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露哈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她意识到自己正在一群可能杀死了玛丽娜和贝阿特利丝的人手里。他们拒绝把收音机和电视机还给她，以免她得知真相。她羞怯的请求变为了愤怒的要求，她冲着看守们大喊大叫，想让邻居们听见她的叫声。她不再散步，还威胁说再也不吃饭了。“管家”和看守们因这种意料之外的状况而感到惊慌，手足无措。他们在无用的秘密会议中窃窃私语。他们出门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比原来更加愁眉不展。他们试图用虚幻的承诺让玛露哈冷静下来，或是用威胁的话语恐吓她，但是他们无法让她放弃绝食的念头。
她前所未有地觉得她能很好地掌控自己。很显然，看守们得到了不能虐待她的指示，她打赌他们需要不计代价地让她活下去。她的预测是正确的：贝阿特利丝被释放三天后的清晨，房门毫无预兆地打开，“管家”带着收音机和电视机走了进来。“您马上会知道一件事。”他告诉玛露哈，接着平淡地说出了这个消息：
“玛丽娜·蒙托亚女士已经死了。”
与她本人预料的完全相反，玛露哈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现得仿佛她一直知道这件事。对她来说，如果玛丽娜还活着，那才令人吃惊。然而，当真相抵达心底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她。如果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她可以付出一切。
“凶手！”她对“管家”说，“你们都是凶手！”
在那一刻，“博士”出现在了门口，他想安慰玛露哈。他告诉她，贝阿特利丝在家里过得很幸福。但是，只要她没有亲眼在电视上看见，没有亲耳在广播里听到，她什么都不会相信。相反，她觉得这个刚刚到来的男人只是受命来安慰她的。
“您很久没来了，”她说，“我能理解您：您应该为自己对玛丽娜做的事感到羞耻吧。”
他好一阵才从惊讶中平复过来。
“怎么回事？”玛露哈挑衅他，“她就该死吗？”
他解释说，这是为了给两个人复仇。“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又重复了一遍以前说过的话：“这是政治。”玛露哈带着少见的痴迷听他说话，是那种给明知自己将要死去的人传达死亡消息的痴迷。
“至少告诉我是怎么进行的。”她说，“玛丽娜察觉到了吗？”
“我向您发誓，她没有察觉。”他回答。
“但是怎么会没有察觉！”玛露哈坚持说，“她怎么会察觉不到！”
“他们告诉她，她会被带到另一个农场。”他尽力让她相信他的话，“他们让她下车。她一直向前走，然后他们从她脑后开了枪。她什么都没有察觉。”
玛丽娜反戴着风帽，朝假想的农场摸索着走去。这幅画面将在许多失眠的夜晚纠缠玛露哈。与死亡本身相比，她更害怕最后时刻的清醒。唯一能带给她安慰的是她像珍珠一样珍藏的那盒安眠药。在他们把她拖去屠宰场之前，她可以吞下一把。
在正午新闻中，她终于看见了贝阿特利丝，她在一间摆满了鲜花的公寓里和家人在一起。尽管有了一些变化，但她立刻认出了那间公寓：那是她的公寓。然而，对新装饰的厌恶破坏了见到贝阿特利丝的喜悦之情。她觉得新书架很不错，而且就在她想要的地方。但是，墙壁的颜色和地毯让人无法忍受，而且唐代马俑被放在了最碍事的地方。她无视自己的处境，开始责骂丈夫和孩子们，仿佛屏幕里的他们能听见她的声音。“太粗俗了！”她喊道，“这跟我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获得自由的愿望一瞬间变成了历数他们糟糕做法的渴望。
在这场对感觉与情感的折磨中，白天变得难以忍受，黑夜变得无比漫长。她睡在玛丽娜的床上，盖着她的毯子，闻着她的气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渐渐入睡的时候，她在黑暗里听见了玛丽娜像蜜蜂嗡鸣一样的低语，仿佛玛丽娜就睡在同一张床上，在她的身边。一天晚上，真正的奇迹出现了，那不是幻觉。玛丽娜用鲜活、温热、柔软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臂，用自然的嗓音在她耳边轻声说道：“玛露哈。”
她认为这不是幻觉，因为在雅加达的时候，她也有过奇幻的经历。她在一个古董集市上购买了一尊真人尺寸的英俊少年雕像，他的一只脚踩在一名战败的孩子头上。他有一个类似于天主教圣人的光环，但光环是铜质的，风格和材质让人觉得这是低劣的附加品。当她把雕像放在家中的最佳位置时，她才意识到他是死神。
一天晚上，玛露哈梦见自己试图把雕像的光环摘下来，因为她觉得它太难看了，但是没有成功。光环是用青铜焊在雕像上的。醒来时，她为这段糟糕的回忆感到不快。她急忙去看客厅里的雕像，发现死神没有了光环，光环被丢在了地上，就像她梦境的结尾那样。玛露哈（一位理性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安慰自己，是她本人在一场被遗忘的梦游中摘下了死神的光环。
在监禁生活之初，对玛丽娜顺从态度的恼怒支撑着她。后来，对玛丽娜悲苦命运的同情和鼓励她活下去的希望支撑着她。当贝阿特利丝失去控制的时候，她假装自己拥有她并不具备的力量；当逆境把她们压垮的时候，要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的责任感和必要性支撑着她。在这个三米长两米半宽、阴郁且臭气熏天的空间里，她们睡在地上，吃着厨房的剩菜，无法确定下一分钟会不会死去。有人得承担起领导的职责，不能被打倒，而这个人就是她。但是，当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伪装下去：她孤独地面对着自己。
她肯定，贝阿特利丝已经把通过广播和电视与她沟通的方法告诉了她的家人，这使她保持着警惕。比亚米萨尔确实带着他振奋人心的嗓音出现了几次，她的孩子们也用想象力和幽默感安慰她。在最近两周，没有任何征兆，联系突然中断了。于是，一种被遗忘的感觉充斥着她。她被打倒了，她不再散步，面朝墙壁躺着，远离一切。吃饭、喝水只是为了勉强维持生命。她又一次感受到了十二月时折磨她的疼痛、痉挛和大腿上的刺痛，有必要再去请医生了。但是这一次，她甚至没有发出呻吟。
看守们因为私人冲突和内部分歧而魂不守舍，他们不再管她。食物在餐盘里冷掉，“管家”和妻子似乎对此毫不知情。日子变得越来越漫长，越来越枯燥。有时候，她甚至会想念最初几天里更糟糕的时刻。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她哭了。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惊恐地发现，她的右臂自动抬了起来。
