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口信在绝境中凿开了一道缝隙。比亚米萨尔觉得这是个奇迹，因为那几天他正在重新梳理调解人的人选。他们要凭借他们的形象和履历去获得埃斯科瓦尔的信任。拉法埃尔·帕尔多也听说了这个节目，他担心自己办公室的消息可能已经走漏。无论如何，比亚米萨尔和他都认为，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是说服埃斯科瓦尔投降最合适的调解人。
三月底，往来的信函中确实没有新鲜的话题。更糟糕的是，埃斯科瓦尔显然把比亚米萨尔当作向政府传送口信的工具，并且没有给出任何东西作为交换。他的上一封信里只有没完没了的抱怨。他说，谈判还没有破裂，但是他已经给了下属抵御警察部队进攻的自由；警察部队已经被列入了大型袭击的目标名单；如果不迅速解决问题，他会增加对警察和平民的无差别袭击。他抱怨检察长只罢免了两名警官，但“可被引渡者”指控的警官足有二十名。
当比亚米萨尔陷入窘境的时候，他会和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商量。但是，如果有更棘手的事情，豪尔赫会让他去父亲的农庄寻求建议。老人给比亚米萨尔倒了半杯用于祭典的威士忌酒。“您干了它吧，”他说，“我不知道您怎么受得了这么惨烈的悲剧。”四月初的情况就是这样。比亚米萨尔来到拉·洛玛，向堂法比奥详细地讲述了他和埃斯科瓦尔的分歧。堂法比奥分担了他的失落。
“我们别再写信争吵了。”他做出了决定，“继续这么吵还能再吵一百年。最好的办法是您亲自和埃斯科瓦尔面谈，商定你们想要的条件。”
堂法比奥本人向埃斯科瓦尔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告知埃斯科瓦尔，比亚米萨尔打算冒着种种风险藏进汽车后备箱里。但是埃斯科瓦尔没有同意。“我或许会和比亚米萨尔谈，但不是现在。”他回复说。也许他依然害怕电子跟踪器，它可能被藏在任何地方，甚至被藏在臼齿的金牙冠下面。
同时，他继续坚持要求制裁警察，继续指控玛萨·马尔克斯联合准军事化分子和卡利集团杀死他的手下。这项指控与杀害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指控是埃斯科瓦尔执着而愤怒地攻击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的手段。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总是公开或是私下里回复说，目前他不会发动战争攻击卡利集团，因为当务之急是对付贩毒分子的恐怖主义，而不是毒品贸易。埃斯科瓦尔则在给比亚米萨尔的一封信中自说自话地写道：“请您告诉格萝莉娅女士，是玛萨杀死了她的丈夫，这毫无疑问。”面对这项不断重申的指控，玛萨的回答总是相同的：“埃斯科瓦尔本人最清楚，这不是真的。”
比亚米萨尔对那场血腥、徒劳的战争非常失望，这场战争击溃了情报机构的每一项倡议。比亚米萨尔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争取让政府进行停战谈判。这是不可能的。拉法埃尔·帕尔多从一开始就让他明白，只要人质家属的提议与政府不让步的决定发生冲突，反对投降政策的人就会控诉政府正在把国家交到毒贩手中。
比亚米萨尔在妻姐格萝莉娅·德·加兰的陪伴下，还拜访了国家警察局局长戈麦斯·帕蒂亚将军。格萝莉娅请求将军停战一个月，以便与埃斯科瓦尔取得私下联系。
“我们非常遗憾，女士，”将军说，“我们不能中断攻击这项罪行的行动。您正在冒险，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祝您好运。”
这是他们争取到的一切。警方为了不泄露难以解释的信息而守口如瓶，曾经因为走漏消息，埃斯科瓦尔从最严密包围中逃脱了。但是，格萝莉娅女士没有空手而归，因为一名警官在道别时告诉她，玛露哈在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交界的纳利尼奥省的某个地方。而她通过贝阿特利丝得知，玛露哈在波哥大。因此，警方的错误判断打消了她对营救行动的恐惧。
那几天，媒体关于埃斯科瓦尔投降条件的推测造成了一场国际风波。警方的否认、各级政府的解释、甚至总统本人的解释都无法让民众相信，政府和毒贩之间不存在投降协商和私下了结的情况。
但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相信这是真的。他一直坚信，而且把这一点告诉了所有愿意听的人——罢免他将是埃斯科瓦尔投降的重要条件之一。长久以来，加维里亚总统似乎对玛萨·马尔克斯向媒体发表随心所欲的声明感到非常不满。而且根据从来没有被证实的谣言，一些重要信息的泄露是他干的好事。但是，当时，在他任职数年之后，凭借他强硬打击犯罪活动积累的巨大威望以及对圣子溢于言表的崇拜，加维里亚总统无法立即决定罢免他。玛萨应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力，但他同样应该知道，总统也会行使他的权力，而玛萨唯一的请求（他们共同的朋友透露）是提前足够长的时间通知他，以保证他家人的安全。
