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日，周日。晚上七点，玛露哈听见了“可被引渡者”的公告。公告没有说明释放的日期和时间。而根据“可被引渡者”的办事方式，释放时间可能是五分钟以后，也可能是两个月之内。“管家”和他的妻子走进房间准备庆祝。
“已经结束了，”他们喊道，“得庆祝一下。”
玛露哈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说服他们等待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直属信使的正式口头命令。这则新闻没有让她吃惊，因为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她感受到了明显的征兆。当他们带着令人灰心的承诺前来给房间铺设地毯时，她以为事情会进行得很糟糕。最近播出的节目《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知名演员。带着重新燃起的乐观，玛露哈继续认真地观看电视剧，她甚至相信自己在不可实现的爱情催下的甘油眼泪中发现了加密的信息。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消息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显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即将发生。
玛露哈预测，会有一次不合时宜的释放，她得穿着被绑架者的悲惨汗衫出现在镜头前，因此她想穿上她来的时候穿的衣服。广播中没有传来新的消息，“管家”在睡前等待着正式的命令，但他的希望破灭了。这让玛露哈开始警惕自己的荒谬表现，即便这种表现只有她自己看得到。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巴比妥，睡到第二天（周一）才醒来，她惊恐地发现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比亚米萨尔没有因为任何疑虑而感到不安，因为埃斯科瓦尔的通告是确凿无疑的。比亚米萨尔把通告传达给记者们，但是他们没有理会他。大约九点，一家电台大张旗鼓地宣布，比亚米萨尔的妻子玛露哈·帕琼女士刚刚在硝石区被释放。记者们一拥而上，赶往那里，但是比亚米萨尔无动于衷。
“为了避免她出事，他们绝不会在一个如此偏远的地点释放她。”他说，“明天，他们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稳妥地释放她。”
一名记者用麦克风挡住了他的去路。
“让人吃惊的是，”他对比亚米萨尔说，“您对那些人如此信任。”
“那是战争中的诺言。”比亚米萨尔说。
最信任他的记者们留在了公寓的走廊上（有一些待在了厨房的吧台处），直到比亚米萨尔请他们离开，好关上家门。其他记者在房子对面的中小型车上扎营，并在那里过夜。
周一，比亚米萨尔像往常一样醒来收看早上六点的新闻节目，在床上待到了十一点。他想尽量少接电话，但是记者和朋友们的来电让他无法停歇。当天的新闻主题依然是等候被绑架者们。
周四，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拜访了玛丽亚维，并带去了她的丈夫将于周日被释放的秘密消息。桑托斯一家不可能知道他如何在“可被引渡者”发布公告的七十二个小时前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为了庆祝，他们给神甫与玛丽亚维和孩子们一起拍了照片，并把这张照片发表在了周六的《时代报》上，他们希望帕丘把照片解读成一条私人信息。确实如此：帕丘在狱中一打开这份报纸就得到了清晰的启示，他知道神甫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他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奇迹的发生。在与看守们的对话中，他偷偷设置了无害的陷阱，观察他们是否会露出马脚，但他一无所获。从几周前开始，广播和电视就在不断地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在那个周六，他们略过了这个话题。
周日与平常一样开始了。帕丘觉得看守们早上奇怪又紧张。但是，他们逐渐回归了周日的日常生活：特别的比萨午餐、电影和扎堆的电视节目、纸牌游戏、足球赛。突然，新闻栏目《氪》出人意料地以“可被引渡者”宣布释放最后两名人质的新闻开场了。帕丘跳了起来，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叫喊。他拥抱了他的值班看守。“当时，我觉得我要心肌梗死了。”他后来讲述说。但是，那名看守接受他的拥抱时带着禁欲主义的怀疑态度。
