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的旧址
在北京逗留了两天之后，我们一行于9月17日下午4时乘中国民航601航班飞往哈尔滨。这是一架和YS-11相似的苏制伊柳辛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满机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内，日本人一共只有7位。
我们预感到，如果不出现误用照片问题，这次似乎将是一次愉快而成果丰硕的旅行。
飞行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飞机到达了哈尔滨上空。从机上向下望去，透过云海的缝隙可以看到辽阔的平原，弯曲的河流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乘火车需要17小时的旅程，乘飞机只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云海下面的大地，就是昔日的“满洲国”，是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区。这块深深地铭刻着侵略伤痕的大地，在云海下面苍然地迎来了黄昏。
飞机降低了高度，地面逐渐显露出来，我刚想飞机会不会在小米、高粱地里着陆时，前方巳出现了跑道。
一阵轻轻的振动，飞机着陆了。这时是下午5时40分，飞机是准时抵达的，恰好是夕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刻。
走下飞机，迎面袭来一阵寒气。在机场大厅的入口处，我们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主席关沫南先生和该会的张浪先生还有诗人中流先生的欢迎。看上去他们是衷心欢迎我们访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作家协会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非常统一的组织。听说作家也是公务员，根据各人的业绩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薪金。
日本的作家很少到哈尔滨来。来迎接我们的三位人士，作为中国的作家，对《恶魔的饱食》都表示非常的关注。
机场距市内约42公里，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所在的市中心，约需一小时的时间。
我们分乘两辆中国制的“上海”牌轿车离开机场。汽车行驶在广阔农田中的道路上。这里并不是平原，而且到处都经过耕耘，根本没来到“满洲”的感觉。
几乎看不到人家，没有擦身而过的汽车，也没有行人，只有偶尔几辆运货的马车。视野所及的辽阔原野，被沉落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余辉柔和地染红，气温相当于日本10月中旬左右。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终于来到了这里的感慨。虽然心中担心着日本的情况，但是，既然已来到了当地，就决心专心致志地进行采访。由于这种缘故，平安无事地踏上了这块土地，产生了一种异常的紧迫感。
我们的车里坐着关沫南先生。在车中再次相互介绍之后，通过德永君的翻译，双方进行着交谈。
关沫南先生身体比较瘦小，乍一看似乎像有病在身，有些纤弱。他语气稳重，说话的表情柔和，很有风度。作为共产党作家，他参加过抗日运动。他在东北地方从事抗日地下活动，曾被日军逮捕，差一点被送往731部队。在车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这一点。
“如果无妨的话，能否讲一讲您的抗日活动和被日军逮捕后的体会呢？”
对于我的希望，关沫南先生既不争强，也不勉强开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回忆往事般淡淡地讲了起来。
抵达哈尔滨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证人。查证731部队现场，从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动证词揭开了帷幕。
抗日作家的证词（一）
“194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日本宪兵把我逮捕了。他们将灯火管制时用的外黑里红的窗帘蒙在我的头上，架着我上了车，走了大约30分钟。这天夜晚，哈尔滨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时都被捕了，所以将这次事件称作‘12.31事件’，又称‘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
“被捕以后，我被监禁在松花江附近挂着‘松花塾’招牌的秘密监狱里（位于今天哈尔滨中央大街和友谊路的拐角）。从外表看，它是一幢极其平常的、屋顶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监狱。
“被关的房间中，在很高的墙上有一个嵌着铁栏杆的小窗户，踮起脚尖或跳起来也看不到外边。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面有电车终点站。从传来的阵阵钟声和电车进站的轰鸣声和回头电车的发车转辙器转换声，可以判断出监狱的位置。
“我们进行活动时，有三个特务（机关人员）钻进了我们内部。他们在三年中间一直在监视我们的活动，掌握内情。在我们被捕、接受审讯时，他们事先已进行了调查，日方巳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三个特务中的一个是其他县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捕后转向，背叛了党。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团员。还有一个人伪装进步的态度，接近我们。我们将他们作为同志和他们交往了三年。其间他们完成了对我们活动的调查。
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道里分队旧址
