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绾，字宗贤，一字叔贤，号久庵，黄岩人，少王守仁五岁，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督府都事。
黄绾结识王守仁的经过，简略的版本可见黄宗羲《明儒学案》。黄绾未做官之时师从谢铎，授官之后，听说王守仁讲学，便前去拜访，说自己虽然有志于圣学，但功夫还没下足。王守仁说：“人就怕不立志，只要立志，就不怕功夫不到。”继而将黄绾引荐给湛若水，三人一道立志向学。
《年谱》记载稍详。黄绾是通过储巏结识王守仁的，两人交谈之下，王守仁喜形于色：“你讲的这些学说久绝于世，你是从哪里听说的？”黄绾答道：“我只是有志向学，但没下过太多功夫。”王守仁道：“人就怕不立志，不怕功夫不到。”翌日，将黄绾引荐给湛若水，三人约定，天天都要在一起切磋学术。
黄绾自己的记述就详细多了。话说黄绾从小便有志于圣学，学习朱熹、周敦颐、二程、陆九渊的著作，每天都要静坐。虽然他与王守仁有通家之旧，却对后者的学术了解不多。执友储巏来信说：“近日有士大夫如王伯安，有正确的学术方向，造诣也深，不是拘泥于文字的人，你如果能和他结交，应当会有不小的受益。”于是黄绾当晚便拜访王守仁，当时湛若水正在房间里，王守仁便出来和他讲话。接下来的内容与《年谱》无异，最后讲到翌日王守仁派人邀请黄绾，与湛若水“共拜而盟”。
这里很有几个值得重视的信息，首先是储巏其人。储巏，字静夫，号柴墟，长王守仁十五岁，长黄绾二十岁，是一位以骨鲠著称的名臣。储巏两袖清风，所以做了十年京官还没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写诗说“僦屋都城已十年，移从东陌复西廛。傍人门户终低首，老我风尘未息肩”，总少不得租房搬家的麻烦。刘瑾当权的时候，经常随意辱骂朝官，却对储巏很恭敬，始终尊称以“先生”。但储巏的为官原则很单纯，既然无能为力，绝不尸位素餐，于是托病致仕，直到刘瑾伏诛才重新入朝为官。但朝廷没了刘瑾，竟然也没有出现拨云见日的景象——张永成为刘瑾第二，宦官依旧飞扬跋扈，而武宗皇帝的顽劣更甚，储巏便再次遵照单纯的人生法则辞官养老去了。
储巏虽已致仕，但毕竟是以高级官员的身份致仕，名望和影响力并非普通官员可比。所以，王守仁的学术能得到储巏的认可和推广，也就意味着距离大行其道不甚遥远了。
黄绾称储巏为“执友柴墟储公巏”，显见得两人交谊不浅，储巏对黄绾的学术当不陌生。黄绾自述读书范围既有程朱又有陆九渊，这也显然与王守仁更贴合，而与世俗攻举业的读书人相去甚远。应当正是黄绾的陆学心得使王守仁发出惊喜之感叹的。
湛若水对这件事情也有回忆。王守仁原本被改任为南京刑部主事，随即被留在北京做吏部验封主事，很有声誉。他觉得可以在京城买房久住了，于是就做了湛若水的邻居。当时他们常在大兴隆寺讲学，黄绾加入进来，他们三人相谈甚欢，情投意合。（《阳明先生墓志铭》）
此时三人以平辈订交，但是十二年后，即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黄绾正式行弟子礼，拜王守仁为师，成为阳明心学旗下的一员大将。而在他初识王守仁的时候，那番只留下简短记载的对话其实已经透露出阳明心学的一条精义：人贵立志。
这一时期的王守仁极重立志，他有这样一段话，说，求圣人之学却没有取得成效的，大抵都输在立志不坚。天下之人，有立志做木匠的，有立志做皮匠的，有立志做巫医的，最后都做得成，他就从没见过有决定却做不成事的例子。然而木匠、皮匠、巫医遍天下，为什么偏偏求圣人之学而能学成的人数百年间也见不到一两个呢？不是因为圣人难做，只是因为没人立这个志罢了。（《赠林以吉归省序》）
这个观点可以表述为“有志者事竟成”，所有立了志但事竟无成的人，只是因为立志不坚。这当然不同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毕竟地力是人很难左右的东西，而做木匠或做圣贤，基本上由主观能动性决定一切。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守仁的这个命题完全符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有解释万事万物的能力，无法验证其真伪，而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被归于该理论的一部分，诸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麦克卢汉的传媒理论。
但是，只要我们不将王守仁的这项命题当作一项“理论命题”来看，我们立时就会发现它很有鼓动人心的积极意义，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很有切中肯綮的针砭意义：人们读书都是为着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的，以至于读圣贤书的人虽多，却当真没有几个立志做圣贤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已经把圣贤架在了一个既空且高的位置，只被人们敷衍了事地膜拜一下而已。
所以，王守仁抛出的这个命题其实很让大家难堪，因为它不留任何情面地点出了士大夫阶层的虚伪性，此时的王守仁正如指着皇帝的新装高呼的那个小孩子。于是，在全国官员云集京城的时候，王守仁就这样指给大家看：这些衣冠楚楚的士大夫其实都没穿衣服。当然，有人会恍悟流涕，也有人会恼羞成怒。这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我们当然不难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