“我们等着消息确认吧。”他说。
他粗略地浏览了遍电台和电视的其他新闻节目，这份通告在所有节目里都出现了。其中一档节目是在《时代报》的编辑室录制的。被绑架八个月之后，帕丘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生活的坚实地面：周日值班室的荒凉氛围、玻璃房里的老面孔、他专属的工作地点。在又一次播报人质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之后，新闻节目的特约记者挥了挥麦克风，就像挥动一个蛋筒冰激凌那样，把它递到一名体育撰稿人的嘴边，问他：
“您觉得这条新闻怎么样？”
作为一名主编，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反应。
“这是什么蠢问题！”他说，“还是你希望他说让我再多待一个月？”
电台像往常一样没有那么尖刻，也更加感性。一些电台工作人员聚集在埃尔南多·桑托斯家里，在那里播报他们遇到的一切事情。这加剧了帕丘的紧张情绪，因为他认为自己一定会于当晚被释放。“就这样，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二十六个小时开始了，”他说，“每秒钟都像是一个小时。”
记者无处不在。摄像机在帕丘家和他父亲家之间往返。从周日晚上开始，两家都挤满了亲戚、朋友、单纯的好奇者和来自各地的记者。玛丽亚维和埃尔南多·桑托斯已经记不清自己跟随着新闻难以预测的走向在两家之间往返了多少趟。帕丘甚至无法准确区分电视上出现的是谁家的房子。更糟糕的是，在每座房子里他们都会重复问他们二人相同的问题，时间变得难以忍受。家里是如此混乱，埃尔南多·桑托斯甚至无法在自己家里从拥堵的人群中辟出一条道路。他不得不偷偷从车库溜出去。
不值班的看守们上前祝贺他。他们高兴得让帕丘都忘记了他们是他的监狱看守。人们聚集起来，现场变成了一场同代老朋友的欢庆会。当时他意识到，由于他重获自由，他想让看守们重新做人的计划失败了。他们是从安蒂奥基亚省的其他地区迁入麦德林的小伙子，在贫民窟中迷失了自己，毫不在乎地杀人，也不在乎被杀。他们通常来自破裂的家庭，其中父亲的形象是消极的，而母亲的形象则很重要。他们已经习惯了从事收入极高的工作，对金钱没有概念。
当帕丘终于睡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恐怖的梦，梦见自己自由而快乐，但是他突然睁开眼睛，又看见了那个相同的天花板。接下来，他忍受着那只疯狂的公鸡的折磨——它前所未有地疯狂，也离他前所未有地近，而且他无法确定它究竟在哪里。
周一早上六点，广播确认了消息，但是没有提及有关释放时间的任何线索。在无数次重复播报通告原文之后，广播宣布，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在会见加维里亚总统之后，将于当天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唉，我的上帝啊。”帕丘想，“但愿这个为我们做了许多事的人，不要在最后时刻把事情搞砸了。”下午一点，他们通知他，他将被释放，但是下午五点过后，他才得到更多的信息。一名蒙面首领毫无感情地通知他，埃斯科瓦尔凭借对宣传的感知力判断，玛露哈会准时出现在七点的新闻栏目里，而他会出现在九点半的新闻栏目里。
玛露哈度过的上午更加有趣。大约九点的时候，一位二级首领走进房间向她确定了她将在下午被释放，还向她讲述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行动的一些细节。他或许是想为之前不公正地对待玛露哈表示歉意。在他近期的一次来访中，玛露哈问他，她的命运是否掌握在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手中。那个男人用带着些许嘲笑的语气回答她。
“别担心，您安全得很。”
玛露哈意识到他误解了她的问题，连忙向他解释，她一直都对神甫有着极大的敬意。起初，她的确没有留意他偶尔混乱而晦涩的电视布道。但是，从他发出给埃斯科瓦尔的第一条信息开始，她就明白了，他与她的生命息息相关。于是，她每晚认真收看他的节目。她关注他行动的线索、前往麦德林的拜访以及他与埃斯科瓦尔对话的进展。她确信，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然而，首领的讽刺让她担心，也许神甫并不像在他与记者们的公开对话里表现的那样，得到了“可被引渡者”的信任。但他的奔走让自己很快会被释放。这样的确认让她愈发快乐。
在一段关于国内释放协定的简短对话之后，她问起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他们在第一所房子里拿走的那枚戒指。