唯一被授权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保持联系的官员是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卡洛斯·埃杜阿尔多·梅希亚，他需要全程留下书面记录。根据法律规定，他负责商定投降的行动细节和狱中的安保与生活条件。
希拉尔多·安海尔部长本人检查了所有可行的选择。自从法比奥·奥乔阿于去年十一月投降之后，他很关注戒备森严的伊塔古伊监狱，但是埃斯科瓦尔的律师拒绝了，因为那里很容易成为汽车炸弹袭击的目标。他认为将波夫拉多修道院改建为装甲监狱的想法很可行，那里距离卡利集团安置了两百公斤炸药的居民楼很近，埃斯科瓦尔曾逃过那场爆炸袭击，但修道院的修女们不愿意出售它。他曾经提议过强化麦德林监狱，但是被麦德林市政委员会集体否决了。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担心投降计划会由于找不到监狱而终止，因此他提出了有分量的理由，支持埃斯科瓦尔在去年十月提出的建议：埃尔·克拉莱特戒毒中心。该中心距离恩维加多的主公园十二公里，位于一座名叫拉·卡特德拉尔·德尔·巴耶的农庄中，这座农庄处于埃斯科瓦尔名下。政府明白，如果无法解决他自身的安全问题，埃斯科瓦尔是不会投降的。于是，政府研究了租用埃尔·克拉莱特戒毒中心并将中心改造为监狱的可能性。他的律师要求看守是安蒂奥基亚人，并要求监狱的外部安保绝不能由警方负责，因为他们担心由于谋杀麦德林的警察而遭到报复。
恩维加多市市长负责整个工程，他对政府报告做了记录，开始安排监狱的配备工作。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他应该将配备方案呈交给司法部。基础建筑风格简洁，楼层用水泥浇筑，屋顶铺设瓦片，金属房门漆成绿色。管理区域位于原来农场老房子的位置，由三间小厅、厨房、铺满石子的后院和牢房组成。牢房区有一间四百平方米的集体卧室，一间用作藏书室和学习室的大厅和六间有独立卫生间的单人房。戒毒中心有一个大约六百平方米的公共空间，里面有四个淋浴喷头，一间更衣室和六个卫生间。二月，改造工程启动，七十名在编工人轮流倒班，每人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复杂的地形、糟糕的路况和严冬的寒冷迫使他们放弃自卸车和卡车，不得不用骡子运送大部分家具和电器。第一批包括两台五十升的热水器、行军床和二十四张漆成黄色的管椅。二十个盆栽——南美杉、月桂和槟榔完善了室内装饰。作为一间古老的监狱，那里没有安装电话网络。监狱一开始的通信将依赖于无线电系统。工程的最终造价是一亿两千万比索，由恩维加多市政府支付。根据最初的估测，工程将在八个月内完成。但是当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登场时，工程被强制加快了进程。
投降计划中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瓦解埃斯科瓦尔的私人军队。埃斯科瓦尔似乎并不认为监狱是一种法律镇压的手段，反而认为它是攻击敌人，甚至攻击司法本身的避难所。但是，他没有得到一致同意，因此不能让他的军队和他一起投降。他希望保留军队的理由是监狱无法保证他家人的安全，并会让他的同伴们落入精英部队手中。“我不会单独行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封信的内容不完全是事实。因为他也可能想让完整的工作团队留在他身边，好在监狱里继续经营他的生意。政府更倾向于把他们和埃斯科瓦尔关在一起。因为那是将近一百个不处于长期备战状态的武装团体，他们是一线的预备力量，几个小时内就能快速集合并武装起来。这意味着得让埃斯科瓦尔解除手下十五或二十名无畏长官的武器，并把他们一起带进监狱。
在比亚米萨尔与加维里亚总统为数不多的几次私人会面中，加维里亚总统总是给他私下解救被绑架者的行动提供便利。比亚米萨尔不认为政府的谈判与他在政府的授权下进行的谈判有什么不同之处。政府谈判的内容在投降政策中就能看出端倪了。图尔巴伊前总统和埃尔南多·桑托斯（他们虽然从没有表明这一点，也没有否认政府制度方面的困难）毫无疑问等待着总统最低限度的变通。面对妮迪娅的坚持、恳求和抗议，总统同样拒绝了更改法令规定的期限。总统的拒绝依然是抗议的家人们心中的一根刺。迪安娜去世三天后，总统更改了期限。这个事实是迪安娜的家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总统在私下里说过，很不幸，在那种情况下，更改日期也无法阻止迪安娜的死亡。
埃斯科瓦尔永远不会满足于一种渠道，他也不会停止用各种合法或是非法的方式千方百计与上帝和魔鬼谈判。并不是因为他对一些人更加信任，而是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尽管他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对比亚米萨尔有所期待，但他依然记得曾经破灭的政治赦免的美梦。一九八九年，大毒枭们和追随者们获得了M-19成员的证件，以期作为游击队员得到赦免。卡洛斯·皮萨罗司令用不可能达到的要求阻止了他们。两年后的现在，埃斯科瓦尔通过制宪议会寻求第二次机会，从金钱贿赂到恐吓，想方设法向数名制宪议会成员施压。
