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弟子舒芬（字国裳）请王守仁为自己写一幅字，内容是“拱把桐梓”一章，以便时时诵读反省。“拱把桐梓”一章出自《孟子·告子上》，大意是说人们对桐树、梓树的幼苗都晓得如何培养，却不晓得如何做自我修养，难道人们爱树苗胜过爱自己不成？
舒芬选孟子这段话来做座右铭，似乎怎么看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王守仁写到自我修养那一句时，忽然放下笔，对在座的弟子们笑道：“舒国裳考中过状元，难道还不知道自我修养，需要靠座右铭时时提醒自己吗？”言者似不经意，听者却无不汗流浃背。
听者汗流浃背，是因为这句话太平常，平常得所有人都应该想到，却偏偏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孟子》是读书人必学必背的功课，“拱把桐梓”一章对当时的所有读书人而言都不陌生，而四书循序渐进，从《大学》《中庸》《论语》一路读到《孟子》，儒家君子的自我修养之道早已经是读书人熟得不能再熟的内容，更何况对于舒芬这位状元郎而言？这就好比今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要把一幅写着“不能随地吐痰”的标语贴在书房的墙上，随时警醒自己千万别做随地吐痰的事。这当然很荒唐，然而更荒唐的是，当他真的把这幅标语贴好之后，竟然没有人觉得荒唐。
这就意味着大家对“不能随地吐痰”的认识仅仅从书本到书本，可以从容应对关于这项内容的各种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可以在试卷上赢取高分，而一旦考试通过，这些知识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有些人，譬如舒国裳那样的人，终于认识到“不许随地吐痰”确实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修养，但那时候就需要以新的心态对这些早已倒背如流的旧知识重新学一遍。
王守仁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儒家学术早已沦为从书本到书本的死知识。大家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学圣贤、做圣贤，而是为了考中科举，从此跻身官僚阶层，尽情享受由这些死知识带来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王守仁讲出读书做圣贤的志向时才会被人哂笑，原本光明正大、不言而喻的道理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只会显得荒唐，而荒唐的、应受到哂笑的本该是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孟子·告子上》，就在“拱把桐梓”一章之后不几段处，孟子做了一番“天爵”与“人爵”之辨：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是天爵；公卿大夫，这是人爵。古人修养天爵，人爵随之而来；今人修养天爵来求人爵，在获得人爵之后便扔掉了天爵，这真是太糊涂了，这样下去最终会连人爵也一道丧失的。
孟子时代的“现实问题”到了一千七百多年后的王守仁时代仍然是个现实问题，状况还要严峻很多。没办法，这就是体制的筛选功能所致。人的天性就是追名逐利的，这是写在每个人身上的核心密码，无论如何也涂改不掉。当圣贤书成为通往名利场的门径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淡泊名利”的知识愈精通，就愈容易在名利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换言之，“淡泊名利”的知识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利器，圣贤书自然会变了味道，而那些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巧诈的生存策略最游刃有余的人，亦即那些最没有操守的人，才最容易攀爬到名利场的塔尖，成为万人瞩目的现实意义上的人生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