“您放心，”他说，“您所有的东西都很安全。”
“我很担心，”她说，“因为戒指不是在这所房子里被拿走的，而是在第一所房子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收走戒指的人。不是您拿的吧？”
“不是我，”男人说，“但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您别担心，因为您的衣服在这里。我已经看见了。”
“管家”的妻子自愿提出去给玛露哈购买所有她需要的东西。玛露哈托她买睫毛膏、口红和眉笔，还让她买双长袜，来替换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弄破的那双。后来，“管家”走了进来，他因为没有得到关于释放的新消息而忧心忡忡。他还担心他们会在最后时刻改变计划，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相反，玛露哈非常镇定。她洗了澡，穿上了绑架案发生当晚穿的衣服。出门时，她还会穿上那件奶油色的外套。
广播电台一整天都饶有兴致地推测被绑架者们等待的情景，播放对家属们的采访和没有被证实的谣言。那些谣言在下一分钟就会被其他更加声势浩大的谣言淹没，但是一切都没有被证实。玛露哈带着提前出现的喜悦之情听见了她的孩子们和朋友们的声音，这种喜悦被不确定性威胁着。她再次看见了经过重新装潢的家，她的丈夫与无聊地等待着她的记者们愉快地交谈。第一次见到这些装潢的细节时，她觉得反感。但当她有时间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些细节，她的心情好了起来。看守们在疯狂的清扫中停下了，他们收听和观看新闻节目，并试着鼓励她。但是，随着下午时光的流逝，他们越来越难让她振作起来。
在总统生涯的第四十一个星期一，加维里亚总统在早上五点钟自然醒来。他起床时不会开灯，以免吵醒安娜·米莱娜，她有时睡得比他更晚。他刮完胡子、洗完澡、穿上衣服之后，坐在一张放在卧室外阴冷走廊的便携椅子上收听新闻，不会吵醒任何人。他用一只口袋收音机收听广播新闻，把收音机放在耳边，音量调得很低。他迅速阅读报纸，从头条新闻一直读到广告，撕下重要的内容，方便之后和他的秘书、顾问以及部长们酌情处理。有一次，报上有一条关于某件原本该做但没有做成的事情的新闻，他把剪报寄给了相关部长并在剪报空白处快速写了一句话：“贵部究竟要拖多久才能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立马得到了处理。
当天唯一的新闻是即将发生的人质释放事件，以及同属于这则新闻范畴的接见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一事，总统将听取他的汇报，了解他会见埃斯科瓦尔的细节。总统重新安排了当天的日程，以便随时都有时间接见神甫。他取消了一些可以延期的会面，安排了其他会面。第一项日程是与总统顾问的会议，他用一句学校用语开场：
“好，我们来完成这份作业。”
有几位顾问刚从加拉加斯回来，他们在上周五同固执的玛萨·马尔克斯将军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表达了他的担忧，他担心政府内外都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到底有什么打算。玛萨肯定他不会投降，因为他只相信制宪议会的赦免决定。巴尔加斯用一个问题反驳他：对于一个被自己的敌人和卡利集团判了死刑的人来说，赦免有什么用处吗？“赦免也许能够帮助他，但并不是彻底的解决方法。”他总结说。埃斯科瓦尔迫切需要的是一座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能保证他和他手下安全的监狱。
顾问们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害怕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会在最后时刻带着无法接受的要求出席十二点的会见。他们担心，如果这个要求不被满足，埃斯科瓦尔既不会投降，也不会释放人质。对于政府来说，这将会是一个难以挽回的失败。外事顾问加夫列尔·席尔瓦提出了两条防范性措施：第一，总统不要单独出席会面；第二，会议一结束，就得拟出尽量完整的公告，以免引发更多的解读。拉法埃尔·帕尔多一天前飞去了纽约，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
