晕，特别是玛露哈，她得靠着墙壁才不会摔倒。在看守们和妲玛莉丝偶尔的帮助下，她们最终习惯了这样散步。两个星期后，玛露哈就能快速走完一千圈，也就是两公里。她们三个的情绪都有了好转，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和谐。
除了房间之外，院子是那座房子里她们唯一熟悉的地方。她们散步的时候，院子里一片漆黑。但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可以看见一台破破烂烂的大洗衣机、电缆上晾着的衣服，还有乱七八糟的破盒子和废旧物品。洗衣机的雨棚上方是紧闭的二楼窗户，布满灰尘的玻璃上盖着报纸做的窗帘。被绑架者们猜想，不值班的看守们就睡在那里。院子里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另一扇通往被绑架者们的房间。还有一扇旧木板制的大门，它和地面之间有点缝隙，那是连接世界的大门。她们之后将会发现，这扇门通向一个安宁的牧场，复活节羔羊和散养的母鸡在那里吃草。似乎很容易就能把门打开，但是门口有一条看起来忠心不二的德国牧羊犬把守着。不过，玛露哈和它关系不错，当她走上前去摸它的时候，它不会叫。
阿苏塞娜被释放之后，只留下迪安娜独自一人。她带着前所未有的兴趣看电视、听广播，偶尔看看报纸，但是了解这些新闻却无法与别人谈论是唯一比得知它们更糟糕的事情。她觉得看守们对她很不错，她承认他们为了取悦她所付出的努力。“我不想形容，也很难形容我每一分钟的感受：疼痛、焦虑以及我经历的恐怖的日子。”她在日记里写道。她担忧她的生命安全，尤其对武装救援有着不曾止歇的恐惧。要释放她的消息常变成一句蛊惑人心的话：“就差一点了。”她想，那是一种无限延期的策略，用来等待制宪议会成立，做出关于引渡和赦免的具体决定。这种想法让她非常恐惧。过去，堂帕丘和她在一起很长时间，和她探讨，让她充分了解信息，但他现在跟她越来越疏远。他们无缘无故地不再给她送去报纸。随着元旦的远去，新闻，甚至电视剧都感染上了这个瘫痪国家的节奏。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反复向她承诺她会见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本人，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演练自己的态度、理据和语气，肯定自己可以跟他谈判。但是，永远的拖延把她带入了不可思议的悲观的极点。
在那样的恐惧里，她脑海中的保护人形象是她的母亲，或许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热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信念和对幸福捉摸不定的幻想。她们有与人沟通的才能，在被绑架的暗无天日的几个月里，这种才能使她有了奇迹般的洞察力。妮迪娅在广播电视上说的每一个词、做的每一个动作和最出人意料的强调处向身处黑暗监牢的迪安娜传递着假想的信息。“我总觉得她仿佛是我的守护天使。”她写道。她坚信，在众多的挫败之后，最后的成功将归功于母亲的奉献和力量。由于这种信念的激励，她幻想自己会在圣诞夜被释放。
圣诞前夜，房子的主人们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对自由的幻想让她在聚会时坐立不安。他们准备了烤肉、萨尔萨唱片、烧酒、烟花和五颜六色的气球。迪安娜把这当作一种道别。她甚至已经把手提包准备好，放到床上了。为了在他们释放她的时候不浪费时间，她从十一月就开始收拾了。晚上很冷，晚风像狼群般在树木间呼号，但她把这当作美好时光的征兆。当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礼物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盼望着明天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以此来安慰自己。梦想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看守们送给她一件加了里衬的皮衣。也许，为了让她更好地忍受不幸，他们特意挑选了这件衣服。她肯定，她的母亲会像往年一样等她吃晚饭，还会在门上挂一个槲寄生花环，还有为她准备的“欢迎”标语。的确是这样的。迪安娜依然非常肯定自己会被释放，她一直等到聚会最后的碎屑在地平线上消失。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早晨来临了。
