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九点，比亚米萨尔如约来到了麦德林，他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那是一场重生的欢庆。凌晨四点，他和玛露哈终于单独待在了公寓里。他们对那天发生的事感到异常兴奋，留在客厅里交流过去的回忆，一直到天亮。在拉·洛玛农庄，人们用像往常一样的宴会招待他，还增加了香槟洗礼庆祝自由。然而，那只是短暂的休息，因为当时更着急的人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他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失去了人质这一盾牌。他的新使者是一个非常高挑的男人，话很多，有一头金发和金色的长胡子。人们管他叫“猴子”，他全权负责投降的谈判事宜。
根据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的安排，与埃斯科瓦尔律师进行的一切法律辩论程序都通过卡洛斯·埃杜阿尔多·梅希亚博士进行，司法部须对整个过程知情。至于投降，政府方面，梅希亚会根据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指令行动；另一方面，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猴子”和埃斯科瓦尔本人会在暗中行动。比亚米萨尔依然积极地充当政府一方的调解人，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是埃斯科瓦尔的道德担保人，在紧急状况下，他会出面干预。
埃斯科瓦尔焦急地让比亚米萨尔在玛露哈被释放的第二天出现在麦德林，这让人觉得投降指日可待。但人们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对他来说，还差一些掩人耳目的流程。所有人，尤其是比亚米萨尔最担心的是在投降前埃斯科瓦尔会出事。当然，比亚米萨尔明白，一旦埃斯科瓦尔或是他一方的幸存者们怀疑他食言，便会让他用性命偿还。坚冰是埃斯科瓦尔本人打破的，他打电话到拉·洛玛，直截了当地向比亚米萨尔问好：
“比亚医生，您满意了吗？”
比亚米萨尔从没有见过他，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他绝对冷静的声音给比亚米萨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中没有丝毫神秘光环的痕迹。“我很感激您来。”没有等他回答，埃斯科瓦尔接着说。他的天性完全基于他来自贫民窟的粗野的说话方式。“您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您不会让我失望。”接着，他直入正题：
“我们开始商量我怎么投降吧。”
事实上，埃斯科瓦尔已经知道该如何投降，但是他或许想和他当时完全信任的人一起做一次完整的讨论。他的律师和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一直在和司法部协调，时而采取直接的方式，时而通过地方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办理。他们已经逐一讨论了投降的所有细节。从每个人对总统法令做出的不同解读延伸出的法律问题已经阐明，只剩下三个问题：监狱环境问题、监狱人员问题以及警察和军队的作用问题。
位于恩维加多戒毒中心的监狱即将完工。比亚米萨尔和“猴子”在埃斯科瓦尔的要求下，于玛露哈被释放的第二天参观了监狱。由于墙角的瓦砾和那年强降雨的侵袭，监狱的气氛看上去有些压抑。安全技术设施问题已经解决了。监狱外有一道二点八米高的双重围墙，围墙上配有十五条五千伏的电缆和七个岗哨。此外，在入口处还有两个岗哨。这两个设施既能阻止埃斯科瓦尔逃走，也能防止他被杀害。
在比亚米萨尔看来，唯一的缺陷是为埃斯科瓦尔准备的房间里的卫生间，该卫生间是用意大利瓷砖铺设的。他建议换成（确实也被更换了）更加朴素的装饰。他报告的结论甚至更加朴素：“我觉得这是一座非常监狱的监狱。”的确，奢华的关押环境可能会在全国和整个西半球引发一场风波，并牵连到政府的威望。后来，这种奢华还是通过在政府内部进行的一系列难以想象的贿赂和恐吓行动实现了。