当天十二点，总统特别接见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一边是神甫本人、两名来自同一个教会的神甫、比亚米萨尔和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另一边是总统、他的私人秘书米盖尔·席尔瓦以及毛里西奥·巴尔加斯。总统府的新闻人员拍摄了照片和录像。如果事情进行顺利，他们会把照片和录像交给媒体。如果进行得不顺利，也不致把失败的证据留给媒体。
神甫意识到了那个时刻的重要性，他把会见埃斯科瓦尔的细节告知了总统。他确定，埃斯科瓦尔会投降并释放人质。他用他们两人共同书写的笔记证实自己的判断。由于埃斯科瓦尔本人提出的安全原因，他要求必须使用恩维加多监狱，而不是伊塔古伊监狱。这是唯一的条件。
总统读完笔记，把它还给了神甫。埃斯科瓦尔没有承诺释放人质，而是承诺让“可被引渡者”出面办理此事。这吸引了总统的注意。比亚米萨尔向他解释说，这是埃斯科瓦尔的一项防范措施：他绝不会承认是他控制着被绑架者，以免这变成不利于他的证据。
神甫问总统，如果埃斯科瓦尔要求他在投降时进行陪同，他应该怎么做。总统同意他前去。面对神甫提出的行动安全问题，总统回答说，没有人比埃斯科瓦尔更能保障自己行动的安全。最后，总统向神甫指出（陪神甫一同前来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将公开申明的内容减少到最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不合时宜的话破坏一切。神甫表示赞同。最后，他提出了不辞辛劳的许诺：“我想借此为各位服务。如果诸位需要更多的帮助，比如同另一位神甫先生寻求和平，我随时听候诸位的差遣。”所有人都明白，他指的是西班牙神甫、民族解放军司令马努埃尔·佩雷斯。会议在二十分钟后结束，并没有拟定官方的公告。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对媒体做出了简洁的声明。
玛露哈收看了神甫的记者会，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消息。电视新闻再次展示了被绑架者家中的记者们，这或许是前一天的画面。玛露哈也完全重复了前一天的安排，并留出了观看下午电视剧的时间。妲玛莉丝因为官方的通知重新振作了起来，她给予玛露哈决定午餐食谱的恩惠，就像死刑犯临刑时得到的待遇一样。玛露哈不带嘲讽意味地说，她想吃除了兵豆之外的任何食物。最后，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妲玛莉丝不能出去购物，于是告别午餐只有兵豆和兵豆。
帕丘则穿上了被绑架那天穿的衣服，由于长期不活动和糟糕的食物，他的体重增加了，衣服变紧了。他坐下来收听新闻，开始抽烟，用烟头点燃另一根香烟。他听到了关于释放他的各种版本的消息，听到了各种更正的说法和他同事们纯粹、简单的谎言，他们因为紧张的等待而慌乱。他听到他们说发现他隐瞒身份在一家餐馆里吃饭。结果那是他的兄弟。
他重新阅读自己为了不忘记本职工作而写的关于自身实际情况的社论、评论和报道，他想在离开之后发表这些文章，作为监狱生活的见证，一共有一百多篇。他把一篇写于十二月的文章读给看守们听。当时，传统的政权阶级开始毫无顾忌地质疑制宪议会的合法性。帕丘则带着独立意识强烈地抨击制宪议会，他的独立意识无疑是狱中反思的产物。“大家都知道在哥伦比亚候选人是如何获得选票的，大家也知道一些议员是如何被选举出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说，购买选票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滋长，尤其在沿海地区；家用电器抽奖换取选票的做法十分流行；许多人通过其他恶劣的政治手段当选，比如把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议会补贴当作佣金。他说，因此，被选中的总是同一群人，他们带有同样的目的，他们“面对失去特权的可能，正在大声地哀号”。他用一句几乎是反对自己的话结尾：“虽然人们已经为媒体（包括《时代报》）的公正性斗争了那么久，并且正在开创新局面，但是它早已土崩瓦解了。”