“被捕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东北（满洲）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已经翻译出来，作为证据。”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进行创作活动。二十一岁被捕时巳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和两篇长篇，并正在报上连载。”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击队员，其他还有满铁的左翼刊物《满洲评论》的编辑和建国大学的教授。被关进‘松花塾’的人，下场都没有定。从写在‘松花塾’墙上的血书看，估计他们几乎都是进行绝食而饿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内，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长春，得以活了下来。还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没有一个人生还。”
“我得以生还的原因，听说，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共产党作家很稀罕，是为了进行观察。”
“我被捕后，被他们用竹剑乱打。我还遭受了拳打脚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凉水、电刑等拷问。结果，有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后，我们被捕了。”
“我虽受了拷问，但我说：‘我是一个个人，写了些基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学这个手段宣传共产主义，同共产党没有关系。’一直坚持到最后，我都这么说。”
“被捕的人去处多种多样，除‘松花塾’以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本部等，市内设有许多监狱。哈尔滨宪兵队、哈尔滨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务机关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被送进了长春监狱，后来和狱中相识的一位妇女结了婚。她也从事抗日运动，被捕之后受到了同样的拷打。后来查明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才释放出来。”
“被捕时和释放时都是用灯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来，并用汽车在市内转来转去，所以无法判明监狱的位置。”
“把我们出卖给日军当局的两个人，叫大内隆雄和藤田菱花。这两个人把我的作品翻译之后，作为我的罪状证据。大内原来是个左翼作家，叛变之后来到‘满洲’。据我所知，藤田是个特务，也是满洲的土匪。伙伴们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汉语讲得十分流畅，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诗和唐诗。他还吸鸦片。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藤田作为作家出现在长春。”
关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语调淡淡地这样说道。从他那稳重的风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受过残酷镇压风暴的人，但是，支撑纤弱身体的毫不动摇的姿态，却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经历过长期抗日斗争锻炼而养成的坚强意志。
关沫南先生的话将要结束时，汽车驶进了市内。天巳经漆黑了，许多自行车行驶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自行车也是无照明的。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自行车都特别多，这是一个特征。道路像是专为自行车修建的，汽车得让着自行车行驶。不过，汽车和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比较多，我们访华期间多次目睹了这种事故。
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唯恐是前边的汽车发生了事故。
去平房的途中
不一会儿，汽车绕过马匹，离开了事故现场。晚上六点半左右，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汽车驶进了此后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宾馆”院内。七点开始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秘书长张积智主办的欢迎宴会。
作者注
关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小兰屯。从上初中起受鲁迅和高尔基的影响，立志从事文学事业。1937年由于家境贫困，高中退学到邮局工作。后来参加了哈尔滨马克斯主义文学研究小组，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在《新青年》和《小说人》等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尔滨报纸上发表连载《沙地之秋》、《落零时节》时被捕，连载中断。在监狱中被监禁三年以后释放，加入长春的东北人民解放同盟，任杂志《新群》总编辑、东北作家联盟执行委员。1946年1月起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文学科科长、《北方文学》杂志总编辑等职。30余年来，主要执笔创作小说和文学评论，也写过不少剧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不战的圣地
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进入了平房”。这是我们访华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