二月份的看守是上帝的恩赐。巴拉巴斯那伙人没有来，换成了四名新来的少年，他们认真、守纪律而且态度保守。他们彬彬有礼，十分健谈，这让玛露哈松了口气。他们一来就邀请她一起玩任天堂游戏，一起看娱乐节目。游戏让他们更加亲近。她从一开始就发现，他们很有共同语言，这使彼此的交流更加方便。毫无疑问，他们收到指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她，瓦解她的抵抗，振奋她的精神。他们开始劝说她继续遵从医嘱，在院子里散步；让她想想她的丈夫和孩子，不要辜负他们的希望，因为他们想尽快看到健康的她。
这种氛围有利于互相倾诉衷肠。她意识到他们也是犯人，而且可能也需要她。玛露哈跟他们讲她和三个已经度过青春期的儿子的经历。她告诉他们在养育和教育儿子期间的一些重要事件，还讲了他们的习惯和爱好。看守们觉得自己被信任了，也跟她谈起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个上过至少一个学期的大学。与之前的看守不同，他们说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无论如何，他们被烙上了麦德林贫民窟文化的印记。年纪最大的看守二十四岁，他们叫他“蚂蚁”。“蚂蚁”个子很高，衣着考究，沉默寡言。父母在车祸中死去之后，他就中断了自己的大学学业。他没有找到其他出路，于是成了一名杀手。还有一个看守，他们叫他“鲨鱼”。他开心地说，他用一把玩具手枪威胁老师，通过了一半的中学课程。被叫作“陀螺”的看守是这组人中最开朗的，也是所有到过那里的看守中最开朗的一位，而且确实长得像陀螺。他很胖，有双很短很脆弱的腿。他疯狂地热爱跳舞。有一回，他吃完早饭后就在录音机里放了一盘萨尔萨音乐磁带，然后不停地跟着音乐疯狂地跳舞，一直跳到值班结束。最正经的一名看守来自教师家庭，他热爱阅读文学书籍和报纸，对国家的现状非常了解。他只用一个理由解释自己这样生活的原因：“因为这很酷。”
就像玛露哈一开始猜测的那样，他们对人性化的对待方式不是无动于衷的。这不仅给了她活下去的动力，还让她机警地从中获利，看守们或许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你们别担心，我不会对你们做蠢事。”她告诉他们，“你们放心，我不会做任何被禁止的事，因为我知道囚禁生活很快就会顺利地结束。所以，你们这样束缚我是没有道理的。”
新来的看守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连他们的首领都没有拥有过。他们极大地放松了关押制度，这是玛露哈意料之外的。他们让她在房间里活动，用尽量自然的声音说话，还允许她不必在固定时间上厕所。由于在雅加达的经历，新的相处方式让她有了照顾自己的劲头。她很好地利用了一位老师在阿莱桑德娜的节目里为她设立的健身课程，这档节目似乎有着专门的主题：狭窄空间中的体育运动。她热情满满，以至于一名看守起了疑心：“难道这个节目中有什么传达给您的信息？”她费了很大功夫才使他相信并非如此。
在那几天，《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的意外出现也让她非常激动。她觉得这个节目不仅构思巧妙、制作精良，还非常适合用来提振最后两名人质的精神。她觉得自己和家人的沟通更加顺畅，也更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了。她觉得自己也会像他们那么做，这就像是一场战役、一剂药、一次舆论冲击。她和看守们打赌第二天谁会出现在屏幕上，她甚至能猜对。有一回，她打赌维姬·埃尔南德斯会出现，她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也是她的好朋友。她赢了。无论如何，能看见维姬，听见她的口信，就是她在关押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院子里的散步也开始有了效果。那只德国牧羊犬很高兴再次见到玛露哈，它试图钻过门下的缝隙，和她一起玩耍，但是她用爱抚让它冷静下来，因为她担心看守们起疑心。玛丽娜曾经告诉她，大门外是一个安宁的牧场，那里有很多羊羔和母鸡。玛露哈在清亮的月光下迅速向外看了一眼，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她还发现有一个拿着猎枪的男人在围栏外巡逻。在牧羊犬的通力合作下逃跑的幻想破灭了。
二月二十日，生活似乎已经恢复了节奏，他们通过广播得知，在麦德林的一个牧场上发现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的尸体，他是普里斯科集团首领的堂兄弟，在两天前失踪了。四天后，他的表兄弟埃德加·德·赫苏斯·博特罗·普里斯科被杀害。他们两人都没有犯罪记录。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曾经给胡安·维塔看过病，没有隐瞒姓名也没有蒙面。玛露哈想，这会不会是几天前给她做检查的医生。
与一月份普里斯科兄弟的死亡一样，他们两人的死给看守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管家”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紧张。贩毒集团会用一名人质给他们两人偿命（正如玛丽娜·蒙托亚的遭遇）的想法像一个不祥的影子在房间里游荡。第二天，“管家”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毫无理由地走进房间。
“我不想让您担心，”他告诉玛露哈，“但有一件很严重的事：一只蝴蝶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停在后院的大门上。”
玛露哈不相信无法看见的东西，她不理解他想说明什么。“管家”用他设想好的惊悚方式向她解释。
“另外几个普里斯科家族成员被杀害的时候发生了一样的事情，”他说，“一只黑蝴蝶在厕所的门上停了三天。”
玛露哈想起了玛丽娜的黑暗预感，但是她假装没有听懂。
“这能说明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管家”说，“但这应该是个非常糟糕的预兆，因为玛丽娜女士就是在那时被杀害的。”
“现在那只蝴蝶是黑色的还是浅咖啡色的？”玛露哈问他。
“浅咖啡色的。”“管家”回答。
“那就是吉兆，”玛露哈说，“黑蝴蝶才是凶兆。”