埃斯科瓦尔向比亚米萨尔索要一个没有被监听的波哥大电话号码，以便商议投降的细节。于是，他把他楼上女邻居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觉得这是最安全的电话，随时都有疯癫的作家和艺术家给这个号码打电话，他们能让别有用心的人暴跳如雷。方法简单而无害：某个匿名人物给比亚米萨尔家打电话，告诉他：“十五分钟后，先生。”比亚米萨尔不慌不忙地上楼来到阿塞内思的公寓，在十五分钟后亲自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打电话。一次，比亚米萨尔在电梯中耽搁了，阿塞内思接起了电话。一位粗鲁的帕伊萨人问起比亚米萨尔先生。
“他不住在这里。”阿塞内思回答。
“您别担心，”帕伊萨人笑着说，“他上来了。”
说话的正是埃斯科瓦尔本人，但是阿塞内思只会在她阅读本书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出于基本的诚实，比亚米萨尔想在那天把真相告诉她。而她完全无法接受，还捂住了耳朵。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她告诉他，“您想在我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别告诉我。”
当时，比亚米萨尔每周至少去一次麦德林。他在洲际酒店给玛丽亚·莉娅打电话，她会派一辆汽车，把他接到拉·洛玛。最初的一次，玛露哈和他同行，以感谢奥乔阿一家的帮助。午饭时，他们谈论起了释放之夜没有归还的祖母绿小钻石戒指。比亚米萨尔也曾经和奥乔阿一家说起这件事。他们给埃斯科瓦尔发了一条信息，但是他没有回复。“猴子”当时也在，他建议比亚米萨尔再送她一枚新的。但是比亚米萨尔跟他解释说，玛露哈并不是因为戒指的价格而怀念它，而是因为它的情感价值。“猴子”承诺把问题反馈给埃斯科瓦尔。
埃斯科瓦尔打给阿塞内思家的第一通电话是关于《上帝一分钟》的。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在节目中谴责他是冥顽不灵的色情分子，并敦促他回归上帝的道路。没有人理解这样的骤变。埃斯科瓦尔认为，如果神甫反对他，应该是有重要的原因。埃斯科瓦尔要求得到即时、公开的解释作为投降的条件。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是，他的军队出于对神甫话语的信任，已经决定投降了。比亚米萨尔把神甫带去了拉·洛玛，神甫在那里通过电话向埃斯科瓦尔做了解释。他解释说，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他们的剪辑出了错误，播出了他没有说过的话。埃斯科瓦尔录下了对话，放给他的军队听，避免了危机。
但是，事情依然没有结束。政府坚持在监狱外安置由军队和国民警察卫队组成的混合巡逻队；坚持砍伐附近的森林，改造为射击场；还坚持保留在中央政府、恩维加多市政府和检察院构成的三方联合委员会内部任命警卫的特权，因为这是一座市级兼国家级监狱。埃斯科瓦尔拒绝警卫靠近，这样他的敌人们就无法在监狱中杀死他。他拒绝混合巡逻队，因为他的律师们说，根据监狱权利法令，监狱内不能有政府武装力量。他反对砍伐附近的森林。首先，因为森林让直升机无法在那里降落；其次，他认为砍伐后留下的空地会成为政府用来瞄准囚犯的场地。他甚至相信，从军事层面上说，射击场只不过是一块视野开阔的空地。这自然是戒毒中心的优点，对于政府和犯人来说都是如此——从屋里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完整地看见山谷和山峰，提前侦察到危险。最后，除了电缆围墙之外，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在最后时刻还想在监狱周围建一面装甲墙。埃斯科瓦尔被激怒了。
五月三十日，周四，《观察者报》发布了一则新闻——来自可靠的官方来源，内容是埃斯科瓦尔在他的律师和政府发言人举行的会议中提出的投降条件。根据新闻报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条件是流放玛萨·马尔克斯将军，以及革职国家警察局局长米盖尔·戈麦斯·帕蒂亚和司法警察调查与情报中心（Dijín）的指挥官奥克塔维奥·巴尔加斯·席尔瓦。
为了弄清消息的来源，加维里亚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因为政府的亲信认为消息是他传出的。会见持续了半个小时。如果有人同时认识他们两人，也很难想象哪一位更加镇定。将军拥有男中音，声音温柔而缓慢。他详细地讲述了他对这件事的调查细节。总统沉默地听着。二十分钟后，他们互相道别。第二天，将军寄给总统一封六页的正式信函，详细地复述了他之前说过的内容，作为历史的证据。
