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时发出一句龙场的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倘若孔子、孟子处在这个处境，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颁布保甲、连坐的政策吗？
孟子其实很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换作康德的表述方式：“仁义也好，人命也好，都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为了所谓‘更大的善’而牺牲无辜者是不道德的。”
王守仁不熟悉康德，但肯定熟悉孟子，何况保甲、连坐在儒家视野里分明属于暴秦之苛政，是儒家的死对头商鞅搞出来的法家路线，儒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让十家互相监督，这会使儒家推崇的睦邻关系荡然无存，就算因此赢得一时的战争，而深深败坏了的世道人心百世都难以恢复。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可想而知会有如此这般的反对意见。
而反观法家经典，《商君书·说民》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奸民治民的理论：“邻里亲睦友善，这就会彼此遮掩过失，所以表彰良民只会对国家不利；而使民众彼此疏远、互相监督的话，他们越奸就对国家越有好处。”
法家治国，标榜的是编户齐民，全国百姓只是一盘散沙，彼此小心防范，只会揭发、检举而不会团结，全无凝聚力可言，这才最便于集权君主的统治。毛泽东有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散沙精神和麻将精神于是成为两千多年来最深刻的国民性。儒家的经典方针是修齐治平，以由己及人的感化力量为核心，表彰的是宗族聚居的亲善睦邻的生活方式。所以王守仁的十家牌法无论怎么看，都在和儒家唱反调，都在与法家名人中最为儒者所不取的商鞅站在同一条战线。
虽然自宋代以来儒家阵营里总是有王道和霸道的对垒，朱熹当时就迎战过事功一派的陈亮、叶适，即便是以富国强兵为主张的事功派儒家，所推崇的也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唐太宗，谁也不曾堕落到商鞅那里。王守仁在讲学过程中也屡屡提及王霸义利之辨，连事功派的霸道主张都不以为然，然而他真正做起事来竟然是纯正的法家路数，这真有一点匪夷所思了。