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还没有得知玛丽娜和迪安娜的死讯。她们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除了绑匪提供的消息之外没有别的信息，不可能猜出真相。看守们自相矛盾的说法使得玛丽娜被带去某个农庄的说法站不住脚，因此任意一种猜测都会陷入同样的绝境：她要么自由了，要么死了。也就是说：过去她们是唯一知道她还活着的人，现在她们是唯一不知道她已经死去的人。
由于不确定他们对玛丽娜所做的事情，唯一的床变成了一个幽灵。她被带走半个小时之后，“和尚”就回来了。他像影子一样走进来，蜷缩在角落里。贝阿特利丝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们对玛丽娜做了什么？”
“和尚”告诉她，当他和她一起出去的时候，两个没有进屋的新首领已经在车库里等他了。他问他们要把她带去哪里，其中一人生气地说：“婊子养的，不许提问。”后来，他们命令他回到房子里，让另一个值班看守巴拉巴斯看管玛丽娜。
这个说法听来非常可信。如果“和尚”参与了犯罪，他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回，而且他也不忍心杀死一个衰微的女人，他看起来像爱自己的奶奶一样爱她，而她也像宠爱孙子一样爱他。相反，巴拉巴斯是出名的嗜血狂人，他冷酷无情，而且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非常得意。疑惑在清晨时变得更加让人不安，当时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仿佛是受伤动物的哭声吵醒，那是“和尚”的抽泣声。他不想吃早饭，好几次都感叹：“他们把奶奶带走是多么让人心痛啊！”然而，他从来没有让人觉得她已经死了。“管家”固执地拒绝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们，这也更让她们怀疑玛丽娜被杀了。
离家几天后，妲玛莉丝心事重重地回来了，这种情绪使困惑的气氛更加复杂。在清晨的某次散步中，玛露哈问她去了哪里，她回答的语气仿佛是在说真话：“我在照顾玛丽娜女士。”她没有给玛露哈思考的时间，又补充说：“她一直记得你们，经常询问你们的情况。”紧接着，她用更加随意的语气说，因为巴拉巴斯负责玛丽娜的安全，所以还没有回来。从那时起，妲玛莉丝每次因为某种理由上街都会带回消息，这些消息越是热情洋溢越显得不可信。所有的信息都有个仪式性的结尾格式：
“玛丽娜女士好极了。”
跟“和尚”或是任何一名看守相比，玛露哈没有理由更相信妲玛莉丝，但是，在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她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如果玛丽娜真的活着，他们没有理由不让人质们接收新闻和娱乐消息，仅有的可能是为了向她们隐瞒其他更糟糕的事实。
对于玛露哈不服管束的想象力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合情理的。此前，她一直向贝阿特利丝隐瞒自己的不安，害怕她无法承受真相。而贝阿特利丝远离了所有的污染。从一开始，她就拒绝任何关于玛丽娜已经死去的怀疑。她的梦境帮助了她，她梦见她的哥哥阿尔贝托，就像他真的来到她身边一样，向她及时汇报了他们的行动，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她们离获救就差一点了。她梦见父亲安慰她说，她忘在手提包里的信用卡很安全。这些景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她无法将这些回忆同现实区分开来。
那几天，一个叫霍纳斯的十七岁男孩即将结束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监管。他从早上七点就开始用一台音质浑浊的录音机听音乐。他用震耳欲聋的音量重复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一直放到录音机没电。同时，他合着副歌大声喝道：“生活啊，你这个婊子养的混账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掺和进来。”在安静的时候，他会跟贝阿特利丝谈起自己的家人。但是每次走到深渊边缘，他只会发出高深莫测的叹息：“如果你们知道我爸爸是谁就好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父亲是谁，而看守们的种种谜题让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古怪了。
“管家”负责众人的饮食起居，他大概是向他的首领们汇报了笼罩房间的不安状态，因为那几天，来了两名前来调解矛盾的首领。他们又一次拒绝归还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试图改善她们的日常生活条件。他们承诺可以带书来，但是数量很少，其中有一本科林·特亚多的小说。她们拿到了几本娱乐杂志，但是没有一本是时新的。他们在之前装蓝灯泡的位置换上了一个大灯泡，并下令在早晨七点和晚上七点各开一个小时，让她们可以阅读。但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已经习惯了黑暗，无法忍受强光。此外，灯光让房间变得闷热，甚至让空气变得令人窒息。
