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年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论罪被免为庶人，幸而家底殷实，依旧不失锦衣玉食。杨恽素来桀骜不驯，既然无官一身轻，便将庶民生活过得风生水起。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有些看不下去，写信劝他，说大臣凡遭废退，就应该闭门思过，扮出一副可怜相，期待君主垂怜，也许哪天还能再得起用。
杨恽很不以为然，洋洋洒洒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被《古文观止》收录的西汉名文《报孙会宗书》。书信里狠狠发了一通牢骚，更为自己的高调生活狠狠做了一番辩解。不承想到了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发生日食——汉代是天人合一论最盛行的时代，极重日食，总有倒霉的大臣为日食负责。
杨恽的高调早为他招来了不少仇家，这时候有人借机密告，说日食分明应在杨恽身上，都怪他遭贬之后非但不思悔过，反而尽情享受人生，文字间每怀怨望。于是杨恽入狱待罪，《报孙会宗书》的底稿作为抄家的战利品进呈汉宣帝。正是这封书信使汉宣帝勃然大怒，将杨恽以大逆论处，施以腰斩，妻儿亦遭流放，就连孙会宗也被牵累罢官。
杨恽事件昭示着历代官场的一大通则：只要是被贬的官员，不管你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比窦娥，都只应该扮出认罪悔过的可怜相。一言以蔽之，态度比罪行本身重要得多。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皇帝当然也和普通人一样都会犯错，皇帝当然也和普通人一样都是要面子的，人之常情罢了，认罪悔过的扮相就是在给皇帝做面子，就算有冤情，皇帝只要有了面子，自然也就有了下台的台阶，起复官员、复燃死灰也只是举手之劳罢了。但假如被贬的官员只在意是非曲直，没能顾全皇帝的脸面，皇帝纵然有了悔意，纵然不至于恼羞成怒，却也找不到台阶可下了。
王守仁倘若读过杨恽的故事，就该知道自己这种逍遥自适的姿态以及广纳四方学人的讲学热情也很值得有个孙会宗来劝诫自己一番，只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湛若水那种朋友不会有孙会宗那种心思。
在集权王朝的规则下，讲学的性质远较杨恽式的奢靡严重，因为凡讲学必然聚众，凡聚众就很容易形成势力，而所讲之学只要稍稍与官学不合，对抗社会安定的不稳定因素也就隐隐成型了。孔子有言：“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圣人既然有这样的训诫，镇压一切异端邪说也就有了十足的道德依据。
那么，程朱理学既属官学，当然就是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一种学说倘若与程朱理学不合，当然属于左道；左道之徒竟敢聚众讲学，这不但会动摇国本，更会动摇千百年的伦理根基。于是，思州地方官当仁不让，派遣使者直趋龙场驿，狠狠训斥王守仁这个既不识时务又胆大包天的家伙，一场平地波澜陡生于眉睫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