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王守仁不禁产生了离世远去的念头，唯一的阻碍就是对祖母和父亲的牵挂。史料虽然并未记载王守仁是否牵挂他的妻子，但这样的境况已经足以使我们想到佛陀还在做王子的时候了。
佛陀显然决绝得多，抛家舍业、抛妻弃子，为了追寻真理，不惜舍弃一切。相较之下，王守仁虽然优柔寡断，却正是从对这份优柔寡断的反思里发现了真理：“对骨肉之情的依恋始于孩提，倘若这份依恋之情可以去除的话，人类岂不就会灭绝了？”
翌年，王守仁搬到了西湖边上住，在稠密的人烟里复苏了兼济天下的胸怀。
虽然他还常常游览周边的知名寺院，但心态已经不复从前。当地有一位禅僧，每天既不讲话，也不睁眼，如是者坐关三年。若换作登临九华山时候的王守仁，一定满怀敬畏地向这位高僧讨教一点什么，但毕竟时过境迁，他竟然以呵斥的语气对高僧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这正是禅宗“棒喝”的手段，和尚受了惊吓，不觉睁开了眼，张开了口，和王守仁攀谈起来。
王守仁问和尚家里还有谁在，和尚答道母亲尚在，王守仁再问他可否挂念母亲，和尚答道不能不挂念，于是王守仁从这一点骨肉亲情的天性来做开导，和尚边哭边谢，当天就还俗回家了。
当然，在虔诚的佛教徒看来，这并不说明王守仁掌握了最高真理，而仅仅说明这个和尚心志不坚、道行太浅。倘若站在今天价值多元化的立场，我们会觉得王守仁实在多管闲事，何不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何必非要扭转别人的价值观呢？
人际沟通总是一种不自觉的以己度人的过程，王守仁自己挂念父母，以至于相信所有人在心底深处都存在同样的挂念，但是，倘若他面对的不是这个修闭口禅的和尚，而是武则天的儿子，恐怕就是另一种结果了。以今天的知识来看，亨利·哈罗1958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学刊的革命性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它证明了温柔的肢体接触对于母婴依恋感的形成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即便是喂养行为也不能与之相比。可以由此推论的是，如果一个人在婴幼儿时期很少得到父母的温柔爱抚，那么彼此之间就很难形成牢固的亲情纽带。
当然，我们不能以二十世纪的知识苛责明代人，只是没理由在今天仍然把眼界囿于古代社会——不得不说这是很多好古之人常犯的错误。话说回来，作为与王守仁同时代的人，那个修闭口禅的和尚其实完全可以有反驳的理由。
无论如何，在这一场对话里，和尚因为三年来只是打坐，不读书、不学习，以至于吃了没文化的亏。他只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佛教典籍上，其实大有反驳的余地。
譬如骨肉亲情的问题，佛陀虽然抛妻弃子，貌似做了一件有悖人伦、刻薄寡恩的事情，但他在得道之后回来度化妻子和儿子，使他们也能跳脱轮回苦海，这难道不比守着家人一起在苦海里受罪更好？
话只要说到这层，就会触及儒家与佛家最根本的矛盾：两者的宇宙观不同，他们对价值观的不同取舍其实源于对宇宙真相的不同理解。
儒家认为人就活这一辈子，我们的生存环境就只有这一片大地，如果人人都信佛，都不再生儿育女了，那么人类当然就要灭绝了，所以佛教是邪恶的，应该被人类断然抛弃。而在佛教看来，宇宙是无限的，生存环境是无限的，生命也是无限的，生命永远在六道当中轮回不息。生活的本质就是受苦，又因为轮回的缘故，这辈子受完了苦，下辈子、下下辈子乃至永远都会继续受苦；在我们这个世界受完了苦，还会轮回到其他世界受苦，生命不息，受苦不止，就连自杀也不能使人解脱，因为这一世的生命完结了，还会轮回到下一世受苦。所谓“苦海无边”，就是这个意思。要想不再受苦，就必须摆脱轮回。
轮回的本质是因果链条，对因果的认识是佛陀最核心的创见。因果是环环相扣的，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因果链条的作用在佛教里称为业力。那么，要想摆脱轮回，就必须使业力终结，也就是说，使自己身上所负载的一切因果关系都结束，并且从此不再触发新的因果。