玛露哈失去了希望，任凭怠惰支配她的行为。她从早到晚都在床垫上装睡，脸朝墙壁，尽量不说话，饭也几乎不吃。贝阿特利丝占着空床，在杂志的填字游戏和谜语里寻找慰藉。事实是残酷而令人痛苦的：在这个房间里，四个人比五个人占的空间更小，少了逼仄感，也有了更多呼吸的空气。但这就是事实。
一月底，霍纳斯值班结束，向人质们告别时，透露了一条可靠的消息。“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但不准说出去这是谁说的。”他警告说。接着，他说出了那个侵蚀他内心的消息：
“迪安娜·图尔巴伊女士被杀了。”
这个打击把她们惊醒了。对玛露哈来说，那是囚禁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贝阿特利丝尽量不去想她认为无法避免的事：“如果他们杀死了迪安娜，下一个就是我。”总之，旧的一年过去了，她们没有被释放。从一月一日开始，她就告诉自己：“要么放了我，要么我就去死。”
一天，当玛露哈和一名看守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猩猩”用食指按压自己胸部不同的位置，说：“我觉得这儿特别难受，会是什么呢？”玛露哈停下了牌局，极其不屑地看着他说：“要么是胀气，要么是梗塞。”机关枪从他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害怕地站了起来，五指张开放在胸前，大声地惨叫：
“我的心脏疼！他妈的！”
他突然头朝下倒在了早餐的餐具上。贝阿特利丝知道他讨厌她，但她有种救助他的职业冲动。此时，“管家”和他的妻子走了进来，被叫喊声和摔倒的动静吓坏了。另一个看守身材很小，虚弱无力，他想做点什么，但是机关枪让他行动不便，于是他把枪递给了贝阿特利丝。
“替我照看好玛露哈女士。”他对她说。
他、“管家”和妲玛莉丝三人合力都没有办法把摔倒的人扛起来。他们用尽力气抓住他，把他拖到客厅。贝阿特利丝拿着机关枪，而玛露哈错愕地看着另一个看守把枪扔在了地上。她们两个都因为同样的诱惑而颤抖着。玛露哈知道如何用左轮手枪射击，有一次别人还教过她怎么使用机关枪，但是一阵天赐的清醒阻止了她捡起那支枪的冲动。贝阿特利丝对军事操练很熟悉，她接受过五年每周两次的训练，当过少尉和中尉，并在军队医院中得到了荣誉上尉的军衔，她还曾学过炮击课程。然而，她也意识到她们全无胜算。她们俩用“猩猩”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互相安慰。确实，他没有再回来。
帕丘·桑托斯从电视里看到了迪安娜的葬礼和挖掘玛丽娜·蒙托亚尸体的场景，他意识到他唯一的选择是逃跑。当时，他已经大致猜想到他在哪里。利用看守们的对话内容和疏忽大意，以及作为记者的本领，他推断自己身处波哥大西部某个人口众多的大型街区，他所在的房子位于某个街角。他的房间是二楼的主卧，窗户外侧被木条封死了。他意识到那是一栋出租房，或许没有合法的合同，因为女房东每月初都会来收租金，她是唯一进出房子的局外人。在给她开门前，他们会把帕丘锁在床边，胁迫他不要发出任何声音，还会关掉收音机和电视机。
他已经推断出房间内被封死的窗户朝向花园前庭，房间在狭窄的走廊尽头，卫生间也在那里。他可以不受监视地穿过走廊随意使用卫生间，但他得提前要求他们给他解锁。卫生间唯一的通风设施是一扇可以看见天空的窗户。窗户非常高，很难够到，但是窗户的宽度足以让他从那里出去。当时，他不知道这扇窗户通向哪里。隔壁房间用红色金属分成了几个隔间，睡着不值班的看守。他们共有四个人，每隔六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虽然他们一直把武器带在身边，但平常看不见它们。只有一名看守在双人床边打地铺。
他推断附近有一家工厂，因为每天能听到数次工厂的汽笛声。通过每天的合唱声和课间的嘈杂声，他知道附近有一所学校。有一次，他点了一份比萨，五分钟内就送来了，还是热乎乎的。就这样，他发现比萨是在同一个街区里制作售卖的。可以确信，他们在街对面的一家大商店里买报纸，因为那里还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晚上，面包店里刚刚烘焙好的面包会用香味将他唤醒。他向看守们提出狡猾的问题，得知了方圆一百米内有一家药店、一家汽修店、两家酒馆、一家小旅馆、一家修鞋铺和两个公交站。通过搜集到的各种零碎信息，他试图拼凑起逃亡路线。
一名看守告诉他，如果警察来了，根据命令，他们会提前进屋，直接给他三枪：一枪打在头上，一枪打在心脏，还有一枪打在肝上。从得知这件事开始，他准备了一个一升装的汽水瓶子，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好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它。那是唯一可用的武器。
国际象棋（一名看守凭借出众的天赋学会了下棋）给予他一种衡量时间的新方法。一名十月份值班的看守是电视剧方面的专家，他一开始的恶习是：从不考虑电视剧的质量而只是追剧。其中的秘诀就是不要过多地在意今天的剧情，而是学会想象第二天的剧情可能带来的惊喜。他们一起看阿莱桑德娜的节目，分享广播和电视新闻。
另一名看守在他被绑架的那天拿走了他口袋里的两万比索，但是作为补偿，他承诺带来他要求的一切东西。特别是书：几本米兰·昆德拉的书、《罪与罚》、桑坦德·德·皮拉尔·莫莱诺·德·安海尔将军的自传。他也许是他那一代哥伦比亚人中唯一听说过何塞·玛利亚·巴尔加斯·比拉的人了。何塞·玛利亚是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哥伦比亚作家，帕丘极其热爱他的书，甚至到了一读就热泪盈眶的程度。他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书，这些书是一名看守从他祖父的藏书中偷来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和另一位看守的母亲保持着有趣的通信，直到他的安全负责人明令禁止，这场通信才告一段落。每日的报纸补充了当日阅读量，他们会在下午给他带去平整的报纸。负责给他送报纸的看守强烈地仇视记者，尤其针对某个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当他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看守就会用机关枪指着他。