但是，埃斯科瓦尔的敌人们也在他的计划中横插一脚。他们发布了一则所谓来自毒贩的视频，引发了一桩轰动却无益的丑闻。这个视频应该是用旅馆房间里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中，一名制宪议会成员收取了埃斯科瓦尔的律师的现金。该制宪议会成员已经被选入M-19成员名单。然而实际上，他属于为（在战争中攻击麦德林集团的）卡利集团效力的准军事集团成员，他的信誉无法说服任何人。几个月后，一名私人武装部队首领向警方坦白道，他的手下制作那个粗糙的视频是为了证明埃斯科瓦尔正在贿赂制宪议会成员，并以此推翻赦免或不引渡的决议。
在埃斯科瓦尔想开辟的诸多战线中，他试图绕过比亚米萨尔协商帕丘·桑托斯的释放事宜。当时，比亚米萨尔的奔波即将结束。四月底，埃斯科瓦尔通过一位神甫朋友给埃尔南多·桑托斯传达了一条消息，让他和自己的律师在乌沙盖恩教堂会面。消息说，埃斯科瓦尔要和他商议释放帕丘的重要事宜。埃尔南多不仅认识这位神甫，还把他视为在世的圣人。因此，他于指定日期晚上八点，独自准时赴约。律师的样貌在教堂的阴影里勉强能被看清，律师告诉他，自己与贩毒集团没有关系，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他职业生涯的教父，他不能拒绝他的请求。他的任务只是交给埃尔南多两份文件：国际特赦组织谴责麦德林警方的报告和一篇关于精英部队暴行的文章，似乎是一篇社论。
“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您儿子的性命。”律师说，“如果明天这些文章能发表，后天弗朗西斯科就会被释放。”
埃尔南多带着政治眼光阅读那篇尚未发表的社论。其中的内容是埃斯科瓦尔数次揭露过的事实，但是带有无法证实的惊悚细节。文章写得很认真，而且带有微妙的恶意。律师说，作者是埃斯科瓦尔本人。无论如何，这像是他的风格。
国际特赦组织的文件已经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了，对埃尔南多·桑托斯来说，重复发表该文件没有困难。然而，如果没有证据，发表那篇社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希望您能把证据给我。这样的话，即使你们不释放帕丘，我们也会马上发表。”埃尔南多说。没有别的可说了。律师意识到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想利用这次机会询问埃尔南多，基多·帕拉在调停中向他收取了多少费用。
“他一分钱都没要。”埃尔南多回答说，“我们从来不谈钱。”
“请您告诉我真相。”律师说，“因为埃斯科瓦尔控制着账务，他控制着一切，他需要这个信息。”
埃尔南多再次否认。会面以正式的告别结束。
也许在那几天里，哥伦比亚占星家毛里西奥·布埃尔塔是唯一确信事情即将结束的人，他通过星辰专注地观察国家命运，甚至得出了关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出生星图的惊人结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埃斯科瓦尔出生于麦德林。因此，他是射手座，上升星座是双鱼座。他的出生星图中有着最糟糕的行星会合情况：火星和土星在处女座会合。他的性格倾向是：残忍的权威主义、专制主义、难以满足的野心、叛逆、躁动、不服从、无序、无纪律、攻击权威，以及难以挽回的结局：突然的死亡。
从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开始，对他来说，土星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都会保持五度的斜角。他的命运只剩下三种归宿：医院、坟墓或者监狱。第四个选择——修道院——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可行。无论如何，当时的形势更有利于就谈判条约达成协议，而不是将最终的可能性封死。也就是说：他最好的选择是政府提议的有条件投降。
“埃斯科瓦尔大概非常不安，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出生星图。”一名记者说。因为他一得知毛里西奥·布埃尔塔散布的消息，就想详尽地了解他分析中的细节。然而，埃斯科瓦尔的两名使者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其中一名永远地消失了。因此，布埃尔塔在麦德林举办了一个众人皆知的研修班，以便让埃斯科瓦尔与他取得联系。但是，一系列奇怪的不利因素阻止了他们的会面。布埃尔塔将这些因素解读为星辰的保护，任何事物都无法干预难以改写的命运。