“管家”没能吓到她。玛露哈了解她的丈夫，了解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她不认为他会迷糊到因为一只蝴蝶而失眠。她知道，他和贝阿特利丝都不会泄露任何有利于武装营救的信息。然而，她已经习惯把内心的起伏解读成外部世界的投影。她没有否认，一个月内同一个家族五名成员的死亡会给最后两名人质带来可怕的后果。
相反，制宪议会对引渡有疑问的传言应该让“可被引渡者”松了一口气。二月二十八日，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加维里亚总统宣布，他坚决不计任何代价维护引渡。但是声明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不引渡已经变成了国民情绪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既不需要贿赂也不需要恐吓就能顺利推行。
在循环往复的日常里，玛露哈继续认真关注着这些事件。在她和看守们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陀螺”突然结束了游戏，最后一次收起了骨牌。
“明天我们就走了。”他说。
玛露哈不相信他说的话，但是那个教师的孩子证实了这个消息。
“是真的，”他说，“明天巴拉巴斯组的人会过来。”
这是玛露哈必然难忘的黑色三月的开始。离开的看守似乎接受过减轻刑罚的训练，而到来的看守毫无疑问是为了让她的监狱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他们就像地震般破门而入。“和尚”又高又瘦，他比上次更阴郁、更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剩下的还是那些人，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巴拉巴斯用电影里杀手般的气质领导着他们，他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让他们寻找某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用假装找到这件东西来吓唬人质。他们粗鲁地把房间翻了个遍。他们弄坏了床，掏空了床垫，又胡乱地把填充物塞回去，让她很难在不平整的床上继续睡下去。
日常生活又变得和原来一样。如果她没有马上执行命令的话，他们会随时端起武器准备射击。巴拉巴斯跟玛露哈说话时，总是用机关枪指着她的脑袋。她和往常一样威胁他说，她会向他的首领举报他。
“我不会因为您擦枪走火就死的，”她对他说，“您别动，否则我就举报。”
这一次，这个方法没有奏效。然而，很显然，这种混乱既不是恐吓性的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由于士气彻底低落而产生的系统性混乱。连“管家”和妲玛莉丝之间同往常一般的频繁争吵都变得非常可怕。“管家”会不定时从街上回来，几乎总是因为醉酒而非常粗鲁，不得不面对他妻子粗俗的指责，有时干脆就不回来。两人大喊大叫，女儿被惊醒后哭了起来，整座房子不得安宁。看守们夸张地模仿他们、嘲笑他们，吵闹声变得更大了。一片混乱中，完全没有外人出现，哪怕是出于好奇，这令人费解。
“管家”和他的妻子分别找玛露哈倾诉。妲玛莉丝这么做是因为情理之中的妒火，这让她片刻不得安宁。“管家”试图找出安慰妻子的方法，但他不愿放弃他的恶习。玛露哈出色的调解能力也只能维持到“管家”的下一次鬼混之前。
在一次争吵中，妲玛莉丝把她丈夫的脸抓伤了，伤疤过了很久才消退。他打了她一下，把她甩出了窗户。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为最后的时刻，她挂在了院子的阳台上。这是最后的结局。妲玛莉丝收拾好行李，带着女儿们去了麦德林。
房子落在了“管家”一个人的手里。有时候，他直到傍晚才会带着酸奶和几袋炸薯条出现，偶尔才会带一只鸡。看守们厌倦了等待，便把厨房洗劫一空。回房间的时候，他们会给玛露哈带一点剩下的饼干和生香肠。无聊让他们变得更加敏感和危险。他们辱骂父母，辱骂警察，辱骂全社会。他们细数自己无用的罪行，故意说着渎神的话，以此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在讲述自己性生活中的伟大事迹时，他们达到了疯狂的极致。一名看守说，他为了报复一位情人的嘲笑和侮辱，对她做了极其不堪的事。在仇恨和失控中，他们用大麻和古柯膏麻痹自己。房间的烟雾让人无法呼吸。他们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摔门进出，蹦蹦跳跳，唱歌跳舞，在院子里翻跟头。其中一名看守仿佛一个疏于管理的马戏团中的职业杂耍艺人。玛露哈威胁他们说，喧闹声会引起警察的注意。
“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杀了我们吧！”他们一齐喊道。
玛露哈觉得自己已经到达极限了，她尤其无法忍受神志不清的巴拉巴斯。他热衷于用机关枪枪管顶着她的太阳穴把她弄醒。她开始掉头发。清晨，充满了松散纱线的枕头从她睁眼开始就压迫着她。
她知道每一个看守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弱点，他们没有安全感，而且相互都不信任。玛露哈利用她自身的恐惧激化了这些特点。“你们怎么能这么活着？”她会突然问他们，“你们相信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友谊吗？”在他们有所反应之前，她进一步逼问：“承诺对你们来说有意义吗？”他们没有回答，但是内心的答案大概让他们心神不宁，因为他们没有反抗，反而在玛露哈面前卑躬屈膝。只有巴拉巴斯与她对峙。“狗屎独裁者！”有一次，他朝她喊，“你们觉得自己能永远统治下去吗？现在不行了，去你妈的，这事结束了！”玛露哈非常害怕，但是她带着同样的愤怒面对他。
“你们杀了你们的朋友，你们的朋友会杀了你们，所有人都互相残杀。”她冲他大叫，“谁会理解你们？你们谁来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畜生？”
巴拉巴斯或许因为无法杀死她而感到绝望，他朝墙上打了一拳，伤到了手腕上的骨头。他发出野人般的叫声，开始愤怒地哭泣。玛露哈没让自己因为同情而心软。“管家”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并徒劳地努力改善晚饭的伙食。