信上说，根据调查，新闻的来源是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几天前，她将这则独家消息告诉了《时代报》的法律撰稿人——她的专门委托人，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消息首先被《观察者报》刊登了。将军还说，他强烈支持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并重申他坚持自己的原则、责任和义务。他最后说：“出于您了解的原因，总统先生，很多个人和团体坚持寻求让我的职业生涯不得安宁的方式，或许还想把我置于危险的境地，方便他们实现反对我的目标。”
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否认了自己是消息的来源，便再也没有谈论此事。然而，三个月后（当时，埃斯科瓦尔已经在监狱里了），总统府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受总统的委托，让马尔克斯将军去他的办公室，并邀请他前往蓝厅。法比奥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仿佛是在周日散步。同时，他告诉将军总统将辞退他的决定。玛萨·马尔克斯相信，这就是政府之前否认的与埃斯科瓦尔达成的协议。他也是这样说的：“我被谈判了。”
无论如何，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埃斯科瓦尔就已经让马尔克斯将军明白，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忘记了一切，认真投降：他停止了袭击，解散了集团，交出了炸药。他寄给将军一份藏匿地点清单，将军的人在那些地点找到了七百公斤的炸药。之后，他将在监狱里继续向麦德林军队透露总计藏有两吨炸药的藏匿点。但是，玛萨·马尔克斯从来没有相信过他。
政府对投降的拖延感到不耐烦，于是任命了一名博亚卡人路易斯·豪尔赫·帕塔基瓦·席尔瓦作为监狱负责人，而没有任命一名安蒂奥基亚人。政府还任命了二十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国民警察，没有一位是安蒂奥基亚人。“无论如何，”比亚米萨尔说，“如果他们想要的是贿赂，那么无论是安蒂奥基亚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埃斯科瓦尔本人也因为众多周折而感到筋疲力尽，他几乎没有谈论这件事。最后，他们达成一致，入口将由军队而非警察把守；他们会采取特殊手段，消除埃斯科瓦尔认为有人会在监狱的伙食中下毒的忧虑。
另一方面，国家监狱管理局采取了与奥乔阿·巴斯克斯兄弟在伊塔古伊监狱安全戒备等级最高的楼阁中相同的探视制度。起床时间最晚是早上七点，门禁时间是晚上八点。每周日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埃斯科瓦尔和他的同伴们可以接受女士们的拜访；每周六可以接受男士们的拜访；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日可以接受未成年人的拜访。
六月九日凌晨，麦德林军事警察部队的正式成员替换了在周围巡逻的骑兵，开始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全部署，驱逐了附近山区的不相关人员，完全控制了地面和上空。埃斯科瓦尔没有其他借口了。比亚米萨尔满怀诚意地告诉埃斯科瓦尔自己非常感激他释放了玛露哈，但是如果他还不投降，比亚米萨尔不打算冒更大的风险。他派人严肃地告诉埃斯科瓦尔：“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回信了。”埃斯科瓦尔在两天内做出了决定，他要求总检察长也在投降时陪同他。
最后时刻出现的异常情况可能又会导致投降延期：埃斯科瓦尔没有官方的身份证件，无法证明投降的人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的一位律师向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给埃斯科瓦尔办理一张居民身份证。他没有考虑到，被各种公共武装力量追捕的埃斯科瓦尔需要亲自前往户籍登记处的相应办公室。应急办法是用指纹和过去在公证处使用过的身份证号码来验证身份，同时说明旧的身份证已经丢失，无法出示。六月十八日晚上十二点，“猴子”叫醒了比亚米萨尔，让他上楼接一通紧急电话。已经很晚了，但是阿塞内思的公寓仿佛是欢乐的地狱，播放着埃希迪奥·瓜德拉多的手风琴曲和他的巴耶纳托音乐。比亚米萨尔不得不用手肘在热情高涨、人人高声交谈的疯狂丛林中给自己开路。阿塞内思用她典型的方式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知道是谁给您打电话了，”她对他说，“请您当心点，如果有什么疏忽，他们会阉了您。”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她把他留在了卧室里。在震颤房子的喧闹声中，比亚米萨尔勉强听见了关键内容：