平房就是731部队的根据地，是《恶魔的饱食》的核心，是铭刻着被杀害的“马鲁太”无数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战争爪痕的地方。经历了37年的岁月，这里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是为祖国而战，是为了日本，才把‘马鲁太’作为实验材料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参加过战争懂什么呀！”
由于愤慨而拒绝采访的原731部队的老队员，每当谈到平房这个地名时，总是显露出一种百感交集的表情。
原731部队年老的护士，谈到平房地名，总是把布满皱纹的双手合起来为牺牲者祈祷冥福。不仅仅是原部队人员，平房这个地名使日本人心中回忆起痛苦的过去。与其说是日本人过去在“圣战”美名下犯下罪恶的本身，不如说是要隐瞒过去的错误，而借口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办法而支吾搪塞的做法更是野蛮。然而，虽说这是被军国主义的疯狂所迷惑而犯下的错误，但是访问铭刻着祖国犯下的错误，洒满牺牲者鲜血的大地，作为一个日本人来说，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虽说如此，《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我和下里先生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
笔者在采访旅行目的地的旅馆中整理资料
天空云很高，阴天，黎明前一场雨使路面变得湿漉漉的。由于昨夜下了一阵暴雨，我们担心今天不能去平房了。听说，迄今有几个日本团体访问过平房，但每次都遇上暴风雨。我突然想到，是否是“马鲁太”的灵魂不喜欢日本人访问这里呢。
但是，到出发时，天气逐渐变好。市内正是自行车高峰的时刻，我们的汽车穿过自行车群，向平房驶去。没有自行车的人们，站在货运卡车上，被分别送往工作单位。这里上班时间通常比较晚，但采取轮班制，错开上班的时间。
汽车行驶了20分钟以后，就看不到一排排的居民房屋了，而是进入了广阔的农田。视线所及，都是种有高粱、土豆、大豆、小麦和青菜的农田，在地平线处种着许多白杨之类的树木。
穿过绿色的农田，通往平房的道路是笔直的。道路两侧都种满了白杨树，货车和自行车也大大减少，偶尔有几辆运货的马车，悠闲地行走着。
田野虽然很宽阔，但都耕种得很整齐。这里和我印象中的“满洲”荒野相距甚远。令人担心的天气完全放晴，明亮的阳光照射着碧绿的平原。这同731部队阴森森的印象相差十分悬殊。
再向前行驶三四十分钟之后，在原野的尽头，出现了一群砖瓦的建筑群。不一会儿，汽车进入了市区，自行车和行人骤然间增多起来，街上几乎看不到独幢的住房，多半是三五层的砖造公寓。道路很宽，两侧种植着浓密的白杨树。
同日本的城镇不同，这里是公寓、工厂、仓库、牲口圈、马棚、货车、工地和绿化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熙熙攘攘的活跃气氛。
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区，现有人口为142523人，是哈尔滨市的一座卫星城。这里的经济是以生产农机具和木材工业为主，城市处于发展中。
第五十一个年头的握手
汽车在看似市区中心的一座横的细长的像学校式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平房区区政府兼区议会、警察署和共产党的办事处，是平房区行政机关的中枢。
我们的访问事先已通知了当地，因此，受到了十几个人的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长统雨靴。
附近楼房的窗户里露出了许多人脸，街上的行人也围扰过来。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位目光和蔼可亲、充满信心的人，和我们紧紧地握手。
“欢迎来平房访问，我们恭候巳久了。”这就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学琴。接着，又走过来一位面孔晒得黑黝黝、表情淳朴而魁伟的人，他是韩晓先生。
我们早就听说过韩晓这个人的名字，他的正式头衔是“平房区友协街道办事处主任”。作为当地研究731部队的人员，对该部队多少有些关心的记者、作家和学者大都知道他。
韩晓先生读过《恶魔的饱食》。在我们之前，日本记者团访问平房时，他做过向导。在我们访华前10个月，韩晓先生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我来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731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我觉得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
过去对日本只有厌恶和憎恨的平房人和日本人，现在沭浴在和平的阳光下紧紧地握手。此时，充满秋日馨香的微风，轻轻地拂过绿色的杨树林。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末尾的一段话，那是主人公为替自己受刑的人写的：
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有了今天的扭曲与丑恶。那孩子长着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束金发。我听见他告诉孩子我的故事，声音颤抖，带着深情。
我现在将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在平房留下无数的怨恨而死去的许多“马鲁太”一定会想，不久，和平将重新到来，雨过天晴的明媚阳光和一片绿色在微风之中，日中两国人民相互握手的日子将会到来。
在特设监狱的墙壁上留下血书而死去的中国“马鲁太”，如果灵魂有知的话，对于现在这种情景，将会产生怎样的感慨呢！
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时，正值关东军对沈阳郊区柳条湖（柳条沟）的满铁线路进行阴谋性破坏并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制造“满洲事变”的第51个年头的早展。