“我负责免费搞定这一个。”他说。
帕丘从来没有见过首领们。他知道他们偶尔会来，但从来没有上楼到卧室来过。他们在“鞋匠”咖啡馆举行监督会议和工作会议。他反而和看守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状态下的关系。他们有着掌控生死的权力，但他们一向承认他具有协商某些生活条件的权利。几乎每天，他都会赢得一些条件，或是输掉另一些条件。最后，他甚至赢得了睡觉时不被铐起来的条件，也通过玩莱米斯纸牌游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是个很简单的游戏，要凑三张数字一样的牌和十张顺子，而作弊非常容易。一名从未露面的首领每隔十五天会借给他们十万比索，他们会分掉这笔钱来玩牌，帕丘一直都输。六个月后他们才向他坦白，所有人都作弊了。他赢的那几次，是因为他们不想浇灭他的热情。这都是魔术师的手上把戏。
在新年到来之前，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自第一天起，他就预见到了囚禁生活将是漫长的，而他和看守们的关系让他觉得自己尚可以承受绑架的不幸，但是迪安娜和玛丽娜的死击溃了他的乐观态度。过去激励他的那些看守情绪低落地从街上回来。在等待制宪议会宣布引渡和赦免相关内容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停滞了。因此，他相信逃亡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有一个条件：只有当他认为其他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他才会尝试逃亡。
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来说，在十二月的幻想破灭之后，前景已经被堵死了。但是，一月底，又传出了即将释放两名人质的传言。这样，前景又被打开了一条缝。当时，她们不知道还剩下几名人质，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人质。玛露哈认定被释放的会是贝阿特利丝。二月二日晚上，她们在后院里散步的时候，妲玛莉丝告诉她们自己有同样的猜想。她深信不疑，甚至去市场上买了口红、胭脂、眼影和离开那天要用的其他化妆品。贝阿特利丝脱去了腿毛，免得在最后时刻没有时间。
然而，第二天拜访她们的两名首领没有给出谁会被释放的任何确切信息，事实上连是否会有人被释放都无法确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的级别。他们跟以往的首领完全不同，而且比那些人更善于沟通。他们证实，“可被引渡者”的一封公告宣布将释放两名人质，但有可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这让囚犯们想起了会在十二月九日释放她们的承诺，那个诺言也没有兑现。
新来的首领们着手营造乐观的氛围。他们随时会无缘无故吵吵嚷嚷地进屋来。“进行得还算顺利。”他们说。他们带着孩童般的热情讲述当日的新闻，但是拒绝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们，被绑架者不能直接获悉这些新闻。一天晚上，一名首领出于恶意或是因为愚蠢，在同她们道别时说了一句话，背后的双重含义可把她们吓得要死：“放心，女士们，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之后便是紧张的四天。在这四天里，他们慢慢地给出了零散的新闻碎片。第三天他们说，将只会释放一名人质，可能是贝阿特利丝，因为他们要留下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露哈，好派更大的用场。对她们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无法将这些新闻同外界的新闻做对比。特别是无法同阿尔贝托对证，他也许比那些首领更了解不确定因素背后的真实原因。
终于，二月七日，他们比往常来得更早，并揭晓了谜底：贝阿特利丝可以走了。玛露哈得再等一周。“还差一些小细节。”其中一个蒙面人说。贝阿特利丝对着筋疲力尽的首领们、“管家”和他的妻子，还有看守们唠叨了一阵。玛露哈没有理会，对丈夫无声的怨恨让她伤心，因为她奇怪地认为，她的丈夫更愿意救出妹妹而不是她。整个下午，她都是怨恨的囚徒。这幽怨好几天都没有褪去。
那天晚上，她教贝阿特利丝应该如何将绑架的细节告诉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以及为了大家的安全应该如何掌控这些细节。任何一个错误，无论看起来是多么无辜，都可能会要了人命。因此，贝阿特利丝应该向她哥哥简明、真实地讲述情况，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过分夸张，别让他毫无触动，也不必令他更加担心：只要说出残酷的真相。不该告诉他任何能判断出她们所在地点的信息。贝阿特利丝有些不满。