帕丘·桑托斯的妻子也得到了一名预言家的超自然启示。这名预言家曾经凭借令人惊叹的洞察力预见了迪安娜的死亡。她同样肯定地告诉帕丘的妻子，帕丘还活着。四月，预言家又一次在公共场合遇见帕丘的妻子，趁机凑到她耳边说：
“恭喜你。我已经看见神迹降临了。”
当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把密信传达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时候，这些是仅有的鼓舞人心的征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是如何做出那个富有预见性的决定，以及这个决定与科韦尼亚斯海有什么关系，这些依然令国民好奇。然而更加让人费解的是，他是如何想出这种做法的。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周五，他拜访了马努埃尔·埃尔金·巴塔洛约医生——疟疾疫苗的发明者，请求他担任《上帝一分钟》制作组中的医疗岗位，进行艾滋病的早期检测。除了一名来自他教会的年轻神甫之外，一位具有诸多美德的安蒂奥基亚人也陪伴着他。这人是他伟大的朋友，在世俗问题上帮他出谋划策。由于他本人的决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施主不仅捐款建造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私人祈祷室，而且为了神甫的公益事业自愿缴纳什一税。在将他们载往巴塔洛约医生免疫学研究所的汽车上，他感受到了一种急切的想法。
“听我说，神甫，”他说，“您为什么不干预这件事，让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呢？”
他直截了当地说了，而且没有任何动机。“那是上面的信息。”他后来讲述时，带着奴仆的敬意和老朋友的信任，他总是这样暗指上帝。神甫在收到信息时，心脏仿佛被箭矢射中了，他变得非常苍白。巴塔洛约医生之前并不认识他，他眼中散发出的能量和他的谈判理解力给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神甫的朋友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一面。“神甫仿佛在漂浮着。”他说，“在拜访过程中，他只想着我跟他说过的话。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非常着急，甚至把我吓了一跳。”因此，周末他带神甫去了科韦尼亚斯的度假屋。那里是加勒比的浴场疗养胜地，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游客；那里也是每日输送二十五万桶原油的输油管道的终点。
神甫没有得到片刻的平静。他几乎不睡觉，会在用餐的中途起身，不分昼夜地随时在沙滩上长时间徒步。“哦，科韦尼亚斯海，”他对着澎湃的浪花大喊，“我能这么做吗？我应该这么做吗？了解一切的你啊，我们会在尝试中死去吗？”在痛苦的徒步之后，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走进屋里，仿佛真的得到了大海的回答。然后，他和房东讨论方案的细枝末节。
周二回到波哥大时，他已经有了大致的想法，这让他恢复了平静。周三，日常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六点起床，淋浴，穿上带有教士领的黑色服装，外面加一件不可或缺的白色斗篷。他在宝琳娜·加尔颂的帮助下了解错过的事件。在他的半生中，宝琳娜·加尔颂是他必不可少的秘书。那天晚上，他制定了另一个话题的方案，这个话题与之前让他着迷的内容完全无关。周四上午，巴塔洛约医生像他承诺的那样，对他的请求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神甫没有吃午饭。六点五十分，他到达国家广播电视协会的工作室，在那里播出他的节目。面对摄像机，他即兴说出了给埃斯科瓦尔的信息。那是改变他所剩不多的生命的六十秒。回家时，迎接他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留言和蜂拥而至的记者。从那天晚上开始，记者们不会让他离开他们的视线，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牵着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手，把他送进监狱为止。