然而，他的笔记中最让人惊讶的内容是对政权阶级与M-19之间的对立关系的描述。当时，M-19获得了制宪议会百分之十的席位。“对M-19的政治攻击，”他写道，“和对他们在媒体上的限制（为了避免使用歧视这个词）说明我们离宽容多么遥远，我们多么需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思维——现代化。”他说，政权阶级允许曾经的游击队员参与选举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民主。但是，当他们的席位超过总数百分之十的时候，他们开始无所顾忌地辱骂、反对他们。他用他爷爷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绰号“卡利班”）的风格结尾，恩里克是哥伦比亚新闻史上读者最多的专栏作家：“哥伦比亚特有的传统阶层杀死了老虎，却害怕那张虎皮。”恩里克从小学开始就作为浪漫主义右派的早慧典范而十分突出。在他身上，出现什么都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他撕掉了所有笔记，但出于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决定保留其中的三份。他还保留了给他的家人和共和国总统的消息草稿，以及他的遗嘱草稿。他原本想带走那根把他绑在床上的链条，幻想着雕刻家贝尔纳多·萨尔塞多会把它制成一件雕塑。但是，他们没有允许，因为担心他得到揭发他们的证据。
相反，玛露哈不想保留关于那段悲惨过去的任何回忆，她打算把这段往事从她的生命中抹去。但是，下午六点左右，房门从外面打开时，她才意识到这六个月的苦涩时光将在何种程度上制约她的生活。从玛丽娜去世和贝阿特利丝离开时起，门被打开的时刻就变成了释放或是行刑的时刻：两者都有可能。她的心都悬了起来，等待着那个不祥的仪式：“我们马上出发，请您做好准备。”走进房间的是“博士”，一名副手陪伴在他身边。副手前一天就已经到了。他们俩似乎都很着急。
“行了，行了，”“博士”催促玛露哈，“快点！”
她无数次想象过这个时刻，她觉得自己被一种为自己争取时间的奇怪需要控制住了。她问起了她的戒指。
“我把戒指给您丈夫的妹妹了。”副手说。
“不对，”玛露哈冷静地回答，“您跟我说，您后来见过它。”
当时，她更在意的不是戒指，而是让他在他的上级面前出丑。但是，在时间的压力下，上级假装没有听懂。“管家”和他的妻子把装着私人物品的口袋拿给玛露哈，里面还有在囚禁期间不同的看守送给她的礼物：圣诞卡片、汗衫、毛巾、杂志和一本书。在最后的日子里照看她的温顺的看守们只给了她圣人纪念章和圣人画像。他们恳求她为他们祈福，让她记住他们，还让她为他们做点什么，帮助他们脱离糟糕的生活。
“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玛露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需要我，请你们来找我，我会帮助你们的。”
“博士”不想置身事外：“我能给您什么作为纪念呢？”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摸着口袋。他拿出了一颗九毫米的子弹，把它递给了玛露哈。
“拿着，”他对玛露哈说，他没有开玩笑，他是认真的，“这是没有打到您体内的子弹。”
很难把玛露哈从“管家”和妲玛莉丝的怀抱中解救出来。妲玛莉丝把面具抬到鼻子上，亲吻着玛露哈，请她不要忘记自己。玛露哈感受到了她的真情。总之，在她生命中最长、最煎熬的日子结束之时，那是她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分钟。
他们给她戴上的应该是他们手头最脏、最臭的一顶风帽。风帽是反过来戴的，在后颈处给眼睛开了小洞。她不由得想起，他们在杀死玛丽娜时，也是这样给她戴上风帽的。她拖着两条腿，在黑暗中被带进一辆汽车，那辆车和他们用来绑架她的车子一样舒适。他们让她用同样的姿势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下，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措施：让她的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膝盖上，以免别人从外面看见她。他们警告她，他们会经过好几个警察岗哨。如果他们在某个岗哨上被拦下了，玛露哈得摘下风帽，好好表现。
下午一点，比亚米萨尔已经和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吃完了午饭。两点半，他躺下午睡，一直睡到了五点半。六点，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刚刚淋浴完，开始穿衣迎接妻子。他拿起了床头柜上的话筒，只说了一句：“喂？”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打断了他：“她会在七点过几分的时候到家。他们快要出发了。”匿名者挂断了电话。那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通知，比亚米萨尔对此很感激。他给门房打电话，确定他的汽车停在花园里，司机已经准备好了。