接下来的周三，她独自一人在电视前搜索着频道。突然，她在屏幕上认出了阿莱桑德娜·乌利维的小儿子，那是《焦点》栏目为圣诞节制作的节目。当她发现这期节目的出现是因为她在阿苏塞娜给她母亲带去的信上要求庆祝平安夜时，感到惊喜万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家人在场，图尔巴伊全家都在：迪安娜的两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她父亲站在中间，他身材高大、精神萎靡。“我们并没有在庆祝。”妮迪娅讲述道，“然而，我决定满足迪安娜的心愿。我花了一个小时组装圣诞树，在壁炉里组装圣诞马槽。”尽管所有人都好心地不想给被绑架者们留下悲伤的回忆，但与其说是在庆祝，这更像是一场追悼会。但是妮迪娅坚信迪安娜会在那天晚上被释放，她在门上安了圣诞装饰和金色的欢迎标语。“那天我不能和大家一起过节，我感到非常痛苦。”迪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但是，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我觉得自己离大家很近，我很高兴看见他们团聚在一起。”她非常喜欢玛丽亚·卡罗琳娜的成熟，也很担忧小米盖尔的孤僻，同时不安地想起他还没有受洗；父亲的悲伤让她难过，母亲让她十分感动——母亲在圣诞马槽里放了一件为她准备的礼物，在门上挂上了欢迎的标语。
迪安娜没有因为圣诞节的希望落空而消沉，相反，她对政府有了抗拒的态度。一开始，她对2047号法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十一月的幻想正是基于这条法令而产生的。基多·帕拉的行动、“高贵者”的努力、对制宪议会的期望以及调整投降政策的可能性都激励着她。但是，圣诞节的失望让她不再体谅政府。她愤怒地想，为什么政府不考虑任何对话的可能性，而荒谬地让绑架案的压力决定一切。她明确地表示，她一直了解在受讹诈的情况下开展行动的难度。“在这方面，我是图尔巴伊家族的人。”她写道，“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已经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她不能理解政府面对在她看来是绑架者的嘲弄行为时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她不明白，政府既然已经制定出针对他们的政策，并接受了一些合理的要求，为什么不以最大的力度威胁他们投降。“只要不强制他们投降，”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慢慢来，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掌握着最重要的施压武器。”她觉得体面的调停已经变成了一盘象棋，双方挪动着自己的棋子，等着看谁会把对方将死。“但是，我会是哪颗棋呢？”她想，又坦率地回答，“我禁不住想，我们是可以被抛弃的棋子。”对已经消亡的“高贵者”团队，她直击他们的要害：“他们从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开始，到为‘可被引渡者’服务告终。”
一月，一位值班的看守闯进了帕丘·桑托斯的房间。
“这事玩儿完了，”他说，“他们要杀人质了。”
他说，这是为了给死去的普里斯科集团成员复仇。公告已经拟好了，几个小时后就会发布。第一个被杀的会是玛丽娜·蒙托亚，往后按顺序每三天杀一个人：理查德·贝塞拉、贝阿特利丝、玛露哈和迪安娜。
“您是最后一个。”看守安慰他说，“但您放心，死的人超过两个，这届政府就撑不住了。”
帕丘非常害怕，他根据看守的数据算了一笔账：他还能活十八天。因此，他决定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写信。他在笔记本上写了整整六页，没有打草稿。他用分开的小写字母书写，像印刷体一样，比往常更容易辨认。他握笔很稳，他明白这不仅是一封道别信，还是他的遗嘱。
“不管结局如何，我只希望这场戏尽快结束，让大家最终都能得到安宁。”他在开头写道。他最感激的人是玛丽亚·维多利亚，他写道，和她在一起，他成了一个男人、一位公民和一名父亲。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过去更注重他的记者工作，而不是家庭生活。“在坟墓里我会感到内疚。”他写道。至于他几乎刚出世的孩子，他相信他们会被最可靠的人抚养长大，这让他感到安心。“等他们能理解曾经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再跟他们谈起我，这样他们能平静地消化我的死所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他感激父亲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只求他“在与我团聚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免得我的孩子们在将来的财产争夺中伤透脑筋”。于是，他谈起了他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聊但重要”的内容：他孩子们的富足生活和《时代报》家庭内部的团结。前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报给他的妻儿买的保险。“请让他们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交给你，”他说，“我为日报做出的牺牲并不完全是徒劳，这样才勉强公平。”关于报纸的行业、商业或是政治前景，他唯一担忧的是内部的斗争和分歧，他意识到大家族之间有着不小的冲突。“在这次牺牲之后，《时代报》将会分崩离析或是落入他人之手，这令人难过。”这封信以对玛丽亚维的感谢结尾，感谢他们在一起生活时的美好回忆。
