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对徐爱的开示：“如果我们说某人知孝知悌，一定是因为他在行为上确实有孝悌的表现；如果他只是在口头上说些孝悌的话，我们是不会说他知孝知悌的。再如知痛，一定是因为自己真的痛了才会知痛；知寒，一定是因为自己感到寒意了；知饥，一定是因为自己已经饿了。知和行如何分得开呢？这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被私欲隔断。”
徐爱仍旧懵懂，觉得知行如果合一，修养功夫便不知该如何下手。这是我们普通人都会有的疑惑，譬如学习“五讲四美”，总要先搞清楚“五讲四美”的具体内容，然后才好付诸实践，而如果知行一体，到底该如何学、如何做呢？古人都把知行分开来说，何等清楚明白！
今天我们常会在宗教人士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譬如佛教徒非常强调实修，但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不但伪经、疑伪经充斥其间，就算是出处可靠的正典之间也往往有矛盾或分歧之处。
这倒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佛教发展三千多年，不断因为教义上的争执而发生分裂，新流派层出不穷，各执一词，以至于高轨难追，藏舟易远。所以就理想值而言，一个真正审慎的修行者理应在修行之前认真读遍所有典籍，并且精研佛教史，搞清楚各种分歧之所由来，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再针对个人资质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修之路，免得误入歧途，“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师，九十六种无藩篱之固”。尽管这也许会花掉他大半生的时间，但比起受益来说，这点代价简直微不足道。而我们的问题是，在开始实修之前的这些学习和调研工作是否仅仅属于知，如果是的话，它的必要性究竟有多高呢？
朱熹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有弟子提到在湖南遇到一位先生只是教人践履。朱熹很不以为然：“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弟子说：“只要践履，就能明白义理。”朱熹反诘道：“好比你要去一个地方，路都不晓得，怎么去走？”
朱熹的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但如果王守仁在场，一定会这样反驳：“凡是走错路的人都不是真心想抵达目的地。事情的关键在于立志，只要决意去某个地方，一定会不辞艰险、不畏万难，查地图、备舟车、具资粮，最后一定会成功抵达。”
王守仁确实不止一次这样回答过弟子们的疑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正德十年（1515年）对周莹的教诲。周莹起初师从应元忠，被老师指点着千里迢迢去见王守仁，于是有如下一番对话。
王守仁问：“应先生都教过你什么呢？”
周莹答：“也没教什么，只是每天教我向圣贤学习，不可溺于流俗罢了。应先生还说，他曾就这些道理请教过阳明先生，如果我不信，不妨亲自找您求证。所以我才不远千里来这里找您。”
王守仁问：“这样说来，你是对应先生教授的内容信不过了？”
周莹答：“信得过。”
王守仁问：“那你又何必跑来找我？”
周莹答：“那是因为，应先生只教了我该学什么，却没教我该怎么学啊！”
王守仁道：“你明明知道该怎么学，不必我教。”
周莹错愕半晌，这才说道：“我笨，您别开我的玩笑好吧！”
王守仁忽然话题一转：“你从永康来到这里走了多少路程？”
周莹答：“足足千里之遥。”
王守仁道：“确实够远啊，是乘船来的吗？”
周莹答：“先乘船，后来又走陆路。”
王守仁问：“真辛苦啊，尤其在六月天气，一定酷热难当吧？”
周莹答：“这一路实在酷热。”
王守仁问：“这一路准备了盘缠吗，有僮仆跟随吗？”
周莹答：“这些都有准备，只是僮仆在中途病倒了，我只好把盘缠留给他，再借钱走了下一段路。”
王守仁问：“这一路既然这样辛苦，你何不中途便返还呢，反正也没人强迫你来？”
周莹答：“我真心来向您求学，旅途的艰辛在我而言只是乐事，怎会因此半途而废呢？”
王守仁循循善诱到此，终于抛出了先前那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就说你知道该怎么学嘛！你立志来向我求学，结果就到了我的门下，而这一路上从水路转到旱路，又安置僮仆、筹备盘缠、忍受酷暑，这一切你又是如何学来的呢？同样的道理，只要你有志于圣贤之学，自然就会成圣成贤，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你具体的方法吗？”（《赠周莹归省序》）
所以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晓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所以他现在读书与将来的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孔子有一句名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即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这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于是问题是，如果将一位“下愚”替换为周莹的角色，他该怎么知行合一呢？——王守仁的回答很直接：“上智和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意即“立志”无论对谁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最笨的人只要立志够坚，也一样可以做到。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一定要和他对“立志”的强调结合来看，这个关键是为很多人所忽视的。如果缺少“立志”，“知行合一”就会变成一个绝顶荒谬的命题。
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和徐爱的对话，王守仁解释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要明白这层意思，那么哪怕只说一个知，也自然包含了行；只说一个行，也自然包含了知。”
如果我们不考虑“立志”这个要素，那么依照上述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出生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出生的结束，所以“生死合一”，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薛定谔的猫总是让那些缺乏概率意识的人感到玄妙莫测，以上这段说辞同样可以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大惑不解。
至于古圣先贤为什么都将“知”和“行”分开来说，王守仁并不认为这是出于常识的考虑，而是体现了古人是何等用心良苦：“古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世间有意中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会思考和反省，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个知，这样他们才能行得正；又有一种人，整日只是耽于空想，全不去躬行实践，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一个行，这样他们才能知得真。所以分说知、行，只是古人不得已而补偏救弊的说法。”
此前王守仁之所以要将自己证悟的心得一一验之儒家经典，待席书等人前来切磋讨论，自己也要在典籍里寻求验证，这一切的缘故，只因为在王守仁看来，所谓“知行合一”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早早藏在古圣先贤的话语之中，只是后人没有细加发掘罢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正是我在《隐公元年》里分析过的圆谎式的弥合方法，总少不得要有几分牵强附会的本领。
让我们顺着王守仁的思路，既然古人本着补偏救弊的初衷，继续补偏救弊下去岂不是好，又何必要强调“知行合一”呢？答案是，因为现在又出现新的偏和弊了，有些人总要等到知得真了才去做行的功夫，结果终身不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终身不知。
王守仁毕竟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庄子·则阳》有一段议论，说贤人蘧伯玉行年六十，每每曾以为对的后来却认为不对；天地万物复杂莫测，人们只晓得重视已知的东西，却不晓得凭借无知而知的道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庄子这番话实在再高明不过，政治学、经济学所仰赖的正是无知之知。譬如市场经济原理、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英国政治传统里与大陆理性主义相悖的经验主义，莫不如此。即便只是在个体的人生里，“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对今天的已知不必奉为圭臬，不妨抱几分审慎存疑的心态，毕竟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无论它到底是什么，都不会是终极真理。
王守仁却不这样看。他所关注的仅仅是道德，所以他的理由只要能在道德层面上说通几分也就足够了；他生活在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相信儒家经典就是终极真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孝悌之道既是终极真理，而且明白易行，审慎、存疑根本无从说起，将孝悌之道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也就是了，只有做到了孝悌才是真知孝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任何人都可以一言而悟；凡是心存疑虑的人，都是被前人的观点拘束得太久。
王守仁绝不拘泥于文字，只要领会了古人为何将知行分说，那么说“知行合一”也罢，说知行分离也罢，都无所谓，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那么就算接受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