“已经准备好了，您明天一早来麦德林吧。”
早上七点，拉法埃尔·帕尔多调度了一架民用客机特别管理中心的飞机，供接受埃斯科瓦尔投降的政府代表们使用。比亚米萨尔担心信息走漏，因此他早上五点出现在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家中。他发现神甫正在祈祷室，教士服外穿了一件无接缝的斗篷。当时，他刚刚主持完弥撒。
“好了，神甫，走吧。”他说，“我们去麦德林，因为埃斯科瓦尔要投降了。”
飞机上除了他们之外，还坐着神甫的侄子费尔南多·加西亚·埃莱罗斯，他是神甫的临时助手；来自国家新闻委员会的海梅·巴斯克斯；共和国总检察长卡洛斯·古斯塔沃·阿列塔先生；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检察官海梅·科尔多瓦·特里维尼奥先生。玛丽亚·莉娅和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在麦德林市中心的奥拉亚·埃莱拉机场等候他们。
政府代表们被带去了市政府。比亚米萨尔和神甫前往玛丽亚·莉娅的公寓吃早餐。同时，最后的投降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比亚米萨尔在公寓里得知，埃斯科瓦尔已经在路上了。他有时乘车，有时步行绕远路，以避开频繁的警察岗哨。他是应对这种情况的专家。
神甫再一次非常紧张。他的隐形眼镜掉了一片，还被他踩碎了。他大发脾气，玛尔塔·妮耶维丝不得不带他去圣·伊格纳西奥眼镜店。他们用一副普通眼镜解决了他的问题。城市里充斥着严格的岗哨，他们被所有的岗哨拦下，但不是为了搜查他们，而是为了感激神甫为麦德林的幸福所做的一切。因为在那座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里，世界上最隐蔽的新闻也能够人尽皆知。
下午两点半，“猴子”到达玛丽亚·莉娅的公寓。他穿着清凉的外套和软皮鞋，仿佛要去郊游。
“好了，”他对比亚米萨尔说，“我们去市政府吧。您走这边，我走另一边。”
他坐上自己的车，独自离开了。比亚米萨尔、加西亚·埃莱罗斯和玛尔塔·妮耶维丝坐玛丽亚·莉娅的车离开。两位男士在市政府对面下车，女士们在车里等待。“猴子”已经不是那个冷漠高效的技术员了，他试图隐藏自我。他戴着深色的眼镜和高尔夫球帽，总是站在比亚米萨尔后侧不显眼的位置。有人看见他和神甫一起进门，便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说，埃斯科瓦尔（一个满头金发、个子很高、举止优雅的人）刚刚在市政府投降了。
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猴子”通过无线电话得知，一架飞机正朝着麦德林上空飞来。那是一架军事急救机，上面载着几名在与乌拉巴游击队会战中受伤的士兵。政府很担心投降时间过晚，因为直升机不能在傍晚飞行。如果把投降推迟到第二天，后果将是致命的。因此，比亚米萨尔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让他命令运载伤员的飞机改变航向，并重申让天空保持空旷这一不容商议的指示。在等候结局的同时，他在私人日记上写道：“今天，连一只鸟儿都没有飞过麦德林。”
第一架直升机（限载六人的贝尔206）于三点过后不久，在市政府的屋顶起飞。上面载有总检察长、海梅·巴斯克斯、费尔南多·加西亚·埃莱罗斯和电台记者路易斯·阿利里奥·卡耶。路易斯的巨大声望是让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保持冷静的又一个保障。安全军官将给飞行员指明监狱的方向。
第二架直升机（限载十二人的贝尔412）在十分钟后起飞，当时“猴子”通过无线电话接收到了命令。比亚米萨尔、“猴子”和神甫一起登上了飞机。刚刚起飞，他们就通过广播得知，政府的立场在制宪议会上被击溃了。制宪议会刚刚以五十一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和五票弃权通过了国民不引渡的决议，之后该决议将得到批准。虽然没有迹象表明这是埃斯科瓦尔安排的行动，但是如果料想不到他是提前得到了消息，并等到最后时刻才投降的话，就几乎是幼稚的表现了。