“您不相信我哥哥吗？”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他，”玛露哈说，“但是这个承诺是我俩之间的，没有其他人。您要向我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信息。”
她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她了解丈夫冲动的个性，为了他们俩和所有人着想，她想避免他试图凭借警力实施营救。她想让阿尔贝托咨询一下她在服用的心血管药物是否有副作用，这是给他的另一条口信。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她们设计了一套在广播和电视中播送加密信息的实用系统。将来，如果书信往来被批准，也可以使用这个系统。然而，在灵魂深处，她在口述遗嘱：她的孩子们、她的古董和一些普通但值得特殊关注的物品该怎么处理。她情绪太过激动，以至于一名听见她说话的看守急忙告诉她：
“放心。您不会有什么事的。”
第二天，她们焦急地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们在下午继续交谈。终于，晚上七点，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两名熟悉的首领和一名新首领走了进来，他们走到贝阿特利丝面前：
“我们是为您来的，准备一下。”
玛丽娜被带走的那个夜晚骇人地重演了，这把贝阿特利丝吓坏了：同一扇门被打开，同样一句可被解读为获得自由或走向死亡的话语，关于命运的同样谜题。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玛丽娜和她说：“我们为您而来。”而不是她渴望听到的：“我们会放了您。”她试图狡猾地引出答案，她问：
“你们会把我和玛丽娜一起放了吗？”
两个首领生气了。
“别提问题！”其中一个首领用粗暴的声音回答，“我怎么知道这种事！”
另一个首领更会说话，他最后说：
“这和另一件事没有关系。这是政治问题。”
贝阿特利丝渴望的词——释放——没有被说出来，但氛围是鼓舞人心的。首领们并不着急。妲玛莉丝穿着学生短裙，给他们带去了饯别用的葡萄酒和一磅蛋糕。他们谈论了囚犯们并不知道的当天新闻：实业家洛伦佐·金·玛苏埃拉和埃杜阿尔多·普亚纳在波哥大分别被绑架了，这似乎是“可被引渡者”的行为。但是，他们也告诉她们，在逃亡了许久之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热切地想要投降。据说，他甚至住在下水道里。他们承诺当晚把电视机和收音机带来，让玛露哈看见贝阿特利丝与家人团聚的场景。
玛露哈的分析似乎是有道理的。之前，她一直怀疑玛丽娜被处决了，那天晚上她才完全确定，因为这两次的仪式感完全不同。没有首领为了玛丽娜而提前几天来预热情绪。他们也没有去找她，而是派了两个恃强凌弱的无名小卒，没有任何批示，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任务。如果他们要杀死贝阿特利丝的话，他们用蛋糕和葡萄酒给她举办的饯行仪式就成了死亡仪式。玛丽娜被带走后，他们拿走了电视机和收音机，以免她们获悉行刑的消息；但现在，他们提出归还电视机和收音机，用好消息来缓解坏消息的伤害。因此，玛露哈直接得出了玛丽娜已经被处决、贝阿特利丝将获得自由的结论。
首领们给贝阿特利丝十分钟的时间梳洗打扮，他们去喝杯咖啡。她无法遏制自己正在重演玛丽娜最后一夜的想法。她要了一面镜子用来化妆。妲玛莉丝给了她一面金色叶子镶边的大镜子。在三个月没照镜子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着急地看了看镜中的自己。那是囚禁生涯中最惊悚的时刻之一。玛露哈的印象是：如果她在街上与自己相遇，都没法认出自己。“我要吓死了，”她后来讲述道，“我看见自己很瘦、很陌生，仿佛为了饰演一个戏剧角色而化了装。”贝阿特利丝看见自己极其苍白，她瘦了十公斤，头发又长又干枯，她惊恐地大叫起来：“这不是我！”在虚虚实实的消息中，她已经屡次感受到了他们会趁某天她状态极其糟糕的时候释放她的羞辱，但她从来没想过现实会糟到这种地步。后来更糟了，因为一名首领点亮了正中的灯泡，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充满恶意了。
一名看守拿着镜子让贝阿特利丝梳头。她想化妆，但是玛露哈制止了她。“您怎么想的！”她恼火地说，“就您这惨白的脸色，还想抹上这些？会很吓人的。”贝阿特利丝听取了她的意见。她还喷了“大灯”送给她的男士香水。最后，她干咽下了一片镇定片。
袋子里放着她被绑架那天晚上穿的衣服，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她更喜欢那件不太穿的粉色汗衫。她犹豫地穿上了床底放着的发了霉的平底鞋，这双鞋跟她的汗衫并不相配。妲玛莉丝给了她一双健身用的运动鞋。鞋码正好合适，但是模样太寒酸，贝阿特利丝以鞋子挤脚为由拒绝了。她穿上了自己的平底鞋，用皮筋扎了马尾辫。最后，由于没什么装饰，她看起来就像个女学生。
他们没有像对玛丽娜那样给她戴上风帽，而是试图用医用胶带蒙上她的眼睛，免得她认出路线或是人脸。她意识到撕下胶带的时候会一起扯下眉毛和睫毛，因此她不同意。“等一下”，她对他们说，“我帮你们。”于是，她在两边的眼睑上放了一团棉花，并用胶带固定住。
告别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人流泪。本来贝阿特利丝快哭了，但是玛露哈用刻意的冷漠制止了她，让她振作起来。“请您告诉阿尔贝托，让他冷静，我非常爱他，也爱我们的孩子。”她说。她吻了贝阿特利丝一下，跟她道别。两人都非常痛苦。贝阿特利丝痛苦，是因为她怕在关键时刻，杀死她比放了她更容易。玛露哈痛苦，是因为她遭受着双重的恐惧，她害怕贝阿特利丝被杀，也害怕单独和四名看守待在一起。她唯一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一旦贝阿特利丝被释放，她自己就会被处决。