看守感动地接过这封信。
“放心，老爹。”他告诉他，“我保证让这封信寄到。”
事实上，帕丘·桑托斯没能剩下十八天的时间，他只剩了几个小时。他是名单上第一个，谋杀的命令在一天前就下达了。由于机缘巧合，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在最后时刻通过第三人得知了这个消息，她给埃斯科瓦尔寄了一封求情信。她坚信帕丘的死最终将燃烧整个国家。她一直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这封信，但是，针对帕丘·桑托斯的命令从来没有真正被发布出来，他们发布的是一条针对玛丽娜·蒙托亚的无法撤销的命令。
玛丽娜似乎从一月初就有了预感。出于她从来不加以解释的理由，她决定在“和尚”的陪伴下散步。“和尚”是她的老朋友，在新年第一轮换岗时回来了。电视节目结束以后，他们会散步一个小时，之后玛露哈与贝阿特利丝会和她们的看守一起出来。一天晚上，玛丽娜回来的时候非常害怕，她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黑色面具的人，他在洗衣机那里，在黑暗处看着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认为那又是她经常出现的幻觉，没有理会她。当天她们就证实了这个推断，因为放洗衣机的阴暗处没有任何光线，不可能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而且，如果这是真的，那应该是家里的某个熟人。否则，那条害怕自己影子的德国牧羊犬会受到惊吓。“和尚”说，那应该是一个只有她能看见的幽灵。
然而，两三晚之后，玛丽娜散完步回来时，就处于真正的恐慌状态了。那个男人又来了，他总是一身黑衣，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注意力长时间观察她，而且完全不在意她也在看他。和前几晚不同，那天是满月，院子被笼罩在一种奇幻的绿色中。玛丽娜向“和尚”讲述这件事，“和尚”反驳了她，认为她在说谎。但是出于错综复杂的理由，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都对此感到困惑。从那时起，玛丽娜就不再散步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疑虑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玛露哈产生了真正的幻觉。一天晚上，她睁开眼睛，就着床头灯的灯光看见了“和尚”。他像往常一样蹲着，面具变成了一副骷髅。玛露哈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她把这幅景象同她母亲的忌日（即将到来的一月二十三日）联系了起来。
玛丽娜在床上度过了周末，似乎已经被遗忘的脊椎旧疾把她折磨得非常虚弱。初来时的混沌情绪又回来了。由于她无法自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开始照顾她。她们几乎抬着她去卫生间，喂她吃东西、喝水，在她的背后放一只枕头让她在床上看电视。她们宠着她，真心地爱她，但觉得自己被她前所未有地蔑视。
“我病得这么厉害，你们都不帮我，”玛丽娜对她们说，“我帮了你们那么多。”
有时候，对于玛丽娜来说，只有折磨着她的无助感在不断滋长。她连续几个小时激情洋溢地低声祈祷。事实上，这样的祈祷和处理指甲是她在那场危机中仅有的安慰。几天后，她厌倦了一切，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她叹了口气：
“唉，随上帝所愿吧。”
二十二日下午，最开始来过的那个医生又一次来看望她们。他悄悄地和看守们谈话，并认真倾听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关于玛丽娜身体状况的评论。最后，他坐在床边和玛丽娜交谈。他们说的应该是严重而秘密的事情，他们俩的窃窃私语声是如此微弱，没人能听清一个字。医生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情绪更好，他承诺会很快再来。
玛丽娜沮丧地躺在床上，不时地哭泣。玛露哈试着鼓励她，玛丽娜用不停做祷告的方式感激她，而且总是充满情感地回应她，用僵硬的手握住她的手。玛丽娜跟贝阿特利丝的感情更加深厚，也同样亲昵地对待她。修剪指甲是唯一支持她活下去的习惯。
二十三日（周三）晚十点半，她们开始看《焦点》节目。她们期待听到迥异的词汇、熟悉的笑话、最意想不到的动作和歌词里可能藏匿加密信息的细微变化。但是，没有时间了。主题曲刚刚响起，房门就在这个奇怪的时刻被打开了。“和尚”走了进来，而那天晚上他并不用值班。
“我们是为奶奶来的，我们要把她带去另一个农场。”他说。
他仿佛在发出一个共度周末的邀请。玛丽娜躺在床上，仿佛被刻进了大理石里。她脸色惨白，连嘴唇也毫无血色，头发卷曲。“和尚”像孙子一般亲昵地向玛丽娜走去。
“收拾好您的东西，奶奶，”他对她说，“您有五分钟时间。”
他想帮她起身。玛丽娜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却又将话咽了回去。她没有依靠任何帮助就起了身，拿起装着她个人物品的袋子，向卫生间走去，走路时像梦游一般轻飘飘的，仿佛没有踩到地面。玛露哈毫不畏惧地质问“和尚”。