飞行员负责按照“猴子”的指示把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送到监狱。飞机飞行的时间很短，飞行高度非常低，仿佛是在给汽车下达指令：沿着第八航线继续行驶，现在向右拐，再往右，再往右，一直到那座公园，就是这样。在一片树丛后面，在色彩鲜艳的热带鲜花中，突然出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里面配有一个完美的足球场，在埃尔·波夫拉多川流不息的交通中仿佛是一张巨大的台球桌。
“在那里降落，”“猴子”指示说，“不要关发动机。”
当他们与房子处在同一高度时，比亚米萨尔才发现，足球场周围至少有三十名全副武装的人员。直升机停在了平整的草地上，从队伍中分离出了大约十五名护卫。他们围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男人，紧张地向直升机走去。他长发至肩，胡子很黑、浓密而毛糙，而且长到了胸部；他的皮肤被荒野中的阳光晒得黝黑，他又矮又胖，穿着运动鞋和浅蓝色的棉外套。他走动时，步伐轻快，冷静得令人害怕。比亚米萨尔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和他生命中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在用快速有力的拥抱向离他最近的护卫告别之后，埃斯科瓦尔指示其中的两个人从直升机的另一边登机。他们是穆格雷和奥托，是他最亲近的两个人。然后，他全然不顾螺旋桨还在转动，不慌不忙地坐上飞机。坐下前，他首先跟比亚米萨尔打了招呼，向他伸出了温暖的、精心保养的手，声音毫无波动地问：
“您好吗？比亚米萨尔医生。”
“您好吗，巴勃罗？”他回答。
接着，埃斯科瓦尔回头给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一个亲切的微笑，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他和两名护卫坐在一起，似乎才刚刚意识到“猴子”也在那里。或许，他本来只想让他给比亚米萨尔传达指示，但没想让他登上直升机。
“您确实，”埃斯科瓦尔对他说，“掺和这件事到最后。”
没有人知道这是表扬还是责骂，但他的语气是和善的。“猴子”就像所有人一样疑惑，他摇了摇头，笑了。
“哎呀，老板！”
于是，就像在一次神启中那样，比亚米萨尔觉得埃斯科瓦尔是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危险的人，因为他的冷静和自制力有着某种超自然的因素。“猴子”试图关上他那边的门，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关，副驾驶员不得不替他关上。在当时的激动情绪之下，没有人想起要发出命令。飞行员因为缺乏指令而感到紧张，他问：
“我们起飞吗？”
于是，埃斯科瓦尔显露出了唯一一点被压抑的焦虑迹象。
“当然了！”他急忙地命令道，“快点！快点！”
当直升机离开草坪的时候，他问比亚米萨尔：“一切都很顺利，对吧，医生？”比亚米萨尔没有回头看他，诚实地回答：“一切都很完美。”没有更多对话，因为飞行已经结束了。直升机掠过树枝，停在了监狱的足球场上（上面有许多石块和损坏的球门）的第一架直升机旁边。那架直升机在一刻钟前到达了。从市政府出发的整个行程持续了不到十五分钟。
然而，接下来的两段旅程强度更大。舱门一打开，埃斯科瓦尔就试图第一个下飞机。他发现自己被狱警包围了：足有五十名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很紧张，还有些茫然，还用长管枪械对着他。埃斯科瓦尔吃了一惊，突然失去了控制，发出了充满权威和震慑力的叫喊：
“放下武器，混蛋！”
当狱警首领发出同样的指令时，埃斯科瓦尔的命令已经被执行了。埃斯科瓦尔和他的同伴们步行两百米到了房子里，监狱高层、政府代表和为了与埃斯科瓦尔一起投降而乘车到达的第一批随从在那里等候他们。埃斯科瓦尔的妻子和母亲也在那里，他的母亲面色苍白，几乎要哭了。他经过她身边时，亲昵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对她说：“放心，妈妈。”监狱负责人伸出手迎接他。
“埃斯科瓦尔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路易斯·豪尔赫·帕塔基瓦。”
埃斯科瓦尔伸出手，卷起了左腿裤脚，脚踝上绑着一根绳子，他取出了束在绳子里的手枪。那是一件宝物：西格＆绍尔9，珍珠母制成的枪柄上镶嵌着黄金花押字。埃斯科瓦尔没有取下弹匣，而是一颗一颗地取出子弹，把子弹扔在地上。