大门关上了，玛露哈纹丝不动，她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直到听见车库里响起马达声，汽车的踪迹消失在夜色里。她强烈地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这时她才想起，他们没有履行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让她获悉当晚结局的诺言。
“管家”和贝阿特利丝一起走了，但是他的妻子承诺说，她会打一通电话，让他们在九点半的新闻节目开始之前把电视机和收音机送过来。他们没有来。玛露哈哀求看守，让她看“管家”家里的电视，但是他们和“管家”都不敢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违反规定。妲玛莉丝在不到两个小时后走进房间，兴高采烈地告诉她，贝阿特利丝已经安全到家了，并在做出说明时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说出任何会伤害任意一方的话语。当然，全家人和阿尔贝托一起，围绕在她的身边。家里都挤不下这么多人。
玛露哈依然很恼火，她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坚持让他们借一个收音机给她。她失去了控制，不计后果地同看守们对峙。后果并不严重，因为他们都见证了首领们承诺给予玛露哈这一待遇，也更愿意使用另外的方法让她安静下来，努力借一台收音机。后来，“管家”探头进来，告诉玛露哈，他们把贝阿特利丝安然无恙地留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全国都已经看到或听到了她和家人团聚。但是，玛露哈想要的是一台收音机，这样她可以用自己的耳朵听见贝阿特利丝的声音。“管家”承诺给她带收音机，但他没有兑现诺言。晚上十二点，玛露哈被疲倦和愤怒击垮了，她服下了两颗药效强劲的巴比妥，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
看守们的说法是真的。贝阿特利丝穿过后院被带到了车库。他们把她安置在一辆汽车的车厢底板上，毫无疑问那是辆吉普车，因为她得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够上侧踏板。起初，他们在坎坷不平的路段上颠簸了一阵。他们刚驶上柏油路，一个与贝阿特利丝同行的男人就开始毫无道理地威胁她。通过这个男人的声音，她意识到他非常紧张，他强硬的态度也无法掩饰这种紧张。他不是之前在房子里的任何一位首领。
“会有一群记者等着您。”那个男人说，“您当心点。任何一个多余的字都能要了您嫂子的命。记住，我们从没有跟您交谈过，您从来没见过我们，而且这趟行程开了两个多小时。”
贝阿特利丝安静地听完了这些威胁，那个男人似乎毫无必要地重复说了许多其他威胁的话，只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在一场三人对话中，她发现车上除了“管家”之外没有一个熟人，而他几乎不说话。她打了一个寒噤：最不幸的预想依然可能成真。
“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嗓音，“玛露哈有心血管问题，我们想给她寄一种药。你们能给她送到吗？”
“可以，”那个男人说，“您放心。”
“非常感谢。”贝阿特利丝说，“我会听从你们的指示。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在川流不息的汽车和重型卡车发出的声音、音乐片段和尖叫声的背景音下，他们的行程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停顿。男人们窃窃私语，其中一个对贝阿特利丝说：
“这里有很多岗哨，”他说，“如果我们被拦下了，我们会说您是我的妻子。因为您现在脸色苍白，我们可以说我们带您去诊所看病。”
贝阿特利丝已经冷静一些了，她忍不住开玩笑：
“眼睛上裹着胶带？”
“您眼睛做了手术。”男人说，“您坐到我身边来，我把胳膊搭在您身上。”
绑匪们的不安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波哥大的不同街区，有七辆公共汽车被城市游击小分队放置的燃烧弹点燃，正在燃烧。同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炸毁了位于卡克萨市郊区的电力塔，还试图攻下市区。因此，波哥大开展了几次维护公共治安的行动，但几乎没人察觉。这种情况下，七点的城市交通与任何一个周四的状况一样，密集而吵闹，伴着缓慢变换的交通信号灯、为了避让而突如其来的躲闪，还有骂娘的话，就连在绑匪们的沉默中也能感受到紧张的氛围。
“我们找个地方把她放下吧。”其中一个人说，“您快点下，慢数到三十，然后摘下眼罩往前走，别回头看，坐上第一辆经过的出租车。”
她感觉他们往她手里塞了一张钞票。“给您打车用，”男人说，“五千比索。”贝阿特利丝把钱塞进了裤子口袋里，无意间又找到了一片镇定片，她把药吞了下去。车子开了半个小时后停了下来。同一个声音说出了最后的判决：
“如果您告诉媒体您曾经和玛丽娜·蒙托亚女士在一起，我们就杀了玛露哈女士。”
他们到了。男人们疯狂地把贝阿特利丝弄下车，但没有取下她的眼罩。他们非常紧张，步速参差不齐，命令和咒骂声一片混乱。贝阿特利丝感受到了踏实的地面。
“好了，”她说，“这样就行了。”