最后的程序开始了。但预测是不准确的，因为舆论分成了两派，一群人认为善良的神甫是一位圣人，而不信神的人坚信他是半个疯子。事实是，他的生命证明了许多东西，但没能证明生命本身是什么。一月，他过了八十二周岁生日；八月，他的神甫生涯将迎来第五十二个年头。而且，他显然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哥伦比亚人中，唯一完全不想成为共和国总统的。花白的头发与教士服外面的白色羊毛斗篷勾勒出了国内最受尊敬的形象之一。十九岁时，他出了一本书，内容是他创作的诗篇。青年时代，他以“年华流逝”为笔名，创作了许多其他诗歌。凭借一部短篇小说集，他获得了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奖项。因为他的公益事业，他获得了四十六块勋章。不论是在顺利还是在艰难的时刻，他总是脚踏实地，过着无神职信徒的社交生活，他自己讲，也听别人讲各种口味的笑话。在关键时刻，他一直隐藏在教士斗篷下的内心会浮现出来：一个地地道道的桑坦德人。
他在圣若望·欧德教区的教会过着清贫的修士生活，他住的房间漏雨，但他拒绝修缮。他睡在一张没有床垫的木板床上，没有枕头，床罩是几位慷慨的修女用带有彩色小房子图案的碎布给他缝制的。他没有接受他们提供的羽毛枕，因为他觉得这违背了上帝的规定。只要他们不给他新鞋，他就不换鞋子；只要他们不给他新的衣物，他就不更换他的衣服和白色斗篷。他吃得很少，但他在餐桌上有着不错的品位。他懂得如何品鉴美食和上等葡萄酒。但是，他不让别人邀请他去高级餐厅，因为他担心他们认为他会付账。这些人中有一位出身显赫的女士，她戴着一只杏仁大小的钻戒。
“用这样一枚戒指，”他在她面前说，“我可以给穷人建造一百二十座房子。”
那位女士因为这句话而感到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是，第二天，她把戒指寄给了他，并附带一张礼貌的字条。戒指当然不够建造一百二十座房子，但无论如何，神甫确实建成了一百二十座房子。
宝琳娜·加尔颂·德·贝尔穆德斯出生于桑坦德省南部的奇帕塔市。一九六一年，她十五岁，带着一封专业打字员推荐信和母亲来到了波哥大。她的确是一名专业打字员。但她不懂如何在电话中交谈，字也写得太差，她写的购物清单是旁人无法解读的。但是，她学会了做好这两件事，并让神甫聘用了她。二十五岁时，她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阿丰索和一个女儿玛丽亚·孔斯坦萨，现在，他们成了系统工程师。宝琳娜在兼顾家庭的同时，继续给神甫工作。他逐渐向她释放权力并让她承担更多义务，让她变得不可或缺，以至于他们常一起在国内外奔走，但是总有另一位神甫陪伴着他们。“这是为了防止谣言。”宝琳娜解释说。她陪着他四处奔波，尽管只是为了给他戴摘隐形眼镜，因为他自己永远无法做到。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神甫的右耳失去了听力。他变得易怒，并对自己记忆的缺口感到更加愤怒。他渐渐地放弃诵读经典祷文，而是带着智者的灵感，大声地即兴朗诵自己的祷文。他精神错乱的名声不断传播。与此同时，民众越来越相信他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能与水体交谈，并掌控它们流淌的路径和方式。他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理解态度让人想起他就一九五七年八月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亚将军回国接受国会审判这一事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向法律屈服，那么即使他是有罪的，他也值得尊敬。”几乎在他生命的尽头，在一次组织困难的“百万宴会”上，一个朋友问他，之后他会做什么。他给出了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回答：“我想躺在草地上看星星。”
在电视消息播出的第二天，没有通知也没有事先办理手续，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出现在了伊塔古伊监狱。他询问奥乔阿兄弟，如何才能在埃斯科瓦尔的投降过程中起到作用。在奥乔阿兄弟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圣人，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不足：通过每日的传道，他与听众保持了四十年的沟通，因此他构思出的所有计策都会被透露给舆论。但是，对他们来说，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堂法比奥认为他是一位天赐的调解人。首先，因为埃斯科瓦尔对神甫没有顾忌，而他正是出于这种顾忌才没有接见比亚米萨尔。其次，因为他的神化形象能够说服埃斯科瓦尔的手下，让所有人都投降。