作者注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
引发日中战争的沈阳市近郊“柳条湖”的铁路道口，表明满洲事变和日军侵略的纪念碑就在此附近
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平房区人民政府
“731部队强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暴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交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原731部队正门哨兵所遗址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交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
王学琴先生的致词包含着对我们日本人访问平房的一种“照顾”吧！
在中国各地听到的同样措辞中，存在着一种希望同历史上、地理上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友好相处的意识吧。
中国方面这种有所“照顾”的措辞，使我因想起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国国民的广播讲话，他强调采取以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的方针：“我们绝不企图进行报复，尤其不能对敌国无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回答敌人过去的暴行，以侮辱来回答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话，则是以恨报恨，那就永无止境……”
这次广播讲话，使在中国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然而，至今原731部队上层人员依然认为“石井部队在当地为医学防疫做出了贡献”。“搞过活体实验，但那是为了国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为集体行动是合理化的歪理。
在王学琴先生讲完欢迎词之后，我站起来，首先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接着讲道：
“我并不是为了激起中国国民的旧恨才写《恶魔的饱食》的，而是为了使对战争的记忆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样的错误才写的。我希望评价创作《恶魔的饱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国民来说，对于祖国犯下的错误总想尽可能地予以掩盖，但是，一方的国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国家之后，为了恢复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侵略一方的国家应该做出诚挚的反省。这部书也是曰日本国民反省的书。如果把《恶魔的饱食》作为桥梁，平房人和原731部队人员之间忘却旧怨而进行交流，进而成为支撑两国友好的一块基石，那么，我将感到荣幸。”
平房区人民政府和哈尔滨地方史学会一行陪同作者调查平房区原731部队设施遗迹
讲话结束之后，双方进行了座谈。“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龄的日本人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平房区，他在口字楼（原731特设监狱）前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鲜花之后，口中念念有词。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询问老人的姓名。他说叫上坪铁一，现年87岁，伪满时代曾任原安东县宪兵队长。战争时期，他曾把22名‘马鲁太’送进731部队。他从日本来到这里是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席间，平房的人谈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中方的这一证词，和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的下述手记是一致的：
1944年8月，上坪铁一中佐当上了鸡宁宪兵队队长。为了提高达境宪兵队的“成绩”，他知道，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别移送”是一个最有效的做法（中略）。同年11月初，他探知了军事情况，捏造了“进行反满抗日运动”的借口，逮捕了居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王环女士和她的父亲共15人。（中略）
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等30名宪兵，一个多月里，不让他们吃，不让他们睡，加以种种凶残的拷打，但未能发现任何事实。（以下略）
张女士双颊消痩，头发零乱，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又有些肿胀，但是，她只说：“我到苏联去诉说中国农民濒临死亡的痛苦，这有什么不对呢？”除此之外，她一句话也没讲。（中略）这样一个被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人，不能释放，送上法庭又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考虑到已向司令官报告了“逮捕了15人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的“成绩”。反复思考的结果，只有把他们送进石井部队。包括张女士和她的父亲在内，把6名拷打致残的人作为“特别移送”转送进了石井部队，其他人勉勉强强地释放了。（《在华日本战犯的自白》，引自《侵略》一书，新读书社出版》）
王先生和韩晓先生最后说：“如果原731部队人员希望来平房访问的话，我们这里随时都热情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