她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他们回到车里，就立即发动了汽车。当时她才听见，他们后面还有一辆汽车同时发动。她没有完成数数的命令，张开双臂走了两步，意识到自己大概是站在大街上。她一把摘下了眼罩，马上认出这是诺曼底街区，有段时间她经常去一个卖珠宝的朋友家，途中会路过这里。她看着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试图找出让她信任的一扇，她觉得自己穿得非常寒酸，因此不想打车，而是想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来接她。当一辆保养得极好的黄色出租车停在她面前的时候，她还没有做出决定。年轻、体面的司机问她：
“坐出租车吗？”
贝阿特利丝坐上了这辆车。她上车后才意识到，一辆出现得如此合时宜的出租车不可能是偶然。她肯定这是绑匪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然而，这种肯定让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司机向她询问地址，她低声地把地址告诉他。她不明白为什么司机询问了三遍才听见。因此，她用自然的嗓音把地址又重复了一遍。
那晚寒冷而晴朗，天上挂着几颗星星。司机和贝阿特利丝只进行了必要的交流，但是他一直通过后视镜观察她。离家越来越近，贝阿特利丝觉得红绿灯出现得更频繁，变换的频率更慢了。在离家两个街区远时，她让司机放慢速度，以躲开接到绑架者通知而前来的记者。然而记者们并不在。她认出了她的房子，她很惊讶自己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动万分。
计价器显示的是七百比索。由于司机没有零钱找开五千比索，贝阿特利丝走进家里找人帮忙，老门房惊叫了一声，疯狂地拥抱她。在监禁期间无休无止的白天和胆战心惊的黑夜里，贝阿特利丝把这个时刻想象成惊天动地的场景，肉体和灵魂的所有力量都将涌向她。然而完全相反，她有一种几乎感受不到的迟缓，缓慢而深沉，她的心脏因为镇静剂而变得非常安静。于是，她让门房去付车钱，自己按响了公寓的门铃。
她的小儿子加夫列尔给她开了门。他的叫喊声在整个房子里回荡：“妈妈！”她十五岁的女儿卡塔琳娜尖叫着上前环住她的脖子，但是立刻害怕地松开了手。
“但是妈妈，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这个幸福的细节让恐惧消散了。贝阿特利丝还需要在拜访她的人群里待上好几天才能改掉小声说话的习惯。
他们从早上就开始等她。三通匿名来电（毫无疑问是绑架者们打来的）宣布她将被释放。无数记者打电话来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释放时间。正午过后，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确认了这件事，基多·帕拉在电话中向他宣布了这个消息。媒体躁动不安。贝阿特利丝到家三分钟前，一名女记者打来电话，肯定而冷静地说：“放心，今天他们会把她放了。”当门铃响的时候，加夫列尔刚刚挂断电话。
盖莱罗医生在比亚米萨尔家的公寓等她，他以为玛露哈也会被释放，她们俩都会去那里。他喝了三杯威士忌，一直等到了七点播出的新闻节目。见她们没有回来，他以为这又是一条假消息，和那些日子里诸多其他的假消息一样。于是他回到自己家，穿上睡衣，又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钻进被窝，把收音机调到“回忆广播台”，想要随着波莱罗舞曲入睡。自从苦难的日子开始，他就不再阅读了。在半梦半醒间，他听见了加夫列尔的叫声。
他带着可被奉为典范的自制力走出卧室。贝阿特利丝和他这对结婚二十五年的夫妻不紧不慢地拥抱对方，仿佛她刚从一次短途旅行回来，他们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们俩都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个时刻，而真正经历这一刻就像是上演一场排练过上千次的戏剧，感动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感动演出的主角。
贝阿特利丝刚走进家里就想到了玛露哈，她孤独一人，在那个悲惨的房间里音信全无。她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打电话。铃声响了一下，他本人就用准备就绪的嗓音接起电话。贝阿特利丝认出了他的声音。
“你好，”她说，“我是贝阿特利丝。”
她意识到她哥哥在她自报姓名之前就已经认出了她。她听见深沉、刺耳的叹气声，仿佛是猫的叫声。紧接着，她听见他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您在哪儿？”
“在家里。”贝阿特利丝回答。
“太好了！”比亚米萨尔说，“我十分钟后到。在这期间，别跟任何人交谈。”
他准时到了。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贝阿特利丝的电话让他吃了一惊。他很高兴能够见到妹妹归来，并直接得到关于被囚禁的妻子的第一手消息。此外，当务之急是在记者和警察到来之前，让贝阿特利丝做好准备。他行动了起来。为他开车是他的儿子安德烈斯难以违抗的天职，儿子及时把父亲送到了。
众人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贝阿特利丝和她的丈夫、孩子、母亲、两个姐妹待在客厅里，他们如饥似渴地听着她的讲述。阿尔贝托觉得，她由于长期囚禁而脸色泛白，看起来比过去年轻了，而且由于运动衫、马尾辫和平底鞋而有了学生的气质。她想哭，但是被他制止了，他急切地想知道玛露哈的消息。“您放心，她很好。”贝阿特利丝告诉他，“那边的情况很艰难，但是可以忍受，而且玛露哈很勇敢。”她想立即解决折磨了她十五天的担忧。