当一个人以正确的修行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也就解脱了，涅槃了，或者说成佛了。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并且做成功了，当然会导致全人类的灭绝，但这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大大的好事，因为这说明所有人都成佛了，都脱离轮回苦海了。至于成佛之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究竟算活着还是算死了，佛陀弟子里确实有人这样问过，而佛陀认为这是超越经验认识层次的问题，所以悬置不论。这类问题再如世界有没有边际、人有没有灵魂等等，一共十四项，统称“十四无记”，这很像康德哲学里的四组二律背反，让我们看到自身认知能力的边界何在。佛教后来很多教派之争、义理之争，都是因为很难容忍“十四无记”的悬而未决，而解答起来又难免各执一词。
而在基本的修行生活里，之所以需要出家，就是为了斩断骨肉亲情带来的因果；之所以不蓄产业，是为了斩断世俗关系带来的因果；佛和菩萨之所以只能度化人而不能保佑人，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种下的因只能由自己去承受果、终结果，即所谓“自作自受”，旁人无能为力。
这就是佛教最核心的逻辑，而我这样梳理出来，肯定会与许多读者对佛教的固有认识相悖。这是因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变得五花八门，向世俗做了许多妥协，号称“方便法门”，尤其在今天甚至变成指点世俗生活的心灵鸡汤了，就连高僧都开始礼赞生命的辉煌。如果佛陀当初也有这种觉悟的话，自然不必劳神苦形地追求解脱之道了。
那么，如何才是正确的解脱之道？佛陀虽然指明了道路，但后世僧侣各有各的见解。王守仁遇到的这个和尚，所谓“坐关三年，不语不视”，正是禅定的做法。
禅定早在佛陀之前便已是盛行于古代印度的修行方式了，佛陀只是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再稍加改造罢了，这对我们并不算十分陌生，因为今天在城市时尚里为大家熟悉的瑜伽就是禅定的世俗版本。中国禅宗认达摩为祖师（尽管从思想史的考据角度来说这不太可靠），而达摩的修行，教科书专主《楞伽经》，修行方式专主禅定。传说达摩祖师面壁十年，影子甚至印在了墙上。如果王守仁遇到的是达摩本人，不知道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
佛教修行最基本的方式是戒、定、慧。“戒”即遵守戒律，只要能坚持下来，人也就有了相当程度的定力，这就可以进入“定”的阶段，即修行禅定。禅定从外表来看就是盘腿打坐，一动不动，实际上是要依靠默数呼吸之类的方法逐渐使思虑澄空。禅定如果坚持久了，总有一天会达到“慧”的阶段，即获得了最高智慧，洞见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样的修行次序，叫作“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禅定既然要澄空思虑，那么不语不视自然有助于排除外界的干扰。
事实上王守仁自己也经常坐禅入定，只不过他称之为“入静”或“静坐”。
入静对任何人而言都可以澄空思虑，甚至获得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只是不同信仰的人会给它不同的解释罢了。对于这个问题，留待后文再做详细的阐释，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对骨肉亲情的眷恋正是儒家一切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哲学的逻辑原点。而这个逻辑原点，在四书里实在讲得清清楚楚，凡是涉猎一点儒学的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然而对于王守仁来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当他经过阳明洞养病时对出世与入世反复纠结，真切体会到这一份亲情牵挂之后，儒家书本上这最基础的知识才真正成为他自己的知识，让他从此笃信不疑，敢于以此来对抗一切“谬见”。
这也可以见出为什么理性气质的人接受阳明心学格外困难，因为他们惯用逻辑和想象来“推知”，阳明心学却只注重切身的“感知”，更适合宗教气质的人的口味。后者是更宜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因为坚定了真知之后的那种除魔卫道的勇气会极大地增进一个人的自信，相应地极大提高他获取成功的概率，使忍受困境也变得相对容易，痛苦甚至会给他带来受难圣徒般的荣耀感以及自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