玛露哈想，在这样的混乱中，他们怎么还能继续相信低声的对话、房间里的囚禁、由于安全因素而限制广播和电视的使用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癫狂让她觉得无聊，她开始反抗无用的监狱规定，她用自然的声音说话，随心所欲地上厕所。然而，她越来越害怕暴力，尤其是当“管家”让她和两名值班看守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一天上午，剧情到达了高潮。当她在花洒下抹肥皂的时候，一名蒙面看守闯进了厕所。玛露哈及时用毛巾盖住了自己的身体，她恐惧地大声尖叫，尖叫声可能传遍了整座房子。由于害怕邻里的反应，他愣住了。他非常紧张，但是没有人出现，连一声叹息也没有。看守踮起脚向后退，仿佛他刚刚是走错了门。
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管家”带着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很快就掌握了家里的大权。但是他们俩并没有控制住家中的混乱，反而加剧了这种乱象。那个女人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跟他一样醉，而过去他要是喝醉了，事情总是以殴打和摔瓶子告终。吃饭时间变得无律可循。他们每周日都出门喝酒，玛露哈和看守们直到第二天才有东西吃。一天清晨，玛露哈单独在院子里散步，四名看守去洗劫厨房，而把机关枪留在了房间里。一个想法让她不寒而栗。她一边和牧羊犬交谈，抚摸它，和它轻声说话，一边仔细地斟酌那个想法。牧羊犬高兴地舔着她的手，心照不宣地发出哼哼声。巴拉巴斯的叫声把她从幻想中拉了回来。
这就是幻想的结局：他们把牧羊犬换成了一只面貌凶残的狗。他们禁止她散步，持续不断地监视她。当时，她最害怕的事是被塑料内芯的锁链绑在床上。巴拉巴斯把锁链卷起来，又展开，仿佛这是一串铁质念珠。玛露哈洞悉了他的意图。
“如果我想离开这里，我早就已经离开了。”她说，“好几次我都单独一人。我没有逃跑，那是因为我不想逃跑。”
大概是有人告了状，一天上午，“管家”带着可疑的谦卑态度走了进来，并说了一堆借口。他说自己非常羞愧，小伙子们往后会好好表现；他受命去找了他的妻子，她已经回来了。确实如此：妲玛莉丝回来了，她和过去一样，带着两个女儿，穿着色彩鲜艳的苏格兰迷你裙，煮着让人厌烦的兵豆。第二天，两名戴面具的首领带着同样的态度到来，他们粗暴地揪出四名看守，并且强制整顿了秩序。“你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其中一名首领坚决得令人不寒而栗。他说到做到。
当天下午，他们派来了高中毕业生小组，二月的安宁就这样神奇地回来了：静止的时间，各种杂志，枪炮与玫瑰的音乐还有梅尔·吉布森的电影。电影里的雇佣枪手有着放荡不羁的内心。少年看守们和她的儿子们一样喜爱这些音乐和电影，这让玛露哈非常感动。
三月底，两个陌生人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戴着看守们借给他们的风帽，以免露脸说话。其中一个陌生人没等和她打招呼就开始拿裁缝用的米尺测量地面。与此同时，另一个陌生人试图博取玛露哈的好感。
“很高兴认识您，女士，”他说，“我们来给房间铺地毯。”
“给房间铺地毯！”玛露哈怒不可遏地大叫，“你们滚出去！我只想离开这里！马上离开！”
无论如何，最让人惊愕的不是地毯，而是地毯的含义：她的释放日期被无限延后了。后来，一名看守告诉她，她的解读是错误的，因为这也许意味着她很快就要离开了，他们是为了其他更需要慎重对待的人质翻修房间。但是，当时玛露哈确信，这可以理解为她生命中在这里度过的又一个年头。
帕丘·桑托斯也不得不想办法给他的看守们找点事做。当他们厌倦了打牌，厌倦了连续十次看同一部电影，厌倦了讲述他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事迹，便开始像笼中的狮子一样在房间里绕圈。能通过风帽上的小洞看见他们通红的眼睛。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休几天假，也就是说：在连续一周的狂欢中疯狂地喝酒吸毒，回来之后变得更糟糕。吸毒是被禁止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不仅仅在工作时禁止。但是，瘾君子总能找到摆脱上级监视的方法。日常的毒品是大麻，但是在困难时刻，他们会自制大量让一切不幸都心生畏惧的古柯膏。其中一名看守在过完狂欢之夜后，闯进房间，号叫一声吵醒了帕丘。魔鬼般的面具几乎贴在了他的脸上，他看见了充血的眼睛和一些落在耳旁的卷曲毛发。他闻到了地狱的硫黄味道。那是一名想和他一起结束狂欢的看守。“您不知道我有多混蛋。”早上六点，他在喝双份烧酒时说。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仅仅出于意识无法控制的冲动，他自说自话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最后他因为醉酒而神志不清。当时，帕丘之所以没有逃跑，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缺乏了勇气。
在他的监狱生活中，玛利亚·维多利亚首创的私人简讯是最能鼓舞他的文字，《时代报》毫不遮掩、毫无保留地在它的版面上发布这些简讯。其中一篇简讯附上了孩子们的近照。他立即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内容尽是恐怖的真相。对于没有遭遇过这些事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十分荒谬：“我坐在这个房间里，被绑在一张床上，眼里充满了泪水。”从那时起，他给妻子和孩子们写了一系列发自肺腑的信，但他永远无法把这些信寄出去。
玛丽娜和迪安娜死去之后，帕丘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这时，逃跑的可能性来到了他面前。毫无疑问，他在城市的西边，他所在的街区是最靠近波雅卡大街的几个街区之一。他很熟悉这一片，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他从报社回家时总会走这条路来避开拥堵，他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他的车就是往这个方向行驶的。这里的大部分建筑应该都是成片的居民区，房子也是千篇一律的：车库的大门，小型花园，能看街景的二楼房间，而且所有的窗户都装有漆成白色的防护铁栏。他甚至在一周内确定了比萨店的距离，还确定了附近的工厂是巴伐利亚啤酒厂。那只发疯的公鸡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起初，它随时会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于不同地点叫：有时它离得很远，会在下午三点叫；有时它就在他的窗边，会在凌晨两点叫。如果他们告诉他，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也能听见它的叫声，那么这个细节会更加令人不解。
