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带着几名亲近弟子前往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拜访自己的头号学术劲敌朱熹。这一场会面，儒学史称之为南康之会，是心学与理学的第二次碰撞。陆九渊在与朱熹继续辩论之余，应邀在白鹿洞书院做学术演讲，演讲题目取自《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是读书人极初级的功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是每个读书人自幼熟诵的名言，含义也很明白晓畅，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贴合的。对现代读者而言，可能产生隔阂的是，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色彩。君子，顾名思义，是指封君之子，源于周代的封建制度，凡君子皆贵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贩夫走卒之辈皆小人。
小人生计艰难，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规范（礼）与精神追求（道）都和他们无缘。在君子眼里，小人大约就是动物一般的存在——历代士大夫将百姓比作子女，这是等而上之的说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为六畜，比官吏为牧者。譬如干宝《晋纪总论》有所谓“群生，重畜也”，李善注引《汉名臣奏》：“民如六畜，在牧养者耳。”
作为孩子或牲畜一般的百姓，他们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着不劳而获的政治特权，所以关注点更容易转向精神层面，讲求一种——套用西方封建制的术语——骑士精神。
一般而言，让小人做事很容易，只要报酬优渥，但是，若想说服君子做什么，是没办法用报酬来打动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晓之以义，让他晓得这实在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随着封建体制的瓦解，即孔子所谓之“礼崩乐坏”，君子与小人越发变成纯粹的道德标签了。一个赤贫的人，譬如颜渊，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为君子；一个显达的人，譬如秦桧，也可以因其卑污的用心而成为小人。
儒家门徒，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都应该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即只能“喻于义”而绝不可以“喻于利”，但科举制度偏偏使儒学成为通往功名利禄的第一捷径，这就强化了世道人心当中的一种虚伪态度：为了“喻于利”，必须在表面上装出“喻于义”的样子，“义”装得越逼真，“利”得的就越丰厚。
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皇帝当然不甚在意，而理想主义精神未失的醇儒难免痛心疾首。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演讲里，正是以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样子为听众们展开义利之辨的。
陆九渊当时强调的是，科场得失主要取决于应试技巧的高低和主考官对文章风格的偏好，完全不足以论定一个人的儒学修为。世人沉迷于科举之路而不能自拔，而这些人每天读的虽然都是圣学经典，但其出发点全与书上的教诲背道而驰。这样的人中举之后，所思所虑无非是对升官发财的精心算计，哪里会真正在意国计民生呢？只有一心一意以“义”为旨归，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此而入科场，文章才不会偏离圣人之道，由此入仕途，才能勤国事、系民生，不计较个人的浮沉荣辱。君子之道，正在于此。
这番话既切中时弊，更得益于陆九渊慷慨陈词的感染力，以至于有些感性气质较重的听众甚至激动到落泪，朱熹更听出了汗水，在那个微寒的早春天气频频挥扇。
陆九渊所讲的自然是醇儒的道理，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常识，在任何重大且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关系里，思想工作对人的自觉性所能起到的提升作用即便不是约等于零，至少也不可能普遍而持久。所以，陆九渊在他的这场演说里意图扭转的局面，不但（正如理所当然的那样）并未见到多少改观，甚至每况愈下，在王华和王守仁的时代只是更糟。
现在让我们回到少年王守仁与塾师的那段对话。塾师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观：读圣贤书就是为了考科举，而考科举的目的就是入仕为官。社会已经很坦然地面对这套“小人喻于利”的逻辑了，甚至不觉得有必要拿一块布来给它遮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