那是一个仿佛演练过的具有戏剧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显示了他对监狱负责人的信任，而对这一职位的人事任命曾经让埃斯科瓦尔夜不能寐。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新闻说，埃斯科瓦尔交出手枪的时候，对帕塔基瓦说：“为了哥伦比亚的和平。”没有目击者记得这句话，而比亚米萨尔更加不记得，那件精美的武器让他目眩神迷。
埃斯科瓦尔向所有人问好。检察官代表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埃斯科瓦尔先生，我在这里见证您的权利得到尊重。”埃斯科瓦尔带着特殊的敬意向他表示感谢。最后，埃斯科瓦尔挽住了比亚米萨尔的手臂。
“走吧，比亚米萨尔先生，”他对他说，“我有很多话要和您说。”
他把他带到室外游廊的尽头，他们靠在栏杆上、背对着所有人交谈了大约十分钟。首先，埃斯科瓦尔正式表示了感谢。接着，他带着令人惊愕的冷静，为自己给比亚米萨尔和他的家人造成的痛苦表示抱歉，但是他请求对方理解，那是一场对双方来说都万分艰难的战争。比亚米萨尔没有浪费这个解决他生命中三大未解之谜的机会：为什么路易斯·卡洛斯·加兰会被杀害，为什么埃斯科瓦尔试图杀死他，以及为什么会绑架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
埃斯科瓦尔拒绝承担第一桩罪行的任何罪责。“事实是所有人都想杀死加兰先生。”他说。他承认他出席了决定实施袭击的讨论会，但是他否认曾介入袭击，他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联。“许多人参与了这次行动，”他说，“我甚至并不赞同，因为我知道杀害他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这就是决定，我无法反对。我恳求您这样跟格萝莉娅女士解释。”
至于第二个疑问，显然是有一群议员朋友让他相信，比亚米萨尔是一名无法控制的、固执的同事。在引渡决议通过之前，必须不计任何代价处理他。“此外，”他说，“在我们身处的这场战争中，人们甚至会因为谣言就被杀害。但现在我认识您了，比亚米萨尔先生，幸好当时您没有出事。”
关于玛露哈的绑架案，他给出了非常简略的解释。“当时，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我已经绑架了一些人，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没有人对话，没有人在意。因此，我找到了玛露哈女士，看看能不能得到些什么。”他没有解释更多的理由，而是衍生出了一长串关于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如何逐步了解比亚米萨尔的言论，他最终相信比亚米萨尔是一个认真、勇敢的男人。他的千金诺言值得让自己永远感激。“我知道，我和您不可能成为朋友。”他告诉比亚米萨尔。但是比亚米萨尔可以放心，从此往后，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
“没有人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他说，“但是我依然有很多朋友，因此如果您的家人觉得不安全，如果有人想碰你们，派人告诉我就行了。您兑现了对我的承诺，我也会兑现我对您的承诺。非常感谢。这是我的诺言。”
在告别之前，埃斯科瓦尔请求比亚米萨尔帮他最后一个忙，他想让比亚米萨尔安慰他的母亲和妻子，她们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比亚米萨尔做这件事时并不抱有很多幻想，因为她们俩都坚信这个仪式是政府为了在狱中杀死埃斯科瓦尔而布下的邪恶陷阱。最后，他走进负责人的办公室，凭着记忆拨打了总统府的电话2843300，联系拉法埃尔·帕尔多。
帕尔多在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的办公室。毛里西奥接起电话，然后沉默地把话筒递给他。帕尔多认出了那个严肃、冷静的声音。但这一次，这个声音中带着闪亮的光环。
“帕尔多先生，”比亚米萨尔说，“埃斯科瓦尔已经在监狱里了。”
帕尔多毫无疑心地接受了这条消息，这也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做。
“太好了！”他说。