他可以从走廊尽头、房间右边的一扇窗户跳下，窗户外面是一个封闭的小院子。接着他可以爬上覆盖着藤蔓的围墙，围墙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他不知道围墙后面有什么，但既然这是一座街角的房子，那里应该是一条街道。而且，他几乎可以确定，那条街上有粮食店、药店和汽车维修店。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那些可能是绑架者的伪装。事实上，帕丘曾经听到从那边传来讨论足球的声音，说话的两个人毫无疑问是他的看守。无论如何，翻过围墙逃走很容易，但是之后的一切就无法预料了。因此，另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厕所，那是他唯一可以不带锁链去的地方，这是个不可或缺的优势。
他确定，逃跑必须在白天进行，因为他躺下之后从来不上厕所（即使他醒着看电视或是在床上写信），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会暴露他。而且，店铺很早就会关门，邻居们在七点的新闻节目结束后就休息了，到了十点周围就不会有人出没。就连在波哥大震耳欲聋的周五夜晚，这里都只能听到啤酒厂缓慢的呼吸声或是涌入波雅卡大街的救护车短暂的鸣笛声。此外，晚上很难及时在荒凉的大街上找到藏身之处，人们会用插销和门闩锁上商店和住宅的大门，预防夜间的风险。
然而，三月六日，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地转瞬即逝，而且是在晚上。一名看守带了一瓶烧酒，邀请他喝一杯。与此同时，他们在收看一档关于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电视节目。帕丘喝得很少，他只是想应付看守的要求。这位看守从那天下午开始值班，来之前就喝了酒。在那瓶烧酒喝完之前，他还没把帕丘绑起来就直接倒下了。帕丘非常困，没能看见从天而降的机遇。只要他想在夜间上厕所，他的值班看守就得陪着他去，但是他不愿意打扰看守幸福的醉态。他天真地走到漆黑的走廊，光着脚，穿着内裤，屏住呼吸走过其他看守睡觉的房间，其中一名看守鼾声如雷。直到那一刻，帕丘才意识到，机会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溜走了，而且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他感觉到胃里一阵恶心，他的舌头被冻住了，心脏裂开了一道缝。“我不是因为逃跑而害怕，而是因为不敢逃跑而害怕。”他后来说。他在黑暗中走进卫生间，并带着不回头的决心把门调整好。另一个看守在半梦半醒之间推开门，用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他们俩都呆住了。
“你在做什么？”看守问。
帕丘坚定地回答他：
“拉屎。”
他想不出别的理由。看守不知如何回答，他点了点头。
“好吧，”他最后说，“拉得愉快。”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继续站在门口用手电筒的光束照着帕丘，直到帕丘煞有介事地拉完屎。
在那一周的时间里，他被失败的沮丧打垮了，他决定用一种彻底的、无法挽回的方式潜逃。“取出剃须刀的刀片，切断静脉，天亮时我就死了。”他告诉自己。第二天，阿丰索·亚诺斯·埃斯科瓦尔神甫在他《时代报》的每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写给帕丘·桑托斯的文章，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他不要有自杀的想法。那篇文章在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办公桌上停留了三周，他一直犹豫要不要发表它——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犹豫。一天前，他在最后时刻决定发表这篇文章，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每次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帕丘都会重新经历一遍那天的惊愕。
四月初，一位拜访玛露哈的二级首领向她承诺，会替她求情，让她丈夫能给她寄一封信。她很需要这封信，这对她来说是精神和肉体的良药。他的话让人难以置信：“没问题。”大约晚上七点的时候，那个男人离开了。十二点半左右，她在院子里散完步，“管家”急匆匆地敲门，因为门从里面被反锁了。“管家”交给她一封信。这不是比亚米萨尔通过基多·帕拉寄出的信，而是他通过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寄出的，格萝莉娅·帕琼·德·加兰在这封信上写了安慰她的附言。在这张纸的背面，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亲笔写了一段话：“我知道这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难以忍受，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也非常痛苦。不过您别担心，我向您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您都不会有事的。”最后，他透露了一个秘密，玛露哈觉得难以置信：“您不要在意我的新闻公告，那只是用来向政府施压的。”