他穿上了一套深色的衣服，戴上了一条有浅色菱形花纹的领带，准备迎接妻子。他前所未有地苗条，因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瘦了四公斤。晚上七点，他来到客厅，准备在玛露哈到家的同时接受记者采访。她的四个孩子和他们共同的孩子安德烈斯也在那里。只差尼可拉斯，这位家族的音乐家将在几个小时内从纽约赶来。比亚米萨尔坐到离电话机最近的沙发上。
当时，距离玛露哈获得自由还有五分钟。与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不同，通向自由的旅程迅速而畅通。起初，他们行驶在一条碎石小路上，拐了很多不适宜豪华轿车拐的弯。玛露哈通过对话判断出，除了她身边的男人之外，车上还有一个人，坐在司机旁边。她认为“博士”不在他们中间。一刻钟后，他们强迫她躺在地上。大约五分钟之后，他们停了下来，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然后，他们驶进了一条喧闹的大道，七点的交通非常拥堵。接着，他们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另一条大道。当总时长过去不到三刻钟的时候，车子突然刹车。司机旁边的男人向玛露哈发出了一道决绝的命令：
“好了，下车，快点。”
她旁边的男人试图把她撵出车外。玛露哈进行了反抗。
“我什么都看不见。”她叫道。
她想摘下风帽，但是一只手粗鲁地制止了她。“您等五分钟之后再摘下它。”他向她喊道。他们把她推下了车。玛露哈一阵眩晕，她感到害怕。她以为自己被扔下了深渊，坚实的地面让她平复了呼吸。她等待着汽车远去，觉得自己位于一条车辆稀少的大街上。她小心翼翼地摘下风帽，看见了树木间的房子。长久以来，她第一次看见了灯火通明的窗户。于是她意识到，自己真的自由了。当时是七点二十九分，从她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开始，已经过去了一百九十三天。
一辆汽车沿着大街向她靠近，它掉了个头，停在了对面的人行道上，恰巧在玛露哈对面。就像贝阿特利丝当时一样，她想，这样的巧合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辆汽车应该是绑架者们派来的，以保证她被成功解救。玛露哈靠近驾驶员的窗口。
“拜托，”她对司机说，“我是玛露哈·帕琼。他们刚刚把我放了。”
她只想让车里的人帮她叫一辆出租车。但是男人大叫了一声。几分钟前，他听着广播里即将释放人质的新闻，心想：“如果我碰见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在找车会怎么样？”玛露哈焦急地想见到她的家人，但她任由他把她带到对面的房子里打电话。
房子的女主人和孩子们认出了她，所有人都大叫着拥抱她。玛露哈觉得自己失去了知觉，她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是绑架者们的又一个骗局。那个接她的男人叫马努埃尔·卡罗，他是房主奥古斯都·波雷罗的女婿。房主的妻子曾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分子，她在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选举活动中与玛露哈共事过。但是，玛露哈现在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生活，仿佛那段生活只在一块电影屏幕里。她要了一杯烧酒（她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一饮而尽。她给家里打电话，但是她记不清号码，打错了两次。最后一个女声立刻接起了电话：“是谁？”玛露哈认出了她的声音，平静地说：
“阿莱桑德娜，女儿。”
阿莱桑德娜叫了起来：
“妈妈！你在哪里？”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但是阿莱桑德娜抢在了他前面，因为她恰巧路过电话旁边。玛露哈开始向她口述地址，但是她手上没有纸笔。比亚米萨尔抢过话筒，用一种令人惊愕的自然语气向玛露哈问好：
“怎么样了，宝贝？你还好吗？”
玛露哈用同样的语气回答。
“很好，亲爱的，没有问题。”
他已经为那个时刻准备好了纸笔。他记下了玛露哈口述的地址。但他觉得某个地方不是特别清楚，他让她把电话递给那个家里的人。波雷罗的妻子给他提供了之前缺少的准确信息。
“非常感谢，”比亚米萨尔说，“离得很近。我马上过去。”
他忘记了挂断电话，他在这紧张而漫长的几个月里保持着的钢铁般的自制力突然瓦解了。他两级两级地迈下台阶，跑过前厅，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紧随其后。在大门口，从相反方向跑来的其他记者几乎快把他推倒了。
“玛露哈被放出来了，”他向所有人喊道，“我们走。”