“你们会杀了她吗？”
“和尚”被激怒了。
“这些东西不能问。”他说，但他立马恢复了正常，“我已经说了，她会去一个更好的农场。我保证。”
玛露哈不惜一切代价尽力阻止他们把她带走。由于没有任何一位首领在场——这对于一个重要的决定来说是不正常的，她要求叫一个领导人来讨论这件事。但是另一个走进来的看守打断了争执，他还带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他们没有解释一句就切断了电源，聚会的最后一寸光在房间里熄灭了。玛露哈请求他们，至少让她们把节目看完。贝阿特利丝表现得更加暴躁，但是并没有用。他们带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并告诉玛丽娜他们五分钟后回来接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留在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谁，甚至不知道那个捉摸不透的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部分。
玛丽娜在卫生间里待了远远不止五分钟。她穿着完好的粉色汗衫、棕色的男袜和被绑架那天穿的鞋子回到屋里。汗衫很干净，刚被熨过。由于潮湿，她的鞋子上长了苔藓。它们看起来很大，因为在忍受了四个月的折磨之后，她的脚缩了两码。玛丽娜依然面色苍白，全身被冷汗浸湿了，但是她还留有一丝幻想。
“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放了。”她说。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不约而同地决定，无论如何，最基督的做法是欺骗她。
“当然了。”贝阿特利丝回答她。
“就是这样。”玛露哈第一次灿烂地笑了，“真好啊！”
玛丽娜的反应让人感到惊讶。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们有什么口信要捎给家人。她们临时想出了尽可能好的答案。玛丽娜自嘲了一会儿，又问贝阿特利丝借“大灯”在新年时送给她的那瓶男士香水。贝阿特利丝把香水递给她，玛丽娜非常优雅地把香水喷到耳后。她没有照镜子，用手指轻轻地整理她暗淡的美丽银发。最后，她似乎为自由和幸福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她快要晕厥了。她向玛露哈要了一根烟。他们朝她走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抽烟。她抽得很慢，也因为忧虑抽得很大口。与此同时，她一寸寸地审视那个糟糕又悲惨的房间，她在那里没有找到丝毫的怜悯，在那里，他们最后连死在床上的尊严都不给她。
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贝阿特利丝认真地重复了一遍给她家人的口信：“如果您有机会见到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告诉他们我很好，我很爱他们。”但是，玛丽娜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别拜托我。”她回答的时候甚至没有看她，“我知道，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
玛露哈给她拿了一杯水和两片足够睡上三天的巴比妥。她得喂她喝水，因为玛丽娜的双手颤抖着，无法将杯子送到嘴边。当时，玛露哈看见了她闪烁的眼睛深处的东西，这足以让她发现玛丽娜连自己也没有欺骗得了。玛丽娜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会对她做什么，她会被送到哪里；她明白，同样是出于同情，她顺从了她人生中剩下的最后的朋友。
他们给她带来了一顶新的风帽，帽子是粉色的，用羊毛织成，和她的汗衫很相称。在他们给她戴上帽子之前，她向玛露哈道别，给了她一个拥抱和亲吻。玛露哈为她祈福，告诉她：“放心。”她也给了贝阿特利丝一个拥抱和亲吻，跟她告别，对她说：“愿上帝保佑您。”贝阿特利丝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沉浸在幻想之中。
“您就要见到您的家人了，真好呀！”她对玛丽娜说。
玛丽娜任由看守们摆布自己，没有流一滴眼泪。他们给她反着戴上风帽，给眼睛留了两个孔，让她能看清东西，还在风帽后颈处给嘴巴留了孔。“和尚”拉着她的双手，把她从房子里带走了。玛丽娜任由他带着，脚步很稳。另一名看守从外面把大门锁上了。
面对那扇紧闭的大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纹丝不动，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车库里响起发动机的声音，后来，这声音消失在了地平线上。她们在那个时候才明白，他们拿走电视机和收音机是为了不让她们得知当晚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