相反，她丈夫在信中写的话让她感到丧气，因为他很悲观。他告诉她一切顺利，但是让她保持耐心，因为等待时间可能会变得更加漫长。比亚米萨尔确信，这封信在交给玛露哈之前会被别人阅读，因此他在结尾写了一句话。这种情况下，这句话不是写给玛露哈的，而是写给埃斯科瓦尔的：“请你为哥伦比亚的和平做出牺牲。”她被激怒了。她曾经数次感知到比亚米萨尔从露台上给她传出的精神信号，她全心全意地回答他：“让我离开这里吧，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照过镜子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因为那封信，她又有了一个亲笔写信回复他的理由，告诉他，耐心什么耐心，她已经耐心十足地忍受了那么多恐怖的黑夜，对死亡的恐惧会让她突然惊醒。她不知道那是一封旧信，写在与基多·帕拉协商失败和与奥乔阿一家的最初几次见面之间，当时比亚米萨尔看不见一丝希望的曙光，所以写不出一封乐观的信。但是现在，她的自由之路似乎已经确定了。
幸运的是，这种误解让玛露哈意识到，她也许不是因为这封信而感到如此愤怒，而是因为更早之前对丈夫无意识的怨恨：如果阿尔贝托能够掌控事件发展的进程，为什么他会让他们先放了贝阿特利丝？在十九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来没有时间、理由和勇气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她给自己的答案让她意识到了真相：她能忍受这场绑架至今，是因为她完全肯定她的丈夫会倾注他生命的每一秒钟来解救她；即使没有希望，他也一刻都不会停歇，因为他确信她都明白。那是就连他和她都没有意识到的——爱的盟约。
十九年前，他们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相识，当时他们都是青年撰稿人。“我立马就喜欢上了阿尔贝托。”玛露哈说。为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他无依无靠的气质。”这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第一眼看去，比亚米萨尔似乎是典型的脱离时代的大学生，头发及肩，胡子拉碴。他只有一件衬衫，下雨的时候才会洗。“我那时偶尔才洗一次澡。”现在谈起这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第二眼看去，比亚米萨尔似乎是一个热爱聚会、游手好闲、脾气暴躁的人。但是玛露哈一下子见到了第三眼的他，一个会为了美丽女子失去理智的男人。如果这名女子聪明、感性，他会为她痴迷；如果她既培养出了铁腕又有一颗洋蓟般柔软的心，他会彻底为她疯狂。
被问到喜欢玛露哈什么方面的时候，比亚米萨尔眨了眨眼。也许是因为除了显而易见的优雅之外，玛露哈似乎并没有能让人爱上她的更好资质。那时她三十岁。十九岁时，她通过天主教会结婚，婚后和丈夫有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每隔十五个月就有一个孩子出生。“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玛露哈说，“让他明白，他正在踏入雷区。”他听完后，又眨了眨眼。他没有邀请她吃午饭，而是让一个共同的朋友邀请了他们俩。第二天，他和那个朋友一起邀请她；第三天，他单独邀请她；第四天，他们见了面，但没有吃午饭。就这样，他们继续用最好的借口每天见面。如果有人问比亚米萨尔，当时他是已经爱上她了，还是只想和她睡觉，他会用纯正的桑坦德人的方式回答：“别瞎说，我从没那么认真过。”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认真到了什么程度。
玛露哈的婚姻平淡，波澜不惊，非常完美。但是，她或许需要灵感与冒险，让她觉得自己是鲜活的。她以忙于工作事务为借口，匀出时间陪伴比亚米萨尔。她撒谎说有更多的工作，工作时间甚至包括每周六正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周日和假期，她临时编造出参加青年聚会、艺术讲座、午夜电影俱乐部等各种借口，只是为了和比亚米萨尔在一起。他没有问题：他单身，可以随时待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随心所欲。他有过很多个周六女友，但相当于一个也没有。他只差最后一篇论文就能成为一名像他父亲那样的外科医生。但是，时间更适合用来尽情生活，而不是用来治愈病人。爱情从波莱罗舞曲中滋生，直到留存了四个世纪的芬芳信笺、呜咽的小夜曲、手绢上的姓名首字母、鲜花中的情意、下午三点空荡荡的电影院都成为过去；全世界都鼓起勇气，抗议对披头士的疯狂喜爱引发的死亡。
相识一年之后，他们和玛露哈的孩子们一起住进了一间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那是一场灾难。”玛露哈说。她说得对：所有人都互相争吵，孩子和成年人都生活在破碎的碗碟、嫉妒和怀疑之中。“有时候，我恨他恨得要死。”玛露哈说。“我也恨她恨得要死。”比亚米萨尔说。“但是，只恨了五分钟。”玛露哈笑着说。一九七一年十月，他们在委内瑞拉乌雷尼亚市结婚，玛露哈的生命中又增加了一宗罪，因为她并没有离婚，也很少有人相信非宗教婚姻的合法性。四年后，他们两人唯一的儿子安德烈斯出生。惊险还在继续，但是他们觉得痛苦减轻了：生活已经教会他们，爱情的快乐不是用来让他们高枕无忧，而是用来让他们一块儿倒霉的。
玛露哈是阿尔瓦罗·帕琼·德·拉·托雷的女儿。阿尔瓦罗是四十年代著名的记者，他和两名出色的同事在一场载入新闻界史册的车祸中死去。玛露哈父母双亡，和姐姐格萝莉娅自小就学会了保护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玛露哈成了一名画家。后来，她成了一名年轻的报纸撰稿人。她还当过广播电视的导演、编剧和大型公司的公关和宣传主管，但其间她一直都是一名记者。她那吉普赛人的沉静眼神后，极好地隐藏着指挥才能。在这种才能的帮助下，她的艺术天赋和冲动个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比亚米萨尔则忘掉了医学，他剪了头发，把唯一的衬衫扔进了垃圾堆。他戴上了领带，成了一名销售专家，他可以卖掉别人给他的一切东西。但是，他的性情没有改变。玛露哈认为，是他，而不是生命中的各种打击，让她从繁文缛节和压抑的社交圈中解脱。