他坐进车里，粗暴地关上了车门，把昏昏欲睡的司机吓了一跳。“我们去接夫人回来。”比亚米萨尔说。他把地址告诉司机：107斜街27-73号。“那是一座白色的房子，位于与高速公路平行的西边的公路旁。”他确认道，但他说地址的时候着急而混乱，司机启动时弄错了方向。比亚米萨尔失控地纠正方向，这与他的个性并不相符。
“您做事当心些。”他喊道，“我们得在五分钟内赶到。如果迷路了，我就阉了您！”
司机跟他一起经历了绑架案的各种恐怖的情节，便没有生气。比亚米萨尔恢复了镇定，给司机指了几条最短、最便捷的路，因为当他们在电话里跟他解释地址的时候，他已经设想好了路线，以确定自己不会迷路。那是交通最糟糕的时候，但不是最糟糕的一天。
安德烈斯跟在父亲后面出发了，他的表亲加夫列尔和他在一起。后面是记者的车队，他们用伪造的警报和救护车在车流中开出一条路来。尽管安德烈斯是一名驾驶专家，但他被困在了拥堵的交通中，滞留在了那里。而比亚米萨尔在十五分钟后到达了。他不需要花时间辨认那座房子，因为几名记者正在公寓门外和主人争论，想要让他允许他们进去。比亚米萨尔在混乱中开了路。他没有时间和别人打招呼，房子的女主人认出了他，向他指了指台阶。
“往这边走。”她对他说。
他们把玛露哈带到了主卧，让她收拾打扮，等候她丈夫的到来。她一进屋就迎面遇见了一个古怪又陌生的人：镜中的自己。她看起来非常臃肿，眼睑由于肾炎而肿胀。由于六个月的阴暗生活，她的肤色发青，非常憔悴。
比亚米萨尔两步并作一步地迅速上楼，推开了他遇见的第一扇门。那是孩子们的房间，里面有洋娃娃和自行车。接着他推开了对面的门，看见玛露哈坐在床上。她穿着被绑架那天穿的格子外套，刚刚还化了妆。“他进来的时候就像一阵雷。”玛露哈讲述说。她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他们激烈、长久而沉默地拥抱彼此。记者们的喧闹声使他们从心醉神迷中回过神来。记者们击破了主人的防线，一拥而入。玛露哈吓了一跳。比亚米萨尔开心地笑了。
“是你的同事们。”他告诉她。
玛露哈灰心丧气。“我有六个月没照过镜子了。”她说。她朝着她镜中的影像笑了笑，那不是她。她直起身子，用发绳扎了一个马尾辫。她尽力打起精神，试图让镜子里的女人与她六个月前的形象更加接近。但无能为力。
“我现在太难看了，”她说，她给丈夫看她臃肿变形的手指，“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的戒指被拿走了。”
“你很完美。”比亚米萨尔告诉她。
他搂着她的肩膀，把她带到客厅。
记者们用摄像机、闪光灯和麦克风迎接他们。玛露哈被灯光照射得睁不开眼睛。“冷静，小伙子们，”她对他们说，“我们在我的公寓里聊能更自在些。”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晚上七点播出的新闻节目什么都没有提及，但是通过对广播的监控，加维里亚总统在几分钟后得知玛露哈·帕琼已经被释放。他与毛里西奥·巴尔加斯一同向她家驶去，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释放的官方公告，这件事应该也会很快发生。面对记者们的录音设备，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已经大声宣读过通告的内容。但条件是，只要正式的新闻没有发布，他们就不能传播这则消息。
当时，玛露哈正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时候，传出了帕丘·桑托斯已经被释放的谣言。记者们发布了官方公告，各家广播电台纷纷转播。
总统和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在车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为提前录好公告而感到高兴。但是，五分钟后，消息被辟谣了。
“毛里西奥！”加维里亚感叹说，“真糟糕啊！”
然而，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是相信新闻播报的内容是真实的。同时，由于他们不可能待在比亚米萨尔人流拥挤的公寓里，他们来到了楼上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的公寓里。在听到三次假消息之后，他们等候着帕丘真正被释放的时刻。
帕丘·桑托斯已经听说了玛露哈被释放的新闻、自己提前被释放的假消息以及政府的失误。这时，上午跟他交谈过的男人走进房间，挽着他的手臂，没有蒙住他的眼睛就把他带到了底楼。在那里，他注意到房子已经空了，一名看守大笑着告诉他，为了不支付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家具已经被一辆搬家卡车运走了。所有人都互相拥抱告别。看守们向帕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帕丘真诚地回答：