“你知道玛丽娜的电话吗？”她问。
比亚米萨尔想，或许真相是最不残忍的。
“她被杀害了。”他回答。
贝阿特利丝把坏消息带来的痛苦和后知后觉的恐惧混淆在了一起。如果她在两个小时前得知真相，或许她将无法撑过释放之旅。她哭了个痛快。与此同时，比亚米萨尔采取了防范措施，不让别人进来。他们讨论着绑架的公开版本，避免让其他被绑架者处于危险之中。
囚禁生活的细节让她对监牢所处的位置有了大致的概念。为了保护玛露哈，贝阿特利丝得告诉媒体，他们从某个气候温和的地点出发，全程花了三个小时。虽然真相并非如此：真实的距离，途经的山坡，周末从扬声器里传来的震耳欲聋、持续到凌晨的音乐，飞机的噪声，气候和所有一切都说明了那是城里的某个街区。另一方面，只要询问该区的四五位神甫就能发现是哪一位负责给房子驱邪。
一些更加愚蠢的破绽给最低风险的武装营救提供了线索。如果营救，时间应该是早晨六点换岗之后，因为上岗的看守们晚上没睡好觉，疲惫地倒在地上，毫不担心自己的武器。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房子的布局，特别是后院的大门，她们在那里见过一名携带武器的看守和那条事实上比它的叫声显示的更容易被收买的狗。很难预见周围是否还有防护带，但是内部的混乱秩序让人觉得防护带不可能存在，无论如何，一旦房子被定位，就很容易查清这一点。在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剧之后，人们对武装营救前所未有地缺乏信心，但是比亚米萨尔将武装营救纳入了考虑范围，以免陷入没有其他选择的境地。无论如何，这也许是他唯一没有同拉法埃尔·帕尔多分享的秘密。
这些信息让贝阿特利丝感到良心不安。她已经承诺玛露哈，她不会给出方便袭击那座房子的线索。但是，在确定比亚米萨尔与玛露哈还有她自己一样明白武力解决方式的弊端之后，她郑重地决定把这些信息告诉她哥哥。而且，释放贝阿特利丝的行为证明，在种种挫折之后，协商之路是行得通的。就这样，在睡了一晚好觉之后，她第二天已经非常清醒和冷静。她在哥哥家里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人们勉强能从鲜花丛中穿过。她向记者和舆论机构讲述了囚禁生活中恐怖的真实情况，没有提及任何会促使别人自发采取行动、让玛露哈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信息。
之后的周三，在确定玛露哈已经了解新法令的前提下，阿莱桑德娜决定临时播出一期娱乐节目。最近的几周，随着谈判的进展，比亚米萨尔对他的公寓做了显著的改变，好让即将重获自由的妻子称心如意。他按照她的想法在一个位置摆了书架，更换了一些家具和几幅画。他把玛露哈从雅加达带回来的唐代马俑放在了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是玛露哈生命中最重要的纪念品。最后时刻，他们想起，玛露哈抱怨卫生间里没有一块像样的地毯，于是赶紧去买了一块。他们在模样大变、灯火通明的家里录制了一期特别电视节目，玛露哈可以在回家之前就熟悉新的装饰。虽然他们无从得知玛露哈是否看了这期节目，但节目的效果很好。
贝阿特利丝很快就恢复了。她把重获自由时穿的衣服放进了囚徒口袋里，里面锁着那个房间压抑的味道，这种味道依然会在午夜时分将她忽然惊醒。在丈夫的帮助下，她抚平了情绪的波澜。唯一曾经从过去来到她身边的幽灵是“管家”的声音，他打了两次电话给她。第一次传来的是绝望的叫喊声：
“药！药！”
贝阿特利丝认出了那个声音，血液在静脉里凝固了，但是她调整呼吸，用同样的语气回问。
“什么药！什么药！”
“那位女士的药！”“管家”喊道。
于是他说，他想要玛露哈吃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名。
“七叶树。”贝阿特利丝说。回答完之后，她立即问道：“她怎么样了？”
“我很好，”“管家”回答，“非常感谢！”
“不是问您，”贝阿特利丝纠正说，“是问她。”
“啊。您放心，”“管家”说，“那位女士很好。”
贝阿特利丝一下子挂断了电话，哭了起来，她被惨无人道的回忆恶心坏了：极其糟糕的食物、卫生间的粪坑、千篇一律的日子、发臭的房间里玛露哈的恐惧与孤独。不管怎样，电视新闻的体育版块插播了一段神秘的广告：“请服用漆树叶。”他们改变了词的写法，以免某个糊涂的实验室莫名其妙地抗议节目中产品的植入。
“管家”几周后的第二次来电非常不同。贝阿特利丝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认出那个经过伪装之后变得很奇怪的声音。这种说话的风格更像是父辈的风格。
“您记住我们谈过的，”他说，“您没有跟玛丽娜女士在一起。没有。”
“放心。”贝阿特利丝说，接着挂断了电话。
基多·帕拉对他辛勤劳动的初步成就非常满意，他通知比亚米萨尔，玛露哈大概会在三天之后被释放。比亚米萨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通过广播和电视向玛露哈传达了这个消息。另一方面，贝阿特利丝关于监狱条件的叙述让阿莱桑德娜肯定，她的消息可以传到那里。因此，她对贝阿特利丝进行了半个小时的采访，贝阿特利丝讲述了玛露哈想知道的一切：她是如何被释放的，孩子们、家里和朋友们怎么样了，可以对自由保有怎样的期待。