他又飞快地评论了什么，毛里西奥·巴尔加斯甚至无法做出解读。帕尔多挂了电话，没有敲门就走进了总统的办公室。巴尔加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极具天赋的记者。由于帕尔多的匆忙和果断，他猜测这应该是件大事。他没有耐心再等五分钟，于是没有事先通报就走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他发现总统因为帕尔多刚才告诉他的事而哈哈大笑。因此，他明白了。毛里西奥高兴地想，即将有一大群记者冲进他的办公室。他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四点半。两个月后，拉法埃尔·帕尔多将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文职人员。此前的五十年，该职位一直由军人担任。
十二月，巴勃罗·埃米里奥·埃斯科瓦尔·加维里亚年满四十一周岁。根据进入监狱时严格体检的结果，他的身体状态属于“身心状况正常的年轻人”。唯一异常的是鼻子，鼻子上有鼻黏膜充血的症状以及一道类似于整形手术的疤痕。但是，他解释说，这是他少年时在一场足球赛中受的伤。
全国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地方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检察官在自愿投降书上签字。埃斯科瓦尔用大拇指指纹和已丢失身份证的号码（恩维加多8345766）来增加签名的权威性。秘书卡洛斯·阿尔贝托·波拉夫在文件的末尾写下一段证明：“签署完文件之后，巴勃罗·埃米里奥·埃斯科瓦尔先生要求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卡尔德纳斯先生在文件上签字。比亚米萨尔先生签了名。”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以什么名义，但是比亚米萨尔还是签了字。
完成这些手续之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告别了所有人，走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将和以往一样忙于处理自己的事务和生意。此外，政府的力量将帮助他获得家庭的安宁，并保证他的安全。然而，从第二天起，比亚米萨尔口中那座非常监狱的监狱就开始变成一座极尽奢华的五星级农庄，配有娱乐设施以及方便玩乐和犯罪的装置，这些都由上等的材料制成。他们将一辆供货汽车的后备箱改装成双层，把这些材料装进第二层，慢慢地运送。两百九十九天后，政府得知了这件丑事，决定不加通知就更换埃斯科瓦尔的监狱。埃斯科瓦尔用一盘食物贿赂了一名中士和另两名吓坏了的士兵，他在政府人员和负责搬迁的军队的眼皮底下，和他的护卫们一起步行穿过毗邻的森林，逃离了监狱。这事就像政府居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获悉那件丑事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这宣判了他的死刑。根据他后来的声明，政府的行动是如此奇怪、不合时宜，以至于他认为政府实际上不是去转移他，而是想杀死他或是把他交给美国处置。当他意识到自己夸张的错误时，他发动了两场并行的战役，以逼迫政府支持他返回监狱：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炸弹恐怖袭击以及没有任何条件的投降提议。政府没有接受他的提议，国家也没有屈服于恐怖的汽车炸弹，警察对他的进攻达到了极端猛烈的程度。
世界已经为埃斯科瓦尔改变过了。原本想重新帮助他并拯救他性命的人失去了这样做的意愿和理由。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死于肾衰竭。宝琳娜既没工作也无积蓄，在一个安静的秋天，带着她美好的回忆，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藏了起来。现在，《上帝一分钟》节目组的人都没有她的消息。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被任命为驻荷兰大使，他收到了很多条埃斯科瓦尔的口信，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埃斯科瓦尔大约三十亿美元的惊人财产大部分在战争中消耗掉了，或者是在集团的溃散中消失了。他的家人们无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安然入睡。