“我也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车库里，他们递给他一本书，让他假装看书遮住脸。他们警告了他。如果遇到警察，他必须跳车，让他们逃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说自己曾经被囚禁在波哥大，他得说自己在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行驶了三小时的地方。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他们知道帕丘相当敏锐，他对房子的位置有着大致的概念；并且他不能揭发房子的地址，因为在绑架的漫长时间里，看守们毫无防备地和邻居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您说了，”释放事宜的负责人最后说，“我们会杀死所有的邻居，让他们以后再也认不出我们。”
汽车在波雅卡大街和80号大街交会处的警察岗哨前熄火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没有发动，到第五次时终于启动了。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在距离那里两个街区的地方，他们拿走了被绑架者的书，把他留在了一个街角，给了他三张两千比索的纸币打车。他坐上了经过的第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和善的年轻人，不想向他收费。司机在等候于他家门口的人群中间开了条路，他按着喇叭，高兴地大叫。对于黄色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一次幻想的破灭：他们以为会见到一个在结束了两百四十四天监狱生涯后变得憔悴而挫败的男人，但是他们遇见了一个由内而外焕发青春的帕丘·桑托斯。他胖了一些，比过去更加咋咋呼呼，他有着前所未有的生活热情。“他们把他原模原样地送回来了。”他的堂亲恩里格·桑托斯·卡尔德隆说。另一位堂亲被家族的欢乐情绪感染了，他说：“他就该再待上大半年。”
玛露哈已经到家了。她是和阿尔贝托一起到的，身后跟着一组车队。车队超到他们前面，利用交通堵塞的机会进行现场直播。通过广播关注这件事的司机们在经过时认出了他们，不断地按喇叭向他们问好，甚至一路都响起了掌声。
安德烈斯·比亚米萨尔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他想回家。但他驾驶时过于粗鲁，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坏了，拉杆也断了。他把车子留给了附近岗哨中的值班警察，然后拦下了经过的第一辆汽车：一辆深灰色的宝马，驾驶员是一名和蔼的经理，开车时正听着收音机。安德烈斯告诉他自己是谁，为什么着急，并请他尽量把自己带到目的地。
“上车吧。”他说，“但是，我得提醒您，如果您说的是谎话，您不会有好下场。”
在第七公路与80号大街的交汇处，一位坐在旧雷诺车上的女性朋友追上了他。安德烈斯上了她的车，但是汽车在希尔昆巴拉的斜坡上抛锚了。安德烈斯用尽全力追上了国家广播电视集团的最后一辆白色吉普车。
家门前的斜坡被拥上街头的车辆和行人堵住了。于是，玛露哈和比亚米萨尔决定下车，走完剩下的一百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下车的地点就是玛露哈被绑架的地方。玛露哈在激动的人群中首先认出的是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奥尔蒂斯的面孔，她是《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的开创者和导演。从这个节目成立开始，那天晚上第一次由于缺乏话题而停播。接着她看见了安德烈斯，他全力跳下车，试图在一名身材高大、衣着考究的警官下令封锁街道时回到家中。安德烈斯灵光一现，他直视警官的眼睛，用坚定的声音说：
“我是安德烈斯。”
警官并不认识他，但是让他通过了。他向玛露哈跑去，她认出了他，两人在掌声中拥抱。巡逻警察帮助他们开路，玛露哈、阿尔贝托和安德烈斯带着不堪重负的心脏爬坡，情感将他们击溃了。第一次，他们本打算抑制住的泪水喷涌而出。当然，视野所及之处，另一群善良的邻居在几座最高建筑物的窗户上展开了旗帜；他们用到处摇曳着白色手绢的春天和热烈的掌声庆祝这段快乐的回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