两天后，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在记者会上透露，他已经与关押人质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他乐观地表示，他们很快会被释放。比亚米萨尔毫不迟疑地去《上帝一分钟》找他。当神甫第二次前往伊塔古伊监狱拜访时，比亚米萨尔与他同行。即日，代价巨大的保密程序开始运转，而且必将以毒贩投降告终。这一程序以神甫在奥乔阿兄弟的牢房里口述信件开始，玛丽亚·莉娅用打字机将口述内容打印出来。神甫站在她面前，用和一分钟布道时同样的仪态、同样使徒般的语气及同样的桑坦德口音即兴口述。他邀请埃斯科瓦尔一起探寻哥伦比亚的和平之路。他说他希望政府任命自己为担保人，“让你的权利，以及你的家人和朋友的权利得到尊重”。但是，他提醒埃斯科瓦尔，不要要求政府无法给予的东西。在以“我亲切的问候”结尾以前，他说明了这封信的真实意图：“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在某个安全的地方见面，请你告诉我。”
三天后，埃斯科瓦尔亲笔回信了。他同意投降，为和平做出牺牲。他明确表示，他不奢求赦免，也不要求对摧毁贫民窟的警察进行刑事处罚，而只要求纪律处罚。但是，他不放弃以激烈的报复作为回应的决心。他准备认罪，虽然他确定没有一位哥伦比亚或是外国的法官有足够的证据判决他。而且他相信，他的对手也会服从于同样的体制。然而，与神甫的热切希望相反，他没有提到与他会面的提议。
神甫向比亚米萨尔承诺，他会控制住将信息公之于众的冲动。起初，他部分地履行了诺言，但是他近乎天真的冒险精神胜过了他的意志力。人们抱着极大的期望，而媒体的动员能力是如此强大，从那时起，他每迈出一步，就有来自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大批记者和行动小组追着他，甚至追到了家门口。
在拉法埃尔·帕尔多的严格保密下，比亚米萨尔绝对秘密地行动了五个月。比亚米萨尔认为，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口才让整个行动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因此，他通过申请得到了神甫最亲近之人的帮助——排在第一位的宝琳娜，她可以提前为一些行动做好准备，无需事先通知神甫。
五月十三日，他收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信息，要求他带着神甫前往拉·洛玛农庄，并让他在那里停留必要的时间。他提醒说，可能是三天，也可能是三个月，因为他得亲自仔细检查行动的每一个步骤，甚至有可能在最后时刻由于安全问题取消会见。很幸运，神甫总是为让他难以入眠的事情做好充足的准备。五月十四日早上五点，比亚米萨尔敲响了他家的大门，发现他像白天一样在书房里工作。
“走吧，神甫，”他说，“我们去麦德林。”
奥乔阿一家在拉·洛玛做好了准备，让神甫能在必要的时间里得到消遣。堂法比奥不在家，但是家里的女人们张罗起了一切。让神甫分心并不容易，因为他明白，一次如此突然而迅速的出行只可能是为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早餐非常可口，用餐时间很长，神甫吃得很香。上午十点左右，玛尔塔·妮耶维丝尽量不那么戏剧化地向神甫透露，埃斯科瓦尔很快就会和他见面。他吃了一惊，很开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比亚米萨尔让他回到现实。
“最好现在让您知道，神甫，”他提醒说，“也许您得单独和司机一起离开，我们不知道您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多久。”
神甫脸色苍白。他勉强能用手指拿住念珠，来回踱步，高声诵读他自编的祷文。每次经过窗户的时候，他都会看一眼马路。他一面害怕为他而来的汽车出现，一面因为汽车没到而焦虑。他想打电话，但是他自己意识到了危险。“幸好跟上帝交谈不需要打电话。”他说。吃午饭的时候，他不想坐在桌子旁边。午饭比早饭持续的时间更久，也更可口。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床头是用金银饰带制作的，仿佛那是一张主教的床。女人们试图说服他休息一会儿，他表面上接受了，但没有睡着。他不安地阅读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这本书很流行，它试图通过数学计算证明上帝并不存在。下午四点左右，他出现在客厅里，比亚米萨尔在那里打盹。
“阿尔贝托，”他对他说，“我们最好回波哥大。”
劝阻他很难，但是女人们用自己的魅力和精明说服了他。傍晚时，他的情绪又一次剧烈波动，但是他已经不再逃避了。他明白夜间出行的危险。躺下时，他向别人求助，想要摘下隐形眼镜。因为帮他摘戴隐形眼镜的人是宝琳娜，他不知道如何自己完成。比亚米萨尔没有睡觉，因为他觉得埃斯科瓦尔可能认为晚间的黑暗对约见来说更加安全。
神甫一分钟都没有睡着。早上八点的一餐比晚饭更加诱人，但神甫甚至没有坐到餐桌旁。他依然在为隐形眼镜丧气，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最后，农庄的管理员费了很大的力气帮他戴上。与第一天不同，他看起来并不紧张，也没有焦虑地走来走去。他坐下来，盯着马路，汽车将会从那里驶来。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直到他失去耐心，突然站了起来。