他们分头工作，孩子们在学校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午六点，玛露哈下班回家照顾他们。她从自身严格、传统的教育中吸取教训，她不想成为出席家长会的母亲，也不辅导他们写作业。女儿们抱怨说：“我们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妈妈。”但是，玛露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他们前进，让他们具备了做一切想做之事的独立精神和各种素养。奇怪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想变成她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现在，莫妮卡是从罗马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和平面设计师。阿莱桑德娜成了一名记者，还是电视节目制作人和导演。胡安娜是电视电影编剧和导演。尼可拉斯是一名电影电视作曲家。帕特里西奥是一名心理学家。安德烈斯是一名经济学学生。由于父亲的坏榜样，他喜爱政治。二十一岁时，他被民众选为波哥大北部查皮内罗市的市政府成员。
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和格萝莉娅·帕琼还是恋人的时候就一起共事，这对阿尔贝托和玛露哈都没有预见到的政治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凭借他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加兰在三十七岁时进入了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最后环节。彼时已是他妻子的格萝莉娅是一名记者，玛露哈也在推广和宣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们领导团队规划并实践了六场选举活动的形象策略。比亚米萨尔在销售方面的经验给加兰提供了很少有政客了解的波哥大的物流信息。在疯狂的一个月里，三人小组举办了新自由主义在首都的第一场选举活动，打败了经验丰富的竞选经理。在一九八二年的选举中，比亚米萨尔被写入了竞选名单的第六位。本来至多会选出五名议会代表，但那次最终选出了九位。不幸的是，那场胜利是阿尔贝托和玛露哈新生活的序幕，八年后还引发了那绑架案中可怕的爱情考验。
收到信大概十天之后，被叫作“博士”的大首领（他被视为绑架案的总经理）毫无预兆地拜访了玛露哈。她在被绑架当晚被带去的第一座房子里见过他。后来，在玛丽娜被杀害之前，他大约来过这里三次。他曾经和玛丽娜进行过长时间的低声交谈，这只能解释为他们之间长久的信任。他和玛露哈的关系一直很糟糕。对于她的任何提问，不管多么简单，他总是粗鲁而高傲地回答：“您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还有三名人质的时候，她想向他抗议房间的糟糕条件，她将她的顽固性咳嗽和迁移性疼痛归咎于这种条件。
“我曾经在比这糟糕一千倍的地方度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夜晚。”他恼怒地回答她，“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他的到访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一次，由于埃斯科瓦尔的信，玛露哈有了面对他的勇气。
沟通马上开始，而且出乎意料地顺畅。她一开始就毫无恨意地问他，埃斯科瓦尔想要什么，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很快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毫无保留地向她解释，如果没有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他的家人和手下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一切将会非常困难。玛露哈向他问起基多·帕拉，他的行动曾经让她充满了希望，她很好奇他怎么突然消失了。
“他表现得不太好，”他平淡地告诉她，“他出局了。”
这句话可以用三种方式解读：他或许丧失了权力，或许已经出国了——就像新闻公布的那样，或许已经被杀害了。他带着答案逃跑了，但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一方面是出于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为了赢得他的信任，玛露哈还问他是谁写了那封由“可被引渡者”指定寄给美国大使的信，信上谈论了引渡和毒品贸易的问题。这封信论据有力，书写规范，引起了她的注意。“博士”并不是很肯定，但他确定埃斯科瓦尔都是亲自写信，他会反复斟酌，不断打草稿，直到他能准确无误、没有前后矛盾地说明他想表达的内容。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结尾，“博士”又谈到了投降话题。玛露哈发现他对这个最初的话题更感兴趣，而且他不仅在意埃斯科瓦尔的命运，还在意自己的命运。她对法令引发的论战和法令的演变有着成熟的见解，了解投降政策的细枝末节以及制宪议会关于引渡与赦免的倾向。
“如果埃斯科瓦尔不考虑在监狱里待上至少十四年，”她说，“我认为政府不会接受他的投降。”
他非常欣赏这个观点，以至于冒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您为什么不给老板写信？”接着，面对玛露哈的茫然，他很坚持。
“真的，给他写信吧，”他对玛露哈说，“会很有用的。”
他们说干就干。他把纸笔递给玛露哈，不慌不忙地等待着，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玛露哈坐在床上，用一块木板垫着信纸。在开始写第一个字到完成最后一个字的过程中，她抽了半包香烟。她简单地向埃斯科瓦尔表达了感谢之情，因为他的话让她有了安全感。她说她没有要报复他的想法，也不想报复负责绑架事宜的人，她因所有人都用体面的方式对待她而心存感激。她希望埃斯科瓦尔能够寻求政府法令的庇护，这样他和他的孩子们就能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最后，她像比亚米萨尔一样在信里向他提议，让他为了哥伦比亚的和平做出牺牲。
“博士”原本期待她写一些关于投降条件的更加具体的内容，但是玛露哈说服他，如果不在一些不适宜或是容易被误解的细节上犯错，她所写的内容能起到一样的效果。她说得有道理。埃斯科瓦尔把这封信交给了媒体。当时，由于对投降的关注，他把这封信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趁着那一次邮递，她给比亚米萨尔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和她在狂怒状态下设想的完全不同。这让他在沉默数个礼拜之后重新出现在了电视上。那天晚上，在巴比妥的作用下，她梦见埃斯科瓦尔走下直升机，利用她当挡箭牌躲过了枪林弹雨，这仿佛是西部牛仔电影的未来版本。
