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戴铣的圣旨一出，所有人都知道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明火执仗了。
儒家的政治传统里，一个人不应该因言获罪，何况言官的职责就是进谏，风闻言事尚且有制度上的保障，据理力争反而要被治罪不成？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守仁以一份为戴铣等人辩解的上疏将自己也卷入了这场血雨腥风：
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冱，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胜干冒战栗之至！
这封奏疏在《王阳明全集》里有收录，题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题目显然是后加的。奏疏正文半点也没有“去权奸”的意思，甚至半点都没有提到过宦官，也没提戴铣等人到底是对是错，而仅仅是替后者婉转求情。
奏疏一开篇先给武宗戴一顶大帽子，说臣子之所以敢于直言，是君主仁爱的结果。接下来说自己见到戴铣等人因为上书言事被锦衣卫逮到京师问罪，虽然不知道戴铣等人的意见是否在理，但想来一定有些话触犯了陛下。只是言官既然有进谏的本分，就算说错了话，也应该受到包容。推想陛下的心意，只想对他们小做惩戒罢了，但如果真的处罚了他们，就怕以后没人再敢说话了。何况现在天寒地冻，万一他们当中有人死在路上，将有损陛下的名誉。倘若可以宽恕他们，彰显皇帝的仁德，岂不是一件好事吗？自己一介小官，本不敢说这些话，只因为见到陛下圣旨有允许大家直言政事得失的话，所以才冒死献言。
这封奏疏既小心翼翼地不得罪任何人，提出的意见也绝不过分，更未对戴铣等人的意见表示支持，最后还拿圣旨里的话来做自己的免死金牌，不可不谓用心良苦。换言之，王守仁仅仅提出对言官不该以言论治罪，对言官的言论不置可否。即便是这样一封温和的奏疏，仍给王守仁招致了灭顶之灾：戴铣等人尚未押解到京，王守仁便“近水楼台”地与其他几位同样上疏为戴铣求情的同僚被锦衣卫投入诏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