“我走了，”他说，“这事是个笑话。”
他们说服他吃完午饭再走，这个承诺让他恢复了精神。他吃得很香，交谈很愉快，他像自己最健康的时候那样有趣。最后，他宣布说，他要去午睡了。
“但是，我提醒你们，”他伸出食指威胁说，“午睡醒来我就走。”
玛尔塔·妮耶维丝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从侧面获得一些信息，好让她在神甫醒来时留住他，但一无所获。快到三点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客厅里打盹，发动机的声音把他们吵醒了。汽车到了。比亚米萨尔突然站了起来，他习惯性地敲了一下神甫卧室的门，然后把门推开。
“神甫，”他说，“他们来接您了。”
神甫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尽力起床。比亚米萨尔非常感动，因为他觉得神甫就像一只没毛的小鸟，皮肤挂在骨骼上，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但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划了个十字，鼓起勇气，变得坚定而高大。“跪下，孩子，”他命令比亚米萨尔，“我们一起祈祷。”起身时，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们去看看巴勃罗究竟怎么了。”他说。
虽然比亚米萨尔想陪他去，但是他没有去争取，因为这事已经约定好了。但是，他可以和司机交谈。
“您得对神甫负责。”他对司机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留神你们对他做的事情。请您明白你们身上的责任。”
司机看着比亚米萨尔，仿佛他是个白痴：
“您认为，如果我和圣人坐在一起，我们会出事吗？”
司机拿出一顶棒球帽，让神甫把帽子戴上，以免人们通过白发认出他。神甫戴上了棒球帽。比亚米萨尔想到，麦德林处于战争之中。他担心神甫被拦下，耽误会面。或许，神甫还会被困在杀手和警察的交火中。
他们让神甫和司机一起坐在前面。当所有人看着汽车远去时，神甫摘下帽子，扔出窗外。“别担心，孩子，”他向比亚米萨尔喊道，“我掌控着水体。”雷声在田野上回荡，天空在滂沱大雨中坍圮。
关于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拜访，唯一已知的是神甫本人回到拉·洛玛时讲述的版本。他说，埃斯科瓦尔接待他的房子又大又豪华，里面有一个奥运标准的游泳池和许多体育设施。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不得不在路上换了三次车。但由于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好几处警察岗哨都没有拦下他们。根据神甫的讲述，剩下的岗哨是为“可被引渡者”的安全服务的。他们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虽然他最有可能被带去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位于麦德林市内的一处住所，不过为了让神甫觉得他们去了离拉·洛玛农庄很远的地方，司机极有可能绕了远路。
他讲述说，大概有二十名携带武器的人员在花园里迎接他。他斥责他们糟糕的生活方式和抵制投降的做法。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本人穿着一套白色棉质家居服在露台上等他，胡子又黑又长。见到埃斯科瓦尔时，神甫从到达拉·洛玛起就坦白的恐惧感和后来旅途中的不确定感都消散了。
“巴勃罗，”他说，“我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来的。”
埃斯科瓦尔对他致以同样的礼貌和极大的尊敬。他们面对面坐在客厅的两张印花椅上，准备开始一场老朋友式的长对话。神甫喝了一杯威士忌，冷静了下来。同时，埃斯科瓦尔一直都小口喝着果汁。但是，由于神甫不耐烦的性子和埃斯科瓦尔像他信中一样的简洁尖刻的说话风格，拜访从预计的时长缩短到了三刻钟。
比亚米萨尔担心神甫会忘记，特地嘱咐神甫记下对话的内容。神甫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似乎做得更多。他以糟糕的记忆力为借口，要求埃斯科瓦尔亲笔写下他的核心提议。提议写成之后，神甫又以无法完成为由让他更改或剔除。就这样，虽然埃斯科瓦尔控诉警方的各种暴行，但提议中他把执意要求的警察革职问题最小化，并集中谈到了囚禁地点的安全问题。
神甫说，他问埃斯科瓦尔，他是不是袭击四名总统候选人的罪犯。他回答得并不直接，只说人们把不是他犯下的罪行归咎于他。他向神甫坦白，他无法阻止四月三十日在波哥大的大街上发生的对罗·穆特拉教授的袭击案，因为这个命令很早之前就已经发出了，无法更改。至于释放玛露哈和帕丘的事宜，他没有说任何可能牵连到自己的话。但是他说，“可被引渡者”让他们生活在正常的条件中，而且他们很健康。一旦确定投降条约，他们马上会被释放。他特别提到了帕丘，并严肃地说：“他对自己的绑架生活很满意。”最后，他认可了加维里亚总统的正直，并对达成协议表示期待。纸上的内容有时由神甫来写，但大部分是由埃斯科瓦尔亲笔修改和进一步阐述的。这张纸成了第一份正式的投降提议书。