从那时起，她将利用各种细节制作节目，用他们穿的衣服，买的东西和接待的客人作为题材。有人一直说：“马努埃尔已经烧好猪大腿了。”这些只是为了让玛露哈知道，她在家里留下的秩序依然保持着原样。所有这些，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对玛露哈有着激励的作用：生活在继续。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并没有要释放她的迹象。基多·帕拉满口空洞的解释和幼稚的借口：埃斯科瓦尔拒接电话；他消失了。比亚米萨尔质问他。帕拉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由于警方在麦德林贫民窟的屠杀行为不断增加，情况变得复杂了。他援引了一句话：只要政府不停止那些野蛮的行为，释放任何一名人质都会是非常困难的。比亚米萨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这不是条约里的内容，”他说，“一切都建立在法令清晰的基础上，现在也很清晰了。这有关名誉，别跟我耍花招。”
“您不知道当这些家伙的律师有多倒霉，”帕拉说，“我的问题不是我收不收钱，而是事情必须得顺利进行，否则我就没命了。您希望我怎么做？”
“我们别废话了，”比亚米萨尔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要警察不停止屠杀，不停止处罚罪犯，玛露哈女士就没有被释放的可能。事情就是这样。”
比亚米萨尔被愤怒遮蔽了双眼，他说了许多辱骂埃斯科瓦尔的话，并总结说：
“您快滚吧，因为杀死您的人会是我。”
基多·帕拉消失了。不只是因为比亚米萨尔的激烈反应，还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有关，埃斯科瓦尔似乎无法原谅他滥用谈判者的职权。埃尔南多·桑托斯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基多·帕拉害怕地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埃斯科瓦尔写了一封可怕的信，基多·帕拉甚至连读这封信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人疯了，”他告诉他，“谁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除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埃尔南多·桑托斯意识到，这个决定中断了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间唯一的联系，他试着说服基多·帕拉留下来，但没有成功。基多·帕拉求他帮最后一个忙，让他帮忙办一张去委内瑞拉的签证，并让基多·帕拉的儿子完成在波哥大现代中学的学业。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传言让人们相信，他在委内瑞拉的一所修道院避难，他的一个姐妹在那里当修女。埃尔南多·桑托斯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在麦德林一辆无照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他和他当时读高中的儿子的尸体。
比亚米萨尔需要时间从可怕的挫败感中恢复过来。他后悔轻信埃斯科瓦尔的话，悔意压得他无法喘息。他觉得失去了一切。谈判过程中，他随时同图尔巴伊博士和埃尔南多·桑托斯分享进展，他们也失去了与埃斯科瓦尔沟通的渠道。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最后，他没有讲述自己的困难，而是告诉他们可能激励他们的消息。他陪前总统待了几个小时，图尔巴伊已经凭借着令人痛心的克制精神承受了女儿的死亡。他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情绪，拒绝任何一种表态，他变得隐形了。埃尔南多·桑托斯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中，因为他把解救儿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帕拉的调解之上。
对玛丽娜的谋杀，尤其是承认和宣布谋杀的残忍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人反思往后应当如何行动。“高贵者”式调解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经穷尽了。然而，似乎没有其他有效的调停者，好心好意与间接手段又缺乏实际意义。
比亚米萨尔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去向拉法埃尔·帕尔多发泄。“您想象一下我的感受，”他倾诉说，“这么多年来，埃斯科瓦尔一直折磨着我，也折磨着我的家人。起初，他威胁我。后来，他袭击我，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他继续威胁我。他杀了加兰，绑架了我的妻子和妹妹，现在还想让我捍卫他的权利。”然而，这样的发泄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解救被绑架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深入虎穴。直截了当地说：他唯一能做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得做的——是飞到麦德林去，掘地三尺地找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面对面地和他商议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