埃斯科瓦尔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的追捕目标，他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上六个小时，在疯狂的逃遁中，他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他自己的护卫或被杀害，或自首，或投靠敌人的阵营。他的私人警卫，甚至他自己动物般的求生本能，都失去了往日的神武。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他年满四十四岁的第二天），他没有禁受住给儿子胡安·巴勃罗打电话的诱惑。胡安由于被德国拒绝入境，刚刚和他的母亲及妹妹回到波哥大。胡安·巴勃罗比父亲更加警惕。通话两分钟后，他提醒父亲不要再继续通话，因为警方会确定电话的来源位置。埃斯科瓦尔（他对家庭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没有理会他的劝告。当时，追踪人员已经确定了他在麦德林的洛斯·奥利沃斯区的精确位置。下午三点十五分，由二十三名谨慎的便衣警察组成的特别小组封锁了这个区域，他们控制了那座房子，试图强行打开二楼的门。埃斯科瓦尔察觉到了。“我先走了，”他在电话中对儿子说，“发生了奇怪的事。”这是他最后的话。
比亚米萨尔在这座城市最欢快、最危险的舞场里度过了投降那天的夜晚，他和埃斯科瓦尔的保镖们喝着烈性烧酒。“猴子”酩酊大醉，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老板只跟比亚米萨尔道过歉。凌晨两点，他站了起来，挥手道别。
“永别了，比亚米萨尔先生。”他说，“现在我得消失了，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很高兴认识您。”
清晨，他们把醉得像一团海绵的比亚米萨尔留在了拉·洛玛农庄。下午，在回程的飞机上，没有人谈论除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之外的话题。那天，比亚米萨尔是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但是，机场的人群中没有人认出他来。各家报纸都写明他出现在了监狱里，但是没有刊登他的照片。他在整个投降过程中真实的、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似乎注定要淹没在秘密荣光的阴影之中。
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发现生活已经回到了正轨。安德烈斯在房间里学习。为了变回原来的自己，玛露哈默默地和她的幽灵们展开艰难的斗争。唐代马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放在玛露哈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纪念品以及半个世界的古董之间。它前腿腾空，并按玛露哈的意思，被摆在了一张神圣的桌子上。它曾被放在一个角落里，玛露哈在被绑架的漫长黑夜里也曾梦见自己在那里看见它。她坐上了被绑架时坐的那辆汽车，回到了扶影公司的办公室（玻璃上的子弹坑已经消失了），心怀感恩的新司机坐到了死者的座位上。两年后，玛露哈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现在，比亚米萨尔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他对政治有着苦涩的回忆。他情愿以自己的方式休息一段时间，修补家庭的小损伤；和老朋友们一起慢慢消磨空闲时间；亲自采购，让自己和朋友们享受民间厨艺的美味。这种情绪有利于在下午阅读，让胡子疯长。在某个周日的午餐时间，有人敲了敲门。当时，记忆的雾霭已慢慢让过去变得模糊。他们以为安德烈斯又忘了带钥匙，因为那天不是工作日，比亚米萨尔打开了门。一位身穿运动外套的年轻人交给他一个礼盒，上面系着一条金色的带子。接着他走下楼梯消失了，没有跟比亚米萨尔说一句话，也没有给他时间提问。比亚米萨尔想，这可能是一枚炸弹。他因为对绑架的厌恶颤抖起来。玛露哈在厨房里等他。但是，在离厨房很远的地方，他解开了带子，用指尖拆开了包装。那是一个人造革盒子，在盒子的绸缎内衬中，放着绑架案发生当晚他们从玛露哈那里拿走的戒指。虽然少了一颗钻石，但还是同一枚戒指。
玛露哈无法相信。她戴上了戒指，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迅速恢复健康，因为戒指顺利地戴到了手指上。
“太棒了！”她充满幻想地感叹道，“这一切能写成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