当神甫的一只隐形眼镜掉落时，他起身准备告辞。他试着把镜片戴上，埃斯科瓦尔也来帮助他，他们还向雇员们求助，但是都没有用。神甫很绝望。“什么都做不了，”他说，“只有宝琳娜能做这件事。”令人惊讶的是埃斯科瓦尔知道她是谁，还知道当时她在哪里。
“别担心，神甫，”他说，“如果您愿意，我们把她带来。”
但是神甫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他情愿不戴眼镜离开。在道别之前，埃斯科瓦尔让神甫为他脖子上戴着的一块金牌祈福。在随从们的包围下，神甫在花园里给金牌祈福。
“神甫，”他们对他说，“您走之前，先给我们祈福吧。”
他们跪了下来。堂法比奥·奥乔阿说过，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调解会对埃斯科瓦尔手下的投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埃斯科瓦尔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和手下一起下跪，以做出表率。神甫祝福了所有人，并劝说他们回归合法的生活，为国家的和平做出贡献。
神甫在那里待了不到六个小时。晚上八点半左右，在闪耀的群星下，他出现在了拉·洛玛农庄。他像十五岁的学生那样从车上跳下来。
“放心，孩子，”他对比亚米萨尔说，“没有问题，我刚刚让所有人都下跪了。”
很难让他恢复常态。他陷入了令人惊慌的兴奋状态。缓和剂和奥乔阿家的女人煎制的镇静剂都没有起作用。天还在下雨，但他想马上飞回波哥大公布这个消息，他想和共和国总统交谈，当场敲定协议宣布实现和平。他们成功让他睡了几个小时，但是从凌晨起，他就在黑灯瞎火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他自言自语，大声诵读他脑海中闪现的祷文，直到黎明时，睡意才击垮了他。
五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他们到达波哥大，广播里正在播送新闻。比亚米萨尔在机场找到了儿子安德烈斯，激动地拥抱他。“放心，儿子，”比亚米萨尔告诉他，“你妈妈三天后就回来了。”当比亚米萨尔打电话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时，帕尔多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真的很高兴，阿尔贝托。”他说，“但是，您别抱有太多幻想。”
自绑架案发生以来，比亚米萨尔第一次出席了朋友们的聚会。就像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其他承诺一样，这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当时，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出现在了哥伦比亚所有的新闻栏目上——电视、广播和报刊上，他要求人们宽容地对待埃斯科瓦尔。“如果我们不辜负他，他会变成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他说。他还引用了卢梭的观点，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内心深处，所有人都是好人；只是某些情形会把他们变成坏人。”在缠绕成一团的麦克风之间，他毫无保留地说：
“埃斯科瓦尔是一个好人。”
十七日，周五，《时代报》公布神甫持有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将于下周一呈交给加维里亚总统。事实上，这封信就是他和埃斯科瓦尔在会谈时一起做的笔记。周日，“可被引渡者”发布了一份通告。在新闻的激流中，这份通告极有可能被公众忽略：“我们已经下令释放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露哈·帕琼。”他们没有说时间。然而，电台认为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激动的记者开始在人质的家里布岗。
结局是：比亚米萨尔收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信息，他告诉比亚米萨尔，他不会在当天释放玛露哈·帕琼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他们将于第二天（五月二十日，周一）晚上七点被释放。但是，周二上午九点，比亚米萨尔得为埃斯科瓦尔的投降事宜再次出现在麦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