拜访结束时，“博士”向房子里的人下达了指令，让他们善待玛露哈。“管家”和妲玛莉丝对新命令非常满意，他们甚至偶尔会表现得过分开心。在告别之前，“博士”决定更换看守。玛露哈请求他不要这么做。三月的骚乱过后，四月值班的年轻人让她松了口气，而且他们依然和她保持着和平的关系。玛露哈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和她谈论他们听到的“管家”和妻子的对话，还告诉她毒贩们的内部矛盾，这曾经是重大机密。他们甚至向她承诺（玛露哈也相信他们）——如果有人试图对她不利，他们会是首先出手制止的人。他们从厨房偷出零食给她，证明对她的情谊。他们还送给她一罐橄榄油来遮盖兵豆的恶心味道。
折磨着他们的宗教忧虑是唯一的难事，因为她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对信仰一无所知，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她多次冒险打破房间的和谐。“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问他们，“如果杀人是罪过的话，为什么你们要杀人？”她挑衅他们：“你们在下午六点念了那么多玫瑰经，点了那么多的蜡烛，和圣子一起做了那么多事。但如果我想逃跑的话，你们不会想着圣子，你们会一枪打死我。”辩论变得异常激烈，其中一名看守害怕地大叫起来：
“您是无神论者！”
她大叫着回答说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引发这样的惊愕。她意识到，她无益的过激行为可能会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编造出了一套关于世界和生命的宇宙论，让他们和平讨论。因此，把他们换成其他陌生的看守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博士”解释说：
“这是为了解决机关枪的问题。”
当新的值班看守到来的时候，玛露哈明白了他想说的话。那是几个没有武器的扫地工，他们整天打扫、拖地，甚至比过去的垃圾和脏乱状态更让人厌烦。但是，玛露哈逐渐不再咳嗽了，新秩序让她可以冷静、专注地看电视，这对她的健康与平衡状态很有帮助。
不信神的玛露哈完全不关注《上帝一分钟》，这个奇怪的节目时长六十秒，八十二岁的欧德主义神甫拉法埃尔·加西亚·埃莱罗斯在节目中并不进行宗教反思，而是进行社会反思，他的反思常常是非常晦涩的。相反，帕丘·桑托斯是一个狂热的实践型天主教徒，他对与专业政治家不太相关的信息更加感兴趣。一九五五年一月，这档节目在国家电视台第七频道开播。从此，神甫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自一九五○年起就是卡塔赫纳一家电台的知名主播；一九五二年一月，成了卡利一家电台的主播；一九五四年九月，成为麦德林一家电台的主播；同年十二月，他当上了波哥大一家电台的主播。他几乎在电视传媒体系启动的同时就开始在电视台工作。他凭借直截了当、偶尔粗暴的风格而出类拔萃。他说话时，用一双雄鹰般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观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他每年都会组织“百万晚宴”，许多著名人士（或是想成为著名人士的人）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花一百万比索买选美冠军端上的一碗法式清汤和一块面包。活动目的是给同名社会福利机构筹集资金。引发骚动的一次邀请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他们给碧姬·芭铎寄了一封私人邀请函。这名女演员立即接受了邀请，这掀起了哥伦比亚“上流社会”的轩然大波，并威胁到了晚宴的举办。神甫坚持他的决定。后来在巴黎布洛涅工作室及时发生了一场火灾，再加上飞机上没有座位的神奇理由，那次全国性的荒唐事件最终没有发生。
帕丘·桑托斯的看守们是《上帝一分钟》节目的忠实观众，但是他们更关注其中的宗教内容，而不是社会内容。就像大多数安蒂奥基亚贫民家庭的成员一样，他们盲目地相信那位神甫是一名圣徒。他说话的语气总是愤怒的，而内容有时是难以理解的。四月十八日的节目（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毫无疑问是献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是难以破译的。
“我听说，他想投降。我听说，他想跟我谈一谈。”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直视镜头。“啊，大海！啊，下午五点，太阳西沉时的科韦尼亚斯海！我该怎么做？我听说，他已经厌倦了他的生活，厌倦了纷争。但我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个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请告诉我，大海啊！我能这么做吗？我该这么做吗？你熟悉哥伦比亚的所有历史，你见过印第安人在海边祈祷，你听说过历史的传言：我应该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被拒绝吗？我会在哥伦比亚被拒绝吗？如果我这样做了，当我和他们同行的时候，会遇到枪林弹雨吗？在这场冒险中，我会和他们一起倒下吗？”
玛露哈也听见了，但是她不像许多哥伦比亚人一样觉得奇怪，因为她一直认为，这位神甫喜欢信口开河，然后迷失在宇宙星辰之间。她把这个节目看作七点钟的新闻栏目前无法避开的开胃菜。那天晚上，这档节目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一切跟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有关的事物都与她有关。她感到困惑和好奇，同时还觉得非常不安，因为她无法确定那段晦涩难懂的预言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相反，帕丘确定，神甫会把他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